名人感恩散文或随笔.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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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感恩散文或随笔

名人感恩散文或随笔

感恩，本质上是一种内生性光源，更是一种原初性召唤，足可剥落一切生命的伪装，乃至敌住人性中的凋零。

无论是谁，都离不开父母亲，他们养育了我们。

无论是谁都离不开恩师，他们教育了我们。

无论是谁，都离不开朋友，他们快乐了我们。

下面是随笔网小编整理的《名人感恩散文或随笔》，欢迎阅读。

名人感恩散文或随笔【第一篇】：

我的母亲

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

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

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

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

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

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

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

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

我是“老”儿子。

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

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

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

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

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

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

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

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

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

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

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

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

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

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

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

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

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

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

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

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

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

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

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

她是我家中的阎王。

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

“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

命当如此！

”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

是的，命当如此。

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

她最会吃亏。

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

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

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

她宁吃亏，不逗气。

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

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

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

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

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

“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

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

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

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

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

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

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

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

她的泪会往心中落！

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

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

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

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

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

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

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

可是，我也愿意升学。

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

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

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

这是一笔巨款！

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

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

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

我只说了句：

“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

”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

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

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

三姐是母亲的右手。

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

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

大家都怕她晕过去。

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

不久，姑母死了。

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

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

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

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

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

母亲笑了。

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

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

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

”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

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

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

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

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

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

时代使我成为逆子。

廿七岁，我上了英国。

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

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

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

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

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

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

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

人，即使活到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

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

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

我疑虑，害怕。

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

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

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

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

我不敢拆读。

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

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

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

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

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

唉！

还说什么呢？

心痛！

心痛！

名人感恩散文或随笔【第二篇】：

挥手——怀念我的父亲

赵丽宏

深夜，似睡似醒，耳畔得得有声，仿佛是一支手杖点地，由远而近……父亲，是你来了么？

骤然醒来，万簌俱寂，什么声音也听不见。

打开台灯，父亲在温暖的灯光中向我微笑。

那是一张照片，是去年陪他去杭州时我为他拍的，他站在西湖边上，花影和湖光衬托着他平和的微笑。

照片上的父亲，怎么也看不出是一个八十多岁的人。

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为他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一个月前，父亲突然去世。

那天母亲来电话，说父亲气急，情况不好，让我快去。

这时，正有一个不速之客坐在我的书房里，是从西安来约稿的一个编辑。

我赶紧请他走，还是耽误了五六分钟。

送走那不速之客后，我便拼命骑车去父亲家，平时需要骑半个小时的路程，只用了十几分钟，也不知这十几里路是怎么骑的，然而我还是晚到了一步。

父亲在我回家前的十分钟停止了呼吸。

一口痰，堵住了他的气管，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两声：

“我透不过气来……”便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救护车在我之前赶到，医生对垂危的父亲进行了抢救，终于无功而返。

我赶到父亲身边时，他平静地躺着，没有痛苦的表情，脸上似乎略带微笑，就像睡着了一样。

他再也不会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再也不会向我倾诉他的病痛，再也不会关切地询问我的生活和创作，再也不会拄着拐杖跑到书店和邮局，去买我的书和发表有我文章的报纸和刊物，再也不会在电话中笑声朗朗地和孙子聊天……父亲！

因为父亲走得突然，子女们都没有能送他。

父亲停止呼吸后，我是第一个赶回到他身边的。

我把父亲的遗体抱回到他的床上，为他擦洗了身体，刮了胡子，换上了干净的衣裤。

这样的事情，父亲生前我很少为他做，他生病时，都是母亲一个人照顾他。

小时候，父亲常常带我到浴室里洗澡，他在热气蒸腾的浴池里为我洗脸擦背的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得，想不到，我有机会为父亲做这些事情时，他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父亲，你能感觉我的拥抱和抚摸么？

父亲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脸上总是含着宽厚的微笑。

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一句，更没有打过一下，对其他孩子也是这样。

也从来没有见到他和什么人吵过架。

父亲生于1912年，是清王朝覆灭的第二年。

祖父为他取名鸿才，希望他能够改变家庭的窘境，光耀祖宗。

他的一生中，有过成功，更多的是失败。

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是家乡的传奇人物：

一个贫穷的佃户的儿子，靠着自己的奋斗，竟然开起了好几家兴旺的商店，买了几十间房子，成了使很多人羡慕的成功者。

家乡的老人，至今说起父亲依旧肃然起敬。

年轻时他也曾冒过一点风险，抗日战争初期，在日本人的刺刀和枪口的封锁下，他摇着小船从外地把老百姓需要的货物运回家乡，既为父老乡亲做了好事，也因此发了一点小财。

抗战结束后，为了使他的店铺里的职员们能逃避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父亲放弃了家乡的店铺，力不从心地到上海开了一家小小的纺织厂。

他本想学那些叱咤风云的民族资本家，也来个“实业救国”，想不到这就是他在事业上衰败的开始。

在汪洋般的大上海，父亲的小厂是微乎其微的小虾米，再加上他没有多少搞实业和管理工厂的经验，这小虾米顺理成章地就成了大鱼和螃蟹们的美餐。

他的工厂从一开始就亏损，到解放的时候，这工厂其实已经倒闭，但父亲要面子，不愿意承认失败的现实，靠借债勉强维持着企业。

到公私合营的时候，他那点资产正好够得上当一个资本家。

为了维持企业，他带头削减自己的工资，减到比一般的工人还低。

他还把自己到上海后造的一幢楼房捐献给了公私合营后的工厂，致使我们全家失去了存身之处，不得不借宿在亲戚家里，过了好久才租到几间石库门里弄中的房间。

于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是一个名不符实的资本家，而这一顶帽子，也使我们全家消受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我的童年时代，家里一直是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

记得我小时候身上穿的总是用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改做的旧衣服，上学后，每次开学前付学费时，都要申请分期付款。

对于贫穷，父亲淡然而又坦然，他说：

“穷不要紧，要紧的是做一个正派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我们从未因贫穷而感到耻辱和窘困，这和父亲的态度有关。

父亲工厂里的“造反队”也到我们家里来抄家，可厂里的老工人知道我们的家底，除了看得见的家具摆设，家里不可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来抄家的人说：

“有什么金银财宝，自己交出来就可以了。

”记得父亲和母亲耳语了几句，母亲便打开五斗橱抽屉，从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一根失去光泽的细细的金项链，交到了“造反队员”的手中。

后来我才知道，这根项链，还是母亲当年的嫁妆。

这是我们家里惟一的“金银财宝”……

一天夜晚，“造反队”闯到我们家带走了父亲。

和我们告别时，父亲非常平静，毫无恐惧之色，他安慰我们说：

“我没有做过亏心事，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

你们不要为我担心。

”当时，我感到父亲很坚强，不是一个懦夫。

父亲作为“黑七类”，自然度日如年。

但就在气氛最紧张的日子里，仍有厂里的老工人偷偷地跑来看父亲，还悄悄地塞钱接济我们家。

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由此了解了父亲的为人，也懂得了人与人之间未必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

父亲一直说：

“我最骄傲的事业，就是我的子女，个个都是好样的。

”我想，我们兄弟姐妹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一些作为，和父亲的为人，和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有着很大关系。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

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

他站在路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

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六十年代初。

那天去学校报到时，送我去的是父亲。

那时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沉重。

中学很远，坐了两路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

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有心思欣赏。

我才十四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

一路上，父亲很少说话，只是面带微笑默默地看着我。

当公共汽车在郊区的公路上疾驰时，父亲望着窗外绿色的田野，表情变得很开朗。

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

“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

”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

“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

”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惑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

“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

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

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

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十二岁，比你还小两岁。

”父亲说话时，抚摸着我的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

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

我没有棉袄，只有两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

”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并不是一个深沉的人，但谈起遥远往事的时候，尽管他微笑着，我却感到了他的深沉。

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我报到，又陪我找到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

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我要把他送到校门口。

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

“以后，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

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

”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

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

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

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

果然，走出十几米远时，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

我只觉得自己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

父亲第二次送我，是“文化革命”中了。

那次，是出远门，我要去农村“插队落户”。

当时，父亲是“有问题”的人，不能随便走动，他只能送我到离家不远的车站。

那天，是我自己提着行李，父亲默默地走在我身边。

快分手时，他才呐呐地说：

“你自己当心了。

有空常写信回家。

”我上了车，父亲站在车站上看着我。

他的脸上没有露出别离的伤感，而是带着他常有的那种温和的微笑，只是有一点勉强。

我知道，父亲心里并不好受，他是怕我难过，所以尽量不流露出伤感的情绪。

车开动了，父亲一边随着车的方向往前走，一边向我挥着手。

这时我看见，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父亲第三次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

这已经是1978年春天。

父亲早已退休，快七十岁了。

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决不要他送。

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

“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

”这次父亲送我的路程比前两次短得多，但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慢下来。

回头一看，我有些吃惊，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

以前送我，他都没有这样动感情，和前几次相比，这次离家我的前景应该是最光明的一次，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

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

“我是去上大学，是好事情啊，你干嘛这样难过呢？

”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

“我知道，我知道。

可是，我想为什么总是我送你离开家呢？

我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

”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

这时，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得多，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过的皱纹。

父亲是有点老了。

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儿女的长大，总是以父母青春的流逝乃至衰老为代价的，这过程，总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悄悄地进行，没有人能够阻挡这样的过程。

父亲中年时代身体很不好，严重的肺结核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

曾有算命先生为他算命，说他五十七是“骑马过竹桥”，凶多吉少，如果能过这一关，就能长寿。

五十七岁时，父亲果真大病一场，但他总算摇摇晃晃地走过了命运的竹桥。

过六十岁后，父亲的身体便越来越好，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几二十岁，曾经有人误认为我们父子是兄弟。

八十岁之前，他看上去就像六十多岁的人，说话，走路，都没有老态。

几年前，父亲常常一个人突然地就走到我家来，只要楼梯上响起他缓慢而沉稳的脚步声，我就知道是他来了，门还没开，门外就已经漾起他含笑的喊声……四年前，父亲摔断了胫股骨，在医院动了手术，换了一个金属的人工关节。

此后，他便一直被病痛折磨着，一下子老了许多，再也没有恢复以前那种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

他的手上多了一根拐杖，走路比以前慢得多，出门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

不过，只要遇到精神好的时候，他还会柱着拐杖来我家。

在我的所有读者中，对我的文章和书最在乎的人，是父亲。

从很多年前我刚发表作品开始，只要知道哪家报纸杂志刊登有我的文字，他总是不嫌其烦地跑到书店或者邮局里去寻找，这一家店里没有，他再跑下一家，直到买到为止。

为做这件事情，他不知走了多少路。

我很惭愧，觉得我的那些文字无论如何不值得父亲去走这么多路。

然而再和他说也没用。

他总是用欣赏的目光读我的文字，尽管不当我的面称赞，也很少提意见，但从他阅读时的表情，我知道他很为自己的儿子骄傲。

对我的成就，他总是比我自己还兴奋。

这种兴奋，有时我觉得过分，就笑着半开玩笑地对他说：

“你的儿子很一般，你不要太得意。

”他也不反驳我，只是开心地一笑，像个顽皮的孩子。

在他晚年体弱时，这种兴奋竟然一如十数年前。

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在南京路的新华书店为读者签名。

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因为这家大书店离我的老家不远。

我再三关照他，书店里人多，很挤，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

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

我欣慰地想，好在父亲没有来，要不，他撑着拐杖在人群中可就麻烦了。

于是我心无旁鹜，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

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

唉，父亲，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

我无法想像他是怎样拄着拐杖穿过拥挤的人群上楼来的。

见我抬头，他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向我挥了挥手。

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

去年春天，我们全家陪着我的父母去杭州，在西湖边上住了几天。

每天傍晚，我们一起湖畔散步，父亲的拐杖在白堤和苏堤上留下了轻轻的回声。

走得累了，我们便在湖畔的长椅上休息，父亲看着孙子不知疲倦地在他身边蹦跳，微笑着自言自语：

“唉，年轻一点多好……”

死亡是人生的必然归宿，雨果说它是“最伟大的平等，最伟大的自由”，这是对死者而言，对失去了亲人的生者们来说，这永远是难以接受的事实。

父亲逝世前的两个月，病魔一直折磨着他，但这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只是一种叫“带状疱疹”的奇怪的病，父亲天天被剧烈的疼痛折磨得寝食不安。

因为看父亲走着去医院检查身体实在太累，我为父亲送去一辆轮椅，那晚在他身边坐了很久，他有些感冒，舌苔红肿，说话很吃力，很少开口，只是微笑着听我们说话。

临走时，父亲用一种幽远怅惘的目光看着我，几乎是乞求似的对我说：

“你要走？

再坐一会儿吧。

”离开他时，我心里很难过，我想以后一定要多来看望父亲，多和他说说话。

我决没有想到再也不会有什么“以后”了，这天晚上竟是我们父子间的永别。

两天后，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父亲去世前一天的晚上，我曾和他通过电话，在电话里，我说明天去看他，他说：

“你忙，不必来。

”其实，他希望我每天都在他身边，和他说话，这是我知道的，但我却没有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陪着他！

记得他在电话里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你自己多保重。

”父亲，你自己病痛在身，却还想着要我保重。

你最后对我说的话，将无穷无尽回响在我的耳边，回响在我的心里，使我的生命永远沉浸在你的慈爱和关怀之中。

父亲！

现在，每当我一人静下心来，面前总会出现父亲的形象。

他像往常一样，对着我微笑。

他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向我挥手，就像许多年前他送我时，在路上回过头来向我挥手一样，就像前几年在书店里站在人群外面向我挥手一样……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已经成为过眼烟云。

然而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

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渲泄在这轻轻一挥手之间了。

名人感恩散文或随笔【第三篇】：

背影

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

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

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

父亲说：

“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

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因为丧事，一半因为父亲赋闲。

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

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

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

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

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

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

我再三劝他不必去；他只说：

“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

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

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

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

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

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

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

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

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