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五年黄河铜瓦厢决口初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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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五年黄河铜瓦厢决口初探
咸丰五年黄河铜瓦厢决口初探
学生姓名:
刘喜柱指导教师:
陈亚平
内容提要:
在中国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常受自然和人为因素所左右而造成决口改道,给当地的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这次决口不仅是作为历次决口的一次延续,更是一次扩大。
此次黄河下游决口改道所带来的灾害不仅仅局限于改道后的河道两岸,连改道前的原河道两岸也被波及,涝灾、旱灾、沙灾充斥着广大的黄淮地区,给当地的社会和人民带来了一场可怕的灾难。
另外,此次黄河下游决口改道也使得黄、淮两河的下游河貌以及这一岸段的海岸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总之,咸丰五年的黄河铜瓦厢大决口是作为一次历史地理大事件载入史册的。
关键词:
黄河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灾害历史地理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它曾孕育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灿烂文化。
中国的北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都与黄河密切相关。
黄河中上游流经约30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
黄土疏松,易受侵蚀。
历史时期无节制的垦殖、过度放牧和不合理的樵采,使得地面植被覆盖不良,土蚀严重,到处沟壑纵横,每遇暴雨季节,河水即将大量泥沙带至下游河床,使黄河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
再加上流域内的降水年内分配有极不均匀,大多集中在6---9月,且多以暴雨的形式,往往在几天内倾泻年内一半以上的降水,洪水来时下游宣泄不及就泛滥成灾。
由于这些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近数千年来,黄河下游河道经常决口泛滥,因此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于世,给黄河流域人民带来极大的危害,因而也就有了“害河”之称。
“其功大到不能赏,其害大到不能防”可以说是历史时期黄河的真实写照。
咸丰五年,黄河铜瓦厢决口是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不仅仅是以历史史实的形式出现,更是作为一次历史地理的大变革呈现给我们大家,但是目前国内外对这次决口的研究还不多见,成果相对较少,未形成系统。
国内的研究成果尤以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岑仲勉先生所著的《黄河变迁史》为突出,他详尽考究了黄河从河源到河口的情况,以及历朝历代的治河情况,可说是研究黄河变迁之集大成者,但他只是以黄河变迁的整体情况为大的系统来把握的,而对于某一单独阶段的研究分析却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小的系统。
国内其他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正如不同版本的《中国历史地理》著作中的“历史时期水系(河流)的变迁”一目所述,只对整个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做概述,其中尤以邹逸麟先生的成果为优,文图并茂是其一大特色。
而对于隶属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多次大变之一的“铜瓦厢决口”的介绍却不甚详细。
二是对于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所带来的影响的分析大多局限于对“涝灾”的分析,而且也是从整体概况上把握,并未对历次决徙所带来的影响进行逐一分析。
所带来的影响只有李文海、程歗、刘仰东、夏明方编著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中有对“铜瓦厢决口”介绍,但是他们主要是从这次决口造成的灾害影响来探讨问题的。
基于以上几点原因,本文将重点集中对咸丰五年的铜瓦厢黄河大决口进行分析,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和分析黄河自然历史变迁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对于今天更加客观、科学的看待和处理黄河水利与水害等相关问题也有帮助。
实际上,集中力量对黄河历史变迁的诸重大事变做具体深入的分析,对于我们搞好江淮平原以及沿海地区发展的长远规划也将具有积极意义。
一、历次改道的历史回顾
黄河下游极不稳定,历朝均有决徙。
历史时期比较有名且决口后河道变化较大的有如下几次:
西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河决于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东南注钜野(巨野泽,在今山东西南部),通于淮、泗”。
[1]这是有历史记载以来黄河夺淮入海的第一次。
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决口,洪水向东决溃清河郡以东的数郡之地。
王莽因河水东决可使他的祖坟免受威胁,就不主张堵口,听任河水离开故道,泛滥于河水与济水之间,东部平原受灾达60年之久。
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由王景主持修渠筑堤,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将河水固定于一个河道,在今山东利津县入海,此后大约800年的时间里,黄河下游河道一直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其间有决溢,也未酿成大灾,更没有发生过较大的改道。
北宋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黄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决口,便由此改道折向西北,经河南内黄之东,河决大名之西,经今滏阳河和南运河之间,沿着南宫之东,枣强、武邑之西,献县之东,至青县汇入御河(今南运河),经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
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为阻止金兵南下,于今河南滑县西南李固渡扒开河堤,人为决河,使黄河东决,经豫东北、鲁西南地区,汇泗入淮。
从此黄河东流离开了春秋战国以来流经今河南浚、滑一带的故道,不再进入河北平原,在此后的700多年里以东南流入淮河为常。
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以后,黄河在开封至曹县一带不断决口,颍、涡、濉各支河相继淤塞,大河由多股汇为一股,从徐州,沛县夺泗入淮。
从此黄河成为单股汇淮入海的河道。
工部左侍郎潘季驯根据“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以及“蓄清刷黄”的治河方针,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完成黄河两案的遥堤以及洪泽湖以东的高家堰堤等治河工程。
自此,开封以下到砀山建成南岸堤防,大河有了固定的河道,经今兰考、商丘、砀山、徐州、宿迁、涟水入黄海,这一河段即现在的“明清故道”。
(附图:
历史时期黄河下游主要泛道流经示意图。
详见附录1。
)
自黄河夺淮700多年间,淮河在江苏淮阴以下淤积严重,决口更加频繁,上下河道壅塞失治。
入清以后,因长期施行“束水攻沙”的结果,泥沙大量排至河口,“以致流缓沙停,海口积垫,日渐淤高。
”[2]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起,靳辅治河的重点就放在淮阴以下至河口段上。
他采取以疏浚为主的方针,从清江浦历云梯关至海口,“挑川字沟”,把河床挖深。
但也只能收效于一时,日久之后,河底又淤垫日高。
嘉庆以后,政治黑暗,河政废弛,决口泛滥的情况与日俱增,特别是下游河淮并槽入海的沙床,淤塞的程度更为严重,造成“水在地上行”的局面。
黄河以及淮河本身已不得不放弃这条水流下泄不畅的下游河道而另找出路了。
正所谓:
“嘉庆以后,至于道光,清口不利如故,则屡议改河,遂有咸丰五年铜瓦厢之大决。
”[3]
二、铜瓦厢决口及其原因探究
铜瓦厢,在兰考县东坝头乡以西,即今河南兰考县西北16公里处,明清黄河北岸(今黄河东岸),为明、清两代河防险要之一,是明景泰四年为引黄入卫所开之渠,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于此置管河主簿,为沿海集镇。
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置兰阳丞。
明、清黄河自西向东流至此地折而向南,东出江苏徐州、淮安府夺淮入海。
该处东北地势低洼,历史上黄河曾多次在此决口。
这说明咸丰五年在铜瓦厢决口决非偶然。
而此次决口“选择”在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也决非偶然。
早在嘉庆(公元1796年---1820年)至道光(公元1821年---1850年)年间,黄河下游就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水涨、冲堤、决口之事屡见不鲜,实属平常。
在此,根据有关历史记载,将嘉庆、道光时期黄河下游决口情况列表如下:
嘉庆、道光时期黄河下游决口(部分)一览表
时间(所对应的公元时间)
决口发生地点及具体情况
资料来源
嘉庆元年六月
(1796年7月5日--8月2日)
河决丰汎六堡。
岑仲勉著:
《黄河变迁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4月新1版,第571—573页。
嘉庆二年七月
(1797年8月22日—9月19日)
决曹县北二十五堡,分道由单、鱼、沛下注邳、宿。
嘉庆三年八月
(1798年9月10日—10月8日)
决睢州。
嘉庆四年七月(1799年8月)
决砀山南岸邵家坝。
嘉庆八年九月
(1803年10月16日—11月13日)
决封丘衡家楼。
嘉庆十一年七月
(1806年8月14日—9月11日)
决阜宁南岸陈家浦。
嘉庆十三年六月
(1808年7月23日—8月21日)
决山安马港口、张家庄。
嘉庆二十四年七月
(1819年8月21日—9月17日)
决仪封、兰阳。
嘉庆二十四年八月
(1819年9月18日—10月18日)
决武陟马营坝。
嘉庆二十五年三月
(1820年4月12日—5月17日)
又决仪封三堡。
道光四、五两年间
(1824年—1825年)
清口黄水高清水丈许,引黄济运。
黄水大溜,直入洪湖、运河;御黄坝下至海口八滩,淤二百余里。
郑肇经著:
《中国水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年2月版,第88—91页。
道光十二年八月
(1832年8月25日—9月23日)
桃源民陈端,谋淤地亩,偷挖于家湾黄河南堤,掣动大溜,水入洪湖。
湖暴涨,尽开吴城七堡御黄坝,泄湖水入黄。
七堡以下正河,日渐刷深。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
(1841年7月18日—8月16日)
祥符上汛三十一堡漫口,水围汴梁省城。
由祥符陈留杞县太康入涡会淮,归洪泽湖。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又溢桃源县北岸崔镇汛杨工,漫水入六塘河。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
(1843年6月27日—7月26日)
河决中牟县九堡,漫口三百六十余丈,水历朱仙镇及通许、扶沟、太康等县,入涡会淮。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
河再决桃源杨工口,安东西乡被灾。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夏
清河县黄水大涨,吴城堤将溃,民情凶懼,刷七堡工,泄水入湖。
道光二十九年六月
(1849年7月19日--8月17日)
黄水大涨……
就这样,黄河下游就在水涨、冲堤、决口的不断循环中度过了几十年。
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时,两江总督陆建瀛曾上奏道光帝,建议在王营大堤处再添建滚水石坝一座,用来防汛,可是这一建议还来不及被启用,到咸丰初年丰工就溃决了,兰仪之处河水北徙,黄河南流的局面结束了。
进入咸丰年间,黄河下游的又一次梦魇开始了——
咸丰元年秋润八月二十日(公元1851年9月15日)黎明,滚滚黄水“决丰北下汛三堡,大溜全掣,正河断流。
”[4]“南河丰北厅属三堡堤决,河水高过堤顶,堤身坐蛰,口门塌宽至一百八十五丈,水深三四丈,大溜全行掣动,迤下正河,业已断流。
全河北趋,由沛县之华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阳等湖,挟清水外泛运河。
丰沛铜山砀山等县及山东毗连各地方,民田庐舍,多被淹没。
”[5]此次河决之后,不数日,苏北地区一片汪洋,此后的两三年间,或久不合拢,或堵后复蛰,黄河肆虐的局面几无休止,“咸丰三年正月,丰北三堡塞,敕建河神庙……五月大雨,水长溜急,丰北大坝复蛰塌三十余丈。
”[6]这样水涨、河决、坝塌的现象,就形成了1855年铜瓦厢历史性的黄河改道的“前奏曲”。
历史进入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
到了夏天,入伏以后,黄河两岸又到了险象环生的汛期。
到了7月(公历)下旬,大雨昼夜不辍,上游各支流的汇注再加上河水干流本身的盛涨,还有长期以来两岸堤坝的被水冲刷,几相交织,使黄河呈扑天之势冲到下游来。
下游两岸普律漫滩,一望无际,间有许多地方堤水相平。
大祸在即,是不可避免的。
咸丰五年六月十八日(公元1855年7月31日),署河东河道总督蒋启扬奏:
“为黄河水势异涨,下北厅铜瓦厢,大溜下卸。
无工处所,堤工万分危险,现在竭力抢办,由驿驰陈事。
……臣在河北道任数年,该工岁岁抢险,从未见水势如此异涨,亦未见下卸如此之速。
目睹万分危险情形,心胆俱裂。
……”[7]从蒋启扬总督战战兢兢的奏报中,我们不难想象当时黄河下游极其危急、极其紧迫的情势。
到了第二天,即咸丰五年六月十九日(公元1855年8月1日),黄河下游的汛水借助一阵强劲的南风,掀腾起巨浪,冲决了位于河南兰阳县北岸铜瓦厢的堤岸。
“水助风势,其势必不可挡”的现象在此得到了很恰当的印证。
对此,蒋启扬于二十日的奏折中更做了详尽地描述,他说到:
“……臣仍督饬竭力抢办,道厅文武员弁,于黑夜泥淖之中,或加帮后戗,或札枕挡护,均竭尽心力。
无如水势复长,所加之土,不敌所长之水。
适值南风暴发,巨浪掀腾,直扑堤顶,兵夫不能站立,人力难施。
以致于十九日漫溢过水,初尚分溜三分,于二十日,全行夺溜。
下游正河,业已断流。
该处土性沙松,口门刷宽七八十丈。
臣心惊胆裂,泪汗交流。
……”[8]
河决之后,蒋启扬曾饬委弁兵,前赴下游,查明黄水的走向,即水出三堡口门,先向西北斜注,淹及封丘、祥符各县的村庄,接着折向东北,淹及了兰仪、考城,以及直隶的长垣(今属河南)等各县的村庄。
当河水行至长垣县的兰通集时,大溜分成两股:
一股由赵王河下注,经山东曹州府迤南,至张秋镇穿运;另一股走长垣县的小清集,行至东明县的雷家庄时又分成两股,一股由直隶东明县南门外下注,水行七分,经山东曹州府迤北下注,与走赵王河的那一股汇流入张秋镇穿运,一股由东明县北门外下注,水行三分,经茅草河,由山东濮州城及白阳阁集、逯家集、范县迤南,渐由东北行,同样行至张秋镇穿运。
总之,河水漫溢之后分为三股行走,但最后均汇至张秋穿运,统归大清河,由铁门关北肖神庙以下二河盖牡蛎嘴入海。
大清河从此也结束了它的历史,被黄河所替代。
铜瓦厢以东长达数百公里的黄河河道自此断流,原本横穿苏北汇入黄海的滔滔大河迅即化为遗迹。
这就是载入史册的咸丰五年铜瓦厢黄河大改道。
(附图:
清代后期黄河下游河道示意图。
详见附录2。
)
但决口之后,清政府并未采取有利的措施对其进行治理。
清廷只是一味地怪罪当事各官员,“革职、撤换”就是对此事的解决。
就在铜瓦厢决口后的第六天,即咸丰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公元1855年8月7日),清廷就下达上谕:
“因兰阳汛,三堡黄河漫溢。
帝命将该管文武员弁革职,枷号河干以示惩儆。
署理河督蒋启扬革职留任,仍责成赶紧督办,裹筑盘头,使不致再有刷宽口门。
并命桂良、崇恩、英桂赶紧派员筹款前往救济灾民,……又命已革山东巡抚张亮基发往东河交河道总督李均差委。
”[9]而受决口直接波及的河南、山东两省巡抚英桂、崇恩也害怕因此而受牵连,所以在他们的上奏中处处敷衍,以示他们正竭力在督办此事。
咸丰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公元1855年8月8日),河南巡抚英桂奏:
“臣因边防紧要,督师远驻信阳,既未克分身驰往查勘。
而事起仓猝,附近居民田园庐舍,不知被淹如何情形……中夜忧思,难安寝馈。
”[10]第二天,山东巡抚崇恩也上奏说:
“忽遭黄水为灾,实出意计之外。
臣接禀不胜万分焦急……另行祥晰具奏外,合先附片奏闻。
”[11]从这些奏折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地方当权人物,除了泛泛地叙述灾情外,对河决本身做不出任何系统深入的估计,他们以委屈的口气来博得朝廷的同情,进而保住他们的官位。
而大河决口之后,对于是挽河回徐、淮故道,还是听从其由山东入海这两个问题大员们之间争来争去,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因而大大延误了治理的期限,扩大了受灾的时间和范围。
另外,各受灾地大员无一不在那儿哭穷,说些什么经费维艰,希望朝廷拨款,地方筹款,用以赈济的话。
可是,自乾隆以后,清代用于河工的支出就已经很不正常了,贪污成了公开的秘密,习见不怪。
偶有认真不贪者则上下级极力排挤,重则被冤诬,轻则罢职。
当时贪污的手段是多方面的,如秸料一项是按垛计算,每垛五万斤,官家出银二百两,可换制钱三百串(一串一千文),市价至多每斤一文,二百两银子可买三十万斤。
这就虚报了五六倍。
实际经手官吏又不是买来的而是派沿河农民按田亩交纳,并送至工地。
送到后又久不验收,勒索农民贱价或无偿奉送,否则久拖料烂,人畜盘费又不少。
这样又贪污了几倍。
至收料后,搭成垛形,往往中空如屋,三不抵一。
每年既以一万垛计,就贪污百万以上银两。
其余如土方的弊病也不下于秸料。
至于虚报、捏造更是惯技。
河官之奢侈豪华,清帝屡次申斥,毫无效果。
一有堵口工,清江浦特别繁华,充满了珠、玉、参、貂市场,歌舞、饮食昼夜不休。
“服食起居”之极度奢靡,是当时所谓“河工习气”的一个突出表现。
骇人听闻的故事更是流传甚多,有史记载:
“南河岁费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工程者,什不及一。
悉余以供官吏之挥霍。
河帅宴客,一席所需,恒毙三四驼,五十余豚,鹅掌、猴脑无数。
食一豆腐,亦需费数百金,他可知已。
骄奢淫佚,一至于此。
而于工程方略无请求之者。
”[12]而这些都从工费报销,都出自老百姓的血汗。
除此之外,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1864年)风起云涌的高潮时期。
再加上和它南北遥相呼应的捻军也逐渐壮大了声势,因此清政府被迫动用大批军队“进剿”。
此次铜瓦厢决口造成的黄河大改道,为当时正与清政府进行武装斗争的农民起义军创造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和机会。
面对如此之事,清政府在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沿黄河下游两岸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危害两者之间做出了选择,即“因军务未竣,筹饷维艰,兰阳大工,不得不暂议缓堵”[13]的决定,要全力对农民起义军进行镇压,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黄河于咸丰五年在铜瓦厢决口改道造成的灾害不仅没能得到有效地控制,还进一步扩大,给当时的社会和经济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一位可称为“位卑未敢忘国忧”的八品小官陆嵩,曾作过感慨河决的长诗《河复决》,此诗很能说明当时河患的深重之势:
黄河之水西域来,东行入海经大伾。
自夺汴济日南徙,横决时为居民灾。
百余年来险屡薄,畚筑旋看堤成围。
奈何客秋溃丰北,腊尽不得狂澜回。
经春历夏复百日,运料堆垛千夫摧。
合龙指顾复风雨,塞口冲突惊重开。
桃花新涨正弥漫,盛夏势愈喧腾雷。
治河使者少长策,金钱百万成飞埃。
中朝何人主海运,遇此奏上谁能违。
漕船水手近十万,失业剽掠官何为?
堪更灾黎遍远近,安集靡所吁其危。
敢告当事亟储费,兴工毋再几宜乖。
不然改道顺水性,禹迹历历可寻追。
北河水利更修复,转输畿甸无盈亏。
河工岁可万缗省,官侵吏蚀民空哀。
职方九州试稽考,宜稻岂独东南推?
[14]
诗人身份卑微,熟悉下层社会的悲苦疾难,也目睹过那些治河大员们的荒淫和无能。
正由于夹杂着同情、悲哀、忧患、愤怒甚至绝望等情绪化的思维取向,使诗作一扫可欣赏的情调,成为一出地地道道的言事悲剧。
恸人的难情、腐败的河政、难堪的后果,一概跃然诗中。
三、大河决口改道之后的影响
大河决口,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灾害:
洪水吞没了大量的农田和城镇,夺走许多人的生命及财产,造成的悲剧惨不忍睹。
光山东一省,漫水就波及五府二十余州县。
按照当时的建制,山东省被划为十府,其中鲁西南、西北诸府均沦为灾区。
咸丰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公元1855年8月9日),山东巡抚崇恩上奏说到:
“黄水由直隶东明县境,直注曹州府所属之荷泽县,平地陡长水四五尺,势甚汹涌。
郡城四面,一片汪洋,庐舍田禾,尽被淹没。
”[15]同年七月初三日(公元1855年8月15日),崇恩又向朝廷上报新的灾情:
“伏查兰口漫溢,东省荷泽县,首当其冲,水势异常汹涌,郡城几遭倾覆,……而四乡一片汪洋,几成泽国。
下游之濮州、范县、寿张等县,已据报被淹,濮州较重,水至范县,……由曹属至武定府属之利沾等县海口,绵亘数百里,沿河各县,即非顶冲,亦必旁溢分注,均被波及。
且现在漫口,尚系伏汛,一届秋汛,来源更旺,则以后情形,更属不堪设想。
”[16]
其他州县的情形,我们可以从一些地方资料中窥探出这次决口所造成的灾害情况:
《增续长垣县志》载:
是年六月十九日,黄河自兰仪县铜瓦厢决口,由盘垌里入县境,被淹村庄甚多。
《东明县志》载:
是年,河决而复北,由铜瓦厢口,大溜直奔贾鲁河,其支溜则夺洪河漆河之道。
一片泽国,汪洋弥望。
《新修荷泽县志》载:
是年六月,河决铜瓦厢东注,县境西南北三面,水深二丈余。
七月,冲溃西堤,水逼城下,旋破城北堤流出……然以河决未塞,荡潏东西,靡有干土,又二十余年。
《郓城志》载:
是年六月,河决铜瓦厢。
水趋濮范,支流有灉河侵郓。
潏之五岔口决,由廪邱陂东趋绕城,自城东北入济河。
[17]
就这样,黄水漫及大半个山东,时涨时消,时急时缓,却迟迟也未退去。
再加上因筑堤料物不能凑手,一面厢护,一面冲刷,至七月初三日(8月15日)以后,河水又连日暴涨,以至堤坝塌至一百七十丈左右。
这无疑又加剧了灾情。
据七月二十一日(9月2日),崇恩的又一奏章中,我们明显看出灾情的紧迫。
他说到:
“近日水势迭长,滔滔下注。
水势异常汹涌,运河两岸堤堰,间断漫塌。
大清河之水,有高过崖岸丈余者,荷濮以下,寿东以上,尽遭淹没。
其他如东平、汶上、平阴、荏平、长清、肥城、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惠民、滨州、蒲台、利津等州县,凡系运河及大清河所经之地,均被波及。
兼因六月下旬七月初旬,连日大雨如注,各路山坡沟渠诸水,应由运河及大清河消纳者,俱因外水顶托,内水无路宣泄。
故虽距河较远之处,亦莫不有泛滥之虞……实为非常灾异。
且大河秋汛方长,而八月海潮正涨,利津海口不能畅泄,则横流旁溢,更无止境。
”[18]如此大面积的地方被漫水波及,那农田岂能逃过此劫。
据兰仪、祥符、陈留、杞县禀报,北岸所管村庄、田禾,封邱、考城禀报村庄、田禾,各被水冲淹,早晚秋禾漂没无存。
山东巡抚崇恩于当年八月二十四日(公元1855年10月4日)又奏,称:
“七月中旬之十一、十二、十三(8月23、24、25日)等日,大雨如注连宵达旦,全省无不普被。
省西之曹州、兖州、泰安、东昌、济宁,及东北之武定,并近省之济南等府州所属各州县,非黄流顶冲,即滨临运河及附近大清河,既遭外水,复被霪雨,又值海潮正旺,海口不能畅泄,以致上下游绵亘数百里一片汪洋,几无津涯。
时值初秋,旱禾多未刈获,晚禾正当畅发,尽遭淹没。
其地势最多之沂州府及临海最近之青、莱等府,亦因雨水过多,宣泄不及,多有报秋禾被淹之处。
”[19]
由于铜瓦厢决口,加上朝廷不将其堵塞,因此山东巡抚崇恩统计当时的受灾程度并上报时说:
“成灾十分(即颗粒无收)之荷泽县……濮州南关东等里,李家楼等一千二百一十一村庄。
范县龙北等十三里,宋名口等三百四十四村庄。
成灾九分之……濮州姜家堤口等一百三十九村庄。
范县羊二庄等十一里,张康楼等一百四十村庄。
阳谷县东更名等里,张博士集等四百九十二村庄。
寿张县坊郭等里,何家庄等三百九十一村庄。
成灾八分之……濮州高家庄等一百一村庄。
范县南西等三里,张常庄二十四村庄。
寿张县防廓等里,阎家堤等二百六十四村庄。
肥城县刘家庄一百零五村庄。
东阿县枣园村等三十三村。
东平州西智理等保,张家海并智远等保陈辛庄等一百六十村庄。
平阴县城西里等,盆王庄等九十三村庄。
齐东县郭家庄等二百二十六村庄。
临邑县礼二等里,杨家庄等五十四村庄。
成灾七分之……范县英东等五里,朱堌堆等六十三村庄。
肥城县栾湾庄等三十六村庄。
东阿县山口村等二十九村。
东平皱智远等保,赵老庄等八十四村庄。
平阴县西寨里等,宋子顺庄等七十一村庄。
齐东县王家寨等三十一村庄。
禹城县一都,一小洼等六十三村庄。
临邑县礼四等里,高家庄等五十八村庄。
成灾六分之……范县西南里,高常庄等八村庄。
阳谷县南旧五等都,东灼李庄等一百六十八村庄。
东平州智明等保,关王庙等十六村庄。
平阴县陈洪铺里等,吉家庄等十四村庄。
齐东县东赵家庄等五十村庄、禹城县一都,一小于等二十二村庄。
”[20]也就是说,当时仅山东一省受灾六分以上的重灾区就多达13548个村庄。
可想,如此重灾给当时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多大的灾难。
(附图:
1855年铜瓦厢决口以后的黄泛区。
详见附录3。
)
铜瓦厢决口,黄河改流大清河由利津入渤海,从而极结束了700余年的黄河夺淮历史。
但是,黄河虽然北徙,淮河水系却已经是混乱不堪了,河道淤塞,出海无路,入江不畅,洪涝旱碱,交相侵袭,淮河成了一条闻名于世的害河。
而由于黄河下游以前700余年夺淮入海,大量黄河来沙淤填淮河干流河床,尤其是淮河下游下海河床,从而导致淮河中下游河床出现了反常的比降倒置现象。
由于淮河中下游河床比降倒置,下游入海受阻,中上游洪水宣泄不畅,淮河主流最终以长江为出海口,从而加重了长江的负担;其次,造成淮河中游甚至上游河床淤塞,洪涝灾害频繁。
而淮河诸支流:
颍、涡、濉、汴、泗等河也同样受黄河改徙的危害严重,它们的河床或被黄河来沙所淤废,或被淤浅,破坏极其严重。
另外,此次黄河改道给原河道附近人民带来了沙灾,河流改道后,原河道和堤防变成了地面上的一道沙堤,阻碍了沥水的排泄,同时在风力作用下,形成了许多沙冈、沙丘,吞噬了大片的农田和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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