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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蒋介石持久抗战思想修改稿
论蒋介石持久抗战思想
——以《蒋介石日记》记事为中心
(14030204210001李康)
摘要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抵御外族入侵取得的首次伟大胜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抗战的胜利,是国共两党持久战理论的胜利。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抗战进行了十个月后就提出了著名的持久战理论。
其实蒋介石以及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提出了持久战思想。
在蒋介石所倡导的“持久消耗战略”里面,无论是对全国战区的划分还是此后退居川渝,均体现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持久战”制定对日作战计划以求得最后胜利的指导思想。
关键词:
蒋介石国民党持久抗战思想
中国的抗日战争,无论是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还是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都分别坚持了持久抗战思想与日寇进行奋战。
尽管这两种思想在阶段划分上、关于战略部署和战略方针上以及抗战路线上等方方面面都有所不同,同时也在抗战中产生了不尽相同的抗战效果,但却都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同的的贡献。
持久战略,作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法宝也并非中国共产党所独创。
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时期也坚持和实施了持久抗战战略,并且这一战略随着中日关系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而变化。
本文在系统梳理了抗战时期蒋介石“持久消耗”战略的前提下,试图立足比较客观的历史背景对这一时期蒋介石持久战略思想的发展演变以及内容与特点作一简要分析与评价。
一、蒋介石持久抗战思想的起源与演变
抗战发生后,1938年5月,毛泽东即发表《论持久战》,批评卢沟桥事变以来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要错误,提出持久作战的战略方式。
与此同时,蒋介石与毛泽东不谋而合。
有人认为,蒋的持久抗战思想或来源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人,多次对国民党的抗战提出过真知灼见。
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并没有读过《论持久战》,其日记里完全没有关于《论持久战》的记载。
因为在此期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并没有公开刊登。
蒋的持久抗战思想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处,而这也恰恰是中国能够取得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蒋介石在抗战的不同时期,关于持久抗战的思想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演变的。
(一)、从“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
1931年9月18日晚,驻扎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
制造了“柳条湖事件”。
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
当晚,日军攻占北大营,19日占领了整个沈阳城。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规模之大、形势之危出乎中方的意料。
“日军发动了进攻”的消息,也立即由沈阳报到了南京国民政府。
19日晚,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中众意对外仍采诉之国际联盟,请其主持公道,对内则亟谋全国国民及本党同志牺牲成见,一致联合,又电催(蒋)介石迅即返京妥商一切。
同日,南京政府外交部先后三次向日方提出抗议,要求日军立即退出占领地区,恢复原状。
并训令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向国联陈述事变真相,请求国联根据国联盟约有关条款,立即召开行政院会议,采取明敏而有效的方法,迫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
当时蒋介石正因为第三次“剿共”而驻扎于南昌行营。
在感受到事变的严重性之后,21日,蒋介石从剿共前线南昌回到南京后,连连发表谈话和指示,表明其之内外政策。
22日,南京市国民党员即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说,声称到“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保卫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
”蒋介石在南京会见“国联”的代表时,也曾经提出:
”我们一方面很诚意的信仰国际联盟会,希望国际联盟会拥护正义,主张公道;但是一方面我们国内须有切实的准备,我们料到日本不肯轻于退出东三省,也料到日本不能把大连、旅顺轻易交还中国,所以,我们唯有依赖国民的能力,与世界上的公道;但我们一定要有最后的决心。
什么是最后的决心?
就是流血的决心”。
根据蒋介石谈话精神,国民党中央于9月22日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规定“非常事变”时“全国必守之教条”,强调无论国家与个人均应“努力于剿匪救灾”。
国民政府于9月23日在发表的《告民众书》,也宣布了蒋介石关于等待“国联公理断处”和“以文明对野蛮”的方针。
实际上自“九一八”事变后,国联也曾主持过公道。
1932年1月21日,以李顿爵士为首,英、美、法、德、意5国代表参加的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
1932年9月4日,调查团在北平签署了报告书。
9月18日,国联公布了报告的内容。
报告指出,日本陆军在“九一八”事变后继续采取的行动不能被看作是正当防卫。
报告最后作出结论:
“如果没有日本军队的驻扎和日本官员的活动,‘满洲国’不可能成立,它没有得到当地普通中国人的支持。
”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以高票通过了基于李顿报告书的声明。
声明指出,“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决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
声明认为日本应退出满洲。
但是“弱国无外交”,对于国联的决定,日本大为不满,并于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
东北依然被日本占领,伪满洲国依然存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和《关于中日争端的决议》均成为一张废纸。
通过国联,进行外交斗争,争取世界上一切反战国家在道义和舆论上的支持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的这一策略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但是国联的决议并不能约束日本。
对于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必须换之以反侵略战争,才能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
30年代,中国危机重重,蒋介石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最尖锐、最突出的是日本的侵华威胁和中共的武装割据。
蒋介石最初主张,将“安内放在优先位置”,将中共视为远比日本军国主义更为危险的敌人。
据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书告中记载了他对“安内攘外”的立场与观点。
他说“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辱;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9月1日蒋介石在汉口发表的《为呼吁和平告全国同胞书》中下了死决心地说:
“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冀其他,惟冀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以完成唯一之使命。
”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策略,其“围剿”方针,提出在最短期间,以最快的速度“剿平”中共,然后再从事抗战。
自1932年7月至1934年10月,国民政府先后组织了对“苏区”和红军的第四、第五次“围剿”,必欲除之而后快。
但是,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其间蒋也有动摇的时候。
蒋介石认识到,在剿匪和抗日之间,只能择其一,全力“攘外“吧,蒋介石会担心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战中会发展起来,最终推翻自己的统治;全力”安内“吧,又不合乎民族大义。
1933年1月20日蒋介石就曾在日记里面写到:
“近日甚思赤匪与倭寇,二者必舍其一而对其一。
如专对倭寇,则恐始末之匪乱以至覆亡,或如苏俄之克伦斯基及土耳其之青年党,画虎不成,贻笑中外。
惟以天理与人情推之,则今日之事,应先倭寇而后赤匪也。
”
这段日记说明蒋介石意识到了只有抗日才是顺应天理和人情的,必须“先倭寇而后赤匪”;1934年11月15日,蒋介石也曾在日记中写道:
“救国之道,唯在免除内战。
可见,上述观点,并非蒋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经过长时间思考的结果。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得寸进尺,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不得不考虑对日作战的持久准备。
1933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东南国防计划。
购炮雷弹计划。
备油避机计划。
”反映出他在构思国防建设。
这以后,他也曾下达备战指示:
2月,指示在长江沿岸马当田家镇武穴等要塞构筑防御工事;3月,指示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省沿岸分散布置潜伏炮兵,以遏制敌舰行动;4月,指示参谋本部次长贺耀迅速修建南京附近各地要塞联络道路。
6月限令军政部1936年底前建立江防航空通信新兵工厂的独立生产基础。
进入1934年之后,蒋介石还加快了国防建设的进度。
这一切说明,蒋介石在认真地准备对日抗战了。
东南国防计划的目的是为了组织正面防御战,但是对日作战既然是长期战争,就必须有巩固的后方。
这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体现于蒋介石持久战中的秘密准备、以“剿共”为抗日之掩护,经营西南大后方的战略。
1934年初,他在日记中为自己列出了多项任务,其中第34项为“绝不任总统与行政院长,专心建设西南”。
同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
蒋介石决定经营四川,1933年8月17日蒋介石日记里面写到:
“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唯经营西北与四川乎!
”次年,12月29日记云,“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匪首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
当再熟筹了!
”这则日记透露出蒋想要大力建设西南,使之成为战略大后方的持久战思想。
当时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虽对中共领导下的“红色政权”恨之入骨,但因为国民党内的一些爱国将领和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几次局部抗战,在国难当头,在深切意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的的背景之下,蒋介石在一面建设大西南,一面“剿共”的同时,也并没有放弃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意愿。
特别是到了绥远抗战之前,蒋介石下定了”中日战争不可避免”的决心。
这才于1936年1月,派邓文仪至莫斯科,通过潘汉年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不久,又通过宋庆龄的关系,派董健吾至陕北直接与中共中央联系。
中共中央也派潘汉年为代表,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等在南京、上海谈判。
后又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终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意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开始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中国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铺平了道路。
(二)从卢沟桥事变到徐州会战结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于次日得到确报。
对日本此次侵略行动的准确判断,成为蒋决定和战态度的关键之点。
事变以后,蒋介石虽然采取了和战两手的方针,但政策重心在于以和备战、以战求和、以战求援,并且明确表示,即使和,也要以不丧失领土主权为条件。
这与他在九一八事变时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
蒋介石此时对日本人的贪得无厌,不断扩大对华侵略,已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1937年7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的演讲,他这样说道: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
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担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性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你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
”庐山谈话稿拟定后,各方意见纷纭。
国民党内以及国内各民众团体态度激昂,纷纷主战。
军政部与外交部会商结果,则一致表示慎重。
对于方方面面的意见,蒋介石自然不能不予考虑。
但这时平津日军虽然时有动作,却因增援未到,日军始终不敢大举侵略,因此蒋更信日本准备未足,非及时显示强硬态度,以影响日本当局和战心理不可。
故蒋仍旧力排众议,决定以“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为题,公开发表了庐山谈话稿。
其抛出谈话稿的头天晚上还信心十足地在日记里写道:
“人人以为可危阻,不欲发,我则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
”当然,蒋介石这时对卢沟桥案并没有放弃呼吁和平,并且希望以政治外交方式解决中日争端。
7月底,国民政府在南京筹备召开国防会议。
会议除军事委员会主要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高级将领外,还邀请中共代表参加。
8月9日,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前往南京出席国防会议。
毛泽东针对当时日军正准备在华北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向国防会议提出了《对国防问题的意见》,由周恩来等交给国防会议。
遗憾的是蒋介石并没有接受中共的正确主张,采取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方针。
而且自卢沟桥开始的日军大规模侵略以来,蒋介石一直寄望于英美等国“主持公道”。
7月25日,蒋接见了美国大使詹森,希望美国出面制止日本侵略。
8月,他下决心在凇沪地区打一场大仗,动机之一也是推动英美等国改变不干涉的“中立”态度。
9月4日,蒋介石在接见美联社记者时,呼吁国际舆论:
“我国抗战,非仅为中国本身之存亡而战,亦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战,制止日本之侵略行为及为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签字国,联各会员国之责任。
”由此可见,蒋介石此时还存在着依赖国际力量得以延缓战争的幻想。
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持久抗战的思想。
从平津作战到淞沪会战结束,上海失陷,中国政府的求和希望彻底破灭。
中华民族要生存,只有一条路可走:
抗战图存,背水一战。
蒋介石这才认识到抗战也绝非依靠国际力量“主持公道”一年半载就可以结束。
徐州会战的结局,也使国民政府及统帅部多数决策官兵和将领进一步认识到日军并非不可战胜,虽然短期内尚不可能,但中国的抗战最终必将胜利,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持久战的信心和决心。
经过中国军民的浴血苦战,这一时期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并争取了时间,从上海等地迁出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为坚持长期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3)从武汉会战到抗战胜利。
徐州作战以日军的胜利而告结束,但其消灭中国战区第五战区军队主力的目标未能实现。
日军承认“战果之微,出乎意料”。
然而,日军通过徐州作战将华北华中占领区连成了一片,为进攻武汉形成了有利的战略态势。
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进行武汉作战。
根据御前会议决定,6月24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制定了《今后指导中国事变的方针》,要求集中国力直接解决中国事变,以此为前提,使对内对外政策一切适应于此。
6月18日,日本大本营下令进行武汉作战准备。
7月31日,日本大本营制定了《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领》,决定秋季在武汉、广东作战,“捕捉结束战争的机会”。
武汉地处中原,为纵贯南北的平汉线粤汉线和横贯东西的长江的连接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南京抗战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迁至武汉,武汉便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
为此,蒋领导的正面战场十分重视武汉会战,决定李宗仁第五战区驻守大别山地区,陈诚第九战区驻守芦山地区,利用险峻地势狙击日军。
参加武汉会战的中国军队最初为30个师,后逐步增加到129个师,约110万人,是全面抗战以来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
自1937年淞沪抗战和南京守卫战均见证了中国军人铁血抗战的精神,也暴露出中国政府最高领导层在对日作战战略上的缺失。
一城一地的拼死防御不但让中国众多名城惨遭战争蹂躏,也几乎耗尽了中国军队的实力。
然而,中国政府和军队终于在战争中成长。
当日本试图“发动攻略汉口之战,使其成为战争一决雌雄的最大机会”后,蒋介石国民政府终于认识到“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
为此抛弃过去的教条,在国共两党军事要人、外籍军事顾问的影响与推动下,战略战术思想有所变化发展。
在战略方面,主张勿单纯防御而尽力开展进攻,勿死守一地而实行节节抵抗,勿囿于内线而讲究外线牵制。
在战术和作战方式方面,主张以侧击击破日军的锥形突击战术,以纵深配备的阵地战和机动作战对付日军的迂回包抄战术。
还主张以运动战、游击战等多种作战方式灵活地与敌作战。
因而,其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的积极防御的特点较为明显。
同时“武汉抗战”部分发动群众的抗日热情,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
从1938年6月12日日军波田支队在安庆登陆并很快占领安庆,宣告武汉会战开始,到1938年10月下旬武汉三镇全部沦于敌手宣告武汉会战正式结束,中国军民在历时4个多月的血战中,以40万人的伤亡,造成日军近10万人的死伤。
不但粉碎了日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也鼓舞了全国抗战的热情。
时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少将高参、后曾协助薛岳取得第三次长沙大捷的赵子岳高度评价国民政府在武汉会战的战略决策:
“综观武汉会战,我军不在武汉城内弹丸之地作困兽之斗,而在武汉外围的广阔天地进行灵活、坚强的作战,予日军以重创,作战逾4个多月,竟无一个整师被歼灭,这都是由于统帅部正确的战略决策而来的。
”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开战仅一年,美军接连在中途岛、瓜达尔康纳岛战役中取胜,完成了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转折。
世界反法西斯的大局势虽向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
但是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在蒋介石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思想指导下,国民党军队多不愿激烈抵抗,而是避战、逃跑。
更有甚者,还有一些将领在“曲线求国”的掩饰下,率部投降日军。
蒋介石虽痛心于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但还是认识不到这些正是自己的错误政策造成的,反而变本加厉地重用亲信、排斥异己。
二、蒋介石持久抗战思想产生的原因及主要特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幻想通过国际协调,和平解决日军侵华。
对英、美、苏各国参战的可能性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从最初的“不抵抗政策”到“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都体现了蒋介石力图把对日作战的计划建立在诸国参战的基础上;“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全国抗日的呼声中,发出与日本全面抗战的号令的同时,还曾寄希望于苏联的援助和出兵参战,寄希望于英美援助中国抗战和干预日本的侵略行为。
但各国的态度令蒋介石大为失望。
这就促使蒋介石进一步坚定了持久抗战的决心。
蒋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义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因此,民族主义思想空前发达起来。
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实就是民族主义的一个具体体现,只不过孙中山早年并不反对帝国主义,只是反对满清贵族,因此,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是狭隘的。
蒋介石也参加了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随后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他又参加护法运动。
这些运动都是在孙中山领导下进行的,因此早期的蒋介石已经有了民族主义思想,只不过还比较狭隘。
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蒋介石也继承了这一思想。
北伐基本上结束了军阀在中国的统治,1928年,蒋介石继续北伐,在经过济南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挠北伐军前进,制造了¡°济南惨案¡±。
蒋介石是什么态度呢?
以往对此的描述基本惯用的是四个字:
妥协退让。
但是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却表达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慨,认为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对中国人的欺负。
然而由于中日力量对比悬殊,蒋介石采取了退让的态度,但是对日本人的仇恨却由此而生。
所以蒋介石是基本主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只不过他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而已。
这些也都是他能长期坚持抗战的思想原因。
蒋介石的持久抗战思想是随着中日战争以及国际形势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其主要特点是:
(一)“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中日两国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巨大悬殊决定了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的节节失利是不可避免的。
考虑到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
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
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中国却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
同时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
这些形势决定了中国的抗战只能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略,最大限度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二)抗战两阶段论。
在关于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上,国民党重点强调两阶段论,即防御阶段和反攻阶段。
蒋介石认为从“卢沟桥事变起一直到武汉失守划分为抗战的第一个时期,从武汉失手到战争结束则是第二个阶段”。
他在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中,提出“第一期的任务,在于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掩护我们后方的准备工作,确定长期抗战的基础,完成我们第二期抗战战略与政略上的一切布署。
第二期任务,就要承接前期奋斗的成绩,实施我们第一期中所布署的一切计划,与发挥我们抗战的力量,以达到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的目的”。
在蒋介石的构想中,战略防御直接转为战略进攻,中间不需要有战略相持阶段。
三、蒋介石持久抗战思想的评价
蒋介石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如果仅就战略总方针的本身而言,采取一方面逐步消耗优势的敌军,一方面壮大抗日力量以及在战争初期秘密准备,经营西南根据地,坚持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就战争的总方向而言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抗战客观规律的。
在战争初期对于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和实行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蒋介石政府的持久抗战思想也具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具体表现在:
(一)关于战略方针方面,国民党提出“持久战”战略方针,基本上执行的是一条消极防御的路线。
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可以支持长期战争。
另一方面日本虽有先进的武器装备,但领土狭小资源不足,不适合长期作战。
蒋介石认为,日本如果想要尽吞我国四千多万里的国土,屠杀我们四亿的中国人民,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是巨大的,其小国终将支持不了这么大的消耗。
国民党并没有脚踏实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对日作战,而是投机取巧,抱有幻想,妄图通过拖延时间,等待国际援助来取得战争的胜利。
阵地防御战是其主要的对日作战策略。
他们企图用这种方针达到持久战略的目的。
但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并不科学,这种战略方针既不能做到有效地消耗敌人,而且从根本上讲还很难实现战略持久的初衷,实则是治标不治本。
(二)持久抗战思想中“亡国论”“速胜论”思想比较普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就一直有人说:
“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
”抗战开始后,日军大举进攻,北平、天津相继失陷,华北危急,“再战必亡”的“亡国论”思想普遍。
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亲日派汪精卫就是他们的突出代表。
蒋介石集团虽已进行抗战,但仍表现出了动摇。
抗日战争开始后一年内,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严重失利,而日本侵略军则长驱直入,在战争第一年就侵占了华北、华中大片国土。
这就在一部分人民中产生了严重的悲观失望情绪。
与此同时,“速胜论”的观点也有相当市场。
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迅速取胜。
1937年8月,淞沪会战时,蒋介石集团指望英、法、美等国能直接出面干涉,并要求苏联出兵。
因此,有人武断地认为,中日战争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苏联一出兵,战争就可以解决。
1938年春,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时,有些人认为徐州会战就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存在着盲目乐观的轻敌思想,过于看重国民党的200万正规军,以为抗战就能够速胜,对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均缺乏精神准备。
(三)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
国民党执行的是一条片面抗战路线。
1937年7月7日,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蒋介石依然没有明确发表声明说要抗日。
但是后来,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转变态度。
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指出:
“中国如果再退让,那么北平就要变成第二个沈阳,宣告中华民族已到最后关头”。
他说: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但事实却并不是如他所说。
他不但不组织、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战争,而且在这场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甚至不顾中国百姓的生死安危。
台儿庄大战后,国民党又在徐州集结几十个师的兵力,宣称要与日军会战,结果被日军切断后路,国民党军队的大会战转变为大溃败,竟然炸开郑州东北的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挡住日军,结果造成黄河泛滥,洪水淹没了大片房屋土地,人民群众流离失所。
正如白崇禧所说:
“我们的作战只是单纯的军事动员,政治并未动员,只是军队的抗战,民众并未动员。
”而且,国民党政府他们害怕人民的队伍壮大了,就会不利于其统治,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国民党不可能真正的发动群众,让人民群众参与到抗日战争中去。
综上所述,蒋介石的持久抗战思想坚持以“积小胜为大胜,空间换时间”的原则,在战争初期对于反击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蒋的持久抗战思想缺乏理论性,系统性以及政策上的稳定性,对抗战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
例如,黄河决堤、人工制造黄泛区,武汉撤退以后火烧长沙等,企图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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