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docx
- 文档编号:4969102
- 上传时间:2022-12-12
- 格式:DOCX
- 页数:6
- 大小:22.12KB
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docx
《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
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
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下)
五、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分析
鉴于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对理解结构影响和产业影响分别有重要的意义,这一节分别探讨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水平与结构影响的关系,以及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原因。
受数据限制,我们把分析重点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不过以这些结果为基础,我们对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讨论依然可以追溯到1978年以来的变化。
(一)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与结构转型的影响
表4表明,利用省际收入法GDP计算的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明显高于其他产业。
由于这一明显的差距,在产业结构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型过程中,全国劳动收入份额随之下降。
为什么农业劳动收入份额如此高呢?
这其实与我国农业收入的核算方法有关。
国家统计局规定:
“考虑到农户从事的各种农林牧渔活动很难分清劳动报酬和营业盈余,其收入全部计为劳动者报酬”(国家统计局,2003;国家统计局
国民经济核算司,2006,2008),显然这一处理方法会高估劳动收入份额。
因此,表4测算的农业劳动收入份额比农业真实的劳动收入份额高,这就扩大了农业
部门和非农业部门间劳动收入份额的差距,进而夸大了结构转型对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那么农户收入中各经济要素的真实份额该如何测算呢?
由于农业生产中要素投入一般没有市场价格,估计农业各要素收入通常需做一定假设。
例如,Johnson(1948)估计美国农业收入分配时,用非房产固定资本与估计的资本回报
率的乘积来代理资本收入,并假设农场主的劳动者报酬等于雇员工资,农用土地的地租用两种方法核算:
其一,假设土地租赁价格对所有土地都适用,用土地租赁价格和土地面积乘积代理;其二,用农场抵押债券利率乘以农场房地产价值代理。
对我国而言,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在民间虽然已是常见现象,但由于土地租赁市场尚未形成,目前流转中的土地租金尚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地租。
基于同样的原因农户收入中属于非房产资本的收入也难以核算,故无法采用Johnson的做法对我国农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进行重新估算。
从理论上讲,当生产函数为CD生产函数时,生产函数估计得到的各要素产出弹性即为要素分配份额,因此用估计的产出弹性调整农业要素分配份额具有一定合理性。
利用Chow(1993)对1952-1988年农业生产函数的三个估计结果,我们计算了劳动产出弹性在资本、土地和劳动产出弹性之和中的比重,并选择劳动产出弹性最大的0.21作为1989年农业劳动收入份额。
进一步我们假设之后各年营业盈余的增长速度与实际值相同,估计了1990-2004年的农业营业盈余及劳动者报酬,用以计算农业劳动收入份额,结果报告在表6的Alsh_Chow列。
显然,调整后农业劳动收入份额大大降低,但似乎过低了。
为使我们的结论不过于武断,我们进一步将农业劳动者报酬中的50%、20%或10%分劈为营业盈余,重新计算了农业劳动收入份额,分别用Alsh-x%(x=10,20,50)表示(后
面用“x%调整”来分别表示这三种分劈方法下得到的结果),结果报告在表6中。
在这四个调整中,Chow估计调整可能会低估农业劳动收入份额,10%的调整是
最保守的估计,而20%和50%调整可能较接近实际情况的上下限。
用调整后的农业劳动收入份额和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的实际劳动收入份额,以及实际产业结构数据,我们重新计算了1995年以来各时期的结构影响和产业影响,结果报告在表7中。
在表7中,除了Chow估计调整外,其他三种调整方法的产业影响都在2个百分点左右,与表5中的实际值相差不大。
显然,结构影响与农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水平密切相关,在Chow估计下,农业劳动收入份额低于其他产业部门,产业结构向非农部门转型会使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提高,结构影响为正,随着农业收入分劈为资本收入的比例逐渐减小,结构影响从正逐渐变为接近0,然后逐渐转为负。
显然,国家统计局将农业收入全部计为劳动者报酬的方法,致使农业劳动收入份额一直被高估。
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用核算数据计算得到的全国劳动收入份额仅具有统计意义。
由于产业结构转型主要发生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国家统计局的核算方法显然使得产业结构转型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被高估,这就要求我们审慎看待“结构影响”所反映的经济含义。
虽然我们无法取得农业劳动收入份额较准确的估计,但可以肯定的是,利用核算数据得到的全国劳动收入份额并未反映真实的变化趋势。
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农业真实劳动收入份额与非农业部门很接近时,结构转型的影响可忽略不计,此时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将主要由工业部门的变化决定。
利用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和其增加值份额的历史数据,重新计算这种极端情况下的全国劳动收入份额,我们得到了在1978-1994年间上升约6个百分点,在1995-2004年间则仅下降约2个百分点的结果,显然与直接利用核算数据得到的结论大不相同。
(二)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原因
第五部分的分析表明,理解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离不开对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的讨论。
在表4中,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在1995-1997年间变化不大,故本节仅对其1998年以来的变化进行分析。
各因素影响某部门要素分配份额的相对大小可以通过要素分配模型来探讨。
白重恩等(2008)对中国工业部门建立了要素分配理论模型,并以此为基础估计了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αk,jt为企业j在时期t的资本收入份额;KtY是资本产出比,用来控制由价格变化导致的要素投入变化对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mkp是企业垄断程度的代理变量,用以控制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带来的垄断租金对资本收入法份额的影响,用企业的价格加成比来代理;Obj-x是企业目标差异的代理变量,用其控制由企业对规模的追求导致的要素市场扭曲对要素分配份额的影响,由国有、集体、法人、外商和港澳台经济在全部实收资本中的比例(req-x,x=s,c,lp,f,hmt)来代理,其中私人投资企业为基准类型;g项用于控制国有投资企业资本收入份额变化趋势,为reg-s与时间趋势项的交叉项,用γstrs-t表示;Dt是年份哑变量,用来控制技术进步的影响;Di是2位数行业哑变量,用来控制行业间由生产技术决定的资本收入份额的差异;Dp为地区哑变量,用来控制地区保护主义带来的要素市场扭曲对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c是常数项,aj是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影响因素,vjt为随机误差项,aj和vjt共同构成模型的误差项。
利用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1998-2005年的面板数据,参照白重恩等(2008)的方法,我们对37个2位数工业行业分别估计上述计量模型,并允许mkp和KtY内生,也允许KtY的系数随时间发生变化,用这些变量的滞
后项和差分滞后项作为GMM型工具变量,采用系统CMM方法进行估计。
由于在计算资本收入份额时我们选用了要素成本法增加值的概念,因此一定幅度资本收入份额变化对应相应幅度的劳动收入变化,故利用资本收入份额计量模型我们估计了1998年以来各因素对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结果报告在表8中。
观察表8,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累计预测结果与实际变化很接近,表明模型能较好地预测实际劳动收入的变化。
以1998-2005年间为例,模型预测劳动收入份额降低9.3个百分点,占实际劳动收入份额降幅的81%。
在各影响因素中,对劳动收入份额降幅贡献最大的是req-x。
由于国有企业平均劳动收入份额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制导致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4.7个百分点,占模型总预测值的51%。
另外,市场垄断能力增强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导致工业劳动收入份额降低2.1个百分点,占模型总预测结果的23%。
年份哑变量的贡献比较大,但主要发生在2004年到2005年之间,之前影响都很小。
如此不稳定的作用,很可能是吸收了模型未能考虑的因素在2005年发生的变化,并不能代表技术进步的影响。
其他变量,包括代表技术变化的资本-产出比,以及代表行业技术差异的行业因素的贡献都很小,故技术因素对工业要素分配份额影响很小。
对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表明,导致1998年以来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改制和垄断程度增加等非技术因素。
前者是要素市场扭曲减少所致,是一个积极信号,后者则是产品市场垄断程度增加所致,是一个消极信号。
尽管1998年以来资本-产出比逐年下降,地区和行业之间收入份额存在明显的差距,但由相对价格变化导致的要素投入变化、工业部门产业结构变化,以及技术进步等技术性因素对该部门要素分配份额的影响则
不大。
事实上,白重恩等(2008)对工业部门资本收入份额模型的估计表明,工业部门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为1,因此无论采用何种手段改变工业部门的要素投入比,对该部门要素分配份额的影响将微乎其微。
回顾表4,在1978年到1995年期间,工业劳动收入份额逐年增加,使得这一时期产业影响对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为正。
对这一现象,李扬(1992)的解释是,由于改革开放前大部分劳动报酬表现为非工资收入,改革开放后劳动报酬则逐步向工资收入转移,从而引起劳动收入份额增加。
我们赞同李扬(1992)的说法,不过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增加则另有原因。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同经济形式的企业开始进入市场,由于国有企业的效率明显低于其他经济形式,经营利润也明显低于其他经济形式,但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为稳定社会、稳定就业,工人工资和雇员人数必须随经济发展而逐年增长,这就使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逐渐高于正常水平;同时,各种经济形式的增加也提高了市场竞争程度,各行业垄断力下降,成为劳动收入份额迅速上升的另一主要原因。
在这两方面作用下,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在1985—1995年间竟上升了约10.5个百分点,远大于我们在1995-2004年间所观察到的6.8个百分点的降幅。
因此,在1978-1995年间,尽管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逐年提高,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却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前期是要素市场扭曲减少的结果,后期则是要素市场扭曲增加和产品市场竞争增加的结果。
六、总结和讨论
本文分析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原因,特别关注1995年以来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原因,表9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结果。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1995年到
2004年间,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了10.73个百分点,其中2003年到2004年统计核算方法的改变使劳动收入份额被低估了6.29个百分点。
在剔除了统计核算方法的影响后,1995-2003年全国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了5.48个百分点,其中结构转型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分别使其降低了3.36和2.12个百分点。
在各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中,工业部门的贡献最大,为1.65个百分点。
对1998-2003年工业部门的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改制和市场垄断力增加对该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增幅的贡献分别为60%和30%。
总的来看,在1995-2004年间,统计核算方法调整、结构转型、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贡献分别为
59%、29%和12%。
如果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的判断仅仅停留在总量水平上,很容易将
1995年以来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事实,作为资本侵占劳动的证据。
但是表
9的分析结果并不支持这种观点,除了工业部门垄断水平增加外,其余各因素都不是资本侵占劳动的依据。
更为重要的是,回顾1978年以来各时期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结构因素和部门因素的变化趋势和原因一直遵循着一致的规律。
自1978年以来,产业结构转型和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对总体要素分配的影响已经存在,不过在1984年到1994年期间,结构影响和产业影响方向相反,使得全国要素分配份额相对稳定。
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改制以及垄断程度增加,提高了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打破了结构影响和产业影响间的平衡,从而使1995年以来全国劳动收入份额表现出下降趋势。
考虑到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在1978-1994年间持续上升,实际上与国有部门的劳动收入
份额上升密切相关。
因此,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改制带来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与其说是一个突发现象,不如说是积蓄已久的力量释放。
未来劳动收入份额将怎样变化呢?
显然,如果各产业劳动收入份额不再减少,随着产业结构继续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将继续降低,但
如果产业结构转型发展到从工业部门向第三产业转变,鉴于第三产业劳动收入份额高于工业部门,全国劳动收入份额将随之提高。
至于各产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由于工业部门和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它们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对未来全国要素分配份额将有明显影响。
对工业部门的分析表明,该部门要素替代弹性为1,因此改变工业部门要素投入比不会影响其要素分配份额,但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和产品市场垄断程度的变化则会改变其要素分配份额。
对第三产业,尚需建立新的计量模型进行分析,故工业部门的结论不宜直接推广到该部门,但考虑到人力资本的投资在第三产业更为明显,该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在未来则有可能增加。
正如我们在文章一开始指出的,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已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事实,针对这一现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应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几年前为多数经济学家接受的“初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的观点开始遭到质疑,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开始明确指出“初次分配领域也应讲公平和效率的统一”的观点,并提出了各种政策,试图扭转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趋势。
林毅夫(2007)认为可以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提高劳动者收入份额,汪同三(2007)认为应通过制度保护提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讨价还价能力,提高劳动收入所占的份额,李扬(2007)呼吁财政政策要致力于提高国内消费率和公平收入分配,尤为重要的是完善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
注意到国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事实和专家的种种建议,政府也开始重视劳动者收入问题,2007年6月29日高票通过了旨在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劳动合同法》;而以提高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为主要目标的《工资条例》,已经由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初步拟定,并开始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
本文关于我国要素分配份额变化原因的分析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讨论有关要素分配的政策建议和措施。
首先,如果要调整要素分配份额,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应该选择何种政策手段来改变各产业的要素分配份额,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产业结构方面,汪德华等(2007)发现政府对经济的过度控制以及法制水平的低下都是影响第三产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另外,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发现,我国第三产业的税收负担较高。
在这些方面,中国都还有较大改善空间来提高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从而提高国民收入中的劳动份额。
农业在经济中比重的下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趋势,其对劳动份额的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部门内劳动收入份额方面,我们只对工业进行了研究,但相信其结果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我们的研究表明,减少垄断程度对增加劳动份额具有积极意义。
适当的劳动保护是必要的,但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过度干预并不能起到增加劳动份额的作用。
我们的研究发现,工业部门要素替代弹性为1,因而强制性的增加工资和其它劳动力成本会导致资本替代劳动,从而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就业,但不会增加总的劳动收入。
长期来说,强制性的增加工资会导致企业选择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反而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过去十年中生产技术的变化并没有对劳动份额产生显著影响,但对劳动力市场的过度干预很可能造成对劳动总收入不利的影响,同时也造成要素配置的扭曲,降低全社会福利。
其次,我们是否应该采取措施提高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水平,以及多大程度上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我们的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降幅并不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么大,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没有必要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呢?
一些学者指出,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远低于国际一般水平,这似乎足以说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亟待提高。
但我们认为,在做出这一论断前,还必须解决另一问
题,即要素分配份额的跨国比较是否真实地反映了要素分配份额的国别差异。
事实上,简单的跨国比较存在很多问题,各个国家由于税制不同造成要素分配份额统计量的内涵也不同,因此即使能像Gollin(2002)那样调整自雇用劳动者统计核算方法差异的影响,也无法使各国要素分配份额在经济意义上完全可比。
因此在解决要素分配份额在国际间的可比性之前,基于国际比较得到的结论还不足以成为要求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佐证。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已经超过了本文的研究范围,但笔者认为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一个极富意义和挑战性的课题。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国民收入 要素 分配 统计数据 背后 故事
![提示](https://static.bdocx.com/images/bang_tan.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