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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绝对有用浙江工商大学文物与中国文化选修课资料
曾侯乙墓漆箱盖天文图与二十八宿的起源
漆箱盖,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箱盖正上方为一幅星象图,中央是篆书的“斗”字,表示北斗,四周顺序书写着二十八宿的名称,二十八宿的东宫一侧绘有青龙,西宫一侧给有白虎,是目前所见我国年代最早的二十八宿图。
一、《尧典》所见的上古天文学
天文学是人类最古老的科学。
在远古时代,先民仰观天文,辨识星座,探索天体运行规律,并开始划分星空体系。
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尚书》中有《尧典》一篇,相传记载的是五帝、三王之际之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尧舜时代观象授时的情况。
《尧典》说,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意思是说,观察天文,郑重地将时节的变化告知万民,以便农作:
分命羲仲,宅隅夷,曰炀尽。
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
厌民析,鸟兽孽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
平秩南讹,敬致。
曰永星火,以正仲夏。
厥民囚,鸟兽希革。
申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寅饯纳日,平肤西成,宵中星虚,以般仲秋。
厥民夷,鸟兽毛毯。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平在朔易,日短星昂,以正仲冬。
厥民,鸟兽既毛。
相传干氏掌天宫,和氏掌地官,文中提到的羲和、羲叔、和仲、和叔,习称“羲和四子”。
羲和四子分掌四时,分别居住在东方的肠谷、南方的南郊、西方的昧谷、北方的幽都,职责是观察日月星辰,根据某些作为标志的恒星昏见南中的时间,来定准四季:
春分之日,白天和黑夜一样长,所以说是“日中”,这一天的昏时,鸟星在南中出现;夏至之日,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天,所以说是“日永”,这一天的昏时,大火星(心宿二)在南中出现;秋分之日,白天和黑夜又是一样长,所以说是“宵中”,这一天的昏时,虚星在南中出现;冬至之日,是一年中白天最短的一天,所以说是“日短”,这一天的昏时,昂星在南中出现。
《尧典》观测四仲中星的方位是“南中”,即正南方向。
南中的位置稍有偏差,则观测的结果就会谬以千里。
那么,先民是怎样求得推确的南中的呢?
《尧典》中没有提到。
在周代成书的《周髀算经》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东南西北四方的准确方向,先民是通过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天文测量仪器“表”来得到的。
表,最初是指一根直立的杆子,立杆即可见影。
观察表影的方向和长短,就可以知道一天中大致的时间,这就是后世钟表之“表”的来历。
定推四方的具体方法是,每日记录日出时和日没时的表影的端点,将两个端点用直线连接,就分别得到正东和正西的方向。
找出联机的中点,再与表相连,就是正南和正北的方向。
《尧典》还提到“在琅玑玉杨,以齐七政”,根据汉代学者的解释,在是观察的意思。
玑是一种可以旋转的仪器,就是后世的浑天仪,衡是玑内观察星宿的的横筒;踏是装饰的美玉,故称“蹈玑玉衡”。
七政,是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
若如汉儒的解释,则尧舜时代已经有了韧始的天文仪器。
尧还对蒙和说:
“朗三百有六句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据此,当时已经有了简单的历法,知道一个太阳年的长度为366日。
由于已经知道用闰月,可知采用的是阴阳历。
由于一太阴年分为12个月,六个大月为30日,6个小月为29日,所以12个月的长度只有354—355日。
实际上,太阳年的长度为365.24日,与太阴年长度并不相等,两者有10—11日的差数。
随着时间的推移,差数越积越多,势必造成寒暑季节错位。
为此,古人最初在适当的时候安排连大月,后来每隔2—3年就要增加1个闰月,以便与太阳年的长度协调,这就是“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意思。
《周髀算经》还提及,日影在四季的位置变化也是用表测得的。
春分和秋分之日,太阳从正东升起,从正西落下。
而冬至这一天,太阳升于东南、没于西南;夏至这一天,太阳升于东北、没于西北。
这正是太阳运行路线在地面的投影。
中国古代特别重视冬至的时刻,每每将它作为一年的开始。
从这一个冬至到下一个冬至,就是一个回归年的长度,也就是《尧典》说的“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但是,对日影的长期、细致的观察发现,每年冬至的时刻并不固定,而是每年向后推迟大约六个小时,即四分之一天,到第五年,又回到原泣。
由此而知,每年的实际长度应该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所以中国古代的历法称为“四分历”。
汉代相传的古代历法有黄帝历、额颈历、夏历、段历、周历、鲁历等六种,习称“古六历”。
古六历都是四分历。
但是,尧是传说时代的人物,这一时期的遗址或实物,在考古学上还得不到证明。
《尧典》的记载,究竟是上古时代口耳相传的史影,还是出于战国儒者的附会?
学术界一直聚讼纷如,莫衷一是。
二、北极、北斗和二十八宿
在中国传统的天文学体系中,北极星有着最为重要的地位。
在恒星的视运动过程中,天球北极是固定不动的,星空的旋转,无不以北极星为中心,所以《论语》说: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北辰就是北极星。
但是,实际上所谓的北极星(帝星,即小熊座的α星),并非就是北天极,古人对此已有认识,《吕氏春秋·有始》说:
“极星与天俱游而天极不移。
”北极星与其它恒星一样,也在绕天极旋转。
不过,北极星是离天极最近的亮星,移动的范围极小,位置相对固定,所以,人们还是将它作为北天极来看待。
与北极星密切相关的是北斗七星。
远古时代,北斗七星处在黄河流域的恒显团内,一年四季都能看到。
北斗与北极星的距离比较近,位移明显而有规律,先民早就认识到初昏时斗柄的指向,与四季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歇,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民间的’一切节令,无不与北斗星有关。
所以,古人特别重视北斗星的作用,《史记·天官书》说:
北斗七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
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
以北极星和北斗星为基础,古人格观察的视野扩展到天赤道附近的恒星区。
古人把太阳在天空中的周年视运动轨迹称为黄道,把与天球极轴垂直的最大的赤纬圈,也就是地球赤道平面延伸后,与天球球面相交的大圆称为天赤道。
先民将分布在黄道和赤道附近两个带状区域内的恒星划分为二十八个区,名之为二十八宿,至迟到战国时代,我国文献中出现了以北斗为中心的、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
二十八宿分为东、内、西、北四官,每宫七里。
为了便于识别和记忆,古人将它们分别想象为一种动物,即东官像苍龙,南官像朱雀,西宫像内虎,北宫像玄武,这就是“四象”。
四宫、四象与四季相配如下:
东官苍龙主眷:
角、亢、氏、房、心、民、箕七星;
南宫朱雀土夏;井、鬼、柳、星、张、翼、轸七星;
西宵白虎主秋:
垄、娄、胃、员、毕、觜、参亡星;
北官玄武主冬:
斗、牛、女、虚、危、室、壁七星。
二十八宿是先民观测行星、记录特殊天象的背景,也是绘制星图制定历法的基础。
以二十八宿为坐标,可以参酌月亮在星空中的位置,也可以推定太阳和恒星的位置。
有了如此完善的周天星座体系作为计算的基点,还可以产生诸如“合朔”等复杂的天文概念。
因此,二十八宿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的主体部分之一。
那么,古人创立这一恒星体系,为什么要选取“二十八”这样一个数字,而不是其它数字呢?
学者中有不同的解释。
但多数专家认为,它可能与恒星月的长度,也就是月球从某——恒星出发、又回到此恒星的周期有关。
《吕氏春秋·团道》说:
“月路二十八宿,衫与角属,圆道也。
”《论衡·谈天》说:
“二十八宿为日、站台,犹地有邮亭,为长吏腐矣。
邮亭着地,亦如星舍着天也。
”《史记·律书》所引的古文献,把二十八宿称为二十八台,著名史学家司马贞的《索隐》解释说,二十八宿就是日月和五大行星所止舍、停宿的地方。
这与《吕氏春秋》等书把二十八宿理解为邮亭、星舍是一个意思。
在古代印度,二十八宿被称为“纳沙特拉”(nakshatra),在阿拉伯则被称为“马纳吉尔”(a1—manazil),意思也都是“月站”。
恒星月的长度为27.32166日,月亮每晚都在恒星之间的一个住所停留,取其整数,所以划分为二十八宿。
由于恒星月的长度在27日与28日之间,所以古人曾经使用过二十七宿、为此而将室、壁两宿合为一宿。
需要指出的是,月亮每天绕地运行有固定的行度,是一个常数,即用周天365度除以恒星月的长度,为13度略多。
而二十八宿划分的天区并不是等分的,各宿的距度相差很大,用古度表示,井宿最宽,有33度,觜宿最窄,只有2度。
因此,月亮在恒星之间的运动实际上并不是每天运行一宿。
所谓二十八宿,不过是古人在天空中自西向东选择的二十八个标准点。
三、二十八宿起源于何地
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宋君荣(A.Gaubil)和英国学者科尔布鲁克(H.T.Colerooke)将中国和印度的二十八宿介绍到欧洲.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在中国、印度、伊朗、埃及等古文明的天文学体系中,都有二十八宿。
那么,这一体系首先是在哪一国发明的呢?
它传布的路线又是怎样的呢?
这些问题成为各国天文学家研究的热点。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多认为中国的十二辰和十二支都是从巴比伦黄道十二官演变而来的。
英国学者艾约瑟(J.Edkins)、基思(A.BerriedateKeith)和德国学者韦伯(A.weder)、奥尔登贝格(H.Oldenberg)、博尔(F.Boll)等都持这种看法。
日人饭岛忠夫认为,公元前331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帝灭掉波斯帝国时,其势力曾直通中亚,西方天文学、包括二十八宿体系在内,就是在那时传人中国的。
他甚至推论说,中国的天文学也是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由西方人“肠葱岭,过流沙,而达于黄河流域”的。
许多学者认为,二十八宿起源于巴比伦,然后分别传人阿拉伯、印度和中国。
从表面上看,中国与巴比伦的天文学体系在概念上和方法上都非常相似,巴比伦将黄道分为十二官,中国则把周天分为十二辰,并用于、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地支来命名。
但是,古代巴比伦把黄道划分为十二官,是因为每个回归年有十二个月,太阳沿黄道周年视运动,每月进入一官。
而中国的二十八宿体系是月亮视运动的标志点,四象、二十八宿呈赤道环分布。
巴比伦直到公元前3世纪的塞琉古时期的泥版上还是采用黄道系统。
重要的是,在数量巨大的巴比伦泥版文书中.至今没有发现过二十八宿表,甚至没有见到二十八宿的痕迹,只有一种独立于黄道十二宫之外的二十一标准星体系,其年代在公元前312—公元前64年的塞琉西王国时期。
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二十八宿圆仪刻列二十八宿距度所反映的原始古距星,与巴比伦二十一标难星比较,只有三星相合。
表明巴比伦三十一标准星与中国的二十八宿完全不是一个体系。
因此,所谓二十八宿缘起子巴比伦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中国、印度、阿拉伯、埃及的二十八宿体同出一源。
在这四个地区之中,二十八宿的发生孰先孰后?
据专家研究,阿拉伯“马纳吉尔”的星名表大约完成于《古兰经》之前,其使用二十八宿的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2世纪。
埃及使用二十八宿的时代与此接近,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以后的科布特时代。
适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文献有关二十八宿的年代要比埃及和阿拉伯早得多。
《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礼记·月令》等战国典籍中,已经有了基本完整的二十八宿之名。
西汉的《淮南子·天文训》和《史记·律书》中,就已经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的名称记载,只是名字略有差异。
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约公元前170年)中,二十八宿名也已经全部出现。
唐代《开元占经》引用的战国时代的石氏星表中,也省了二十八宿的名称,以及大约公元前4世纪观测的二十八宿距废。
因此,至迟在战国时代,中国的二十八宿体系已经完备。
据此可以肯定.二十八宿不可能起源埃及或阿拉伯地区,而只能是起源于印度或中国。
英国学者白赖南(W.Brennand)和美国学者伯吉斯(E.Burgess)认为,二十八宿体系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他们在对二十八宿的中国名称语音作了若干“处理”后认为,在中国的二十八宿名称中,有与古梵文相似之处。
而日本学者新城新藏认为,二十八宿体系起源于中国,然后传到世界诸古文明,二十八宿,系于中国,在周初时代或其前所设定,而于春秋中叶以后。
自中国传出,经由中央业细亚,传于印度,更传人波斯、阿拉伯方面者焉。
中国和印度二十八宿体系十分相似。
中国二十八宿的古距星与印度的联络星相比,有九个相同;而二十八宿距星与联络星相比,则有角、氏、心、尾、午、女、娄、毕、觜、参、轸等十一个相同。
古代中国曾经将二十八宿中的营室称为西萦,东壁称为东萦.可知曾经将室宿和壁宿合为一宿。
印度的古代经典中,也有室宿和壁宿合为一宿,成为二十七宿的记载。
此外,中国和印度的二十八宿都以角宿为起始宿。
但是,中国与印度的二十八宿体系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指出,印度的“月躔”体系有二十八宿和二十七宿两种体系,但使用得比较多的是二十“七宿体系。
印度二十七宿的宽度是相同的,而中国二十八宿的宽狭是不同的,有的甚至非常悬殊。
此外,中国的二十八宿的距星,早期多是取亮星。
后期为了调整度数而改用暗星。
著名天文学家竺可桢先生指出,印度二十八宿的主星大多采用亮星,1等星以上的有10颗,4等星以下的只有3颗;②中国确定的距星,大多选择暗星,即使有某些亮星,那也是早期选择的,后来都尽可能地改为暗星。
例如,原先是1等星的河鼓(天鹰座α)和零等星织女(天琴座α)后来被3等星的牛宿一(摩揭座β)和4等星的女宿一(宝瓶座ξ)代替。
如果说,这是因为织女距赤道和黄道太遥远所致,那么,阿鼓趴离赤道比牛宿一还要近,可见并非距离远近的原因。
又如,心宿二(天座α)是一颗l等亮星.汽古称为“大火”,但:
十八信体系巾却不塌它作距尾.而是选择了3等星的心宿一(天蝎座α),两者与黄道、赤道的距离几乎相向。
黄道上的轩辕十叫(狮子座α)是1等亮星,离赤道也不远、却被舍弃.而选择了离黄道、赤道都比较远的4等小尾张宿一(长蛇座υ1)。
毕宿一(金牛座ξ)和毕宿五(金牛座α)部在赤道和黄道附近,但也没有被采用,而是选择广4等小星毕宿一。
参宿是亮星群集的星宿,其小参宿七(猎户座β)是零等星,参宿四(猎户座a)是一等星,也都没有被选作距星,而选用了1颗2等星参宿一(猎户座ζ)。
在《史记·律书》里,二十八宿包括狼、弧,狼即大狼(大犬座α),是伞大最亮的星,但最后也被一颗三等星井宿一(双于座μ)所取代。
要之,中国二十八宿的距星中,只有l颗是—等星.而4等星以下的却有8颗,其中的鬼宿一,竟然是用肉眼勉强可见的6等星。
这是很值得泞意的现象刀
此外,由于北斗七星常年处于黄河流域的恒显圈内,所以中国的二十八宿与北斗七星的联系非常紧密。
而印度的纬度比中国低得多,北斗七星并非四时可见,所以北斗七星的地位远不如中国突出。
印度的古代历法将一年分为六季,即冬、春、夏、雨、秋、露,但“纳沙特拉”却同中国的二十八宿一样分为四宫,两者不相协调。
中国二十八宿先牵牛、后织女的次序与公元前3500年以前的实际天象是一致的。
印度在接受中国二十八宿体系的时候,先牵牛、后织女的次序已经与当时的实际天象不合。
以上种种研究表明,印度的二十八宿体系来自中国。
但是,这一结论主要是依据文献材料得出的,缺乏出土实物的证明。
所以,学术界一直是疑者自疑,信者自信,难以取得共识。
四、铁证如山:
曾侯乙墓漆箱盖星图
中国二十八宿形成的具体时间、竺可桢先生曾作过长时期的研究。
最初,他根据岁差推算,认为公元前4300—前2300年,沿赤道土10度分布的星宿,属于二十八宿的有18—20宿。
如果二十八宿是沿赤道划分的话,则很有可能形成于此时。
而这一时期正好与五帝时期相当。
竺可桢先生进一步推论说,牛、女两宿的距星本来是牵牛(河鼓,天鹰座α)和织女(天琴座α)两星,后来才被牛宿一(摩揭座β)和女宿一(宝瓶座ξ)替代。
但目前织女在河鼓西,不符合牛、女的顺序,经计算,公元前2400年,河鼓在织女西。
这是否意味着二十八宿形成于公元前2400年?
1951年,竺可桢先生计算了二十八宿与天球赤道的最佳会合年代,发现公元前4500年至前2400年间相合的,有12宿之多。
如果把观测范围扩大到南北赤纬8度间带形区域内,则有18至20宿相合。
如果将黄道与赤道星座加以区分,则赤道星宿可以全部容纳。
从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间,赤道星座的位置与赤道最为符合v所以他又将二十八宿形成的时间改在殷末周初。
1956年,望可帧先生再次修改自己的观点,认为二十八宿的形成不会早于公元前四世纪。
郭沫若认为,二十八宿,“其制并不甚古,单独之星名于古虽已散见,然其积成为之月田之系统者,当在春秋以后。
”钱宝琮先生也认为,黄道二十八宿成立于战国,而赤道二十八台则成立于春秋。
新城新藏认为二十八宿形成于周初以前,因为当时不仅能从新月的出现逆推朔日,而且在《尚书》和《夏小正》等文献中已经有了—十八宿的某些星名。
饭岛忠夫则认为,二十八宿以牵牛初度为冬至点,按岁差推算,二十八宿当形成于公元前396—前382年间。
而在此之前,《诗经》已经提到火(心)、箕、斗、牵牛、织女、定(室、壁)、昴、毕、参等宿。
可见二十八宿中重要的恒星都巴认识。
有些天文学家认为,中国二十八宿体系的创立年代,至早只能上溯到公元前8至6世纪。
甚至有学者认为,与二十八宿对应的“左青龙、右白虎”之说,不过是汉儒的附会。
1978年,湖北随县发现—座战国早期墓葬,墓主是一个小诸侯国——曾国的一位名叫乙的国君,这就是著名的曾侯乙墓。
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编钟,以其瑰丽的造型、雄浑的气势、准确的乐音轰动了全世界。
就在音乐史家和全国上下沈浸在编钟带来的惊喜之中时,细心的天文学家却从一只漆箱的盖子上发现了又一个巨大的惊喜!
墓中出上五只样式相同、大小相近的衣箱,箱身和箱盖分别是用整块木料挖凿而成的,外表深有漆。
箱盖呈拱形,箱面的南北两侧各有一内凹的长条,箱盖打开后仰置时可以充当足来使用。
根据箱内所刻的铭文,漆箱固有的名称叫“区”。
箱盖的四角都有外凸的把手,以便抬扛、搬移。
在其中一件编号为E.66的潦箱盖上,绘有一幅彩色的天文图。
画面中央是篆书的“斗”宇,显然是表示星空枢纽的北斗。
四周顺序书写着二十八宿的名称,与文献所见的二十八宿之名基本相同。
二十八宿名的东侧绘有一龙,西侧绘有一虎,这与传统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七宿、西方白虎七宿正好对应。
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将青龙、白虎与二十八宿配合的实物。
细心的专家发现.主图上“斗”字的写法非常夸张,某些笔画被故意拉长。
不难发现,被拉长的笔画分别指向了“四象”的心、危、觜、张等4个中心宿,其意图显然是要突出北斗与四时的对应关系。
漆箱盖的三个侧立面各绘有一幅星图,内容与箱盖的主图配合.共同构成星团的体系。
漆箱东立面的主区绘有3颗星和1个火形符号。
3颗星代表心宿,中间1颗是主星,画得最大,与心宿的实际天象完全一致。
主里被绘在火形符号内。
火形符号的右下副区绘有房宿的距星,左下副区绘有民宿的距星。
火形符号的左侧,画有两个草卉符号,表示大火星的东升。
而漆箱主图白虎腹下的火形符号则被涂实,表示大火星的西落。
漆箱盖西立面上的星图分为4区,主区是觜宿和参宿,并绘有觜照的形象,参宿右侧是毕宿的距星,兼指毕宿;左上方纵列的二星,上星是井宿距星,下星是井宿的古距星,古代这二星代表井宿。
左下区绘有星空中最亮的天狼星。
漆箱盖北立面上的星图,主区绘有二兽,手足相对,中间纵立的三星是危宿,右兽后面纵列的二星是虚宿,左兽后面的1星可能是雷电六星之一;副区绘有女宿距星,兼指女宿。
著名天文考古学家冯时先生将该箱盖的主面与东、西、北三面比邻立面的星图加以综合研究,认为每个立面星图中央的星象,正是主面中北斗所指的星宿,即东官的心宿、西官的留宿、北官的危宿。
所以,东、西、北三个立面的星图,是对三宿附近实际星空的描述,因此,“三立面星图正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十二次中的三次,即大火、实沈和玄梧。
这些星象与《汉书·律历志》的记载完全一致。
”
冯时先生指出,曾候乙墓漆箱的星图,不仅以圆点表示恒星,而且以有圆点的大小表示恒星的亮度.如心宿二、参宿七、井宿三、危宿三都是各自星座中员亮的星,故所绘的星点也最大。
图中的恒星位置和星数都比较准确。
作者还用曲线分隔不同的星座,这些曲线与现代天文学使用的星座界线意义相似。
随县漆箱盖二十八宿天文图,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二十八宿图,它的面世,使得沈寂已久的关于二十八宿起源的讨论再度活跃起来。
曾侯乙墓下葬的年代是公元前433年左右,表明至迟在公尤前5世纪韧,中国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
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它的源头必然要远远早于此。
曾侯乙漆箱盖星图中左青龙、右白虎与二十八宿同时出现.证明“四象”并非汉代儒家的附会。
河南三门坎上村岭虢国基地曾经出土一件西周时代的铜镜,年代约为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镜面的东南西北四方,分别为龙、雀、虎、鹿。
后世的“四象”,北方为玄武,两者相比,似乎不相符合。
专家指出,苍龙、白虎、玄武、朱雀四象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间曾经有过以鹿为北官的阶段。
所以,学术界将上村岭的铜镜看作是“四象”的雏形。
曾侯乙漆箱盖天文图的发现,划定了二十八宿与“四象”在中国出现的年代下限,那么,它的上限又可以断在什么时代呢?
真是令人悬测万度的难题。
五、濮阳西水坡45号墓:
远古时代的北斗二宫图
1987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群远古时代的遗迹.经碳十四同位素测定,其年代为距今6460年士135年。
其中编号为M45的墓葬,大体呈南圆北方的形状,东西各有一个弧形的小宝。
经测定,墓主为一壮年男性,头部朝南,东、西、北三方各有一具殉人。
在死者的左右两侧.有用贝壳摆塑的龙和虎。
整个墓室,宛如一幅硕大的画面。
由墓主人的葬卧方向可知,墓内的布局是按照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方位设计的,这与我国早期的天文图和地图的方位是一致的。
传世文献中的《管子·幼官图》,以及出土的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古地图和长沙马王堆西汉地图都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
在死者的身旁耗时费事地用贝壳制作如此复杂的龙虎图案,究竟是要表达怎样的意思?
有人认为是出于装饰的需要,这种说法似乎尤可厚非。
但是,一个不经意的发现,使得龙虎摆塑的“天机”显现了端倪。
发掘45号墓时,普在墓主的脚端发现一堆贝壳,另有两根人的肠骨。
这种情况以前从未见过,发掘者误以为是龙虎摆醒多余的贝壳而无意放置于此的,故将其全部清除。
所幸的是,恰好有——位考古学家前来参观,在尚未清除贝壳、腔骨的现场拍了照片,这一至关重要的珍贵资料才得以保存。
由照片可知,贝壳堆成一个三角形,肠骨与三角形的底边大致成垂直角度放置。
著名天文考古学家冯时先生认为,三角形贝壳和两根胚骨所构成的是完整的北斗的形象:
蚌塑三角形表示斗魁,东侧横置的两根腔骨表示斗构。
耐人寻味的是,西水坡31号墓是单人墓葬人,但是墓主的骨架中却不见有胚骨。
可见,45号墓中作为斗构的两根胚骨,正是取自31号墓。
从而可以排除“北斗图”无意摆放的可能性。
西水坡45号墓北斗的确认,对于解读隐藏于此墓的天文信息具有重要的意义,北斗与龙虎配合,构成一幅“北斗二象星象图”;曾侯乙墓漆箱盖天文图中,中心大书“斗”字,东西两测绘以青龙、白虎;两者何其相似乃尔2它们所要表达的含义无疑是一致的。
与曾侯乙漆箱盖天文图一样,45号墓的蚌龙、蚌虎绝对不是作为装饰性的艺术品.而是作为星象图的重要内容,与北斗星的构成一个整体而刻意安排的。
如前所述,在黄河流域,北斗星处于恒显圈内,全年可以观测。
因此,古人将天极星和北斗作为中官,以此为枢纽,逐步建立起东宫、南宫、西宫、北官的体系,来统辖黄迈和赤道附近的二十八宿。
据《史记·天官书》记载,北斗斗构指向东方的龙星之角(构携龙角),斗魁位指向西方的虎星之首(魁枕参首)。
45号墓北斗两根烃骨和蚌塑三角形的指向,与《史记·天官书》所记不仅完全一致,而且是一种更为简明的模式:
斗构东指,会于龙角;斗魁在西,枕于参首。
龙虎与北斗系联为一体,所表达的应该就是“左青龙、右白虎”的星象意义。
西水坡45号墓没有涉及南、北两官,究其原因,可能是四宫的形成有两个阶段:
先有东、西两宫,然后才有南、北两官。
冯时先生认为:
“西水坡蚌塑星象也正可以作为其中东官、西官和中宫的雏形,它代表看中国传统的天官体系的初期发展阶段,而这个体系的出现,显然直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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