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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的遗产:
当代经济社会学制度分析的古典传统
韩秀记
提要:
在当代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制度分析占据了重要地位,而这种分析传统可以在韦伯关于市场的论述中获得体现。
韦伯关于市场制度的研究,将企业组织形式和融资制度、货币交换制度、法律和产权保护制度、理性国家等制度因素视为同新教徒所具有的理性伦理精神具有一致性的资本主义起源因素。
关键词:
市场,社会学,制度分析,理性,韦伯
MarxWeber’sLegacy:
theTraditionofInstitutionalAnalysisinContemporarySociology
HanXiuji
Abstract:
Inthestudyofcontemporarysociology,institutionalanalysisoccupiesanimportantposition,andthistraditioncanbefoundinWeber’sdiscourseonthemarket.InWeber’sresearchonthemarketsystem,theinstitutionalfactorssuchascorporateformoforganization,financingsystem,currencyexchangesystem,lawandprotectionsystemofpropertyrightsareregardedastheoriginfactorsofcapitalismwhichareconsistentwiththerationalethicsofProtestant1
Keywords:
Marketsociology,Institutionalanalysis,Rationality,Weber
与经济理论研究相比,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为时尚晚,而且这种研究很大程度上不为人所知。
而经济社会学关于市场的研究关注市场作为制度的来源和发展。
现代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突出地表现为资本主义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而这涉及到市场需求、市场行动主体、市场发育、市场法规、国家行动等。
将市场作为一种制度来考察,而超越了具体意义上的市场形态。
这种研究传统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那里。
一、当代经济社会学:
制度概念和市场研究
制度概念的界定受到了不同学科和知识体系的影响。
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看来,“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更多地表现为正式产权。
产权制度能够减少交易结构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
而在人类学家看来,制度主要是指一种稳定重复的观念习性,包括社会习惯、传统思维方式等。
它是无形的,但可以通过有形的组织或者实在可借的观念力量而发生作用。
在制度的产生上,道格拉斯认为,它根源于自然规律,是人类类比自然而形成的。
与人类学的文化解释不同,博弈论学者将经济过程类比博弈过程,认为制度是微观行动者基于成本—收益算计而产生的随机均衡博弈策略。
显然,博弈论视角下的制度概念是极其宽泛的。
青木昌彦概括性指出博弈论的三种制度观:
即博弈的参与主体(企业、协会、大学、司法结构、国家等)、博弈规则(诺斯的观点,以区别于博弈参与主体)和博弈过程中参与者的均衡策略(扬等人的观点,均衡策略是理性行动相互形成的)。
虽然在语意上制度概念包括无形规范和有形组织、正式组织规章和非正式习俗、惯例,以至于韦森考证后认为,制度概念包括群体习俗、惯例规则、正式规范、管制、法律、宪章、宪法、机构组织等,它具有“正式”博弈规则和结构安排两重性。
但不同学者对制度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仍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那么,经济社会学下的制度概念及其研究内容是什么?
经济社会学普遍认为,市场是一种由存在于厂商、销售商、购买者和政府之间广泛存在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结构。
而市场社会学(sociologyofmarket)就是关于市场交换、市场结构、技术配置、市场制度的研究。
市场研究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市场社会学研究构成了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全部。
这是因为现代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着市场展开的。
与任何其他形式的人类社会组织制度相比,市场经济创造出了更多的收入、财富、商品和服务。
作为现代市场发展动力的技术和竞争,一方面来源于市场关系和组织制度,另一方面又反过来界定和型塑了现代市场关系。
简言之,正是这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组织和制度使市场经济的勃勃生机成为可能。
竞争和技术变迁本身是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由市场中的行动者和政府所界定的。
市场生产和交换产生了社会分化。
这是一种具有地方性特征的、很好识别的现代化表征。
因此,一方面,探寻市场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从结构角度入手研究市场,构成了新经济社会学一开始的选择,另一方面,分析超越市场行动主体的外在制度,探寻促进市场规范和改进的制度逻辑,建立起制度化程序引导和规范市场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因此,经济社会学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和人类学借鉴的基础上,认为制度概念不应包含文化、宗教等层面上的含义,其特征有设置的目的性(理性)、设置的人为性、社会集体性(超越了单纯的个人行动层面)。
这一视角下关于市场的分析超越了具体市场,而是建构出市场的理想类型分析概念。
这一理想类型同时又是一个场域概念。
在制度场域下,各种市场因素和行动力量发生作用,共同促使市场及其制度朝着某一方面发展。
在此,必须准确区分理想类型市场和具体市场的区别和联系。
此外,经济社会学的市场制度研究方向更多地关注国家、企业等市场组织、各种市场制度、法律规范的作用,尤其是这些主体对于经济绩效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因此,探讨马克斯·韦伯的经济社会学的市场制度分析思想,就是要分析韦伯著作中的国家、经济联合组织、科层制、各种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市场制度的论述。
而这种分析在以往有关韦伯社会学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很多研究或是从新教伦理浸育下的理性行动者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选择性亲和这一文化和宗教伦理层面展开,或是从利益与理性、经济行动与交换等传统经济社会学行动视角展开。
二、制度安排:
资本主义产生的各种条件
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明确指出,人们行其所行,乃是出于对权威的信仰、科层制的强制、对自我利益的算计以及某种有效的习惯等多方面因素。
但在写作上,韦伯并没有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入手,而是从社会行动落笔的。
那么,到底何谓社会行动?
“作为‘社会’行动,则是指行动者在主观意义上考虑到他人的行为状况,并反过来据此作为自己进一步行动的方向”。
这为理性经济行动提供了可能。
经济行动乃是资源匮乏条件下与需求满足和少数可能的行动有关的理性行动。
(一)关于市场经济主体的制度划分
根据经济组织与经济体制的关系,韦伯划分了四种经济组织类型,分别是“经济能动组织”、“自主经济行动组织”、“经济调整组织”和“强制保障形式秩序的组织”。
其中:
(1)经济能动组织是指以自身秩序为取向、具有经济行动的非经济组织,像教会、自愿联合体、教育机构等。
(2)自主经济行动组织是指市场经济行为的直接参与主体,包括商业公司、合作联合体、卡塔尔、股份公司、经济合作生产组织等。
(3)“经济调整组织”则是指通过行政指令性权威贯彻经济政策的组织,像乡村联合体、行会、工会、雇主协会、卡塔尔以及计划经济国家等。
(4)“强制保障形式秩序的组织”主要指采取自由放任主义的国家,其主要职能便是调处涉及履行自由契约义务的争端。
①
其中,手工业行会作为最早的一种经济组织制度形式,在市场资本主义及其现代企业的产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方面,行会对内提供了生产标准和技术改进,规范市场生产行为,为将来的机器大生产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行会制度的对外政策具有垄断性质,②对于培育和拓展资本主义未来市场准备了条件。
当然,行会并不是一直在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起积极作用的。
但是,资本主义产生于行会制度带来的各种结果及行会制度的衰落。
随着行会制度的衰落,私人企业机器大生产逐渐产生了。
行会制度孕育了资本主义理性企业。
韦伯在分析中已经认识到,作为市场制度重要构成内容的市场经济主体在实现市场制度、规范市场竞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譬如,行业联合会在指定行业规则和标准方面发挥的作用;国家在制定法律、促进市场发展方面所起到的积极影响;甚至自由竞争企业在获利和合法性驱动下自发采取某项规范和标准等。
这些对于市场经济组织的新制度主义分析产生了影响。
(二)关于自由市场制度和货币制度的分析
在韦伯看来,“市场调节”对应于“市场自由”,是指“对某些潜在交换对象的市场适销性、或者对某些参与者的市场自由施加某种实质性限制,同时根据秩序的规定去落实这些有效限制”。
韦伯认为影响市场调节的因素有:
(1)传统,即行动者可能会习惯于根据传统而接受对交换的限制,或者习惯于传统的条件。
(2)惯例,指社会对市场交换的习惯性认定。
(3)法律,即普遍地或针对特定人员群体或特定交换对象实施合法的交换限制,或者限制自由竞争。
法律调整的方式,可以通过价格调整影响交换对象的市场行情,或者是限定只是某些特定群体才能拥有、获得、交换某些货物的控制权和处置权,比如法定的垄断权或者对经济行动的法律限制等。
(4)利益格局产生的自愿行动,这是一种市场利益联盟,利用市场合作协议公共参与市场定价。
从韦伯对市场调节的分析来看,其思想已经体现出了制度主义分析的基本色彩。
而传统、惯例、法律、市场联盟则是当前市场制度运行的主要形式。
韦伯认为要对市场进行考察,那么必须从两个基本方面展开:
(1)与以物易货相反,市场交换价值的估价没有主观性和品质特征,因为交换的基础是数量因素:
货币。
若从这个角度进行考察,那么市场则是人与人之间最不具有人格特征的关系,便不具有人格化特征。
(2)既然市场以管理为前提,那么市场则曾经是经济理性化的决定因素,因为调解意味着除了交换的连续性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法律和政治的保证。
如果没有货币方面的数量化和法律规章制度,市场则是不可能存在的。
而恰恰货币和法律规章构成了市场制度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
韦伯认为,作为交换媒介和支付手段的货币,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乃是最‘完善的’经济计算手段,就是说,它在形式上是为经济活动导向的最理性手段”。
广泛使用货币产生了重大影响:
(1)促进了“间接交换”,
(2)由此产生了债务,(3)货币保值问题,(4)促使市场主体越来越把一切经济优势转变为控制货币量的能力,(5)扩大了消费者的市场选择,(6)促进了市场主体对货币的占有,(7)扩大了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人员范围,(8)货币的可计算性为商品定价提供了可能。
市场上的交换产生了合理的算计行为(形式理性开始主导市场活动),换言之,市场构成了一种社会交往制度。
显然,作为一种技术性市场制度,货币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扩大了市场交换,促进了市场的发展。
最根本的是,它开始通过货币制度自身的运作逻辑,开始将原本直接的人格化交往转变成扩大的非人格化交往。
这对市场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的兴起。
(三)理性资本核算制度
现代私人企业机器大生产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而在韦伯看来,“哪里有用企业方法来供应人类集团所需要的工业,哪里就有资本主义存在,而不管需要的内容是什么。
”而这里的企业方法就是现代理性资本核算制度。
“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就是一个附有资本会计制度的企业,也就是,根据现代簿记和结算的方法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的一个机构”。
这种制度安排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一般前提和内在规定性。
同时,在实际盈利活动中,自由市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自由市场以外在的场域存在规定了盈利性规范的形成和扩散。
盈利性取向的行为模式是企业的特点。
而恰巧作为资本核算程序的盈利取向行为模式在企业日常市场行为中直接表现为成本收益的算计,即事前对潜在风险与盈利机会的计算与事后对实际盈利或亏损的确认计算。
因此,韦伯肯定地说,“日常需要靠资本主义的方法来供应,却纯粹是西方的特征”。
通过强调工业企业盈利取向的理性资本核算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设置方面的基础性前提,韦伯发展出了一个远远超越作为大多数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理念核心(边际效用理论)的新观点。
当边际效用理论把消费者之间的行为模式作为其基础前提的时候,韦伯则强调生产组织之间行为模式的根本重要性,这种行为模式是由组织在每一步都运用理性资本核算程序在事前加以精确算计而决定的。
由此可以看出,与理性核算的盈利性规范有关的并由理想类型决定的行为模式,是韦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观的前提———正如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理论的前提,自由市场理论是亚当·斯密理论的前提一样。
韦伯为何在《经济通史》中选择将理性资本核算视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设置方面最基础前提?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中关于生产企业中的形式理性最大化一节中找到。
它与《经济通史》中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组织的次要前提的描述是并行不悖的,而且拓展了后者。
换言之,《经济通史》中所述的次要前提条件的组合,基本上就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所设计的在生产企业中达到资本核算的形式理性最大化的主要条件。
韦伯现代资本主义总体观点的支点在于经过技术上最完美的理性资本核算程序计算的盈利性规范取向。
而这种取向又深刻地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驱动力,一是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理性取向,二是控制和管理企业的企业家的理性取向。
这两者的契合,使得韦伯可以把多种因素融入进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详尽分析中。
首先,资本主义社会独特的形式理性取向影响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因此,全部的生活领域,包括物质消费方式和文化生活方式,都深受这些盈利取向企业的生产的影响。
其次,包含在韦伯在理性资本核算中作为现代企业基石的次要前提条件促进了在最广泛意义上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影响。
而这些前提条件包括自由市场的运作、正式自由的劳动力、劳动者和生产手段相分离、理性的技术、理性的商业、以及具有理性的行政管理和可靠法律体系的国家的存在。
最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动力来源,也即是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便是形式理性下的对企业利润的追寻。
(四)现代企业组织制度
资本组织方式和运作方式是企业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
而现代市场企业则与资本主义资本组织制度密切相关。
在欧洲中世纪甚至是古代时期,股份制的融资制度就开始出现。
在地理大发现后的资本主义对外冒险贸易中,共同筹资和共担风险的海上商业形式构成了主要经营制度。
而与这种贸易股份制相伴随的则是证券等信用资本的产生。
“商业化首先必然出现代表企业股份额证券,其次必然出现代表收益权的证券,尤其是采取公债和抵押借款形式的证券。
”
股份制及其证券等现代信用工具的发行,是理性资本主义聚集资本进行扩大贸易和生产的重要保证,是西方私有产权制度的直接体现。
这一制度在西方世界的确立,使得资本与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分离开来,为采用机器等扩大再生产新技术提供了条件。
这种现代企业组织制度是与现代理性资本核算制度相匹配的。
不过,在这种股份制资本组织方式下,私有产权特征使得证券的流通成为可能,对经济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其显著表现便是证券投机活动及其所引发的投机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国家的经济职能应运而生。
(五)政治实体和国家
科层制和国家在新制度主义经济社会学思想中是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
在“政治实体对经济秩序的非货币意义”中,韦伯指出了自治性政治组织的意义,
(1)提供货币秩序,
(2)国家参与市场获取资源,(3)会根据某些实质性准则而有意鼓励、限制或调整跨境贸易,即实行某种外贸政策,(4)以不同的严厉程度和方式,对经济活动进行各种形式调整或实质调整,(5)造成社会分化,(6)作为市场主体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和获利,(7)满足自身需求的方式存在差异。
在此要特别注意,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除了具有管理和干预功能外,还是市场逐利活动的直接参与者。
像地理大发现时期国家(以王室为代表)对探险的支持和资助,国家推行的殖民政策对于原材料和市场的获得,实行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等,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韦伯指出,作为获益方的国家是一个理性组织。
理性国家是资本主义率先在西方产生的重要条件。
此外,政治实体自身的运作方式也对市场产生了影响。
科层制统治模式和构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诸种制度构成了形式理性(手段—目的算计理性,技术理性,经济理性)的主导性制度设置载体。
已经具有制度化支配地位的官僚制科层组织,显示并包含了高度法律模式的形式理性。
但是,它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所代表的西方世界的独特形式理性的制度方向不同。
前者的关键是行政法规,而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关键,则是与通过理性资本核算程序计算盈利的抽象规范有关。
换言之,科层制的行为模式指的是法律的形式理性模式中的行政法规指南;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企业在经济形式理性方面,则体现为以盈利为取向的资本核算程序。
由此可见,韦伯对国家等政治实体的分析,已经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家外部调节的作用,开始将国家作为市场主体引入到市场行动分析中。
而这种分析思想,在经济社会学的市场新制度主义研究中得到了重要体现。
三、理性基础:
个体行动与经济制度的统一
按照韦伯的观点,存在适应于几乎所有文明社会行为的不同类型的理性。
在卡尔伯格看来,在社会集团和制度层面上,韦伯的理性概念包括四种典型模型,即实践理性、纯粹理性(理论理性)、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
其中,与其他文明相比,只有西方文明具有展示形式理性取向的行为模式的一系列制度设置。
作为一种形式理性,资本主义理性构成了一系列制度因素的内在基础。
现代市场制度下的理性概念很大程度上与形式理性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理性概念在韦伯的分析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构成了韦伯市场经济制度分析的伦理基础。
作为理智、理性和现代西方世界祛魅的结果,人类已从自然生命的有机链中解放出来,而过去人们的生活受各种宗教控制。
个体理智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理性增长和祛魅,显然也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交换和经济算计日益充斥市场和社会。
同时,形式理性概念又与利益概念紧密联系。
韦伯关于利益概念的解释,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利益具有主体性,载于由行动者赋予其独特的意义;第二,利益具有类型性,韦伯将利益概念划分为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其中,前者包括诸如身份、民族主义、种族声望以及韦伯所谓的“宗教获利(即渴望救赎和来世更好的地位)”等。
两种利益形态都能够促使行动者采取行动。
正是这一资本主义理性及其行动主体造就了资本主义文明率先在欧洲的产生。
这些含有理性的主体与制度包括企业家、自由市场、理性技术、理性法律、自由劳动力和理性商业、理性国家。
在理性的行动和制度基础上,欧洲市场资本主义沿着一种内生自发秩序逻辑而出现。
这一逻辑的运作场域和动力来源,可以综合称其为理性资本主义市场制度。
这一复合体囊括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各种制度要素,像资本主义市场内的公司制度、资本制度、国家经济政策、产权和法律、理性国家等。
而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产生就是这些理性因素作用的结果。
实质上,韦伯的个体行动分析与其制度分析是内在一致的。
从韦伯学术历程来看,可将其研究划分为两大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他主要关注资本主义与新教的关系,通过对世界诸宗教的文化比较,来说明靠新教徒的勤勉、刻苦、禁欲等天职(callings)诉求,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精于计算(合乎理性),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取预期的利润,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经济合理性的观念。
这种合理性观念还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形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气质或社会心态,然后在近代欧洲蔓延开来,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thespiritofcapitalism)”。
资本主义精神作为近代欧洲独有的价值体系,驱动人们按照目的合理性进行社会活动,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
在很大程度上,这影响了早期的韦伯研究者,使其注重从个体性和文化伦理性角度对韦伯思想做出解读。
然而,进一步分析发现,韦伯制度主义分析构成了其理论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建构在微观行动主体基础上。
因此,在第二部分中,韦伯主要从市场制度下理性的制度安排出发,围绕着不同行动主体及其理性制度展开分析,以说明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产生和发展与其在近代历史中的制度设置密切相关。
而这种分析思路展现了韦伯多学科的综合分析体系,也使他对于资本主义来源的思考超越了早期单纯的宗教文化起源说,转向了以制度分析为特征的综合分析,并使其分析开始体现出行动与结构相统一的趋势。
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两块研究,在时间上基本上呈现文化在前、制度在后的关系。
尽管两部分存在着不同思路和视角的差异,但是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即试图回答当代的理性市场资本主义来自哪里及其本质和特征是什么的问题。
显然,韦伯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开始从早期的文化解释,而逐渐转向一种综合分析和解释,力图说明早期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产生与欧洲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
而在这一传统中,包括文化和现实行动等各种因素共同发挥了作用。
不过,这种文化原动力和现实行动传统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对于这个问题,韦伯并没有给予明确有力的说明。
但根据科尔曼的分析逻辑,可以进一步认为,韦伯的两大部分研究试图在微观心理和意识世界与宏观社会行动和理性制度安排之间做出关联,以说明具有新教伦理的微观行动个体是如何在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创造出各种理性制度安排。
当然,可能的是,这些制度安排的产生是未预结果(unintendedoutcome)。
而这种分析思想在《经济通史》一书中得到了显著体现。
韦伯对中世纪经济史,尤其是欧洲经济史的分析,试图说明在市场理性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行动者的集合作用产生了资本主义,具体涉及到技术、法律制度、国家行动、企业制度、商业和贸易制度、资本主义精神等。
通过对多种因素的分析,他最终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产生和发展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而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因素,包括企业的经营、融资等制度,商业和贸易制度,理性法律制度和专利法保护政策,理性国家及其经济政策等。
四、简单结论:
制度分析要重视马克斯·韦伯的贡献
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发展是一部相互融合和作用的发展史,他们的关系经历了融合、分离、再到融合的发展阶段。
在第一个融合阶段,代表人物马克斯·韦伯成在新融合发展阶段的经济社会学,抗击新古典经济学对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入侵”,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两种理论分析视角,即结构分析视角和制度分析视角。
结构分析视角关注市场内的具体行动者,行动者之间彼此关联,构成网络,探讨经济行动是如何嵌入到社会结构中来的。
这是一种由内向外、侧重微观行动主体的分析逻辑。
而制度分析视角则侧重国家与市场等场域作为社会性制度在经济生活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国家建构对市场运作的影响以及市场自身的运行制度逻辑,这是一种外在于市场行动主体的分析逻辑。
显然,前者的分析逻辑更倾向于马克思的市场结构分析,而后者则体现了制度主义,尤其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色彩。
社会学制度主义分析思想在渊源上可追溯到涂尔干。
但也应考虑韦伯所做的贡献。
韦伯作为社会学三大古典人物之一,其思想继承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博大传统,一方面他重视个体社会行动,强调对行动主观意义的阐释,另一方面,又充分认识到国家和各种制度设置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推进经济社会学研究和资本主义市场发展研究。
而这种分析思想是与其方法论和认识论密切一致的。
韦伯的认识论是从个体层面出来,并将个体的主观理解和意义解读作为行动发生的动力学来源,实现持续性行动。
同时,又要求行动者坚持因果行动分析逻辑,注重现实世界的各种行动影响因素和存在力量,对历史发生学坚持多因素的因果分析,反对单一因果决定论。
在这过程中为制度分析提供了可能性。
更进一步说,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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