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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祉与佛教慈善
社会福祉与佛教慈善——学诚
2009年04月20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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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福祉古今通,慈善兼济实相共
世间常说“哲学是科学之母”,而孙中山说:
“佛学是哲学之母。
”他这话显示了佛学和哲学的重要性,也是赞赏佛教的兼容并包和博大精深。
哲学的主要内容是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
方法论服从价值观,又都基于世界观。
在世界观中很重要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价值观中人生的幸福和社会的福祉又是核心的思考和追求。
在谈及未来的理想社会时,马克思与恩格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充分地获取物质和精神上的富足和幸福,并促进他人获取同样的富足和幸福。
将自己的富足和幸福建立在他人贫乏与痛苦之上的做法是不可以的,即使是只顾自己生活质量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只关注自己而得来的幸福注定是肤浅、短暂的,只有为了更多人乃至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才可能得到深切、永恒的幸福,这不但是良善之心,更是明智之举。
马克思在17岁中学毕业时就很深刻地认识到:
要想做一个完美幸福的人,最好的途径就是做最利益他人的事情。
他在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思考》中说到: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身就是这样的:
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过得完美。
”他认为,只是为自己的人,通过努力也可以获得一定的幸福和名望,但却“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
年轻的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的观察就已经能得到如下结论: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
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马克思是这样认识,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做的。
虽然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并非世界上所有人都认同,也不一定是无可超越的,但他对人类幸福的认识和追求是深刻而光明的,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崇奉孔子的儒者们倡导孝悌忠信的礼制,而其内心真正期许的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如《礼记?
礼运第九》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
是谓小康。
”对“小康社会”乃至“大同世界”的向往,两千多年来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当与“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理念相通的共产主义理想及其实践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时,在灾难困苦的中国很快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共鸣。
可以说,对人生幸福和理想社会的信念和追求在不同历史时空中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实践方法,但其精神内涵是一脉相通的,“慈善兼济,和谐共生”是其中一个内在的黄金法则。
二、自他相关受恩益,慈善施财合情理
在这个世界上,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而独立生存,长期隐居深山、与世隔绝的人是极少的。
事实是,个人的苦乐与身边的环境乃至社会中的每个人都直接或间接、近切或疏远地相关联。
人类社会如同一个庞大的生命体,牵一发而动全身。
当世界上有人在遭受饥渴寒热之苦、战争瘟疫之难的时候,衣食富足与和平健康的人如果都不去济苦解难,那么往往就会或早或晚、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乃至祸及,不能获得深切、安稳的幸福和快乐。
从另一方面看,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学习、娱乐等身心需求都直接或间接取自社会、受益于社会,自己个人劳动和金钱交易只是众多生成因素中的一分。
就像种子如果没有土壤、阳光、水、肥料,就不可能长出果实;如果个人或者仅仅一家几口人,隔绝于社会人群,那么劳动的成果就会极其微薄,甚至连一块布、一根针也难以生产。
由此可以说:
个人生命的维持、财富的获得、智识的成长、尊严的建立完全得益于社会人群。
因此,我们回报社会、慈善兼济,既是一种宽广的胸怀、明睿的理智,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就中国来说,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很快地富裕起来。
其中的原因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还有国家经济政策的开放以及更多普通老百姓提供的消费市场等。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于中国社会如何发展,有他自己的思路,下面的话应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
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
”他希望通过这种途径,慢慢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
正因为如此,作为社会的组成分子,当我们富裕起来以后,如果忘掉这份义务和责任,就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在西方国家,很多人也把回馈社会当作理所应当的义务。
世界首富比尔?
盖茨前不久宣布将自己全部资产580亿美元悉数捐出用做慈善基金。
比尔?
盖茨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十九世纪的钢铁巨头安德鲁?
卡耐基对待财富的态度给了他很大的影响。
在卡耐基看来,致富的目的应该是把多余的财富回报给同胞,以便为社会带来最大、最长久的价值。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人并没有权利把所拥有的财富花在自己身上,而应该尽可能地将之贡献于社会。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这是卡耐基的经典名言。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选择和作为呢?
这取决于他对财富的如下认知:
“财富主要不是个人的产品,而是社会的综合果实。
”他认为市场的逻辑必须尊重,他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市场对他创造效率的正当奖赏。
通过这种市场竞争的手段,让能创造效率的人把财富集中起来,并以最优的方式重新分配,以实施对大众有利益的公共事业。
他在美国各地建了为数众多的公共图书馆,就是这一财富哲学的具体体现。
这种回馈社会的慈善行为表面是在物质上利益了一群人或个别人,而其背后有着深广的社会效应和心理作用。
从社会经济角度看,慈善行为归属为第三次分配。
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在《股份制与市场经济》(1994年)一书中,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的三次分配进行了界定:
第一次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分配;第二次是由政府按照公平与效率兼顾,侧重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进行的再分配;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自愿捐赠而进行的分配。
一般认为慈善事业就属于第三次分配的范畴。
第三次分配是对前两次分配的有益补充,有助于缩小社会人群的贫富差距,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倡导一种慈善的氛围:
一方面贫困的人群因为能得到富裕人群的帮助而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另一方面也让物质上已经致富的人群及时找到生命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不至于落入享乐主义的坑阱,白白浪费社会的财富与宝贵的生命。
如爱因斯坦在《我对美国的最初印象》(1921年)一文中说:
“美国人非常重视物质生活的享受……在这个国家里,对钱财的过分重视比在欧洲还要厉害,但我看来,这已在减弱。
人们终于开始体会到,巨大的财富对愉快和如意的生活并不是必需的。
”热心于慈善事业的台塑大王王永庆前不久离开人世时,留给子女的遗书中说:
“如果我们透视财富的本质,它终究只是上天托付作妥善管理和支配之用,没有人可以真正拥有。
面对财富问题,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正确予以认知,并且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营造充实的人生。
……藉由一己力量的发挥,能够对于社会做出实质贡献,为人群创造更为美好的发展前景,同时唯有建立这样的观念和人生目标,才能在漫长一生当中持续不断自我期许勉励,永不懈怠,并且凭以缔造若干贡献与成就,而不虚此生。
”爱因斯坦在《关于财富》(1934年)一文中还说到:
“我绝对深信,世界上的财富并不能帮助人类进步,即使它是掌握在那些对这事业最热诚的人的手里也如此。
只有伟大而纯洁的人物榜样,才能引导我们具有高尚的思想和行为。
金钱只能唤起自私自利之心,并且不可抗拒地会招致种种弊端。
”
三、慈善是行更是心,自他不二即和谐
就慈善行为本身来说,被救济者急需的是财物,而对慈善者真正起作用的是慈善心。
如果没有慈善心,即使有亿万家财,也会捐得很少,甚至一毛不拔。
所捐钱物的多少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慈善心的大小,但不能完全代表和替代慈善心。
可能捐钱很少的穷人更有深切的慈善心。
怀有慈善心的人,即使贫穷,也能多少捐助一点,或者使用体力帮助,或者给予言语安慰,都有助于困苦中的人;以后富有时,会捐得更多。
至于对立、冲突、战争等,更非仅仅财物所能解决,需要的是发自慈善心的调解和慈善心的感染与启发。
因此真正值得赞扬和倡导的不是捐款数额之巨,而是慈善之心。
如《读者》杂志2007年第15期上《慈善的不是钱,是心》所讲述的一个故事:
2007年2月16日,刚刚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庄园里举行了一场慈善晚宴,旨在为非洲贫困儿童募捐。
应邀参加晚宴的都是富商和社会名流。
在晚宴将要开始的时候,一位老妇人领着一个小女孩来到了庄园的入口处,小女孩手里捧着一个看上去很精致的瓷罐。
守在庄园入口处的保安安东尼拦住了这一老一小。
“欢迎你们,请出示请柬,谢谢。
”安东尼说。
“请柬?
对不起,我们没有接到邀请,是她要来,我陪她来的。
”老妇人抚摸着小女孩的头对安东尼说。
“很抱歉,除了工作人员,没有请柬的人不能进去。
”安东尼说。
“为什么?
这里不是举行慈善晚宴吗?
我们是来表示我们的心意的,难道不可以吗?
”老妇人的表情很严肃,“可爱的小露西,从电视上知道了这里要为非洲的孩子们募捐,她很想为那些可怜的孩子做点事,决定把自己储钱罐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我可以不进去,真的不能让她进去吗?
”
“是的,这里将要举行一场慈善晚宴,应邀参加的都是很重要的人士,他们将为非洲的孩子慷慨解囊。
很高兴你们带着爱心来到这里,但是,我想这种场合不适合你们进去。
”安东尼解释说。
“叔叔,慈善的不是钱,是心,对吗?
”一直没有说话的小女孩露西问安东尼。
她的话让安东尼愣住了。
“我知道受到邀请的人有很多钱,他们会拿出很多钱,我没有那么多,但这是我所有的钱啊!
如果我真的不能进去,请帮我把这个带进去吧!
”小女孩露西说完,将手中的储钱罐递给安东尼。
安东尼不知道是接还是不接,正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有人说:
“不用了,孩子,你说得对,慈善的不是钱,是心!
你可以进去,所有有爱心的人都可以进去。
”说话的是一位老头,他面带微笑,站在小露西身旁。
他弓身和小露西交谈了几句,然后直起身来,拿出一份请柬递给安东尼:
“我可以带她进去吗?
”
安东尼接过请柬,打开一看,忙向老头敬了个礼:
“当然可以了,沃伦?
巴菲特先生。
”
当天慈善晚宴的主角,不是募捐倡议者安南,不是捐出300万美元的巴菲特,也不是捐出800万美元的比尔?
盖茨,而是仅仅捐出30美元零25美分的小露西,她赢得了最多最热烈的掌声。
而晚宴的主题标语也变成了这样一句话:
“慈善的不是钱,是心。
”第二天,美国各大媒体纷纷以这句话作为标题,报道了这次慈善晚宴。
看到报道后,许多普普通通的美国人纷纷表示要为非洲那些贫穷的孩子捐赠。
可以说,慈善文化并不是慈善家所捐助的财富本身,而是在这些捐助行为背后所隐藏的那份充满慈爱的心。
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
参与并从事慈善事业并不是腰缠万贯的企业家的特权,而是每个人都享有的权利。
事实上,不可能人人都是亿万富豪或百万富翁,但人人都可以拥有一颗善良真诚的心。
这是慈善文化的源头活水,也是终极归趣。
通过慈善文化的宣导、慈善捐助的鼓励和慈善行为的实践,使得慈善之人越来越多,慈善之心越来越广,乃至人人深心慈善,那么侵夺、遗弃、冲突等等带来的困苦自然消失,即使遇到意外灾难,也能很快由得到近处救助而消减,这可以说便是某种程度上和谐幸福的社会。
四、文化跌荡弱慈善,从容审虑拾传统
观察当今社会慈善状况,可以说是亦喜亦忧。
喜的是2008年几起重大灾害发生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忧的是这些救援主要是来自政府的投入和要求及一时的带动,而民众平时的慈善意识和习惯非常薄弱。
据央视国际2006年2月报道:
中华慈善总会每年收到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来自平民百姓的仅占总数的10%;相比较而言,美国的慈善捐赠10%来自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来自全国民众的却占到了总数的85%。
为什么民众的慈善习惯会有这样大的差距呢?
一方面民众贫富的差距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如上所说,更根本的在于慈善文化的厚薄。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慈善文化源自几百年来倡导为上帝创造财富和博爱上帝子民的基督教信仰。
而在中国,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蕴含慈善文化约两千年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在近现代虽然深层内涵上仍有某些延续,但表相的内容和形式被近乎完全抛弃,很多精神内涵也已丢失。
新文化建设只有相对短暂的近百年历史,而且经历了跌荡曲折,其中的慈善文化未能得到充足的培育和发展,可以说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
跳出了屈辱困苦的火坑之后,从容冷静地回顾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佛教文化,会发现其中所蕴含的慈善精神和教义在新时代、新文化中仍然是适用的、有价值的。
如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居士1999年《在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民族宗教联组会上的发言》中说:
“我年轻时便信佛,还不懂什么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那时我曾同一个美国佛教朋友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他回答说:
‘凡是有良心的人,都赞成社会主义。
’毛泽东主席说: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
’‘因此,信教的人和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为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所谓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对立,不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前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失误。
他们企图利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并波及到东欧各国。
结果激化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当这些国家经济遇到暂时困难时,各类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爆发,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这个沉痛教训,是他们经济出了问题和宗教政策失误的结果。
……宗教要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要圆融宗教。
这是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我们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发展和稳定服务,鼓励宗教界多做善行善举。
在国家引导和管理下,宗教组织可以从事一些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公益、慈善活动。
我国宗教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与我国文化的发展相互交融,吸取了我国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文学、哲学、医学当中的不少优秀成分,可以研究和发掘其中的精华。
宗教道德的弃恶扬善等内容,对鼓励广大信教群众追求良好的道德要求有积极作用。
”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在十七大报告中说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五、中华文化久传扬,佛教慈善行世间
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上溯到三皇五帝,他们以德行感召天下,为民众建立福祉,可谓中华民族慈善文化的源头。
及至周文王、周武王遵行大道,周公辅以礼乐,开创了悠久的礼乐文明。
之后璀璨的礼乐文化集大成于孔子,开演出广博深邃的仁爱学说。
深厚的仁爱体验辅以“上善若水”的老子智慧,中华文化变得更加丰满。
佛教于东汉年间自印度正式传入中国,与本土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华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对于之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认为: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
”简明地概括了佛教的基本特点。
佛教的智,可通达宇宙人生一切真相;佛教的善,可给予一切众生究竟安乐。
由此可知,佛教自然是入世的宗教,否则何以度化众生,令之得智慧,令之得安乐?
著名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朱光潜说:
“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如《大智度论》说:
“声闻、辟支佛法中,不说世间即是涅槃。
何以故?
智慧不深入诸法故。
菩萨法中,说世间即是涅槃,智慧深入诸法故。
……涅槃不异世间,世间不异涅槃,涅槃际、世间际,一际无有异故。
”(卷第十九)唐朝贤首大师在《华严经探玄记》中说:
“初,大智离过,不住生死;次,大悲摄生,不住涅槃。
”(卷第二)这是大乘菩萨以出世情怀做入世事业的心智境界。
佛教空有不二的甚深教义与慈悲济世的广博情怀,为慈善文化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
佛教的慈悲跨出家族、超越国界,包容一切文明、一切人群,不仅慈悲穷人,也慈悲富人,因为穷人有物质缺乏的困苦,富人有精神心灵的苦恼;不仅慈悲赞同自己的人,也慈悲不赞同自己的人,因为众生都有苦恼,且息息相关,都于自己或现在、或过去、或将来、或直接、或间接有恩益。
佛教倡导上报四重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三宝恩)、下济三途苦(地狱苦、饿鬼苦、畜生苦),倡行慈悲不舍众生、智慧不拘一法,即所谓“普渡众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佛教慈善的精神和教义能与任何时代、任何地区、任何民族的任何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相协调、相彰显,具有亘古常新的普世价值。
六、慈悲智慧无障碍,自利利他本一体
佛教极力倡行慈悲,并将其视为佛法根本。
如《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说:
“诸佛心者,大慈悲是。
”《十住毗婆沙论》说:
“诸佛法无量无边无尽如虚空,悲心是诸佛法根本。
能得大法故,名为大悲。
”(卷第十七)《华严经?
普贤行愿品》说:
“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
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
……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
”《大丈夫论》说:
“若人巨富,多饶财宝,但自食啖,不与他人,为人所呵;虽有智慧、多闻,若无悲心,亦为人之所讥呵。
若见苦恼众生,难得悲心者,非功德器,犹如破器不任盛水;有悲心者见苦众生,虽不能救济,可不能叹言‘苦哉众生!
’”《优婆塞戒经》说:
“善男子!
智者应当作如是观:
一切烦恼是我大怨,何以故?
因是烦恼能破自他。
以是因缘,我当修集慈悲之心,为欲利益诸众生故,为得无量纯善法故。
若有说言离于慈悲得善法者,无有是处。
如是慈悲能断不善,能令众生离苦受乐,能坏欲界。
……众生若能修集慈心,是人当得无量功德。
……修慈之人先从亲起,欲令受乐;此观既成,都及怨家。
善男子!
起慈心时,有因戒起,有因施起。
若能观怨作子想者,是名得慈。
……若能观怨一毫之善,不见其恶,当知是人名为习慈。
若彼怨家设遇病苦,能往问讯、瞻疗所患、给其所须,当知是人能善修慈。
善男子!
若能修忍,当知即是修慈因缘。
如是慈心即是一切安乐因缘。
若能修慈,当知是人能破一切骄慢因缘。
”(卷第七)
佛教还极力倡导学修智慧,慈悲与智慧结合才是完善的。
如《大智度论》说:
“菩萨教诸众生当学智慧。
智慧者,其明第一,名为慧眼。
若无慧眼,虽有肉眼,犹故是盲。
……一切有为法中,智慧为上。
……住智慧山顶,无有忧患。
”(卷第三十)《大丈夫论》说:
“有悲无智,非智者所爱;有智无悲,亦非智者所爱,能障无上道。
智不与悲心相应,能障无上道智,菩萨以为无智。
”(卷下)《摄大乘论释》说:
“双修习慧悲,能作他利乐,利他行正道,一向趣菩提。
”(卷第五)
世人常以农夫以身体温暖冻僵的毒蛇而被毒蛇咬死的寓言批评滥慈悲,其实慈悲善心是绝对可贵的,只是方法还要得当,即还要有智慧善巧。
要认识众生的烦恼恶习,更增慈悲之心,同时还应采用善巧的方法,并适当保护自己。
如《优婆塞戒经》说:
“世尊!
云何而得修于悲心?
善男子!
智者深见一切众生沉没生死苦恼大海,为欲拔济,是故生悲。
……又见众生造身、口、意不善恶业,多受苦果,犹故乐著,是故生悲。
……又见众生虽欲求乐,不造乐因,虽不乐苦,喜造苦因,欲受天乐,不具足戒,是故生悲。
……又见众生受身、心苦而更造业,是故生悲。
……又见众生处刀兵劫更相残害,恶心增盛,当受无量苦报之果,是故生悲。
”(卷第一)《佛说演道俗业经》说:
“大慈大哀,不舍权慧。
”《优婆塞戒经》说:
“菩萨亦应拥护自身,若不护身,亦不能得调伏众生。
菩萨不为贪身、命、财,护身、命、财皆为调伏诸众生故。
”(卷第二)又说:
“菩萨虽复不惜身命,然为护法应当爱惜身。
”(卷第七)
《菩提道次第广论》说:
“菩萨身等虽已至心先施有情,然乃至未广大悲意乐、不厌乞求肉等难行,纵有求者,亦不应舍。
《集学论》云:
‘由何能令精进厌患?
谓由少力而持重物,或由长夜而发精进,或由胜解尚未成熟而行难行,如施肉等。
此虽将身已施有情,然于非时唯应遮止,不令现行。
若不尔者,能使菩萨厌诸有情,由此失坏菩提心种,故即失坏极大果聚。
’……就所为门不应舍者,若为小事,不应舍身。
即前论云:
‘能行正法身,为小不应损,如是能速满,诸有情意乐。
’若就自分已离悭等布施障碍,而就他分若不舍身,能办众多有情利义大事之时,有求肢等,亦不应施。
……若诸疯狂心乱有情来乞求者,亦不应与,此等非是实心来求,唯于众多浮妄言故。
非但不施此等无罪,施则成犯。
除此等时来求身者,则应施与。
此复有二:
谓割身支等毕究施与,及为办他如法事故,为作仆等暂施自在。
……就所为门不应舍者:
若有来乞毒、火、刀、酒,或为自害或为害他,即便施与;若有来乞戏乐等具,能令增长堕恶趣因,是应呵止,反施彼物;若有来求或来学习罩罗置弭为害有情,教施彼等。
……行财施之时,来二求者,一贫一富,应如何施?
先作是念:
‘设二求者来至我所,若堪于二充足满愿,即当俱施,满愿充足。
若不堪者,则当圆满贫者所愿。
’由其先作如是念故,若不能满二所欲时,即当满足贫者所愿,应以软语晓喻富者,告曰:
‘贤首!
我此资具于此贫者先已舍讫,切莫思为特不施汝。
’受菩萨律初发业者,如是学施极为紧要。
……不能舍时当如何行者。
若有求者正来求时,为悭覆者,应作是思:
‘此可施物定当离我,此亦弃我,我亦舍此,故应舍此,令意喜悦,摄取坚实以为命终。
若舍此者,则临终时不贪财物,无所忧悔,发生喜乐。
’如是思已,仍不能舍,如《勇利经》说:
‘应以三事晓喻求者,谓:
我现今施力微弱、善根未熟,于大乘中是初发业,随不舍心自在而转,住于取见我、我所执,唯愿善士忍许,不生忧恼。
如何能满汝及一切有情意乐,我当如是渐次而为。
’此是断余不信过失,非无悭过,《集学论》说菩萨悭吝是应呵责,然如是行似能遮免‘由悭不施财法他胜(他胜罪,即根本重罪)’。
《摄波罗蜜多论》亦云:
‘若有求者现在前,力极微故不能施,必令求者不退弱,应以软语慰其意。
以后若再来前乞,必定不应令失悔,当除悭吝诸过失,为断爱故应勤修。
’”(卷十一)
《瑜伽师地论?
初持瑜伽处戒品》说:
“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净戒律仪,于诸暴恶犯戒有情怀嫌恨心、怀恚恼心,由彼暴恶犯戒为缘,方便弃舍,不作饶益,是名有犯、有所违越,是染违犯(染污心违犯)。
若由懒惰、懈怠弃舍,由忘念故,不作饶益,是名有犯、有所违越,非染违犯(是违犯,但非染污心)。
何以故?
非诸菩萨于净持戒、身语意业寂静现行诸有情所起怜愍心,欲作饶益,如于暴恶犯戒有情于诸苦因而现转者。
无违犯者,谓心狂乱,或欲方便调彼伏彼,广说如前;或为将护多有情心,或护僧制,方便弃舍,不作饶益,皆无违犯。
……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净戒律仪,见诸有情为求现法、后法事故广行非理,怀嫌恨心、怀恚恼心,不为宣说如实正理,是名有犯、有所违越,是染违犯。
若由懒惰、懈怠所蔽,不为宣说,非染违犯。
无违犯者,若自无知,若无气力,若转请他有力者说,若即彼人自有智力,若彼有余善友摄受,若欲方便调彼伏彼,广说如前;若知为说如实正理,起嫌恨心,若发恶言,若颠倒受,若无爱敬;若复知彼性弊[忄龙]悷,不为宣说,皆无违犯。
……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净戒律仪,怀嫌恨心,于他有情不随心转,是名有犯、有所违越,是染违犯。
若由懒惰、懈怠、放逸,不随其转,非染违犯。
无违犯者,若彼所爱非彼所宜;若有疾病,若无气力,不任加行;若护僧制;若彼所爱虽彼所宜,而于多众非宜非爱;若为降伏诸恶外道;若欲方便调彼伏彼,广说如前,不随心转,皆无违犯。
”(卷第四十一)
在慈悲、智慧的摄持下,利他即成自利,自利促进利他,因为行善利他,即使不求果报,也自然会感得善果,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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