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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少淳文化让艺术视野更开阔
尹少淳文化让艺术视野更开阔
一个艺术家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必须具有文化的格局、文化的视野、文化的品位,而其前提则是对文化的内涵、价值有着基本的认识。
——尹少淳
文化:
人类的第二空间什么是文化?
简单地说,文化是一定人群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生存方式。
既然是一种生存方式,其内涵也就极为丰富,举凡与生存方式有关的衣食住行、道德习俗、思想观念、语言文字、宗教礼仪、艺术科技等理所当然皆为其中之义了。
从这样的意义思考,可以说文化构成了生活的整体,构成了人类生活的第二空间。
既然被称为人类生活的第二空间,肯定是相对人类生活的第一空间而言了。
那么,什么又是人类生活的第一空间呢?
所谓第一空间指的是由土地、水、阳光、空气构成的物理空间。
没有物理空间,人类不能生存,同样,没有人能自外于特定的文化空间,不属于此文化空间,就必然属于彼文化空间。
因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群体而生存,我们必然生存于特殊的地域空间,在一种特定的群体中接受熏染和教育,并由此形成了一套我们习以为常、稔熟自如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习惯都会沾溉这一群体的特征。
这就是文化所具有的不可回避的影响力。
没有人能够脱离文化的影响,就像孙悟空逃离不了如来佛的手掌一样。
关于文化,我们还可以补充以下基本观点:
文化是人类所独有的、文化是一个群体所共享的、自然空间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文化是通过学习而产生影响的、文化是有历史和传统的、文化具有象征性和符号性;文化带来同一与和谐,也产生矛盾与争斗;文化让我们生活得自然或麻木,也让我们生活得不适或新奇;文化是我们看待事物和处理问题的重要依据……这些都是我们看待和认识文化的一些重要的参照框架。
文化与我们的生活文化:
超越专业和学科一个群体的文化带有一种综合性和整体性,弥漫在我们周围,沁入我们的骨髓,但人们为了更深入认识和理解文化的特征,往往将其格状化,分门别类地加以认识和研究。
我们所说的衣食住行、道德习俗、思想观念、语言文字、宗教礼仪、艺术科技,乃至于更细致的分化,如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宗教、科技、体育、艺术等都是分类的结果。
作为具体的人,我们可能终生陷入其中的某一两个领域或门类中,成为某个领域或门类的专家,拥有相关领域和专业中较为精深的知识和技能,但这样又可能让我们囿于这一不同的领域和专业,眼界和心胸都因此而变得狭隘。
在分化非常细微的社会中,每个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已经膨胀得极为厉害,我们可能穷尽一生也只能得其皮毛。
因此,我们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
如果从一种肤浅的经济学角度考虑,我们似乎不应该旁鹜其他,尤其是飘渺的文化。
其实不然,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的门类之间总是相互关联的,并且在“人类的生存方式”上达到高度的统一。
在一个分工严密的社会组织中,大多数人都具有一种特殊的职业或专业背景,甚至可能成为某个职业或专业中的专家。
这是社会的正常现象,然而值得思考的是,这种职业或专业分工的结果会使得我们被囿于一个个彼此分离的“格子”里,只关心“格子”里的事情,而不愿意也不能关心更大的公共空间的事情。
我们如何能够跳出自己的职业或专业思考更为广泛的问题,反过来又能从一个更大的范围中思考自己的职业或专业呢?
“尽精微致广大”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美术家对这句话应该比其他人更加熟悉,因为杰出的现代画家徐悲鸿也用“尽精微致广大”揭示了素描的真谛,借以说明多样与统一、局部与全局、细节与整体的辩证关系。
引申至本文所述问题,所谓“尽精微”指的是一个人必须在自己的职业或学科上尽可能地熟悉规则和原理,做到熟练和精致。
所谓“致广大”需要我们超越自身所属的职业或学科,关注文化整体和其他文化子类,关心与思考人类的终极价值和社会的理性、正义、公平。
“尽精微致广大”所包含的意义,甚至与一些西方后现代主义学者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中所表达的意思不谋而合。
在我们的理解中,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并因此而掌握一定文化知识或专业知识的人。
但知识分子的内涵和标准却并不固定,会因为不同的时代而发生变化。
在中国,上个世纪初一个受过小学文化教育的人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
至四五十年代,受过初中教育的人可能被称为知识分子。
到了现在,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可能被称为知识分子。
按照西方一些后现代主义学者的标准,一个知识分子还必须包含另外一些态度和素质。
英国学者齐格蒙·鲍曼认为:
知识分子一词是用来指称一个由不同职业的人构建的集合体,其中包括小说家、诗人、艺术家、新闻记者、科学家和其他一些公众人物,这些公众人物通过影响国民思想、塑造政治领袖的行为来干预政治过程,并将此看作他们的道德责任和共同权利。
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意向性意义在于,超越对自身所属专业或所属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怀,参与到真理、判断和时代之趣味等这样一些全球性的探讨中来。
其意思是,知识分子除了关心自己的职业或学科之外,还需要具有终极关怀和普遍关怀。
如果依据这样的标准,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我们还算知识分子吗?
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乏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样板,如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等。
陈平原作为著名的文学理论学者,其研究和关注的范围超越了自己的学科,扩展至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研究、图像研究等。
在回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否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指超越本学科的关怀,而拥有社会关怀和终极关怀,并将这种关怀向公众表达出来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时,他认为没有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几乎每一个学者都有明显的公共关怀。
终极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这三者,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著名学者的共同特点。
”①在他和其他人看来,知识分子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葛剑雄是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但他的关怀也超越了自己的学科范围。
我们在他的《冷眼热言———葛剑雄时评自选集》中看到其关注的问题十分广泛,包括中国人的意义、历史上的劳工输出、温州商人打赢国际官司、中小学乃至高等教育、人大代表的资格、社会腐败、高速公路收费、艺术品的商业化、航班延误、博物馆收费、旅游文化等。
对这些涉及社会正义、公平与合理等问题都直率地发表自己的思考。
甚至连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的美术学院招收绘画博士问题都大胆置喙,表达自己的意见。
美术界也有一个我们所熟悉的样本———陈丹青。
陈丹青作为一个著名的画家,其所创作的《西藏组画》中所透露出来的现实(自然)主义的创作态度和方法,是当时绘画创作范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当代中国美术史上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但他却超越了作为一个画家的狭小空间,放眼更宏大的社会,体现出普遍关怀。
陈丹青对音乐、对文学、对教育制度、对文化现象、对城市建设都有着深度思考,并敢于向公众发表。
陈丹青:
《西藏组画》葛剑雄先生还提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四个标准,他认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标准不仅应该考虑到一个人接受教育、具备知识的程度,还必须看其对社会的态度。
首先,当然应该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或者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
其次,必须拥有某一专业或每一方面的理论或比较系统的知识,即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或学者。
因为这样才拥有与知识有关的某一方面的发言权,才能以知识为手段服务于社会,才能通过这一部分知识思考社会现象。
第三,不能局限于自己的专业或职位,而应该关注整个社会,至少应关注本专业以外的领域。
即使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局限于具体的研究对象。
第四,必须具有批评精神,对一切事物应该尽可能作出是非、善恶、真假、美丑、轻重、先后等判断,明辨是非,激清扬浊。
但是比较而言,知识分子的主要使命不在于美化、宣扬或维护现有的真理、秩序、规则和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发现其中的缺陷、谬误和不足,并予以揭露和批评,不断探索、发展和创新。
②
反过来说,这样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宏观视野和普遍关怀也有助于将自己所属学科的学科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加以观照,不仅能更为准确地把握学科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能给自己的专业思考注入更多的思想元素,而不仅是灵感的产生。
在分门别类的职业或学科环境中,文化具有包容性,能够超越具体职业或学科之上,将它们联系起来。
文化不仅提供了各个职业或学科的更为高级的价值、意义和思想资源,而且搭建了更高层次的平台。
立足于这个平台之上,人们的视野会更加开阔。
不仅如此,文化更是不同民族、地域的人相互理解、尊重的基础。
因此,对文化的关注是我们这个世界的重要趋势。
尤其在这个交通高度发达、互联网遍布世界、经济全球化以及人们因为商贸、旅游等活动而游走或暂居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认知和交流以及对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认同,更是让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成为关注的焦点。
有人甚至提出了“文化智商”这一新颖的概念。
文化:
一种新的智商对“智商”(IQ)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不用赘述。
1995年丹尼尔·高曼提出了情感智商的概念,简称情商(EQ)。
这一概念也随着人们对社会成功的渴望和追求而风靡世界,为世人所知。
文化智商的概念至少在1980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却一直未能在中国受到重视并流传开来。
近些年,这一概念随着一本名为《文化智商》的著作在中国出版,而逐渐为中国人所知晓。
文化智商既不同于智商,也不同样情商,但与两者却有着密切的关系,涉及一个人的语言能力、空间能力、内心能力、人际关系能力等,可以运用于工作和生活中,有效地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和交流,达成各种目的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所谓文化智商高的人,在思想开明、态度和行为上的灵活度、修正行为模式的能力、对文化差异的欣赏、对不确定性的承受力等多种指标上均有上佳的表现。
而作为上述指标的核心和基础,文化智商要求一个人在意识的层面上知道自己的文化特征和其他文化的特征,尊重多元文化。
布鲁斯·彼得森《文化智商》
对文化的关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发生在一种与其他文化遭遇的情况下。
最为激烈的当属近代中国遭遇了强势的西方文化之后所引发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借鉴外来文化以改造中国文化的思考与论争,那个时候许多思想家和文化人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思,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表现出或激进、或中庸、或保守的种种态度和思想取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欧美的一些哲学、思想等方面的著作在中国被大量的翻译出版,而且由于国门洞开,外国人来中国,中国人到国外,导致了西方的思维方式、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刺激着封闭数十年的中国人,并引发了一场以引进、反思、批判、借鉴为特征的文化热,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思想,也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行为。
199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的文化热持续升温,而且随着经济改革的成功、人们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心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人们对文化更加自觉,用文化的观点或将具体的事情放在文化背景中加以思考,成为一种认识和把握问题的重要方法。
这种将具体的事物放在文化的脉络中考察,即被认为是文化观。
金克木先生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一般人认识外界和解说问题都有一个文化格局。
若是由本乡本土家庭社会教育而来,那便常被叫做传统文化。
若是由外地或外国而来,那便常被叫做外来文化。
这是立足于本人成长时的环境而定的。
至于两种文化格局中,本人采用哪一种,译解哪一种,可以随人而不定,依据的程度也不定,有时是两者都用而以一种为主。
”③需要讨论的文化问题,当然不仅仅是以上所述,这里只是提供一种关于文化重要性的简单说明。
一个有志于艺术的人需要对文化有更深刻的体悟和认识,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视野,习惯于从文化的角度看待和思考生活和艺术现象,并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表现自己的文化感悟和思考,从而使自己获得一种超越技术的宏观感,提升作品的品位。
注释:
①查建英:
《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33页。
②葛剑雄:
《知识分子的四个标准》,《北京日报》2010年11月15日。
③金克木:
《文化的解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尹少淳美术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艺术委员会主任(原文载于《创造与评论》?
2013年07月)编辑/吴桐/20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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