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法与民间法夹缝间的基层法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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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与民间法夹缝间的基层法官
国家法与民间法夹缝间的基层法官——兼论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
如果根本不知道道路会导向何方,我们就不可能智慧地选择路径。
1 ——[美]本杰明·卡多佐
问题的引出
原告张利琼系某市和阳镇寿安村六组土生土长的妇女,1993年张利琼与该市江源镇一男子结婚后户口至今未迁出。
原告吴秋波1993年出嫁到和阳镇寿安村六组,并在该组分得了应有的承包土地。
婚后吴秋波与丈夫感情不和于2001年离婚,但户口也未迁出。
2005年1月,和阳镇寿安村六组在按规定分配给该组每名村民土地补偿费人均2000元的补偿费时,村民小组根据2003年1月13日《村民自制章程》第四条“嫁给有农业户口一年以上不能享受生产队的一切待遇,当空挂户管理”、第三条“离婚二年以上没有再婚的,不再享受生产队的一切待遇(只限外籍户口)”的规定,以张利琼出嫁后应将户口迁出,吴秋波离婚后违背“乡规民约”,不能享有与村民同等参与分配征用土地补偿费为由,拒不分配给两原告土地补偿款。
面对上述案件,基层法官们会有怎样的一些考虑呢?
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对6位基层法官进行了访谈,并以此为基础揭示转型期基层法院法官面临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时的困境,探求基层法院法官处理该类问题的方法与技巧。
访谈情况
为了使访谈获取的资料更具代表性与说服力,笔者选取了4位郊县法院人民法庭的法官与2位城区法院的民事审判法官进行了访谈。
现将访谈情况整理如下:
1、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应该受理该类纠纷”问题,6位受访者中有4位认为法院应当受理该类纠纷,其理由为诉讼为当事人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赋予当事人诉权;2位受访者认为法院不应当受理该类纠纷,其理由为该类纠纷最好由相关行政机关处理为好,司法途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类纠纷。
2、关于“处理上述案件会考虑哪些因素”问题。
6位受访者均回答要考虑自治章程第三、四条是否与制定法相冲突,是否应当保护弱势者(即案件所涉两位妇女),是否会引起群体性纠纷并导致大量恶意效仿。
3、关于“处理上述案件是否会进行调解”问题。
6位受访者均表示肯定会尽量进行调解,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以判决方式结案。
4、关于调解方案问题。
6位法官均表示会动用行政机关劝解、亲属劝说、有威望的人调解等资源进行调解,同时还会通过向原告宣讲道理,向被告解释自治章程中相关内容的违法性的方式促使双方调解。
5、关于“如果调解失败,如何判决本案”问题。
6位受访者中有3位表示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其理由为尽管两原告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分配补偿款的权利,但其究竟应当分得多少补偿款应当由集体经济组织决定,同时法官们表示将就该案向相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要求将补偿款分配给原告。
有1位表示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同时包括原告在内的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签字认可了《村民自制章程》。
有2位表示会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为两原告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与其他村民同样享有补偿款分配权。
基层法官面临的困惑
一、我是谁?
——角色定位
1、与行政官员的角色混同。
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言,农村社会的司法是传统性的,与现代司法制度的功能相比产生了较大的变异。
纠纷解决和社会控制功能得到了重视与强化,而权力制约功能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功能得到了弱化与消减。
2因而法官的角色也从现代司法制度设计的纠纷解决者、社会控制者、权力制约者和规则制定者,回归到纠纷解决者和社会控制者,褪去了现代司法的某些特征,从而扮演了与行政官员相同的角色。
中华法系“司法隶属于行政”的传统观念更加深了这种角色的变异。
从解决农村纠纷的层面上理解,行政官员是解决问题,法官也是解决问题。
因此在农民的观念里,法官仍然是“官”,其主要职责是纠纷解决,与行政官员并无太大的差别。
其次,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传统法院管理体制行政化痕迹很浓。
法院人员的进出口没有理顺,人、财、物方面的关系有待进一步协调;法官被当作一般公务员对待,对法官的任用、考核和评比也没有突出其司法化和职业化特性;法院内部管理没有突出法官和审判事务的中心地位,法院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不够完善,法官的意见和智慧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审判质量和效率管理不够科学,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化的长效机制等等。
这样不仅使得法院外部的社会将法官与行政官员混同,法官职业群体内部也将自己与行政官员混同。
2、与准乡民的角色混同。
由于基层法院的法官绝大多数都在自己家乡所在地或出生地的法院中工作,自小就受到格尔茨(Geertz)所说的“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的熏陶3,对当地社情民俗、民众需求极为熟识,甚至在观念上也对当地社会的“正义观”有着与普通乡民极其相似或者近似的理解。
因此在处理纠纷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考虑乡土社会固有的,也是他们本来很熟识的民间法。
另外,他们在处理纠纷时还经常四处走访当地乡民以征求意见,这样的工作方式也促使了基层法院的法官与乡民有大量的接触机会,在接触的过程中,法官也会将乡土社会的观念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在自己的意识,与当地乡民的意识呈“同质化”发展。
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接受过以国家制定法为根基的正规法律教育,对现代司法理念、技术规范深刻了解,也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标识。
但在回归乡民社会司法时,其身份就凸显出异质化的双重性——法律人和当地乡民。
3、与法律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混同。
也正是由于基层法官更接近乡土社会,更能体谅乡民们的所思所想,因此深得乡民们的信任与尊崇,乡民们在纠纷产生后往往求助于他们,要求他们利用其专业知识出谋划策。
同时在诉讼进程中,同样基于一种或许是情感认同,或许是悲天悯人,他们也往往会在程序上提供制定法框架内的各种便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基层法官又充当了法律服务提供者的角色。
二、我能吗?
——能力认知
从具体的司法实践来看,就前文所述案例所蕴含的“外嫁女土地收益分配权问题”,最先各级法院均将其排斥在司法程序之外,不予受理。
嗣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法研[2001]51号答复明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农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分配纠纷。
2001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对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关于村民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问题与村民委员会发生纠纷,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答复》(即法研[2001]116号答复),指出:
农村村民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与村民委员会发生纠纷,人民法院的受理问题参照法研[2001]51号答复办理。
这两个答复之后,部分法院开始受理因土地收益分配产生的民事纠纷。
2005年7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公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司法解释的名义再次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从而在制定法的层面上将因乡规民约产生的纠纷纳入司法最终解决的渠道。
然而,司法果真能如最高人民法院所想象地那样妥善地解决好这一被表面案由,即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遮盖起来的乡规民约与制定法的冲突吗?
一般而言,民间法并不是我国法律的正式渊源。
制定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冲突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法律冲突,更谈不上法院无权对民间法的效力进行审查的问题,相反,法院在司法中应当对那些落后的、有悖于公序良俗的或者与制定法相冲突的民间法进行审查并确认其无效。
然而,在中国当前的民间法体系中,有一块非常重要的在国家主导下由基层组织主持而制定的乡规民约。
这种乡规民约,以国家的法律权威为合法性基础和效力背景。
从前述案件所涉《自制章程》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规定都跨越了国家制定法的限度。
尽管制定章程的过程,被基层组织称为经过了"民主程序",体现了"自治精神"。
然而从内容上看,这些乡规民约系村级组织利用乡村社会信息短缺和利益主体的分散性,采取各种形式剥夺国家法律已经承认了的“村民权利",可以说是一种多数人的暴政。
面对这样一种内容、形式和背景都极为复杂的乡规民约,一直以来处于各种行政权影响之下的司法是否具有否定其效力的勇气呢?
我们的访谈也显示出部分法官对此的担心,认为法院根本不可能处理好该类纠纷。
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这些规范本身虽然是由村民自治组织通过民主的方式所制定,但实际上背后蕴含了当地政府主导的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行政色彩,并且也在相关政府部门备了案,由规范制定的权威主体去更正乡规民约中存在的问题效力很强,也能得到很好地落实。
二是对于许多乡规民约的不合法性,地方政府也要求过相关村民自治组织予以纠正,但由于各种原因政府的这一要求未能得到落实,由此酿成纠纷。
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行政权力处于强势的社会,政府机关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人民法院更难解决好。
三是人民法院是通过个案处理的方式解决纠纷,法院可以在某一案件中宣布某些显属违反公序良俗和制定法规定的乡规民约无效,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制定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冲突。
三、怎么办?
——路径选择
从实际运行看,民间法的正义观在一定程度上主要表现为“直觉正义”和天经地义,乡民们习惯于用自己朴素的感觉来评价法院对纠纷的处理,当发现法院判决与他们的感觉相违背时,就会觉得法院是不公正的,法律是不可信的。
4在乡民社会,人们不是通过对各种法令条文细节的熟悉与记忆来掌握法律,而是通过对法律、法规运作的效果和亲身的观察体会,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案例,通过一个个具体法官的行为,从习惯上、心理上接受了它,才保障了法律的有效性,考虑了这点,法律就契合了民情和民意,就能为民众接受。
于是,民间法在事实上成为了乡土社会平时更为常用、更容易接受的法律样式。
然而,这种朴素的正义观与当代中国主流的司法程式有着巨大的冲突。
当代中国主流的司法程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与市场经济相伴的现代化促使,同时也要求人们在更大的、更为均质化的空间跨度中交流、交易和交往。
5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有更多的陌生人因短期利益而进行交往,由此形成的关系既是临时的,也是单维度的。
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关系是非人身性的,而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博弈是一次性的。
6以此为基础,制定法基本上是以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来建构各种法律制度。
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言“现代都市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
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
……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指法官)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
”7当现代社会关于权利的一系列技术性规范运用到个案中的结果往往会导致其与乡民通过民间法希望达成的预期产生巨大反差。
熟悉现代司法技术的基层法院的法官们由于基本上也是生活在农村,对这种冲突了解更深。
他们夹杂其间,穿梭在严格的规则之治与灵活的民间法规则之间左右平衡。
在访谈中,笔者能深深地体会到基层法官的这种为难与困顿。
特别是在谈到要在民间法与制定法两者中进行选择的情境时,他们表露出的无奈与矛盾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问及“如果调解失败,如何判决本案”这一问题时,6位受访者纷纷表示“很难办,无从选择。
”
基层法官的司法技术
一、进路:
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
这里说的实用主义是一种处理问题的进路,它是实践性的和工具性的,而不是本质主义的;它感兴趣的是,什么东西有效和有用,而不是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同时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是能动主义的,认为法院应当保持低姿态,而且都重视经验,反教义的。
它强调社会的高于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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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基层法院的法官在制定法与民间法发生冲突时,并不追求法律的理想国,不妄图通过司法行为去实现某些超验的目标。
他们对于制定法与民间法的态度是哪种规范更适应社会的需求,更能妥当地解决纠纷,基本不考虑要通过司法制约行政权力或者去充当立法者,即创造规则。
其次,他们基本上反对将对民间法效力的评价纳入司法视野之中,他们认为司法只能处理自己有能力解决而又能解决得好的问题,对于应当由其他机关或其他渠道解决的纠纷,他们不感兴趣。
第三,他们更注重经验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
在面对纠纷时首先想到的是先前是怎么处理的,然后循着先前的路径(这种路径可能是自己亲自积累的经验,也可以是其他纠纷处理者先前的经验)考察当下纠纷的具体解决方案。
于是,对于与其传统经验相悖的做法,他们很审慎,要么采用调解的方法使纠纷得以平和解决从而避开制定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冲突,要么将案件报送法院内设的审判委员会,以“回避痛苦而艰难的选择”。
二、技术:
将价值判断转换为技术处理
对于前揭案例,接受调查的6位法官中有5位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妇女结婚或离婚后可以保留当地户口,与村民享有同等待遇,《自制章程》限制了妇女落户选择权,与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相违背,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该规定无效,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土地补偿费。
然而一旦让他们面临“必须判决结案”的情境时,他们的具体做法却具有相当的技术性,他们均未从正面去评价《自制章程》与现行法律规定是否相互冲突,更未正面去确认《自制章程》的效力,而是从原告“是否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一角度切入,回避了在民间法与制定法之间进行两难选择的窘境。
甚至有2位认为“两原告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分配补偿款的权利,但其究竟应当分得多少补偿款应当由集体经济组织决定”的法官还明确表示,他们的这种判断实际上是将球又踢了回去,让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去具体处理这一问题,是一种面对无奈的“无赖”之举。
在另外的一些案件中,涉及民间法与制定法相冲突必须适用制定法时,法官往往并不对民间法所涉及的内容进行评价,而是从它(特别是乡规民约)未经过法律规定的民间法的创制程序(如民主程序等)出发对民间法的效力进行否定。
9从而,我们可以发现,在具体的案件处理中,如果产生制定法与民间法的冲突,法官又必须以判决的方式处理案件的话,基层法院的法官通常会将价值判断转换为技术处理,而不贸然和直接面对这种价值判断。
三、方法:
以诉讼调解为中心
调解的过程是各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包括调解主体的置换、诉讼程序的虚置、诉讼请求的模糊等,其中某些方法在制定法看来可能是非法的手段。
在运用法外原则定案时,法官深知这种“超越法律行为”的违法后果,因此,他需要当事人的同意作前提,需要以合法的外衣作掩护。
调解这种结案方式仅强调当事人自愿与调解协议合法,而不关注调解过程与调解手段的特征,恰恰成了掩盖各种灰色手段的有效载体。
在这一载体的掩护下,乡土社会的自然正义能找到实现其内在价值的场合与渠道,各种民意也能找到宣泄的途径,各种民间法也得以借助它实现自己的部分功能。
由此,调解成为包容各种诉求的理想通道。
同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在社会关系中,公开地表达不同意见的机会越多,在社会中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制度和机构越多,就会使原初的不同意见积累得越少,冲突采取更高强度的机会并导致仇恨和破坏的形式的可能性越少。
10由于正式的庭审追求集中审理和高效率,与大多在非正式场合进行的调解相比,不利于当事人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涉及当事人一方为乡民的由民间法与制定法冲突引起的纠纷中,缺少吸收当事人不满的机制性因素,因此大多数法官在面临民间法与制定法冲突引发的纠纷时力求以调解的方式结案。
通过调解,他们努力寻找乡土社会的民间法与制定法的有机结合点,在解决纠纷与严格依法之治的不协调之间艰难地进行某种平衡与突破。
这种突破表现为一种灵活性和技巧性,法律对某种行为的评价以及法律对某种后果的规定,通过法官的解释和工作变得非常模糊和不确定,而正是这种对法律预期的不确定,促成了原被告双方的妥协。
在访谈中,受访法官均表示会尽量进行调解,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以判决方式结案。
他们认为,如果要作出判决,就必须在制定法与民间法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要对民间法的相关内容的效力进行司法审查与判断,而这是他们最不愿看到的,也是一直极力回避的。
因此他们总是力图通过各种方式,如动用行政机关劝解、亲属劝说、有威望的人调解等方式说服当事人妥协。
同时还会通过其掌握的法律知识向原告宣讲道理,通常这种宣讲道理中法官更多以自己对法律知识、信息上的优势去引导原告,另一方面向被告解释自治章程中相关内容的违法性的方式促使被告在调解上向原告让步。
在调解未能奏效的情况下,案件的审理期限就会逼迫法官在调解与判决之间进行选择。
而这时法官们都会表现出较大的犹豫,所以访谈中法官们强调要“尽量进行调解,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以判决方式结案”。
四、重心:
以利益协调为基础
理论上言,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规则导引。
即通过在具体案件中对法律规则的适用,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从而引导人们的行为。
因此,对于不关涉民间法与制定法冲突的孤立的个案,法官个人首先考虑的是法律的规定。
因为,充分的法律根据是法官审判行为正当性的基础,也是他们保护自己的理由。
然而,在乡土社会,在民间法与制定法产生冲突的时候,却将规则导引置于较次要的地位。
虽然表面上看,基层法官在判决书或调解书上援用的是制定法,在调解的过程中也经常“法不离口”,然而这种情境下的法,却主要不是他们裁断案件的规范渊源,而是被实用性地当作了一种掩盖民间法适用的幌子或使相关当事人在调解中让步的工具,即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国家法成了"私了"的"价格尺度"11。
基层法官在司法时把重点主要放在了利益协调上。
通过调和、协调、折中彼此交叉和冲突的利益的努力,或通过直接而实现的保障,或通过对某些个人利益的保障,产生最大多数的利益,或在最低牺牲其他利益的情况下,产生在乡土社会中份量最重,并且广为认同的利益,从而确保乡土社会有序的平衡,并进而通过这种平衡成功地平和并预防纠纷。
特别是纠纷涉及的范围和人数在民间法与制定法发生冲突时对法官影响至关重要。
一旦此类问题已成为普遍现象,且严格依照制定法会造成大范围的不稳定的时候,法官通常会考虑到社会稳定的问题,其上级乃至地方党政领导也会向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
笔者的调查也充分显示出基层法官面临违反制定法的乡规民约时对社会稳定的始终如一的关照12。
五、结果:
双重价值的实现
理论上言,民间法之于制定法具有实用价值、转换价值以及补充价值。
制定法之于民间法具有规范价值、普适价值以及威权价值。
自一产生,制定法就因其技术上的缺陷具有诸多局限性:
不确定性、滞后性、模糊性、不周延性13。
特别是面对乡土社会的变化万千的各种诉求,制定法更显局促,无法渗透到本身游离于国家行政权力边缘的乡土社会中。
在乡土社会,国家实证主义的观念几乎没有什么市场。
制定法必须借助乡土社会原生态的规范——民间法,并透过民间法获得其生存的空间并汲取充分的营养。
另一方面,民间法固有的地方性、模糊性也必须经由制定法的通道,通过一种曲折的或者说隐喻的方式取得国家的认同或维护。
基于此,两种不同渊源的规范有了相容的内在诉求。
面临民间法与制定法冲突产生的纠纷,当发现严格依照制定法已经无法满足各利益主体的诉求,与乡土社会朴素的“正义”相悖或与其固有的民间规范冲突时,基层法官采用隐喻的处理方式,通过在案件中对民间法的间接或蕴含的承认,从而使地方性司法知识与普适性的规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他们灵活地在制定法与民间法之间进行平衡与妥协,巧妙地或者说智慧地将二者地掺杂、揉和在一起,将乡土社会的民间法纳入到法定程序中运行,使民间法获得了制定法框架内的认可与维护。
其次,基层法官通过智慧地处理民间法与制定法的冲突,赋予了制定法以某种具体的乡土性很浓的人文关怀14,使制定法刺眼的灯光变得更加柔和与温暖,真正回应了人的需求,解决了实际问题。
正是这种努力,司法的职能得到了乡土社会的尊崇,从而制定法的基本价值得以彰显。
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定法的规范、普适与威权价值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映射与昭示。
结 语
基层法官在处理制定法与民间法的冲突时既照顾了乡土社会的特殊情况,考虑了乡土社会中鲜活的民间规范,进行变通和灵活有效的处理。
如果不管乡土社会的实际情况(这一点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适用方面极具代表性),盲目兜售和机械推行制定法,有可能适得其反,造成法官或司法在乡土社会的信任危机。
正如哈耶克所言,“我们应学到了足够的东西,以避免用扼杀个人互动的自生自发秩序(置其于权威当局指导之下的方法)的方式去推毁我们的文明。
但是,要避免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否弃这样一种幻想,即我们能够经由刻意的思考来‘创造人类的未来’”。
15
[注释]
1参见[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版,第63页。
2这里借鉴了左卫民和周长军关于法院功能的分类标准。
具体参见左卫民 周长军著 《变迁与改革:
法院制度现代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87—105页。
3参见孙立平著 《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370页。
4与此相关联的民间法规则还有所谓“大义灭亲”、“为民除害”等。
如黄维银被控故意伤害一案。
其具体案情为:
今年2月20日晚,黄维银一家人坐在堂屋内吃晚饭。
哥哥黄维富喝得醉熏熏地走进门,指着弟弟大骂:
"给老子爬出去,你......你以为老汉的屋是留给你的啊,你瓜娃子莫想占为己有!
"说毕他抓起桌上的筷子向黄维银掷去。
兄弟俩抓扯打斗中,黄维银摸出一把水果刀,朝黄维富身上刺去,被刺中左胸的黄维富当场死亡。
庭审中,黄维银辩称自己当时"拿刀的目的"主要是想防止对方的侵害,其行为应属"正当防卫"。
在黄维银与公诉方激烈辩驳时,一份由黄维银所在地的100多名乡亲联名上书法院,并押上各自手印的"请命书",呈到了审判长面前。
"那个逆子死了好啊!
"被告的66岁老父黄兴江声泪俱下地说,大儿子黄维富时常酒后打得他鼻青脸肿。
黄维富不仅多次暴打父母,导致其母受伤后不治身亡,就连黄维富的妻子也被虐待自尽......乡亲们愤怒指责,黄维富人见人怕,他长期横行乡里,想打谁就打谁。
黄维银认为,死者生前横行村里,恶行累累,他本人失手将其杀死应属"为民除害"。
公诉人表示,"黄维银可以得到村民的谅解,但却得不到法律的谅解,因为法律是严肃的"。
2006年07月25日06:
40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5苏力著:
《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15页。
6同上,第16页。
7参见费孝通著: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57页。
8理查德.A.波斯纳著:
《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4、5页。
9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三江街道原何村委会撤村建居,现为何宅村寺前皇居委会。
为了分配土地补偿费,村民委员会、经济合作社和党支部召开会议,于2000年8月制定了《何宅村村民经济分配享受条件的若干规定》,其中规定:
1992年10月20日前婚嫁外出而户口长期未迁出的人员不享受村经济分配待遇,没有给符合这项规定的6名"出嫁女"补偿费。
于是6名"出嫁女"状告村委会违法。
法院认为,《规定》未经村民大会讨论通过,程序上违法;根据有关规定,妇女结婚后可以保留当地户口,与村民享有同等待遇;村规民约与法律、政策相抵触部分无效。
2001年4月28日,婺城区法院乙审判决"出嫁女"胜诉,被告支付原告各1万元。
参见《人民法院报》2001年6月1日。
10参见高宣扬著《当代社会理论》(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972页。
11胡昌明:
“法律文化与法律多元--在与国家法的互动中宽容地对待民间法”,载于法律教育网。
12在调查中,法官们均表示,尽管有的乡规民约明显地违反了制定法,但由于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乡规民约是对少数人的权利的侵犯,并且这些少数人的利益与大多数乡民的利益呈相反的方向,因此如果维护少数人的权利,往往会引发大多数乡民的不满,从而引发群体性上访酿成不稳定事件的发生。
13关于成文法的局限性问题已有很多论述,笔者在这里采徐国栋先生在《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一书中的提法。
14应当说,制定法本身也必然体现人文关怀,但民间法体现的人文关怀是一种更具有地方性与具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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