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康先生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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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康先生传
南海康先生传
(1)
第一章时势与人物
文明弱之国人物少,文明盛之国人物多。
虽然,文明弱之国,人物之资格易;文明盛之国,人物之资格难。
如何而后可以为真人物?
必其生平言论行事,皆影响于全社会,一举一动,一笔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甚者全世界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现以前,与既出现以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
若是者庶可谓之人物也已。
有应时之人物,有先时之人物。
法兰西之拿破仑,应时之人物也,卢梭则先时之人物也;意大利之加布儿,应时之人物也,玛志尼则先时之人物也;日本之西乡、木户、大久保,应时之人物也,蒲生、吉田,则先时之人物也。
其为人物一也,而应时而生者,则其所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复尊荣安富,名誉洋溢;先时而生者,其所志无一不拂戾,其所事无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复穷愁潦倒,奇险殊辱,举国欲杀,千夫唾骂,甚乃身死绝域,血溅市朝。
是亦豪杰之有幸有不幸乎?
虽然,为一身计,则与其为先时之人物,诚不如为应时之人物;为社会计,则与其得十百应时之人物,无宁得一二先时之人物。
何则?
先时人物者,社会之原动力,而应时人物所从出也。
质而言之,则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
既有时势,何患无应此之英雄?
然若无先此之英雄,则恐所谓时势者渺不可睹也。
应时者有待者也,先时者无待者也。
同为人物,而难易高下判焉矣。
由此言之,凡真人物者,非为一世人所誉,则必为一世人所毁;非为一世人所膜拜,则必为一世人所蹴踏。
何以故?
或顺势而为社会导,或逆势而与社会战。
不能为社会导者,非人物也;不敢与社会战者,非人物也。
然则其战亦有胜败乎?
曰:
无有。
凡真人物者,必得最后之战胜者也。
是故有早岁败而晚年胜者焉,有及身败而身后胜者焉。
大抵其先时愈久者,则其激战也愈甚,而其获胜也愈迟。
孟子曰:
“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
”观人物者不可不于此留意也。
二十世纪之中国,必雄飞于宇内,无可疑也;虽然,其时机犹在数十年以后焉。
故今日固无拿破仑也,无加布儿也,无西乡、木户、大久保也;即有之而亦必不能得其志,且无所甚补益于国家。
故今日中国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时之人物而已。
呜呼,所望先时人物者,其已出现乎?
其未出现乎?
要之今日殆不可不出现之时哉!
今后续续出现者几何人,吾不敢言,若其岿然亘于前者,吾欲以南海先生当之。
凡先时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
一曰理想,二曰热诚,三曰胆气。
三者为本,其余则皆枝叶焉耳。
先时人物者,实过渡人物也。
其精神专注于前途,以故其举动或失于急激,其方略或不适于用,常有不能为讳者。
南海先生吾师也,以吾而论次其传,后世或谓阿所好焉。
要之先生生平言论行事,虽非无多少之缺点,可以供人摭拾之而诋排之者;若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时之人,未见其比也。
先生在今日,诚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页,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
若是乎,先生果为中国先时之一人物哉!
吾而不传,曷贻来者?
不揣愚陋,遂缀斯文。
第二章家世及幼年时代
先生名有为,字广夏,号长素,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人。
其先代为粤名族,世以理学传家。
曾祖式鹏,讲学于乡,称醇儒。
祖父赞修,为连州教谕,专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粤之士林,咸宗仰焉。
从祖国器,当咸同间,从左军,以功至广西巡抚。
懿修,当咸丰末叶,四海鼎沸之际,以一布衣办七县团练,境内肃谧。
其后朝廷以三达官某某等充全粤团练大臣,假公谋私,气焰熏灼,而懿修独不肯以所属置彼三人势力范围之下。
三人者以全力敌之胁之搏之,不能夺也,卒使其地确然成一自治团体,至今食其赐焉。
盖其刚健任事不畏强御之风,有自来矣。
父达初,早世。
母劳氏,生子二人:
仲曰广仁,戊戌之役,死于国难;先生其伯也。
先生既蚤孤,幼受教育于大父,每诵读,过目不忘。
七岁能属文,有神童之目。
然家学既正,秉性尤厚,故常严重,不苟言笑。
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为”也者,先生之名有为也。
即此一端,亦可以知其少年之志气矣。
吾粤之在中国,为边徼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开化既久,人物屡起,而吾粤无闻焉。
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能动全国之关系者。
惟禅宗六祖慧能,为佛家钜子,风靡天下,然所及乃在世界外之世界耳。
次则明代陈白沙湛甘泉,以讲学鸣于时,然其学系之组织完善,不及姚江,故王学出而陈学衰。
逮于近世,洪秀全、李秀成骤倡革命,蹂躏天下之半,实为吾粤人物最有关系于全国者,然其才略不敌湘淮,故曾军兴而洪军亡。
微乎眇哉!
粤人之在中国也。
然则其关系之所及最大而最远者,固不得不谓自先生始。
第三章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
先生以十九岁丧大父。
年十八,始游朱九江先生之门,受学焉。
九江者,名次琦,字子襄,粤中大儒也。
其学根柢于宋明,而以经世致用为主。
研究中国史学、历代政治沿革得失,最有心得,著书甚富。
晚年以为此等著述,无益于后来之中国,故当易箦之际,悉焚其稿,学者惜焉。
先生从之游,凡六年,而九江卒。
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
九江卒后,乃屏居独学于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
其间尽读中国之书,而其发明最多者为史学。
究心历代掌故,一一考其变迁之迹,得失之林;下及考据、词章之学,当时风靡一世者,虽不屑屑,然以余事及之,亦往往为时流所莫能及。
又九江之理学,以程朱为主,而间采陆王。
先生则独好陆王,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焉。
既又潜心佛典,深有所悟,以为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必探本于灵魂界。
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
常彻数日夜不卧,或打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相,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殆如世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概。
先生一生学力,实在于是。
其结果也,大有得于佛为一大事出世之旨。
以为人相我相众生相既一无所取无所著,而犹现身于世界者,由性海浑圆,众生一体,慈悲普度,无有已时。
是故以智为体,以悲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一切;又以愿力无尽,故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大小平等,故与其侧隐于他界,不如侧隐于最近。
于是浩然出出世而入入世,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
既出西樵,乃游京师。
其时西学初输入中国,举国学者,莫或过问。
先生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
及道香港、上海,见西人植民政治之完整,属地如此,本国之更进可知。
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原。
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
彼时所译者,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否则耶稣经典论疏耳,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
而先生以其天禀学识,别有会悟,能举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
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
其时天下未知有先生也。
先生之旅行,凡五六年。
北出山海关,登万里长城,南游江汉,望中原,东诣阙里,谒孔林,浪迹于燕、齐、楚、吴、荆、襄之间,察其风土人物,交其士大夫,西泝江峡,如桂林。
畴昔山中所修养者,一一案之经历实验,学乃益进。
先生以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乃归讲学于粤城。
岁辛卯,于长兴里设黉舍焉。
余与先生之关系,实始于此。
其时张之洞实督两粤,先生劝以开局译日本书,辑万国文献通考,张氏不能用也。
乃尽出其所学,教授弟子。
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
其教旨专在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
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
其见于形式上者,如音乐至兵式体操诸科,亦皆属创举。
先生讲“学于粤凡四年,每日在讲堂者四五点钟。
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
盖使学者理想之自由,日以发达,而别择之智识,亦从生焉。
余生平于学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赐也。
后又讲学于桂林,其宗旨方法,一如长兴。
先生又以为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智识交换之功,而养团体亲爱之习。
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
故务欲破此锢习,所至提倡学会,虽屡遇反对,而务必达其目的然后己。
其见忌嫉于当世,此亦一原因也。
甲午败后,遂开强学会于京师,一时张之洞、袁世凯之流,皆赞成焉。
不数月,为政府所禁。
然自是学会之风遍天下,一年之间,设会百数,学者不复以此为大戒矣。
强学会之开也,余与其役。
当时创议之人,皆赞此举,而惮会之名号,咸欲避之,而代以他字,谓有其实不必惟其名也。
而先生龂龂持之,不肯迁就。
余颇怪焉。
先生曰:
“吾所以办此会者,非谓其必能成而有大补于今时也,将以破数百年之网罗,而开后此之途径也。
”后卒如其言。
先生之远识大胆毅力,大率类是。
乙未、丙申以后,先生所欲开之学风,渐萌芽浸润于全国矣。
第四章委身国事时代
先生经世之怀抱在大同,而其观现在以审次第,则起点于爱国,先生论政之目的在民权,而其揆时势以谋进步,则注意于格君。
自光绪十五年,即以一诸生伏阙上书,极陈时局,请及时变法以图自强,书格不达。
甲午败后,又联合公车千余人,上书申前议,亦不达。
世所传公车上书记是也。
自此以后,四年之间,凡七上书,其不达也如故,其频上也如故。
举国俗流非笑之唾骂之,或谓为热中,或斥为病狂。
先生若为不闻也者,无所于挠,锲而不舍。
其结果也,为今上皇帝所知,召对特拔,遂有戊戌维新之事。
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
凡物必有原动力以起其端,由原动力生反动力,由反动力复生其反动力,反反相衔,动动不已,而新世界成焉。
惟戊戌之原动力,其气魄雄厚,其潮势壮阔,故生反动力最速而最剧,仅百日间,挫跌一无所存。
而反动力之雄厚壮阔,亦与之相应,其高潮之点,极于团匪之祸,神京蹂躏,朝列为空。
今者反动力之反动力又起矣。
自今以往,中国革新之机,如转巨石于危崖,遏之不可遏,必达其目的地而后己。
此事理所必至也。
然则戊戌之役,为败乎?
为成乎?
君子曰:
成也。
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则殊多缺点,殆犹大辂之仅有椎轮,木植之始见萌坼也。
当时举国人士,能知欧美政治大原者,既无几人,且掣肘百端,求此失彼;而其主动者,亦未能游西域读西书,故其措置不能尽得其当,殆势使然,不足为讳也。
若其精神,则纯以国民公利公益为主,务在养一国之才,更一国之政,采一国之意,办一国之事。
盖立国之大原,于是乎在。
精神既立,则形式随之而进,虽有不备,不忧其后之不改良也。
此戊戌维新之真相也。
吾虽不敢尽以此为先生一人之功,然其主动者在先生,又天下人所同认而无异词也。
先生所以尽力于国家者,于是为不薄矣。
政变以后,先生之志不少衰,复联合海内外同志,创一中国前此未有之大会,以图将来。
及至去年,汉口之难,又一挫跌,以至于今,而先生委身国家之生涯,其前半段落暂停顿焉。
其此后若何,非吾之所得言也。
要之此新旧两世纪之交,中国政治界最有关系之人物谁乎?
吾敢应之而不疑曰:
康先生也。
第五章教育家之康南海
先生能为大政治家与否,吾不敢知;虽然,其为大教育家,则昭昭明甚也。
先生不徒有教育家之精神而已,又备教育家之资格。
其品行方峻,其威仪严整。
其授业也,循循善诱,至诚恳恳,殆孔子所谓“诲人不倦”者焉。
其讲演也,如大海潮,如狮子吼,善能振荡学者之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身不能忘;又常反复说明,使听者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心悦而诚服。
中国学风之坏,至本朝而极;而距今十年前,又末流之末流也。
学者一无所志,一无所知,惟利禄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学。
先生初接见一学者,必以严重迅厉之语大棒大喝,打破其顽旧卑劣之根性。
以故学者或不能受,一见便引退;其能受者,则终身奉之,不变塞焉。
先生之多得得力弟子,盖在于是。
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
今案《长兴学记》之纲领旨趣,造一学表如下:
由此观之,先生教育之大纲可知矣。
至其学舍组织之体段,则先生自为总教授、总监督,而立学生中三人或六人为学长,分助各科。
又舍中设有书藏、仪器室,亦委一学生专司之。
其规制如下师凡学生人置一劄记簿,每日各自记其内学外学,及读书所心得,时事所见及,以自课。
每朔则缴呈之,先生为之批评焉。
一二三四五六养心修身接人执事读书时务然则先生教育之组织,比诸东西各国之学校,其完备固多所未及;然当中国教育未粉之前,无所赁藉,而自创之,其心力不亦伟乎!
至其重精神,贵德育,善察中国历史之习惯,对治中国社会之病源,则后有起者,皆不可不师其意也。
先生教育之大段,固可以施诸中国,但其最缺点者有一事,则国家主义是也。
先生教育之所重,曰个人的精神,曰世民以战胜于竞争界也。
美犹为憾,吾不敢为讳。
第六章宗教家之康南海
先生又宗教家也。
吾中国非宗教之国,故数千年来,无一宗教家。
先生幼受孔学;及屏居西樵,潜心佛藏,大澈大悟;出游后,又读耶氏之书,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绍述诸圣,普度众生为己任。
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专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圣一体诸教平等之论。
然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
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散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
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
先生者,孔教之马丁路得也。
其所以发明孔子之道者,不
一而足,约其大纲,则有六义:
一孔教者,进步主义,非保守主义。
二孔教者,兼爱主义,非独善主义。
三孔教者,世界主义,非国别主义。
四孔教者,平等主义,非督制主义。
五孔教者,强立主义,非巽懦主义。
六孔教者,重魂主义,非爱身主义。
其从事于孔教复原也,不可不先排斥俗学而明辨之,以拨云雾而见青天。
于是其料简之次第,凡分三段阶:
第一排斥宋学,以其仅言孔子修己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也。
第二排斥歆学(刘歆之学),以其作伪,诬孔子、误后世也。
第三排斥荀学(荀卿之学),以其仅传孔子小康之统,不传孔子大同之统也。
昔中国之言孔学者,皆以《论语》为独一无二之宝典。
先生以为《论语》虽孔门真传,然出于门弟子所记载,各尊所闻,各明一义,不足以尽孔教之全体,故不可不推本于六经。
六经皆孔子手定,然《诗》《书》《礼》《乐》,皆因前世所有而损益之;惟《春秋》则孔子自作焉,《易》则孔子系辞焉。
故求孔子之道,不可不于《易》与《春秋》。
《易》为魂灵界之书,《春秋》为人间世之书,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孔教精神,于是乎在。
先生之治《春秋》也,首发明改制之义。
以为孔子愍时俗之敝,思一革而新之,故进退千古,制定法律,以贻来者。
《春秋》者,孔子所立宪法案也,所以导中国脱野蛮之域,而进于文明也。
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但孔子所处之时势地位,既不能为梭伦,亦不必为卢梭,故托诸记事,立其符号,传诸口说;其微言大义,则在《公羊》《榖梁》一传,及《春秋繁露》等书。
其有未备者,可推甲以知乙,举一以反三也。
先生乃著《孔子改制考》,以大畅斯旨。
此为孔教复原之第一段。
次则论三世之义。
《春秋》之例,分十二公为三世:
有据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
据乱、升平,亦谓之小康;太平亦谓之大同。
其义与《礼运》所传相表里焉。
小康为国别主义,大同为世界主义;小康为督制主义,大同为平等主义。
凡世界非经过小康之级,则不能进至大同;而既经过小康之级,又不可以不进至大同。
孔子立小康义以治现在之世界,立大同义以治将来之世界。
所谓六通四辟,小大粗精,其运无乎不在也。
小康之义,门弟子皆受之,而苟卿一派为最盛。
传于两汉,立于学官;及刘歆窜入古文经,而荀学之统亦篡矣。
宋元明儒者,别发性理,稍脱刘歆之范围,而皆不出于荀学之一小支。
大同之学,门弟子受之者盖寡,子游、孟子稍得其崖略。
然其统中绝,至本朝黄梨洲稍窥一斑焉。
先生乃著《春秋三世义)《大同学说》等书,以发明孔子之真意。
此为孔教复原之第二段。
若夫《大易》,则所谓以元统天,天人相与之学也。
孔子之教育,与佛说华严宗相同:
众生同原于性海,舍众生亦无性海;世界原具含于法界,舍世界亦无法界。
故孔子教育之大旨,多言世间事,而少言出世间事,以世间与出世间,非一非二也。
虽然,亦有本焉。
为寻常根性人说法,则可使由之而不使知之;若上等根性者,必当予以无上之智慧,乃能养其无上之愿力。
故孔子系《易》,以明魂学,使人知区区躯壳,不过偶然幻现于世间,无可爱惜,无可留恋,因能生大勇猛,以舍身而救天下。
先生乃拟著《大易微言》一书,然今犹未成,不过讲学时常授其口说而已。
此为孔教复原之第三段。
此外先生所著书,关于孔教者,尚有《教学通议》一书,为少年之作,今已弃去。
有《新学伪经考》,出世最早。
有《春秋公羊传注》、《孟子大义述》、《孟子公羊相通考》、《礼运注》、《大学注》、《中庸注》等书,皆未公于世。
以上先生发明孔教之大略也。
吾自从学以来,悉受斯义,及今既阅十余年,骛心末学,久缺研究;而浏览泰西学说以后,所受者颇繁杂,自有所别择,于先生前者考案各义,盖不能无异同。
要之先生目光之炯远,思想之锐入,气魄之闳雄,能于数千年后,以一人而发先圣久坠之精神,为我中国国教放一大光明,斯不独吾之所心悦诚服,实此后中国教学界所永不能谖者也。
先生于佛教,尤为受用者也。
先生由阳明学以入佛学,故最得力于禅宗,而以华严宗为归宿焉。
其为学也,即心是佛,无得无证。
以故不歆净土,不畏地狱;非惟不畏也,又常住地狱;非惟常住也,又常乐地狱,所谓历无量劫行菩萨行是也。
以故日以救国救民为事,以为舍此外更无佛法。
然其所以立于五浊扰扰之界而不为所动者,有一术焉,曰常惺惺,曰不昧因果。
故每遇横逆困苦之境,辄自提醒曰:
吾发愿固当如是,吾本弃乐而就苦,本舍净土而住地狱,本为众生迷惑烦恼,故入此世以拯之。
吾但当愍众生之未觉,吾但当求法力之精进,吾何为瞋恚?
吾何为退转?
以此自课,神明俱泰,勇猛益加。
先生之修养,实在于是;先生之受用,实在于是。
先生于耶教,亦独有所见。
以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间世之事,其精备不如孔子。
然其所长者,在直捷,在专纯。
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日人类平等也,皆上原于真理,而下切于实用,于救众生最有效焉,佛氏所谓不二法门也。
虽然,先生之布教于中国也,专以孔教,不以佛、耶,非有所吐弃,实民俗历史之关系,不得不然也。
先生所以效力于国民者,以宗教事业为最伟;其所以得谤于天下者,亦以宗教事业为最多。
盖中国思想之自由,闭塞者已数千年,稍有异论,不曰非圣无法,则曰大逆不道。
即万国前事,莫不皆然,此梭格拉底所以瘐死狱中,而马丁路得所以对簿法廷也。
。
以先生之多识淹博,非不能曲学阿世,以博欢迎于一时,但以为不抉开此自由思想之藩篱,则中国终不可得救。
所以毅然与二千年之学者,四万万之时流,挑战决斗也。
呜呼!
此先生所以为先生欤!
泰西历史家,论近世政治学术之进步,孰不以宗教改革之大业,为一切之原动力乎?
后有识者,必能论定此公案也。
第七章康南海之哲学
先生者,天禀之哲学者也。
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而惟以其聪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入乎人人,无所凭藉,无所袭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而往往与泰西诸哲相闇合,得不谓理想界之人杰哉?
今就畴昔所闻者,略叙其一二。
(一)先生之哲学,博爱派哲学也。
先生之论理,以“仁”字为唯一之宗旨,以为世界之所以立,众生之所以生,家国之所以存,礼义之所以起,无一不本于仁。
苟无爱力,则乾坤应时而灭矣。
是故果之核谓之仁,无仁则根干不能茁,枝叶不能萌;手足麻木者谓之不仁。
众生之在法界,犹四肢之在一身也。
人而不相知不相爱,则谓之不仁,与一体之麻木者等。
苟仁矣,则由一体可以为团体,由团体可以为大团体,由大团体可以为更大团体,如是遍于法界,不难矣。
故悬仁以为鹄,以衡量天下之宗教、之伦理、之政治、之学术,乃至一人之言论行事,凡合于此者谓之善良,不合于此者谓之恶劣。
以故三教可以合一,孔子也,佛也,耶稣也,其立教之条目不同,而其以仁为主则一也。
以故当博爱,当平等,人类皆同胞,而一国更不必论,而所亲更不必论。
故先生之论政论学,皆发于不忍人之心。
人人有不忍人之心,则其救国救天下也,欲已而不能自己。
如左手有痛痒,右手从而煦之也;不然者,则麻木而已矣,不仁而已矣。
其哲学之大本,盖在于是。
(二)先生之哲学,主乐派哲学也。
凡仁必相爱,相爱必使人人得其所欲,而去其所恶。
人之所欲者何?
曰乐是也。
先生以为快乐者众生究竟之目的,凡为乐者固以求乐,凡为苦者亦以求乐也。
耶教之杀身流血,可为极苦,然其目的在天国之乐也。
佛教之苦行绝俗,可谓极苦,然其目的在涅槃之乐也。
即不歆天国,不爱涅槃,而亦必其以不歆不爱为乐也。
是固乐也,若夫孔教之言大同,言太平,为人间世有形之乐,又不待言矣。
是故使其魂乐者,良宗教、良学问也;反是则其不良者也。
使全国人民皆乐者,良政治也;反是则其不良者也。
而其人民得乐之数之多寡,及其乐之大小,则为良否之差率。
故各国政体之等级,千差万别,而其最良之鹄,可得而悬指也。
墨子之非乐,此墨子所以不成为教主也。
若非使人去苦而得乐,则宗教可无设也。
而先生之言乐,与近世西儒所倡功利主义,谓人人各求其私利者有异。
先生之论,凡常人乐凡俗之乐,而大人不可不乐高尚之乐。
使人人皆安于俗乐,则世界之大乐真乐者,终不可得。
夫所谓高尚之乐者何也?
即常自苦以乐人是也。
以故其自治及教学者,恒以乐大知命为宗旨。
尝言曰,凡圣贤豪杰之救世任事,亦不过自纵其救世任事之欲而已。
故必视救世任事如纵欲,然后可谓之至诚,可谓之真人物。
是先生哲学之要领,无论律人律己,人世间出世间,皆以此为最终之目的,首尾相应,盛水不漏者也。
(三)先生之哲学,进化派哲学也。
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
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
盖中国自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为嚆矢焉。
先生于中国史学,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学言进化之理。
以为中国始开于夏禹,其所传尧舜文明事业,皆孔子所托以明义,悬一至善之鹄,以为太平世之倒影现象而已。
又以为世界既进步之后,则断无复行退步之理,即有时为外界别种阻力之所遏,亦不过停顿不进耳,更无复返其初。
故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其说主于循环;《春秋》言据乱、升平、太平,其说主于进化。
二义正相反对,而先生则一主后说焉。
又言中国数千年政治虽不进化,而社会甚进化。
政治不进化者,专制政体为之梗也;社会进化者,政府之干涉少,而人民自由发达也。
先生于是推进化之运,以为必有极乐世界在于他日。
而思想所极,遂衍为大同学说。
(四)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
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
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
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闇合者甚多。
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游之语。
其文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
先生演绎此义,以组织所谓大同学说者。
其理想甚密,其条段甚繁,以此区区小篇,势不能尽其义蕴。
今惟提其大纲,先列一表如下:
(第一)原理先生哲学之主纲,既以求人类全体之最大快乐为目的,乃以为虽求其乐,当先去其苦;欲去其苦,当先寻其致苦之源。
于是以慈悲智慧之眼,观察世界各种社会,条别其苦恼之种类,与其所从出。
今略举其数如下:
既察种种苦恼相,而求其所自出,不外三端:
一曰天生,二曰人为,三曰自作。
又总三者而求其最大之根源,曰妄生分别。
于是乎讲普救之术曰:
天生之苦恼,人智日开,艺术日精,则可以胜之;人为之苦恼,公德日进,政事日修,则可以胜之;自作之苦恼,理想日高,智慧日大,则可以胜之。
而其总根源既在分别,则其对治之总方法,厥惟大同。
大同根据之原理,以为众生本一性海,人类皆为同胞。
由妄生分别相故,故惟顾己之乐,而不顾他之苦,常以己之自由,侵人之自由,相侵不已,相报复不己,而苦恼之世界成焉。
人私其身,家私其家,群私其群,国私其国,谋用是作,兵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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