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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
一、大国兴衰的历史启示:
人力资本先导
(一)中国兴衰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从公元元年到1800年,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
近代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多次丧失了历史机遇,拉大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
第一次机遇的丧失是在19世纪前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启动工业化,进入经济迅速增长阶段,中国则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未能赶上第一次工业化的浪潮。
1820年到1950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同世界差距拉大的时期。
欧洲人均GDP相当于中国的倍数,由1820年的2.1倍扩大到1950年的10.5倍;美国人均GDP相当于中国的倍数,由1820年的2.5倍扩大到1950年的15.6倍。
第二次机遇的丧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战后经济增长的又一个黄金期出现的时候,日本抓住了这一次机遇,由穷国转变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而中国又一次失去了发展机遇,总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社会进入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
1979—200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是1980年的6倍以上,超过原定20年翻两番的目标。
这一时期,中国的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也进入了起飞阶段,到2000年初步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普九”的人口覆盖率达到85%以上,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1990—2002年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3.4%提高到15%,开始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但是,我国总体发展水平仍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反映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的国际竞争力还比较弱,成为制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素。
根据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世界竞争力报告2001》,2000年,在47个参评的国家中,中国国际竞争力排名第31位,比1999年下降两位。
其中反映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指标均为弱项,如文盲率第44位,熟练劳动力易获得性第44位,大学教育对竞争性经济的满足程度第42位,合格工程师在劳动力市场的易获得性第47位。
可见,人力资源开发的滞后影响了国家的竞争力,势将制约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
(二)世界现代化史上三次成功的追赶
19世纪后期以来,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曾经先后出现了三次现代化后进国追赶先行国的代表范例。
1.美国对英国的追赶。
从19世纪开始直到1913年,英国的生产力水平都居于世界所有国家水平之上,而这一时期英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也高于其他国家。
但到1913年,英国经济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则让位于美国。
1871年到1913年是美国迅速超过英国的重要时期。
根据麦迪森提供的数据,1820年,美国人均GDP相当于英国人均GDP的73.3%,1870年为75.3%。
此后,美国经济开始起飞,1870—1913年美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9%,同期英国为1.9%。
1900年,美国人均GDP相当于英国人均GDP的89.2%,到1913年,美国人均GDP已超过英国5.5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1870年到1913年,也是美国人力资本对英国加速追赶的时期。
美国在182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当于英国的87.5%,1870年提高到88.3%,1913年则进一步提高到91.2%。
此后,美国的经济与人力资本一直处于世界领先位置。
2.日本对美国的追赶。
1950年,日本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19.6%。
而1953年日本GDP增长指数超过了二战期间的最高水平,开始经济起飞。
1953—1992年,日本GDP年平均增长率为6.5%,同期美国为3.0%。
1992年,日本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90.1%。
因此,日本被视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赶”国家,它创造了从1820年到1992年,人均GDP提高28倍的世界记录。
与此同时,日本也成功地实现了人力资本积累上的追赶。
1913年,日本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当于美国的68.2%,1950年达到美国的80.8%,随后大致保持着这一水平,1973年为82.9%,1992年为82.4%。
3.韩国对西欧国家的追赶。
1965—1992年,韩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8%。
1973年,韩国人均GDP相当于西欧国家(12个国家)人均GDP的24.3%,1992年上升到57.5%。
韩国之所以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经济增长,加速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0年,韩国实现了普及全民小学教育。
1975—1985年,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0%提高到30%,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1985—1995年,高等教育入学率又从30%提高到50%。
韩国中等教育入学率从60%左右提高到90%,大约用了15年(1980—1995)的时间(世界银行,1998)。
到1995年,韩国中等教育入学率达90%,高等教育入学率接近55%,达到了其他OECD国家教育发展水平。
(三)历史的启示:
人力资本积累的先导作用
近代史上几次历史机遇期的成功追赶,都伴随着人力资本的先行追赶,证明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先导。
1.人力资本快速积累是经济迅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
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
在早期的经济学理论中,经济学家普遍强调的是物质资本的作用,认为物质资本存量的规模尤其是积累的快慢,是促进或限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而舒尔茨等人的理论,则别具一格地从劳动力要素的角度,探讨人在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认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刺激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富裕的根本所在。
近代历史上的三次追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经验,一再证明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2.人力资本的积累先于经济发展。
教育发展、人力资本积累、经济结构变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推进之间有一种互动关系。
早期工业化国家是经济发展先于教育发展,而现代经济增长型的发展则是教育先于经济发展。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中指出的“多少世纪以来,特别在发动产业革命的欧洲国家,教育的发展一般是在经济增长之后发生的。
现在,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正倾向先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
随着知识、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的先导作用更加明显,也为越来越多的实践所证明,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3.教育的加速发展来源于制度创新。
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先行作用,只有在教育能够不断地适应变化着的世界的需要时才能实现;而教育只有通过自身的制度创新,才能发挥适应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教育制度的创新包含诸多内容,其中最基本的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是国家对教育管理的制度安排;一个是以学校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系统的制度安排。
二、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21世纪前20年,既是我国经济发展千载难逢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非常难得的重大战略机遇期。
中国如果能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机遇期中,全面强化人力资本投资,全面建设学习型社会,全面提高人民的素质和能力,就有可能使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使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的总量更加充足、结构更加合理、质量更加提高、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的学习能力和就业能力更加发展。
我们必须看到,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的重大历史机遇期同时也伴随着严峻的历史挑战。
如果中国不能很好地把握这一机遇,正视现实,直面挑战,全面开发人力资源,2001—2020年,也可能是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发展上的失落期、滞后期,整个中国现代化也将经历一个危机孕育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将会落空!
(一)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的战略机遇与挑战
1.经济起飞:
人力资源开发的有力支撑和巨大需求。
2001—2020年,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起飞的中后期,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经历一个重大转变,即由同时依赖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型转向主要依靠劳动力质量型。
经济增长的这种模式转变,对人力资本积累提出了巨大需求。
2.利用人口红利,再创人力资本红利。
经过20多年的计划生育,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连续数年低于10‰,实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类型的转变。
突出地反映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上,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上升提供了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学龄人口比重下降,社会抚养系数降低,教育数量扩展的压力下降。
这是持续20多年的计划生育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人口红利”。
3.家庭结构转型,家庭教育需求转型。
家庭支出结构转型,突出的表现是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教育消费支出持续上升,教育支出能力提高;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转型,学龄人口减少,教育投资对象集中。
教育支出成为家庭的理性投资行为,人力资源开发将不再是单一的政府推动型,而是家庭(个人)、社会和政府多方联动的良好局面。
政府应当促进家庭这种教育需求的转型,推动教育供给的多元化,保障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接受教育的选择权。
4.城镇化:
人口转移与人力资本提升。
到2020年将有约2.2亿—2.3亿人口要从农村转移到城镇,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转移过程。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同时也是大幅度提升农村人口人力资本的过程。
如果到2020年,近3亿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达到城镇人口的同等受教育水平并实现就业的话,这将使中国有效利用的人力资源的数量增长一倍。
也就是说,有效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使之转移到城镇并实现就业,就等于在人力资源上再造一个中国。
5.知识经济:
以教育和培训为原动力。
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和普遍应用,为学习型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技术支撑。
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远程教育、网络教育的传递更加快捷、成本更加降低,终身教育、灵活教育有了更加丰富的实现形式。
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将信息技术应用到教育体系具有巨大的规模效应,这使中国在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上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
同时,中国发展的多样性决定了中国能够而且应该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并且中国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还要更多地转向依靠知识创新的经济增长轨道上来。
因此,中国不仅需要大量的符合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需求的技术人才,更需要造就创新人才,乃至领导中国技术创新的帅才。
如果能够探索出有效的途径,造就一大批具备创新能力的创新人才来,这将提升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技术竞争力。
6.全球化:
人力资源开发的国际背景。
全球化条件下资金、技术和商品的跨国流动,使当前国际上正经历一次重大的基于比较优势的结构调整。
欧、美、日的定位是世界的技术创新中心,劳动密集型甚至低端的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都要逐步转移出去。
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中,其吸纳发达国家转移产业的竞争力,一方面取决于中国投资的政策环境的好坏,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发挥最具比较优势的资源———人力资源的竞争力。
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必将消除一些地域之间、国家之间的保护性屏障,优质教育资源的跨国配置也将带来范围更大和频率更高的人才全球流动,竞争与合作将对我国教育与人才市场的竞争产生新的影响:
(1)全球跨国公司的大量涌入,加剧了人才的争夺。
(2)我国加入WTO,急需高水平的人力资源与之匹配。
(3)国内非义务教育将面临国际教育市场的激烈竞争。
(4)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对维护国家教育主权提出新要求。
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如何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如何在充分利用国际教育资源、分享国际教育经验的同时,抵制外来不良文化影响,捍卫国家教育主权等,给我国教育发展带来了严峻考验。
如何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把我国优秀文化、特色学科的知识化作我国教育资源输出的优势,也给教育发展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7.市场化改革:
人力资源开发的制度环境。
中国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长足进展,据研究,中国市场指数已经由1978年的18.39%上升到50.25%,市场机制已经在经济运行当中起基础性支配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建立。
未来20年,中国将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中国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机遇。
当前,应着重发挥市场机制在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以下作用:
(1)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效应,提高有限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
(2)发挥市场的资源调动效应,吸引社会资源投资教育和人力资本开发;(3)发挥市场机制的信息作用,增强人力资本开发的有效性和教育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
(二)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的四大问题
1.供给不足。
(1)国民总体教育水平与科学文化素质偏低,劳动力总体文化程度低下,高中低端技术人才数量严重不足,制约着我国产业结构的提升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国民总体教育水平偏低。
2000年,我国15岁以上国民受教育年限为7.85年,2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42年,仅相当于美国100年前15岁以上国民受教育的水平。
全国15岁及以上的文盲人口尚有8700万人。
2000年,25—64岁劳动力人口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例为82%,而美国仅为10%;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18.0%,与1999年OECD国家同一指标的平均值69%相比,相差近3倍,与美国相差4倍;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比例仅为5.2%,1999年OECD国家这一指标的平均值为24%,超过我国4倍;具有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高层次人才比重仅占1.38%。
(2)各级各类教育与培训机构在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学习能力和就业能力方面的综合支撑能力较低,不适应国际竞争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义务教育发展基础仍相当薄弱,巩固提高的任务十分艰巨。
截止2001年,我国尚有522个县未实现“普九”,覆盖了占全国总人口10%左右的地区。
高中阶段教育发展滞后,半数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
2001年全国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为53.2%(低于高中阶段毕业生升学率12.3个百分点),表明仍然有近一半的初中毕业生不能进入高中阶段教育。
高中阶段教育容量不足,已成为制约劳动人口文化水平提高和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与就业市场需求存在结构性偏差。
研究生教育比重较小,2001年在校研究生数仅占高校在校生总数的3.2%。
同时,高校专业比例失调。
2001年第三产业发展急需的金融、外贸、会计专业在校生比例出现了负增长,分别下降了0.52、0.33、0.15个百分点,不符合提升第二、三产业知识含量的发展要求。
(3)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资金短缺,致使教育与培训供给能力偏小,教育与培训投资渠道狭窄,公共教育经费支出比重偏低,教育投入与人力资源开发保障机制不力,调动社会多元筹资渠道不畅,造成办学条件在低水平上更加趋紧。
教育总体投入水平低下。
2001年,我国教育经费总量占GDP的比重仅为4.83%,
OECD国家在1998年就达到了5.8%的平均水平,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则超过了6%,甚至达到7%。
我国2001年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3.19%,低于美国1997年2.2个百分点,也低于1998年巴西、马来西亚、泰国等发展中国家4.63%、4.49%、4.27%的水平。
义务教育经费中政府承担比例偏小。
2001年,我国义务教育总投入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只占63.2%。
初中教育经费中,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小于60%,小学小于70%。
而在1998年,OECD国家初等、中等及中学后教育经费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平均比例已达到了90.9%。
(4)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匮乏,区域教育均衡化水平偏低,不利人群受教育困难与教育机会不公平现象加剧。
2.结构失衡。
(1)教育与人才培养存在多方面结构不合理,对新增劳动力、下岗劳动力和转移劳动力的连续教育与培训缺乏政策统一性、针对性和连贯性等制度保障。
九年义务教育普及任务在西部农村仍然艰巨,各种因素造成中小学辍学学生剧增,2001年部分西部地区小学适龄儿童净入学率在96%以下,小学五年保留率最低的省份只有64%;转移人口子女的就学问题严峻,大量初中程度进城的青少年丧失再学习的机会,高中阶段教育成为发展“瓶颈”;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对市场反应缓慢,培训模式陈旧,企业不重视人才储备和培训,初、中、高级技能型人才短缺;高等教育适应性与竞争力较弱,高新技术核心人才与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奇缺。
(2)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城乡统筹力度不够。
各类教育的布局、结构比例失衡突出。
城乡人口教育水平存在十分明显的差距,农村教育发展严重滞后;地区人口文化素质存在“东高西低”的梯度差异;产业、行业人口文化程度结构差距悬殊。
2000年,我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85年,与城市平均9.80年的水平相差近3年。
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52.3%;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只占7.7%,低于城市33个百分点;而大专以上学历仅有0.74%,低于城市12个百分点。
全国3/4以上的文盲、半文盲集中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
3.体系不全。
(1)我国的教育体系在教育观念、基本构成上依然保存着传统国民教育体系的主要特征,缺乏正规与非正规、正式与非正式、学历与非学历、学校与社区、教育与培训、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相互衔接与沟通,尚未形成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
学校教育体系过于封闭。
过于强调正规学历教育和职前一次性教育,基本上仍是一种重学历、轻证书,重职前、轻职后,重知识、轻能力的教育。
职业培训和终身教育体系不健全。
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岗位培训之间相互割裂;家庭教育、企业教育、社区教育薄弱;学校教育资源、社会教育资源整合、共享力度不高,未能形成有效的终身教育网络体系;在国家层面上尚缺乏专门的规划、组织和统一管理,跨地区、跨城乡的农村转移人口教育培训还是一个空白。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实行缺乏整体规划,只是一种政府认可,而不是市场认可的准入制度;职业准入标准国际化程度不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涵盖面不够宽泛。
(2)教育与培训资源之间难以实现转移和交流,社会各类教育与人力资源缺乏应有的联系与共享。
现有学校教育体系缺少弹性与活力,学校之间、专业之间、学生之间的流动、转移非常困难;现有的学校教育向社会开放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开放,学校与社区,学校与用人单位,尤其是与公民互动的自主性还不高,学校发展缺少社会的参与和监督。
(3)单一体制下形成的政府办学格局尚未真正打破,民办教育及其他形式的办学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各级政府除在学校投资办学、监督评估和提供政策支持外,依然是各级各类办学的直接主体。
4.机制不活。
(1)教育管理体制仍然过于集中,区域的自主管理权力偏小,政府包办和垄断现象严重,政府治理缺位、越位现象突出,部门之间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的力量分散,中央与地方管理教育的权限有待明晰。
政府职能“缺位”表现为:
对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这一公共服务品的投入严重不足;对弱势群体的教育补偿和优先扶持力度不够;没有承担起构筑教育与人力资源信息平台的职能;尚未建立社会参与的公共治理制度;政府未能对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监控体系起到应有的规范与引导作用。
政府职能的“越位”表现为:
政府集中了办学和管理的职能,学校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着政府的意志,由政府部门通过指令性计划来实现。
学校和培训机构难以根据市场导向依法自主办学。
(2)办学体制仍然单一,在非义务教育阶段,非政府部门和私人办学比重过小,公办学校多种形式办学探索不够,培育和发挥教育中介组织作用的力度偏弱。
2001年,全国各级各类民办教育机构在校生566万人,仅占教育总规模的2.5%。
其中,民办小学、中学、高校在校生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仅为1.5%、3.0%、9.0%。
1996年,美国、韩国、法国三国私立小学在校生人数分别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12%、1%、15%;私立中学在校生人数分别占10%、38%、20%;1999年,三个国家专业技术型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占该类高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7.4%、86.0%、26.3%;学术研究型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分别占34.5%、76.5%、9.8%。
公办学校引进市场机制的步伐缓慢。
尽管目前我国已有1000多所公办中小学进行了引进市场机制的改革,但由于学校产权主体不太明晰,在管理上出现了许多矛盾和问题。
一些大学举办的二级学院也有200多所,但是学校的法人地位得不到认可;学校的所有权与管理权没有分离,界限不清;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与公办学校的待遇不平等,以及学校之间的不平等竞争等等,都反映出引进市场机制的步伐缓慢、力度不够。
现有中介机构基本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建立或支持的,定位不清晰,独立性不强,往往是政府机构的职能延伸;政府对许多教育中介组织缺乏有效的监管,使一些违规操作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和制裁,损害了教育的公益性;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中介组织还没有获得与其社会作用相称的法律地位。
(3)运用市场和法律手段管理学校和对外合作办学的力度不够,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平等竞争与激励机制平台尚未建立。
在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学校运行机制中,公平竞争机制尚未形成。
一方面在义务教育学校的运作中缺少有效、公开、公平的教育财政预算、拨款、审计和评估制度,造成教育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化,学校之间的竞争不能处于同一公正的竞争平台之上;另一方面,非义务教育的公立学校与政府之间的依附关系尚未完全剥离,民办学校和公立学校没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与政策环境,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平等地位。
(4)宏观教育法规特别是人力资源开发制度保障不健全,微观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管理法规严重缺失,与政府治理和市场机制相配套的教育监管执法不力,以致部分教育机构以及教育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游离于具体的教育法则之外。
教育执法不力与国家法制大环境有关,需要有政府协调、奖惩制度的配套,需要全社会的支持。
目前,部门、地区管理的条块分割成为教育执法不力的一大弊端,只依靠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执法,往往缺乏权威性和有效性。
(5)现代学校制度尚未建立,学校依法自主办学机制缺失,尚未与公平、公正、透明的政府规制以及市场竞争机制形成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环境。
公办学校法人资格并没有使学校办学自主权获得有效的释放,从法人财产权利的角度来看,公办学校还面临着市场行为准入问题。
法律对民办学校法人治理机制的规定比较笼统。
民办学校法人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但民办学校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甚至可能破产。
其法人治理结构的滞后,会对受教育者造成极大损害,不利于保护学生、家长和社会的利益,也不利于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6)缺乏现代教育公共财政制度,政府教育转移支付和教育项目采购制度、教育成本与教育效益的核算制度以及监管制约体系不健全。
中央及省级政府对基础教育的财政性教育经费转移支付制度尚不完善。
义务教育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与财政收入严重不相匹配。
中央和省级政府不直接承担义务教育拨款的责任,而财力最弱的县、乡两级政府则承担义务教育这一最大的公共服务。
目前,全国义务教育经费中,乡镇财政负担高达78%,中央和省级财政负担相对太少。
非财政性筹资制度尚不健全。
2001年,我国非财政性教育投入占总经费的比例仅为34.1%,比韩国1998年的水平低8个百分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仅占2.76%,社会捐集资仅占2.43%。
从高等教育的社会筹资力度来看,2001年,我国非财政教育投入占高等教育经费的比例为46.62%,分别比美国、日本、韩国低7、12、37个百分点。
三、未来50年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构想
(一)战略选择:
人力资源是中国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
1.坚持“第一资源”战略。
(1)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
(2)全面开发人力资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目标。
(3)全面开发人力资源是实现富民强国的第一国策。
(4)全面开发人力资源是各级政府的第一责任。
2.全面实施“能力发展”战略。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学习越来越成为一种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个人社会地位和增加个人收益的重要途径。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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