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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环境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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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环境维度-历史论文

历史的环境维度

一、环境史：

一个新的领域

人们总会问“什么是环境史？

”我往往回答道：

环境史研究的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演化（evolution）。

“演化”这个术语，在这里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虽然这些改变并不总是有益的。

“有利有弊”，意味着“每一个行动都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作为一个领域，环境史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

作为一种方法，它是指用生态分析理解人类历史。

环境史家探讨地球上生物和非生物系统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种种方式，描述人类导致的环境变化，并评价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的观念。

这些观念体现在宗教、哲学、文学与通俗文化等多个方面。

环境史在20世纪70年代正式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这意味着它从传统史学中脱颖而出。

实际上，环境史不能被简单地视作史学进步的一部分，它可以给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一些传统问题（战争、外交、政治、经济）提供背景知识和观察视角：

揭示这些问题与自然变化之间的关系。

自然是财富之母，失去了自然，人们的努力将是徒劳无功的。

因此，不考虑自然环境的历史学著作将是不完整的。

传统史学总是忽略自然，侧重于人类的政治活动。

即便涉及自然，也是为了描绘技术和文化的进步，这种进步使人类从对自然世界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拥有管理自然的新手段。

传统史学总是欢呼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并希冀技术和经济继续增长。

相反，环境史则承认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受制于生态学的基本规律。

生态学认为生物多样性富有价值，有助于生态系统在遇到干扰时依然保持平衡和生产力。

而传统史学认为，从农业和文明的角度看，单一农业代替自然多样性是可取的。

传统史学看不到人类社会以外存在的其他重要的关系，而环境史则强调人类与其他物种及使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些自然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家将人类社会中权力的运用和争夺当作题材，他们的作品以战争和政治领袖的生涯为主题。

就连西方最早的两位大历史学家—一希腊的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也都选择了战争题材。

环境史不能不正视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军事力量以及受其影响的国家、经济和少数民族。

正如道格拉斯·韦纳指出，“涉及‘环境’的所有斗争，从根本上说，都是有关权力的利益之争。

”他指出，保护或改善景观的方案实际上是将景观的控制权交给一些人，并建立一种规则，以此排除、驱逐，或压榨其他群体。

随便就可以给出三个例子，在中亚地区，苏联政府为开辟小麦农场清除了哈萨克牧民，创造了所谓的“处女地”；19世纪末，英国帝国主义者把印度自给自足的经济变成外向型经济，造成了大饥荒；在建立美国国家公园过程中，武力驱逐印第安人的事件时有发生。

1992年，威廉·克罗农在《美国历史杂志》发表的一篇很有影响力的论文中建议，历史叙事要求作者遵从的三个限制之一是，“历史学家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员，尽管未必能对这个共同体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在著述时要将人类共同体纳入考虑范围之中。

”我认为我们要考虑的是生命共同体。

在生命共同体中，人类只是诸多物种之一。

如果历史学家在叙事时忽视了我们对自然依赖的广度和深度，就会显得不足。

我们是地球生物圈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生存与地球这一生命系统的生存息息相关。

也许我们兜了一圈，又转回到了我们的祖先讲述世界历史的类似方式。

在那种方式中，自然发挥决定性作用，人类则与整个自然世界和谐相处。

这种叙事方式可以吸收传统叙述方式——如纳瓦霍人的创世神话——的优点，重新融合人类曾有的与其他生物及自然世界紧密联系的感知。

传统的世界史著作描述了艺术和科学领域的非凡成就，但是它们并不追求在文学上超过荷马，在绘画上超过拉斯科（Lascaux），在对物理学的探索上超过爱因斯坦。

这些著作关注经济发展、工厂的建立、能源设施、金融机构和人类对自然资源依然不断上升的消耗。

这些作者从不讨论这种发展是否符合人们的期望；也不考虑如果全世界都像西方工业国家那样消耗自然资源，将对自然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也不考虑是否存在足够的资源支持这种发展。

大部分世界史著作都以发展为主线，忽略了自然世界。

这些著作都失之于未能考察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导致严重的问题，而严重的问题要求更多的发展，不理会自然限制，或超出生态极限而进行过度开发，就会导致灾难。

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但世界史著作却不理会这些事实，或者只是把它们当做偶然事件来加以解释。

以经济发展为主线的那些著作，没有从历史的角度对那些显而易见的危险提出警告，对人类共同体而言实际上是一种伤害。

如果历史学者考虑自己身处其中的生命共同体，他们就有责任分析还在发展的危险趋势。

这些危险趋势与崇信发展的信念相冲突。

比如，人类对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栖息地的侵占，已经造成了绝大多数物种数量的减少，并使许多物种灭绝，这种趋势似乎还在加速。

20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酸雨、全球变暖、臭氧层耗减和海洋制氧能力的降低也会导致一些潜在的危害。

这些都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世界史著述以发展取得的胜利为主线，但这一主线却与事实不符。

历史学家应该不仅仅只反映在人类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那些价值观念；他们有责任把这些观念置于历史的视野下进行观察。

追求发展的理念并不是世界史学者所发明的，世界史学者只是发现了这种观念在现代政治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但发展并不是世界史编撰唯一可用的主线。

环保主义者和开发商都知道保护环境就是遏制发展，而推进发展就意味着环境退化。

尽管人类也意识到二者根本无法兼容，却想二者兼得。

正如布哈拉所说，“自1945年以来，世界已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惊人的经济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技术的进步。

然而，这种发展的生态后果——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耗竭——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越来越多的人都认识到，这种付出高昂代价的增长将不可能长期持续，而且最终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世界史学者既然已经意识到人类共同体所处的这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就必须在发展之外寻找世界史编撰的其他主线。

新的世界史编撰必须把生态演变作为重要主题。

生态演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由于人类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总是在不断变化，要探讨人类与自然目前所面临的窘境，环境史就变得与生态科学一样必要。

过去的变化有助于解释现在，并引导我们预测进一步的变化。

人们总以为，环境史就是要追求生态平衡那种理想状态。

针对这一误解，我加入了“过程”（process）这个词。

平衡是环境理论中一个很有价值的概念，但它有几层含义。

首先是金字塔式的静态平衡，其中每一层都是由下面一层支持。

第二，像天平那样不稳定但可以通过弥补达到的平衡，其中一侧重量增加会造成另一侧上升，除非两边增加相同的重量，否则不能平衡。

第三，像飞鸟一样的动态平衡，在空气中通过调整尾巴和翅膀的姿态来应对各种气流的变化。

生态演变体现的是第三种平衡。

同样，可持续性并不意味着经济的停滞不前，而是在生态系统的许可范围内灵活地使用各种资源，而不导致资源的永久性损伤。

环境史阐述的生态演变，有时是朝向平衡的发展，有时是背离平衡的发展。

但它不断波动，而且总在变化。

新的世界史必须将人类事务置于地球生态系统的背景下加以考察。

要想使世界史的著述公允准确，就应考虑自然环境及其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种种方式。

人类与自然互动这一主题贯穿于每一个历史时期，它的引入，可以调整所有其他的世界史的编撰线索。

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虽然实际上总是在一定的地理、地质和生物背景下展开的，但却因为忽视这些自然因素而陷入危险境地。

人类作为区域生态系统——最终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应该了解他们可以做什么才不会危及自己的生命支持系统。

正如威廉·克罗农所说，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想把历史置于其真正的背景下，想在作品中体现“生态意识”，他就将成为一个环境史学家。

二、综合性的尝试：

世界环境史

由于环境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再加上整个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有机生态系统，因此，对全球范围内的环境史进行综合研究很有必要。

即便在古代，由于传染病的传播，农业革命的扩散，人口的迁移，商业贸易的开展，环境因素就已跨越多个文化和区域发挥作用。

而自近代以来，全球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生物交流越来越多，环境就越来越成为联系世界的一个重要媒介。

环境问题直到当代才成为举世瞩目的问题，但早在数千年前就出现了环境变迁与人对自然的开发，因此环境史的撰写不能仅限于近期。

全球环境史试图研究整个地球，因此对任何学者而言，它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一些学者在这方面所做的综合性尝试，推动了世界环境史研究的发展。

德克萨斯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是环境史研究的先驱之一。

他出版了两本已被证明是开拓环境史研究领域的力作。

其中一本名为《哥伦布大交换：

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该书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即欧洲人发现南北美洲并来此定居时，他们不是单独来的。

经过他们选择后带到新大陆来的禽畜和作物，加上偷偷溜上船的老鼠，不小心带来的杂草种子，所有这些组成了一个“生物旅行籍”（portmanteaubiota），这个旅行箱由原产于欧洲的，加上来自非洲和亚洲的一些物种组成，美洲印第安人从未见过这些物种。

欧洲人很快还从大西洋的彼岸贩运来了大量的非洲黑奴，带来了非洲的生物旅行箱。

新大陆数亿年来几乎与外界隔绝，经历了与相互联接的“旧大陆”所不同的进化过程。

外来物种在“新大陆”没有天敌，还可以获得充足的食物和肥沃的土壤，它们蓬勃发展，越来越多，并侵袭本地物种。

最具灾难性的是旧大陆的疾病，这些疾病已经在密集的人群及其饲养的禽畜中经历了长期进化，而印第安人对这些疾病却几乎没有抵抗力。

这些疾病包括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大部分传染病，它们差不多杀死了90%的美洲土著，几乎消灭了新大陆的人口，在许多情况下，印第安人在遇到欧洲人之前就已经死于这些疾病。

这个结果显然有利于征服，能抵御入侵的印第安人数量更少，而不利的一面在于因此导致的劳动力短缺。

于是欧洲人转而从非洲贩运黑奴。

“哥伦布大交换”还有另一面，从美洲返回的船舶给欧洲带来了豚鼠和火鸡等动物，但更重要的是带回了玉米、土豆、西红柿、可可、香草、烟草和橡胶等一大批新的农作物。

事实上，当今世界上种植的粮食作物有一半源于新大陆。

克罗斯比的另一本有影响的著作是《生态扩张主义：

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

该书叙述了欧洲人在世界上气候类似欧洲的那些地方殖民定居的进程，现在那些地方的白人数量比土著还多。

那些地方所发生的，不仅仅是“哥伦布大交换”，简直可以称为“哥伦布大置换”。

那些地方就是克罗斯比所谓的“人口置换之地”或“新欧洲”。

克罗斯比认为，这一切之所以可能，不仅因为欧洲人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而且还因为随欧洲人而来的谷物、家畜和疾病等生物的襄助。

这些“置换”发生在北美洲、阿根廷、乌拉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没有发生在属于热带气候的地区（一些小岛属于例外），欧洲人对那里的疾病几乎毫无抵抗能力。

“置换”也没有在亚洲或非洲发生，那里早已存在动植物和疾病的复杂组合，人群也早就适应了这些疾病。

克罗斯比是第一个从生态角度解释殖民过程的历史学家。

他将环境史与疾病医疗史联系起来，疾病和医疗受到了随后的一些环境历史学者的关注。

在《没有止境的边疆：

近代早期世界环境史》一书中，约翰·理查兹详尽展现了15001800年间的世界环境史。

他把边疆视为近代早期环境史的一个重要主题来加以探讨，因为这一时期世界上尚未开发的那些地区发生了最为显著的环境变化。

理查兹清楚有些变化确实属于环境破坏，但他不认为所有这些环境变化都是负面的。

对他来说，近代早期世界的经历在许多方面表明了人类历史的进步。

这本书的主要观点为：

世界有两种增长模式，其一是欧洲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二是不但发生在欧洲，而且也发生在印度和东亚的人类社会管理方式的逐渐进步。

理查兹在第一章中以荷兰共和国为例说明第一种模式，用印度莫卧尔王朝说明第二种模式。

随后的一章讨论了人们对气候变迁的认识；这一时期属于小冰期，可能由小冰期造成的一些影响不容忽视。

随后理查兹讨论了欧亚大陆和非洲，从环境史的角度分析了他精心挑选的几个区域：

中国、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不列颠群岛、俄罗斯和南非。

他在每一个案例中，都是先描述环境背景，然后对人口变动、定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革进行追溯，最后则谈论对景观的影响。

他的阐述清晰睿智，展示了每个国家或地区历史的脉络，可以之为基础展开更深入的比较研究。

接下来的四章是关于美洲的讨论，分别探讨了西印度群岛的自然资源；墨西哥殖民地的放牧和采矿问题；葡属巴西沿海地区的蔗糖种植和肉牛养殖；以及安的列斯群岛的蔗糖生产。

整个部分对地理环境、生物因素、土著、欧洲人的多种适应方式、输入的家畜、植物和病原体都进行了精彩的阐述。

在作者笔下，土著既不是无助的受害者，也不是生态的圣徒。

该书最后一章题为“全球范围的资源掠夺”，全面回顾了欧洲人对待世界的方式，他们在全世界到处搜刮资源，就好像它们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由于过度开发，在现代早期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资源和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最终都所剩无几。

约翰·麦克尼尔在《太阳下的新事物：

20世纪环境史》一书中，也讨论了环境史在当代史学中的重要性。

他认为，就环境变化的速度和范围而言，20世纪的环境变化前所未有，这些变化体现在人口增长、城市化、能源结构、技术革新、环境观念与环境政治等各个方面。

麦克尼尔认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所作所为，是在地球上所做的“一场并非有意的、大规模的、不受控制的实验”，是“20世纪世界历史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其重要性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不断发展的妇女解放运动”。

麦克尼尔所说的的确是事实，因为“导致环境变化的众多进程都在加速发展”。

量变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出现质变。

以空气污染为例。

火最初被人们使用时，他们污染的只是当地的空气。

在罗马炼铅，不会给千里之外的北极造成空气污染。

但最近，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已经影响了大气各种成分的比例。

在许多变化实际上已经发生的时候，历史学家就有必要用环境史的视角书写20、21世纪的历史。

麦克尼尔反对人类已经实现了对自然的控制这种观点。

卡尔·马克思曾经提出，人类创造了历史，但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创造，麦克尼尔援引马克思的这句话，来谈论人类对生物圈的改变。

一个例子是以杂交作物为代表的绿色革命。

绿色革命提高了粮食产量，并使一些国家实现粮食自给，但也导致了单一种植和必不可少的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等相关问题。

麦克尼尔在讨论“变革的动力”时，提出：

为什么20世纪发生了这么多或好或坏的环境改变？

他认为有三个原因：

对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系统的依赖，人口的急速增长，社会对经济增长和军事力量的盲目崇信。

作为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并没有详述还未成为历史的、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

但是他借助环境史揭示了21世纪可能将面对的一些重要环境问题。

在过去，许多社会通过调整避免了灭绝，但这种调整并不具有可持续性，而只是暂时的。

麦克尼尔警告说，在不得不进行的痛苦调整中，过去几个世纪中一直存在的生态缓冲因素——淡水、未开发的土地、常规的气候、生物多样性等——都将消失。

代价高昂的努力只有在最富有的国家才有可能。

穷人和没有权势的人将承受最多的痛苦。

最需要的是新的和更清洁的能源体系，通过教育和提高妇女地位降低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鼓励民众身体力行地参与环保，说服统治者放弃短期致富的策略并着眼于未来。

《太阳下的新事物》可与《没有止境的边疆》相互补充，两位作者都正确地指出，在他们书写所涉及的那一时期，人类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都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环境变化。

两本著作合在一起几乎涵盖了现代世界；显然，我们现在还需要一部有关19世纪的环境史作品，来填补弥补上述两部著作之间的空白。

《太阳下的新事物》一书严谨扎实，取得了令人艳羡的成功，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将成为为数不多的环境史学者案头必备的著作之一。

约阿希姆·拉德卡在《自然与权力：

世界环境史》中提出，自然不仅是社会构建；它有自己的生命，很难被人类根本改变。

而权力（Power）这一术语的使用，则充分显示了环境史与社会史的密切关系，权力是人类群体的力量，拉德卡往往用它代指政治。

拉德卡对从人与自然的原始共生发展到现在的经济全球化的历程进行了考察。

拉德卡认为，全球化造成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环境问题。

当下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

“不受限制的全球竞争，严重干扰了各国的社会政策及环境政策。

”自由贸易导致环境的毁灭，前景非常严峻：

“要保护全球共有的海洋和大气，就只能依靠超越相关利益集团之上的强有力的组织机构。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很难想象能有那样有效的权力和机构。

”

拉德卡在后记“如何在政治中应用环境史的学术成果”中指出了环境史的作用。

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地方环境的依赖越来越少，而且常常破坏当地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位高权重的决策者迫切需要历史知识。

环境保护不能缺少国家的参与，但显然需要有效的国际环境法，以约束各国为提高政治经济实力而滥用环境。

环境史的责任是向权力部门说实话：

确保因权力滥用所导致的灾难不被忘记。

同时，历史学家从他们的研究中也了解到，自然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

拉德卡认为，我们需要具有一种能力，让我们能够认清保罗·艾利希所说的“关键时刻”，以便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通过行使权力改善环境，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利益。

如果上述讨论看起来过于关注欧洲，那么讨论马立博的《现代世界的起源：

全球的、生态的述说》这一佳作将纠正这一倾向。

该书将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心加以阐述。

马立博的这本书与其他世界史著作形成了鲜明对比，采用了截然不同的历史叙述。

他试图证明，在他所关注的1400-1900年间，欧洲在经济、科技、社会管理和生态关系方面落后于世界上其他伟大的文明。

西方（欧洲和北美洲）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主导优势只是最近才形成，或许也没有理由可以期望，这种优势将会持续下去。

西方靠牺牲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才达到这种优势地位，这一事实成为今天众多国际冲突的根源。

例如，英国并没有简单地阻止印度发展经济，但却积极地推动印度走背离工业化的道路。

受压迫地区的民众在短期内很难遗忘这些事实。

英帝国已经被证明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马立博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随着伊斯兰社会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扩大，西方人需要重新考虑西方的经济和文化霸权。

马立博是一个中国史专家，对中国在当时的重要地位所做的阐述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在讨论伊斯兰教和其他非欧洲文明时，他也显得游刃有余。

他提醒西方读着如果能从东方的角度看待世界，就会看到近代早期大量历史事件的重要意义。

马立博的著作之所以发人深省，还在于他转换观察角度，在生态视域下进行观察。

他阐明了森林砍伐对全世界，尤其是对中国和英国所产生的影响。

他就人口和食物之间的动态平衡做了精彩绝伦的分析。

在他的叙述中，有关对白银和煤炭等自然资源的需求占据了很大篇幅，他对英国进行的罪恶的鸦片贸易做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在关于20世纪的最后一章中，他对世界日趋恶化的生态状况给予了应有的关注，环境恶化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实际上，在过去约500年间，乱采滥伐在东西方都普遍存在。

马立博在该书中提出的最重要的论点是：

欧洲和西方世界的崛起并不是必然的。

这种崛起并非因为欧洲在政治智慧、宗教或科学等方面的一些内在优势，而是源于许多突发危机，环境危机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马立博最后总结说，“也许反思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历史偶然性，能够使我们有所选择并采取行动，以保证人类有一个持久的未来”。

三、环境史和当前的危机

在公众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的今天，环境史可以用来纠正传统史学的弊端。

人们现在意识到，对地球生命系统越来越强的干预，不仅没有带领我们走近理想世界，反而让人类深陷生存危机。

环境史为应对这一危机或许能做点贡献，叙述何以形成当今这种状况的历史过程，阐释过去存在的环境问题和解决方案，并对一些重要历史遗留因素进行分析。

如果没有这样的视角，可能就会因为受一些短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诱惑，而造成决策失误。

环境史有助于矫正当下解决环境问题过于简单的思维模式。

全球环境问题激起了历史学者对环境史的关注。

由于生态环境还在继续恶化，环境史研究的价值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自然与文化相互渗透，它们不能被分开理解。

自1980年以来，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在成倍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开始有学者从事环境史研究。

在美国，环境史目前已被广泛认为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威廉·克罗农在2012年还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他的前任包括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

环境史看来必定会继续影响21世纪世界史的写作。

埃伦·斯托德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环境史并不只是史学的一个分支领域，而是可以为所有的历史学家所用的新的解释工具，“如果其他领域的历史学者也和我们一道，关注尘土、水源、空气、树木以及动物等自然因素的物理与生物性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被引向了一些新的历史问题，并可以找到一些新的答案”。

要保持历史学的思想活力，要保持学生和公众（他们既是消费者，又是赞助者）对历史学的兴趣，历史学就需要由诸如环境史所提供的一些新视角。

幸运的是，环境史学界的会议和期刊都采用了一种挑战传统史学、增加人类智慧的新方法。

环境史已经为历史学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

“什么是环境史？

”这个问题在历史学家中已经成为一种哲学探究，而不是像过去有时被视为恼人的挑战，尽管如此，要想对环境史进行准确的界定依然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