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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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

导论

罗纳德.科斯对中国经济变革给出了三个基本性结论：

1、“最伟大”：

开始于1978年的经济转型是“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变革计划”

2、“非计划”：

“引领中国走向现在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

3、“意外性”：

科斯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

在现有制度的经济学框架下无法完整的解释中国的崛起。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崩溃

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更多依靠贸易顺差维系工业正常发展），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投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造成的。

“中国历史的基本面”

“统一的文化”（结束乱世；集权、独裁、专制）

两个研究工具

1、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

2、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

（郡县制度：

人事任命，避免地方割据；尊儒制度：

意识形态的大一统；

科举制度：

吸纳社会精英；国有专营制度：

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控制国计民生）

两个结论

1、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进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

2、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

第一讲管仲变法：

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重商主义的试验）

从春秋时期到12世纪的北宋——变革是基于扩张的需要

之后到18世纪初期的“康乾盛世”——以稳定为主

中国从第一次搞经济变革开始就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

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

管仲变法

1、“四民分业，士农工商”（创意城市与产业集群；小镇经济）

（专业分工、子承父业，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并无先后尊卑之分）

2、“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放活微观”：

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形成“如水归壑”的市场聚集效应（单一税制：

在关隘征过了的，在市场就不用征了；为活跃市场，首开国营色情业，娼妓业的“祖师爷”）

“管制宏观”：

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入手。

（“什税一”的灵活运用15%、10%、5%）

3、“盐铁专营”的始作俑者

“寓税于价”：

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购买商品的税）

“唯官山海为可耳”（铁&盐）

专营而非国营（由政府控制资源所有权，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一定比例分配利润，“资产国有，承包经营”）

税赋收入和专营收入

3、鼓励消费的异端思想

“俭则伤事”：

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减少，从而妨碍生产经营活动。

（“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为了促进就业，平衡经济；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

4、“以商止战”与和平称霸

以商止战：

就国家内政而言，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就各诸侯国关系而言，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创建一个区域经济的关税同盟体）莒（ju/kia）国

5、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

管仲治齐的三条重要历史经验：

通过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第一次形成了系统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

他所提出的盐铁专营政策，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至今；

管仲治理下所形成的齐国经济制度，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

第二讲商鞅变法：

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重农主义的典范）

1、以农立国：

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中尝到甜头

“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度

限制商业的法令（控制粮食买卖和矿山国有化；对工商业坚持重税政策；推行户籍登记，限制人口流动；取缔货币，实行以物易物，“金生而粟死，粟生而金死”）

2、军爵制度：

打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平民社会（部分完成了精英控制模式）

打开让孔武之人进入统治阶级的通道

3、郡县制度：

地方行政制度的政治雏形（中央与地方进行权力分配）

郡守和县令有君王直接任免，不得世袭，各地方长官于每年秋冬向朝廷申报一年的治状，朝廷对此进行考核，奖功惩过。

4、强国逻辑：

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人

在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上：

“不许思想”的愚民政策；（焚书坑儒）

经济模式上：

“命令型计划经济”（国家控制重要生产资料，排除或部分禁止商品贸易）强国贫民（保持在同一贫困线上）

5、毛泽东：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半法半儒”“儒表法里”（贫富差距）

第三讲汉武帝变法：

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到一切”

1、“文景之治的成果与后果”

“文景之治”——放权让利

放活工商：

（深港通）

“开关梁”：

放关津（减少了地区之间的物流成本，统一市场）

“驰山泽之禁”：

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专营（把利益最大的资源型产业向民间开放）

“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四大利益集团的割据出现了变化

自由商人集团崛起，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性产业；

地方诸侯势力庞大，中央集权出现旁落的现象；

权贵与商人结成交易同盟，极大地败坏吏治。

（官商勾结）

3、刘彻：

大一统制度的集大成者

就四大基本制度的建设而言，试验于商鞅，成形于嬴政，集大成于刘彻

汉武帝改革的前提：

政治集权与思想统一已全面完成；以抵御外族人入侵为口号的讨匈战争，凝聚民心；“文景之治”留下的巨大的民间财富。

4、产业改革：

铸钱、盐铁与酿酒

“三榷”，国家实行垄断经营的主要产业（国家垄断经营的产业）

5、流通改革：

均输与平准

均输：

统购统销（管理零售市场）——物资部

平准：

物价管制（掌握批发环节）——物价委员会

政府收入的增加并非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是既有的社会财富在政府与民间的重新分配。

6、税收改革：

告缗令与算缗令

桑弘羊和张汤

算缗令：

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10%——“富豪皆争匿财”

告缗令：

敢于告发，政府赏给没收财产的一半——中产阶级的灾难

7、变法造就第一个半亿帝国

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地方诸侯被收剥夺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通过国营企业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征呈现。

盐铁业，规模化生产

8、变法的负面效应及争论

算缗令与告缗令——社会财富被迫清零，中产阶层破产，工商动力丧失

政府信用透支，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锐减

国营企业——劣质效率（简政放权，清除无效证件）

汉武帝《轮台罪己诏》

9、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问”（公元前81年）

群儒反对国营化政策的理由：

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

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不适民用、质量低劣、官员强买强卖；

权贵经济，以国营为名，通过特权攫取庞大利益的经济集团。

“桑弘羊之问”（战争的开支；国家的财政收入；地方割据的化解）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工商业看成是富国之本的人。

第四讲王莽变法：

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

1、变法背景：

世俗经济威胁中央集权

世族集团在经济上“闭门成市”，严重阻碍了商品的流通，使生产力无法释放，在政治上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随时可能孕生颠覆政权的力量。

2、改革三战场：

财政、货币、土地——宏观经济的三大核心课题

“五均六筦guan”

“五均司市师”（调节、均平物价；控制市场供应，滞销时以低价收购、涨价时以高价出售；办理赊贷；征收山泽之税和其它杂税）

“六筦”：

官府掌管六项经济事业（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经办五均赊贷）

“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日常生活必需品

四次币制改革

恢复全面的土地国有制，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

禁止买卖奴婢（限制土地兼并与限制人口兼并是打击士族门阀势力的配套政策）

3、最惨烈的改革结果

“五均六筦”的国营化改革，剥夺了民间工商业的所有利润，官商勾结掏空国库；

七年四次的币制改革让金融秩序大乱，政府的金融信用几乎破产；

土地国有化引起中产以上利益集团的集体反抗

王莽变法与汉武帝变法的比较：

在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上，外戚身份，政权的合法性；

改革与民心的关系，汉王朝打击匈奴、保家卫国；

集权式改革与民间财富的关系，“文景之治”敛财空间；

改革与官僚执行能力，王莽多疑、好换将帅，没有一支忠心高效的执行团队。

4、刘秀对世族开战的失败

延续了西汉的名田制度和户籍制度

“度田令”：

要求全国严格检核垦田顷亩和清查户田，以彻底杜绝兼并之事。

世族经济归根到底是权贵经济，由权谋利是最快捷的途径。

“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的官商勾结与官僚资本”

5、“桃花源记”的经济学诠释

三国、魏晋南北朝两大极致景象——国民思想的大解放&工商经济的大倒退

中国历史上三次思想大解放时期：

春去战国、魏晋南北朝、20世纪初民国初期

经济大倒退：

战国之后，自给自足的经济让位于商品经济——西汉，商贸发达，职业分工趋于专业——东汉末年，工商秩序遭到践踏破坏

第五讲世民治国：

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

1、科举制以及世族势力的式微

唐朝在四大制度建设上的最大贡献是科举制度。

科举制是对军爵制的演进，文武二士都有公平地进入体制内的通道，不再成为反对力量。

造成了知识阶层对国家权力的绝对依赖。

商人阶级仍被排除在外。

科举制从制度上切断了世族繁衍的根源。

2、李世民解决吏政、兵政之患

废除对盐、铁、酒的产业的国家专营，放纵民众自主经营。

轻徭薄赋

养官成本：

部门精简——六部制（公廨钱制度，向富豪家庭定向收取“特别财产税”，以此养官。

高薪养廉）

军费开支：

“兵在藩镇”，由地方财政支出养驻军

富人出钱养官&地方出钱养兵——中央财政支出变少，“小政府”产生

3、关于专营政策的反复与争议

4、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城市化与逆城市化）

从西汉到宋元，中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城市。

所有商品交易都必须在政府划定的“令市”中进行，县城之下不得有“草市”。

（便于管理；促进了大中城市在商品交易中的聚集作用）

5、刘宴变法：

专营制度的归来

把统购统销政策改为“民产——官收——商销”；

在重要盐产区设立巡院，打击私盐，保护获得牌照的盐商的利益；

“常平盐”制度，保证非产盐地区的盐价和盐供应，防止投机商人屯盐牟利。

常平仓、知院官：

随时了解各种商品的价格动向，“贱增贵卖”

6、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

中唐之后，经济治理出现两大周期性毛病

（土地需求大，土地兼并不可遏制，贫富差距拉大；中央乃至地方财政对资源管控的依赖度越来越高，造成对民间资本的压抑和剥夺，经济活力渐趋衰竭）

五条出路：

奢靡消费；交通权贵；购买土地；放高利贷；囤积钱币（货币流通严重不足）

若在某一时期出现奢侈品消费剧增、文物价格上涨以及土地房产购买热潮，并不代表经济复苏，可能是资本从实业溢出的恶兆。

第六讲王安石变法：

最后的整体配套改革

王安石变法是一个转折点，变法前充满自信、开放、敢于攻击别人

变法后谨小慎微、更愿意闭关锁国

1、“杯酒释兵权”的政策利弊

利——由“兵在藩镇”改为中央养兵（四大制度的第一个制度从此被定型，这在政治上彻底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稳定性）

弊——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用在了养兵上（从宋至明清乃至民国，军费支出不堪负重，是为“兵政之患”。

当代，公务员越来越多了，是为“吏政之患”）

2、宽松与禁榷并举

对民间非常宽松：

取消了唐朝对县以下禁止建立集市的规定；工商税金很低且公示

国有专营制度比汉唐更为严酷（资源性、必须性和暴力性的关键性产业由国家专营；民间经营：

经营分散、不易管制、利润微薄）

国有企业集团聚集在少数上游产业，并逐渐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地位，数量在减少，但赢利能力在增加。

宋朝经济：

民间贸易和生产空前发达，但自由商人都活跃在产业的中游和下游，且财富规模都不大。

3、士绅经济的定型

与前朝代不同的政策：

公开允许官员经商；不抑制土地兼并；对垄断资源进行授权经营（“买扑”类似于后世的招标承包制；“钞引”类似于后世的特许经营制，主要出现在暴利性的盐业。

“买扑”和“钞引”使得政府在获得垄断性利益的前提下，开放流通和开采领域，激活了市场的能量）

中国的经济形态：

先秦到汉初东汉至魏晋南北朝

隋唐宋代

（贵族经济）（世族经济）（士商合流）（士绅经济）

本质上都是官商经济

4、千年第二回的“延和殿庭辨”（1069年）

开过一百年后出现的问题：

贫富差距；土地兼并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

辩题：

工商经济那么发达，可是国家却很弱，在朝廷，中央财政是“讨饭财政”，在民间，贫富差距那么大，土地兼并很严重，怎么办

争辩双方：

王安石PK司马光

王安石：

“开源”，进行高度集权的国家主义改革

司马光：

“节流”，中央财政节俭一些

5、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涉及政府机构、产业、财政、物价及流通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对经济权力的重组：

将户部司（财政收入）、度支司（行政支出）、盐铁司（国有专营事业）三司权力集中起来，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

均输法：

物资部和物价委员会，国家全面垄断重要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销售

（发运使衙门权力膨胀，低价收购、高价卖出，官员中饱私囊，打乱市场运行）

市易法：

政府拨钱够买平价“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

（市易司什么都要垄断销售，城市商业秩序被破坏）

青苗法：

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

（地方官员放旧粮、收新粮，压秤，实际利息比向富人借贷还高）

6、改革标本王安石

7、“世界时间”里的变法

第七讲明清停滞：

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体制内部对制度创新的畏惧，“稳定压到一切”

1、四大基本制度的恶质化

首先，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宋“杯酒释兵权”、明废除宰相制、清军机处）；

其次，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程朱理学、将人民思想统一到“四书五经”）；

再次，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强化和神圣化科举制，控制言论、结社、出版自由）；

最后，宏观经济制度（强有力的方式管制宏观经济，遏制国际贸易、男耕女织、特权经营销售）。

2、铁桶阵：

对外闭关锁国

防外患——铁桶阵（闭关锁国，“北修长城，南禁海运”）

1492年，明廷下令“闭关锁国”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明：

朝贡制；清：

海关制（乾隆年间，广东成为唯一的通商口岸、逐渐形成了开放个性及外向型产业结构）

3、散沙术：

对内男耕女织

宋代“水稻革命”，粮食产量剧增，统治者失去了对外进行土地和人口掠夺的“刚性需求”；

朱元璋“棉花革命”，棉纺织迅速成为全国第一大手工制造业（“一户一织”，没有形成规模化的工厂化生产，与英国工业革命不同，在中国，乡村手工业成为了机械化的障碍。

）

4、城市化率的下滑

明代以后，中国从城市化到城镇化的大倒退。

市镇增多中国社会的平铺化和碎片化态势

中国城市化的“离心现象”，人口向农村靠拢，江南地区形成了众多市镇。

“油水分离”（政治权力集中于城市，为政府及权贵全面控制，城市从此成为权钱交易中心和奢侈消费中心，而非生产制造中心；经济力量则集中于数以万计的市镇，为民间势力所掌握，大量的手工业分散于数量更多的村庄，使得资源、人才的集聚效应无法发挥）（创新城市与产业集群）

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结构+扁平散点化的市镇发展+以反对人口流动为目标的户籍管理制度符合中央集权要求的、以保持低效率为前提的“超稳定结构

5、对“自转惯性”的预警

“自转的小宇宙”（土地广袤、粮食充足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人口之众多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市场需求）

6、陷入官商泥潭的工商经济

晋商、徽商和十三行商人因特许授权而获得垄断性利润。

“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出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一个国家的资产阶层是否独立且重要，并不取决于其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其获得财富的方式。

“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费正清

没有形成独立的阶级，没有形成“商人精神”

7、被枪炮打破的“超稳定结构”

“超稳定结构”与“高水平停滞”——金观涛和刘青峰

结论：

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来说，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存在着适应性。

也就是说，制度大于技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取。

对比中西历史得出结论——既有经济总量不是唯一决定因素，明清时期的中国，缺少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激励机制；资本主义的“空降”

外患——鸦片的非法输入，贸易逆差、白银外流

内忧——白莲教运动、太平天国运动

第八讲洋务运动：

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变革

史上第一次输入式革命从前年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惊险一跃”

1、洋务运动不是一场“迟到的运动”

2、以铁路为例：

发展与稳定的取舍

在曾国藩看来，铁路网络一旦修成，商品流通和人口流动势必会大大加快，那么，运行数百年、基于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结构将被彻底打破，新的贫富悬殊和社会动荡将可能发生。

3、以轮船招商为例：

国营与民营的取舍

李鸿章提出“官督民办”的企业制度

六次“国进民退”的事件之一——1884年轮船招商局（官僚资本主义产生的转折点，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

4、中日对比：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日本全方位改革（教育制度：

奠定了近代学制；宪政变革：

君主立宪的新政体；经济改革：

国企私营化；币制改革：

与国际金融接轨的金本位制）

5、商人与知识精英在体制外“会师”

洋务运动的第二个小高潮1894年甲午战败

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维新派取代以中高级官吏为主的洋务派，成为变革的新主流，而工业化运动也由政府推动进而变为民间崛起。

高级知识分子集体下海经商的景象，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群体的正式出现。

（两个标志性事件：

状元张謇大生纱厂；商人在“东南互保”中扮演重要角色，新兴企业家阶层第一次公开参政）

1905年，科举制废除，知识精英被“释放”到体制外。

6、立宪运动：

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选择

7、洋务运动的制度性遗产

缺乏制度上的顶层设计（地方任职的汉族官员自发地、缺乏组织性地各自展开）；

从未涉及财政、货币和土地政策；

洋务运动不是一个普惠性的经济振兴运动（启动或参与改革的人成了最大的获利阶层、权贵贪腐，中央政府和民众没有从中得到利益）；

现代化有余，现代性不足（政治体制的改革滞后）。

第九讲两个民国：

从“极度自由”到“统制经济”

1911——1927北洋民国：

大自由、大混乱的试验

1927——1949国民党民国：

重归中央集权的试验

1、四个基本制度的全面崩坏

社会精英全部流散到了体制之外，人才在民间大流动，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在春秋之后再一次集体出现，成为统治系统外的活跃力量。

宏观经济治理方面，由于产业资源被民间掌握，政府对关键性行业的控制力降到了最低，出现了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

“中央权力真空”

2、空前强大的民营经济

金融业的民营化（“中行事件”）

企业家集团还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市场（纺织业、面粉业）

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实业投资热，是中国的第二次工业化浪潮（洋务运动的特点是对军事工业的关注、优先发展重工业，因而奠定了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基础；此次工业化的主角是以赢利为主要动力的新兴企业家，主要集中于民生领域，在此期间，中国完成了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布局）

中国民族经济的基础是在这一时期基本奠定的，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3、地方自治的试验

北洋政府时期出现了三种自治的试验：

军阀自治——诸侯经济的典型表现（产业务求完备，自成一体；注重农业、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以邻为壑，家国不分）

商人自治——“好人政府”（以从事农工商业及劳动者执政，而除去现在贵族军阀官僚政客等无职业者执政）

建设模范城市或实验公社

“一个不自由年代中的自由主义的失败”——白吉尔

4、被欢呼回来的独裁者

工人阶层从来都没有被看成是一股完整而独立的力量

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独立的工人阶级出现了。

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五卅惨案”（两大对立阵营：

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与虞洽卿领导的总商会），商人阶级与劳工阶级形成了对立的局面。

5、国民党的经济主张

孙中山历来主张大力发展国营经济，使国家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土地国有化、土地单一税

南京国民政府集权型政权（对外宣示经济主权；对内强调中央政府的干预职能）

1928年，中国关税自立承认中国的海关自主权；

1931年，国民政府废除了流弊深重的厘金制度。

两大举措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条件。

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蒋介石主张“国家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

6、挤压民间资本的五种办法

组织瓦解——1927年，蒋介石宣布所有上海市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到上海市社会局的监督，行业间一切商业争端都要由上海市政府解决。

国债绑架——“当各个银行的保险柜里塞满了政府的债券时，也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积极参与了这个政权的表现”银行有那么多钱借给了政府，平等关系终结

控制证券市场——1929年《交易所法》，一个地区只准有一个有价证券交易所

利用经济危机，大量收编民营企业——1934年，国内爆发金融危机

银行国有化——1935年的银行国营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第三次“国进民退”事件“企业家作为一种有力量的阶层是终结了”——王业健

1935年11月，孔祥熙宣布进行法币改革，推行金本位制，确立了统一的现代货币制度。

7、1945年之后的经济政策失误

“敌产国营化”可以被看成是第四次“国进民退”事件

国营化政策的后果（国营事业效率低下；民间企业家阶层对政府彻底失望；工业萧条造成失业人口大增，城市罢工事件猛增）

中央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失误

第十讲计划经济：

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

各派所共持的三大原则：

维持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原则；抵御外敌、强盛国家的强国原则；发展国营事业、节制民间资本的国有经济优先原则。

1、上海试验：

计划经济的体制雏形

资本市场管制——全市的证券交易场所全部遭封杀，民间的金融活动被彻底取缔；

生产资料管制——“两白一黑”（纱布、面粉和煤炭）是物价飞涨的“牛鼻子”；

流通渠道管制——每一个重要商品的流通领域均被国营垄断，私人企业不得从事流通业，违者定为“投机倒把”

陈云还创造性地驱赶所有外资公司（提高土地的使用税率）

2、第一个五年计划：

计划经济的建设模式

国家“全统全包”的投资分配和管理制度

3、七年消灭私营经济

第一阶段，“夹心”（原材料、资本和销售渠道均被政府管制，私人工厂丧失了博弈能力；“四路出兵”，加紧征收税款和公债款，督促企业主发放工人工资且不许关厂，公营企业现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

第二阶段，“五反查税”（“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清算大会、批斗大会，给资本家“戴高帽子”、进行体罚）

第三阶段，边缘化（“一五”，私人企业和私营资本的参与度几乎为零）

第四阶段，定息赎买（为私人资本的消亡设计了一个“退出通道”）

最后，绝种（全行业公私合营，私营企业在1956年集体消亡）

四大阶级中的有产阶级像毫无作用的盲肠一样被整体切除，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这是第五次，也是最彻底的“国进民退”

4、两次自毁性的经济运动

工业和农业两大领域的“大跃进运动”

“三线建设”（把东北、华北、华东沿海一线、二线地区的重要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等三线搬迁，预期的大战没有“如期”爆发，又一次国力虚耗）

5、回收土地：

政府的三大收益

人民公社化运动土地被收归集体所有

第一个收益是控制粮食交易，实现农业对工业的“反哺”；

第二个收益是推行票证经济，在物资短缺条件下长期控制城市物价；

第三个收益是控制人口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