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的史料来源.docx
- 文档编号:471866
- 上传时间:2022-10-10
- 格式:DOCX
- 页数:15
- 大小:33.55KB
《旧唐书》的史料来源.docx
《《旧唐书》的史料来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旧唐书》的史料来源.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旧唐书》的史料来源
在研究新、旧《唐书》的论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学者赵翼的说法:
“《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1],并由此判定《旧唐书》的史源。
同时,在肯定《新唐书》“增旧书处”时,也引用赵翼在另一处所说:
五代纷乱之时,《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太平已久,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
请注意赵翼下面的这一说法:
“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彥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
”[2]据此,更有人认为:
“《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较《旧唐书·经籍志》增多可见。
此皆晋修《旧唐书》时所未能见者也。
”[3]其实,上述认识,不论是赵翼的两段论述,还是今人的那种说法,都失于深入、细致的考察。
本篇提出这一问题,希望引起从事史学史、文献学、史料学研究的专家们的注意和重视。
前剑桥大学教授崔瑞德(DenisTwitchett)著有TheWritingofOfficialHistoryUndertheT’ang,书中专有一部分论《旧唐书》的编纂及史源。
笔者拟另文比较该书与拙著《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的异同,故此文不涉其书。
一先从五代后晋时所见唐代文献的问题谈起。
现今凡是谈及后晋纂修《旧唐书》的基本史料,大都采用贾纬当时上奏的说法:
“伏睹国史馆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德宗至文宗,亦存实录。
武宗至济阴废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实录》一卷,余皆阙落。
”[4]同时,还提及韦述的《唐春秋》、柳芳的《唐历》、崔龟从《续唐历》以及裴庭裕的《东观奏记》等。
除此而外,很少见到再有较为详细的考察,似乎后晋所见唐代文献就只有这么多了。
加之对《旧唐书·经籍志》的错误认识,更助长了前述说法的流传。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旧唐书·经籍志》的编纂特点。
后晋史官纂修此志,是以毋煚的《古今书录》为依据的,著录的是“开元盛时四部诸书”。
至于开元以后的著述,他们不是没有见到,而是不打算混杂其中。
关于这一点,志文交待得十分清楚:
天宝已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
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
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
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
[5]据此,凡是《旧唐书》中提到的各家著述,不论是“记礼法之沿革”,还是“裁国史之繁略”,亦或“诸公文集”,都是后晋史官“所闻”或所见,不应当排除其成为《旧唐书》史料来源的可能性。
首先,唐代的几部关于“礼法之沿革”的主要著述,《旧唐书·经籍志》都没有著录,但后晋时确曾为朝廷重视过。
《册府元龟》、《旧五代史》都明确地记载了后晋天福四年
(939),也即诏修唐史的前二年,关于纂修《大晋政统》的一番争议。
左谏议大夫曹国珍上奏道:
请于内外臣僚之中,择选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后《会要》、《礼阁新仪》、《大中统类》、律令格式等,精详纂集,别为一部,商议古今,俾无漏略,目之为《大晋政统》,用作成规。
[6]后晋高祖石敬塘以其所奏“甚为允当”,即命太子少师梁文炬等十人为详议官。
事虽未成,但曹国珍提到的那几部书,当时显然是见得到的。
在《唐六典》之外,所谓“前后《会要》”,即是苏弁、苏冕兄弟所撰《会要》与崔铉监修的《续会要》,这在《旧唐书》都有记载。
《苏弁附苏冕传》称:
“冕缵国朝政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
”《宣宗纪》大中七年记道:
“崔铉进《续会要》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瑑、薛逢、郑言等。
”《大中统类》,在《宣宗纪》、《刑法志》、《刘瑑传》都有详细记载:
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刘瑑“选大中以前二百四十四年制敕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条,分为六百四十六门,议其轻重,别成一家法书,号《大中统类》,奏行用之。
”[7]唯独《礼阁新仪》一书,《旧唐书》中只字未提,由《新唐书·礼乐志一》知其为宪宗元和十一年韦公肃“录开元已后礼文损益”而成。
《旧唐书·李汉传》中,仅有韦公肃在宪宗时议礼仪的记载,称其“理甚精详”,“请举而行之”。
至于“律令格式”,凡《旧唐书·刑法志》中涉及到的各次删定,无论开元以前、开元之后,都是后晋时见到了的。
此外,尚有不少“记礼法之沿革”的撰述,《旧唐书·经籍志》虽未著录,却在纪、志、传中有记载,不仅见到了,而且还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
例如,《玄宗纪上》、《礼仪志一》都记述了开元二十年九月所成《大唐开元礼》150卷,颁所司行用之。
又如,《德宗纪下》、《杜佑传》都记载了贞元十七年杜佑自淮南进《通典》200卷,“大行于时”,“为士君子所称”。
再如,《礼仪志五》、《王彦威传》不仅记述了王彦威“于礼阁掇拾自隋已来朝廷沿革、吉凶五礼,以类区分,成三十卷献之,号曰《元和新礼》(按:
通常称作《曲台新礼》)”[8],还注意到宪宗以后围绕“王彦威《曲台礼》”的多次辩论。
其次,对于《经籍志》中提到的天宝以后“裁国史之繁略”的撰述,也作一点考察。
为了说明情况,先对唐代的实录、国史简要追溯一下。
自太宗始,在修前代史的同时,又设置了专修国史即本朝史的机构――史馆,并逐渐形成系统的组织、明确的条规,把积累史料、编纂国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走向制度化。
二百多年间,依靠官府的力量,形成两个关于唐代历史的基本系列,一是皇帝实录,二是本朝国史。
玄宗及玄宗以前的各帝实录,纂修情况记载不一,有一帝数部的,有卷帙不确的。
代宗以下,除了德宗、顺宗之外,都是一帝一部实录,直至武宗。
总括起来,后晋修唐史时,计有高祖至武宗十六帝实录,这是没有多大歧义的。
另一个系列,即唐代国史系列,情况较为复杂。
国史的修撰,是从太宗时开始的。
贞观元年,姚思廉撰《唐史》纪传,粗成30卷。
高宗显庆元年,令狐德棻等续成80卷,名以《武德贞观两朝史》。
龙朔三年许敬宗等又续为100卷,并起草十志,未半而终。
武则天长寿二年,牛凤及另撰《唐史》117卷,起高祖,终高宗。
长安三年,武则天命李峤、朱敬则、刘知几、吴兢等修《唐史》。
据刘知几的说法,勒成80卷。
吴兢又别撰《唐史》110卷、《唐春秋》30卷。
其后,韦述因高宗以来国史虽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始定类例,补遗续阙”,修成纪传体《国史》113卷,包括《史例》1卷,史称其“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9]。
安史之乱起,韦述“抱《国史》藏于南山”,肃宗至德二载于休烈请访求史籍,韦述才以其所藏送官。
之后,唐代国史的修撰,各类记载纷纭。
其中,《崇文总目》的说法较为清晰:
《唐书》一百三十卷。
唐韦述撰。
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讫于开元,凡一百一十卷。
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
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而史官令狐峘等复于纪、志、传后随篇增缉,而不知卷帙。
今书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详撰人名氏。
[10]该书因是韦述“始定类例”,又有《史例》1卷,所以署“韦述撰”。
韦述因吴兢旧本增至112卷,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共成114卷。
史官令狐峘于纪、志、传后“随篇增缉”,总成130卷,则“未详撰人名氏”的16卷,显然是出自令狐峘了。
而且,令狐峘是《代宗实录》40卷的纂修者,这里于肃宗之后“随篇增缉”者,自然主要是代宗一朝的史事。
由此可以断定,这部130卷的《唐书》,是记述高祖至代宗162年间史事的纪传体史书。
这也正符合后晋贾纬的说法,“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
纪传体国史,在令狐峘以后便不再有续修了。
受肃、代之际新起《春秋》学影响,其后编年史风大起,唐代的国史转而为编年体了。
韦述在纪传体《唐书》的同时,还有编年体《唐春秋》30卷。
柳芳续韦述《唐书》之后,也另撰《唐历》40卷,起隋恭帝义宁元年,迄唐代宗大历十三年,“以叙制度为详”。
宣宗大中五年,崔龟从监修《续唐历》30卷,起代宗大历十三年,尽宪宗元和十五年。
[11]这些有关唐代历史的著述,或叫作“裁国史之繁略”者,在《旧唐书》的韦述、柳芳、崔龟从等人的传记中,都有较详的记载。
依照《经籍志》的说法,这些撰述在后晋时是见到过的,现今的研究当中也很少有疑义。
除此以外,《旧唐书》纪、传中还记载有不少《经籍志》未著录的“裁国史”之作,择要举其
一、二。
《文宗纪下》、《李德裕传》分别记录了大和八年李德裕进《御臣要略》以及《次柳氏旧闻》3卷,又有《会昌伐叛记》、《文武两朝献替记》,皆“行于世”。
《文宗纪下》、《王彦威传》都记有开成二年王彥威“纂集国初已来至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传》体叙事,号曰《唐典》,进之”[12]。
《蒋乂传》称:
“乂居史任二十五年,所著《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
”又《马总传》以其“公务之余,手不释卷,所著《奏议集》、《年历》、《通历》、《子钞》等书百余卷,行于世”。
其中,《年历》、《奏议集》都是记录唐代的“杂事”或集录唐人的“奏疏论议”之作。
应当提起注意的是,上述举例中,王彦威《唐典》70卷、蒋乂《大唐宰辅录》70卷以及《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40卷,都是赵翼认定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而《旧唐书》“所无着”。
下面,再来谈《经籍志》“不录”而“见本传”的“诸公文集”。
唐人文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不下400种,而《旧唐书·经籍志》仅有百余种。
陆贽、韩愈、杜牧等人的文集,都是《旧唐书·经籍志》“所无者”,但《旧唐书》有关传记却大量采录了他们文集中的文字。
从前面的考察中知道,自德宗起唐代再未修撰纪传体国史,只有皇帝实录。
据现存的韩愈所修《顺宗实录》和《资治通鉴考异》所引唐代实录,我们可以知道,《实录》叙事至某大臣卒,往往插入追述其生平的传记,只记其历官、政绩等,不录表疏奏章。
《顺宗实录》卷4叙陆贽,从“贽字敬舆,吴郡人也”起,至“卒于忠州,年五十二”,是整个《顺宗实录》中最长的一篇人物传。
《旧唐书·陆贽传》也是全书人物传中的一巨篇,一人独占一卷。
两相对照,最为明显的差异就是:
《旧唐书·陆贽传》中的六则长篇上疏,《顺宗实录》中只字不提。
显然,后晋史官不可能从“实录旧本”中取材。
而陆贽的这几篇奏疏,都见于宪宗时韦处厚所编的《陆贽论议表疏集》。
《陆贽传》除了参取《顺宗实录》外,更主要地是沿引了陆贽文集,这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韩愈,唐代实录中是如何记述的,现已难加稽考。
但是,《旧唐书·韩愈传》却有这样的记述:
“愈所为文”,“自成一家新语”,“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序”。
而且,传中详录了他的《进学解》、《论佛骨表》、《潮州刺史谢上表》和《鳄鱼文》。
这足以表明,在传写韩愈时,后晋的史官一定是翻检过《昌黎先生集》(或《韩昌黎集》)的。
直接从文集中转录而成《旧唐书》人物传的,也为数不少。
以现今传世的唐人别集看,数量最多、最集中的是墓志铭。
仅《全唐文》、《唐文拾遗》所收唐人所撰墓碑传记,就接近一千篇。
撰写墓志碑铭的,又多是一代名家。
开元盛时,张说在撰写墓志方面的成就最大,与史传竟似如出一手。
如其《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简直就是《旧唐书·裴行俭传》的蓝本。
而《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与《旧唐书·王方翼传》则如出一笔。
其后,便是权德舆,所撰墓志碑铭在80篇以上。
内中,记述公卿的碑传,大都可与史传相参校。
韩愈所撰墓志碑铭,数量仅次于权德舆,与张说大致相当,在60篇左右。
他如柳宗元、白居易、杜牧等还自撰墓志。
书中《杜佑附杜牧传》,完全是抄录杜牧的《自撰墓志铭》而成。
这篇墓志收录在杜牧外甥所编《樊川文集》中,而且传文又提到此集,后晋史官无疑是采用了杜牧文集的。
以上三例说明,唐人文集无论《旧唐书·经籍志》是否著录,都是后晋史官纂修《旧唐书》的一项重要史料来源。
尤其是德宗以后的人物传,事迹多据文集中墓志碑铭,奏疏更是直接节录自相关的文集了。
应当说,这在当时是一条“捷径”。
在《旧唐书·经籍志》提到的“记礼法之沿革”、“裁国史之繁略”以及“诸公文集”三个系列的史源之外,还有未曾提及、于未著录的杂史、小说之类的资料来源问题。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七月乙丑,有“罗士信为王世充所围”一事。
《考异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旧唐书 史料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