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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导论课业
——乡村文学与城市文学之间的博弈
文化导论课题研究报告
引言乡村文学就是指那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
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文学作品。
城市文学是指以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其内容围绕凸现城市特点这一中心向不同层面展开,具体包括勾勒城市风貌,书写城市印象。
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二者相辅相成,有所对立却又密不可分。
正文
(一)产生背景、兴起
乡村文学
文学对于乡村的倾情,是现实的要求,其实也是历史现象。
原初意义上的乡村,或者说农耕文化意义上的乡村,作为城市的对应体,处于远离社会结构中心的边缘,不是文明”教化”的重点区也不是文明”污染”的重灾区。
跟自然亲近,跟土地亲和,使那些体现乡村精神的乡规、乡俗、乡风、乡情,既包涵大的敬畏也包涵了大的谐调、大的宽和,形成乡村生活、乡村生命素朴、本真的趋向。
与喧哗、急促、灯红酒绿的城市相比,乡村更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
乡村文学所表达出来的感情,多是邻里之间的人情冷暖,乡村生活里的平淡、琐碎,没有城市文学所表现的勾心斗角,人情冷漠和些许社会的阴暗。
乡村文学的兴起是上世纪60年代从台湾兴起的,这自有其势所尽然的社会背景。
台湾乡村文学作家以振作民族精神、反映底层民众的生活疾苦和维护现实意义合作传统为标志,在中国乡村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而大陆的乡村文学在这段时期可根据内容分为写实乡村文学和写意乡村文学。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应划入写实乡村文学,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
有单键,并写他们精神世界的变化。
以孙犁为代表的“白洋淀”派应划入写意乡村文学。
前者较注重原汁原味,而后者是一种诗化,对女性的一种赞美。
城市文学
城市文学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最出现于10—11世纪的欧洲。
它与教会文学不同,在内容上现实性极强,在风格上也生动活泼,主要使用讽刺手法。
城市文学的出现,对于中世纪文化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在文学样式上,城市文学也有新的创造,产生了韵文故事、讽刺故事诗等新型体裁。
作者主要是城市里的街头说唱者。
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表现市民阶级的机智和狡猾,讽刺专横的贵族、贪婪的教士和凶暴的骑士。
其主要特征:
适应市民的政治要求和生活愿望。
取材于现实生活,揭露封建主和僧侣的暴虐、愚昧、赞扬市民的才智,具有较强的现实性。
主要创作手法:
讽刺。
主要体裁:
韵文故事、讽刺故事诗、抒情诗、市民戏剧等。
换句话说,城市文学的起源和发展,并非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就如资本主义在19世纪创造了其辉煌的象征体——现代大都市(其中尤其以巴黎为代表)——同时也召唤出了其在审美上的对应物,这就是城市文学:
一种是现代主义式的,以波德莱尔为代表;一种是批判现实主义式的,以巴尔扎克为代表。
如果在这样的视野中来谈论中国的城市文学,应该会有更清晰的脉络。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城市文学”在上世纪30年代才告发生。
现代主义式的城市文学以“新感觉派”为代表,而批判现实主义的城市文学以茅盾的《子夜》为代表,它们几乎与中国现代唯一的大都市上海共生。
这不过是文学史的常识,但却蕴含着某些重要的问题。
比如,无论是从文体的创造还是语言的革新上看,“新感觉派”和茅盾都同属于上世纪30年代的“先锋派”也就是说,城市文学在中国的现代语境中其实是先锋文学最重要的载体,借着对现代大都市的书写,文学开辟了对人性的新的审美表达。
城市文学就这样在近代中国兴起了。
(二)特征介绍
乡村文学
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从作家的主体立场、审美视角、叙事策略,及其在现代性建构中的意义等角度进行考察,20世纪乡村小说呈现出三种基本传统特征:
从鲁迅到韩少功是以知识分子立场、文化批判形成的启蒙传统;从废名、沈从文、孙犁到汪曾祺、贾平凹是以知识分子立场、人性审美形成的诗化传统;从赵树理、柳青到高晓声、路遥是以农民立场、现实视角形成的“史诗”传统。
这三种传统特征,在90年代出现的乡村小说《白鹿原》中实现了全面的整合和超越。
作为20世纪汉语文学的现代性的奠基者,鲁迅的知识分子立场,主要是通过文化批判体现出来的。
鲁迅传统最重要的精神是在文化层面上关注和批判现实与人生。
在鲁迅的乡村小说中,这种文化批判既是对农民自身的文化“劣根性”的,也是对摧残农民的礼教和制度的,更是对整个农耕文化传统的。
鲁迅的文化批判,开启了贯穿整个20世纪汉语文学的一个重大主题:
启蒙。
他以主观写实主义的方式将故事中人物的内心乃至无意识明晃晃地裸露出来。
作为寻根小说的代表人物,韩少功延续了鲁迅的写作传统,但更多地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段,更富有荒诞和魔幻的特质。
在文化批判上,他们深化了鲁迅精神,同时,他们选择现存的原始村落作为审视文化之“根”的切入点,将其触角由鲁迅的对主流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进入到了对民族民间文化的反思和批判。
与鲁迅传统立足于文化批判不同,废名—沈从文传统始终立足于人性的观照,立足于理想和浪漫的叙事,追求的是情节与结构的单一和简约,它在审美上是和谐、宁静和单纯的,而在精神上则是理想主义的和浪漫的,乡村,在他们的叙事中不完全是作为一种对象,而是作为支点和依托,被内化在作家的内心情景之中,变为他们个人乌托邦的存在形式,进而成为他们表述自己“精神故乡”的个人意象,无论是中部乡村、“湘西”、“荷花淀”,还是高邮”、“商州”,事实上都已成了象征这些作家“精神故乡”和著名的个人意象。
在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们的乡村小说是真正浪漫主义的。
这与他们追求诗意审美、追求人性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追求审美层次上的现代性,是浑然一体的。
在路遥等人的文学作品中,乡村的生活变得的平淡朴实起来,将知识分子的立场转变成农民立场,具有一种“史诗性”。
不管是对农村细节生活的描写,对农民思想感情的体验,还是对农民命运的把握,都具有与前面的明显不同的风貌。
在语言上也做到通俗易懂,迎合了农民的口味。
他们站在一个理性的高度,冷静地俯瞰他们笔下的农村生活,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既富有趣味,又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其实,大多数‘乡村文学’作品都笼罩着一种沉重感,……优雅的意境早已被现实的苦难冲破了。
”乡土小说家们“感受最深的是乡村悲凉的生活,愚昧的乡风乡俗,被扰乱了的乡村家庭状态,被金钱侵害和腐蚀的人心。
”这是一位学者在论及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乡土小说时所写的文字。
用来指称六七十年后再度出现的乡土小说竟基本无过时之虞。
可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再度兴起的乡村小说潮,仍遵循着鲁迅界定的乡土小说的基本要素:
侨寓城市的作者,以城市文化的视角来观照其深层记忆中最为熟悉的乡村生活,从他们笔端流淌出来的是对这种生活最鲜活而生动的情感记忆;由于时间的流逝,与这些珍贵的情感记忆有关的种种事物如今已经逝去或正在无可挽回地濒临消失,使得这种精神还乡之旅隐含着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故乡有所失落的眷恋与焦虑的乡愁。
城市文学
城市文学的本质与特色,归根结底决定于城市文化的本质与特色。
中国古代城市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兼备军事防御、政治统治,文化整合,经济推动等多重功能,尤以政治最为突出和重要。
虽然它与西方近现代城市以乡村为对立面,以脱离自然、悖离传统为崛起前提完全不同,尽管城乡之间在很多时候并无截然划分的空间界限,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仍然逐渐具备了区别于乡村的鲜明特质:
第一,以人与人、人与物为主要关系结构。
城市居民的异质性构成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人际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交换关系占据了较大比例,功利色彩较为明显和浓厚。
第二,城市是人类改造自然、改变自我居住地的创造性产物,其诞生与不断发展充分显示了人的自主意识与创造精神,与此相联系,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彰显创造力量,淡化无为意识,崇尚功利追求,张扬世俗精神。
第三,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城市通常作为帝国的行政中心而存在,“政治,而不是商业,决定着中国城市的命运。
因此,城市极易激发人们对于政治的联想和欲望,而城市民较之乡民,也更容易遭受政治的辐射和影响,更易于感受皇权的存在和威慑。
城市生活浓厚的政治色彩、商业色彩以及世俗化色彩,经由创作主体心灵的感受与投射,赋予城市文学文本相应的文化风貌,功利性(包括政治功利和物质功利)、世俗性、娱乐性构成了古代城市文学最核心的意义要素,以富为美,以俗为美,成为城市文学审美取向最突出的特征。
对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才可能在与乡村文学的联系和比较中,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既二元对立又多元并存的文化风貌。
城市文学是指以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为主要表现对学,其内容围绕凸现城市特点这一中心向不同层面展开,具体包括勾勒城市风貌,书写城市印象,表现异于乡村的都市生活形态,彰显物质欲望,描写个体都市体验以及刻画各类市民形象等。
城市文学的本质与特色归根结底决定于城市的本质与特色。
城市生活浓厚的政治色彩、商业色彩以及大众化色彩,经由创作主体心灵的感受与投射,赋予城市文学文本相应的文化风貌,功利性(包括政治功利和物质功利)、世俗性、娱乐性构成了古代城市文学最核心的意义要素。
(三)发展轨迹
乡村文学
中国农村的道路,可谓艰难而曲折。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是农村的“黄金发展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乡镇企业的兴起,极大地解放了农民的思想,并把他们推向了商品经济大潮。
在这样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乡村文学得到了蓬勃而多样化发展,形成了一个“高峰期”。
但到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推进,整个社会的重心向城市转移。
尽管农村和农民问题得到了高度重视,国家开始实施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战略,但农村的衰退已成为一种趋势。
从传统的乡村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过渡,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但在二十几年的时间中完成这样的社会转型,会出现问题并埋下隐患。
乡村文学面对这样一场现实变革,既努力跟踪和反映,又深感迷茫和乏力。
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乡村文学在现实农村变革面前,是被动的、软弱的。
它表现了农村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方面的种种问题,却把握不住农村的深层脉动和走向;它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农民尤其是农民工形象,却未能塑造出深刻、有力堪称典型的人物;它过多地表现了农村无可奈何的衰落,却看不清中国农村的未来生路和光明。
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文学现象与文体演变上,也可窥见乡村小说的滑坡态势。
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思潮喷涌的时期,思想呈现自由和开放的姿态。
而到上世纪90年代,文学思潮退隐,文学现象凸显,折射出作家思想的匮乏和激情的消失。
20年间,曾出现过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写作两种主要文学现象,乡村题材在其中所占比重很大,可以说势头强劲,历时较长,成果丰富;但它只是复杂严峻的现实生活催生的结果,在思想和审美上并无重大突破。
乡村小说失去了新思想的支撑,只能日渐衰弱。
乡村社会的危机和衰落,并不意味着乡村文明的终结,也不意味着乡村文学的消失。
对这种危机和衰落的艺术表现,同样可以成就杰出的乃至伟大的作品。
城市文学
在过去城市文学主要可以分为京派和海派两种,可以表现与对传统对历史的追溯,对传统的固守背后的城市现状的临摹与反思,反映相应的时代主题与声音。
但无论是哪一种风格的写作方式,都具有着浓重的商业气息,或者说体现着商业文化背后的现代性。
这是城市文学最大的特点,也是它在过去发展的主要主张。
城市文学是依托于城市商业的发展而发展的。
城市的兴起,商业的繁荣,不免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家长里短,油盐酱醋的市民生活。
因此也可以说在它的发展路线上始终贯穿着三个主要的商业特性。
消费性:
因为大众的趣味所向,让文学也变成了消遣娱乐的一份子,而不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标准性:
为了满足市民的口味,必须有所针对,创作出符合当时市民喜好的小说;批量性:
在已经获取了的商业利益基础上,做到收益的最大化。
那么在城市化越来越快的今天,城市文学的发展应该也会加快。
因为城市是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的场域,只要有了城市,城市文学便有发展的空间。
但应当注意的是城市文学在发展当中不应该太过注重商业化,因为文学还是应该要有它原来的特质,不管后来人加了怎样的概念或定义。
城市文学是一种文化,而不仅仅是商业的事,如果只以谋求利益的眼光去看待,那么文化终将退化,消失不见。
一个缺乏了文学的城市就像是内里已经腐朽残败外表依旧鲜丽的人偶。
因此认为在未来,如果城市文学要长久持续的发展,除了要保持住以商业为依赖的特点,不要迷失其中,缺失本心也是很重要的。
就像是现在很火热的各种电视剧,它们能说是城市文学作品吗!
的确它在城市中诞生,也应着市民们的需求,也是作品。
但是过重的利益使它们再也称不上是文学了。
因为量产他们失去了魂。
(四)意义及作用
乡村文学
“乡土”能够演绎和表达一个时代要义。
对乡土世界中政治、经济、阶级斗争问题的关注,乃是现当代中国的乡村文学的相当重要的一个叙事潮流。
从早期具有左翼色彩的乡村文学创作开始,延续到抗战期间的赵树理、孙犁,形成了“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乡土小说流派。
在赵树理、孙犁的乡土小说中,政治斗争故事和战争故事已经成为主宰。
特别是孙犁,他的乡土小说塑造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乡村普通百姓的乐观、无私和勇敢,具有一种鼓舞大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诗意向上的力量。
而这种以革命为脉络的乡村文学,发展到合作化题材阶段,事实上其叙述者都转变为具有敏锐政治意识的全知者,他们以乡土小说为输出革命和继续革命理念的所在,并十分注意塑造乡土世界中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农村“革命新人”。
“乡土”横向意义:
是人类最初始情感与最深刻理性集合成的一种文化形态。
从原始意义上看,“乡土”是众多作家们的物质家园,其中表现的对土地、村庄、故乡的怀念,又转化为一种对物质家园的精神追求。
因此“乡土”也成了文明发源地。
从宗教意义上看,是神造乐土,“乡土”成为了感情寄托的地方。
从现代意义上看,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乡土”所表现的,就是作家们对“回家”的向往,以固守既定文化信念对抗恶心境遇或荒原世界。
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从《边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并不只是单纯讲美好的爱情,而是通过里面的人物翠翠、翠翠的祖父、大老、二老、顺顺的描写,让我们看到,里面的人都是很好的人,美、善良、勤劳、敏感,翠翠、老船夫、二老尤其具有这种诗的气质,但最后却出现这样的爱情不成功你的确不能够套到“性格即命运”
“乡土”的纵向意义:
在静态农业文明时代,主要指苦难、野蛮、粗粝以及牧歌等等一类文化领悟。
在工业文明时代,往往被用来表达某种固守与对抗,被赋予的是贫穷、愚昧、落后、敦厚、淳朴及精神家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界限逐渐模糊,城乡二元化价值对立也将不复存在。
乡村文学是代表现代文化的城市和代表传统文化的农村之间的二元对立在文学上的体现。
贾平凹的乡土小说是对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继承和发展,在他的小说中,乡土情结呈现出多种形态:
一,通过对美丽故乡山水和勤劳、质朴的故乡人民的赞美和咏唱,对故乡农民身上的“垢甲”和生活陋习的揭露,有对故乡土地上发生的可喜变革的歌颂,进行着他的乡土守望。
二,贾平凹以“乡下人”的姿态斜睨,排斥着现代都市文明,描绘城市的种种弊端和城市人的病态生活,揭示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下的矛盾冲突,表现出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乡村的深深忧虑和焦灼,执着地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
城市文学
一、体现了市民阶层的世俗化美学倾向.
中国宋元以来小说一直被视为引车卖浆者流的阅读对象.才子佳人和市井生活的内容也大抵是市民阶层愿望的呈现.从宋话本到《三言》,出现了很多生动描摹市井众生相的作品.在明代文人拟话本中达到鼎盛,《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可以说最能够体现小市民阶层的文化情趣.古典文学《金瓶梅》,《九尾龟》及近代小说《海上花列传》等作品鲜明地体现了市民阶层的世俗化美学倾向.而世俗化的典型表征恰恰就是日常生活的常态:
庸俗与琐碎.
二、体现市民的文化精神与情趣
晚清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使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在沿海沿江一带的地区得到发展.
民国初年的以张恨水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与上个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明显地体现市民阶层的文化情趣。
“张爱玲对现代都市文学的贡献是她把虚拟的都市民间场景:
衰败的旧家族,没落的贵族女人,小奸小坏的小市民日常生活.与新文学传统中作家对人性的深切关怀.成功地结合起来,再现出都市民间文化精神。
”(建国后城市文学由于处在日益加强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真正意义上的表现日常生活,体现市民情趣的城市文学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不被允许存在的.国家主流文化机构通过改造,取缔旧小说,旧唱本等,使体现小市民文化趣味的城市文学趋于灭亡。
在文学创作领域.对反映城市日常生活的文学则加以强烈的批判.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是第一个在表现小市民的文化趣味上遭到批判的.原因是这篇作品被认为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
三、体现市井人民的文化趣味、反映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繁荣发展.作家的创作个性逐渐体现出来,于是,文学的审美趣味也愈显多样化.被称为"市井小说"的邓友梅的《烟壶》,《那五》,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系列中短篇小说等多表现市井生活,曲折地反映了小市民的文化趣味.,陆文夫的《美食家》通过一位老"吃客"的经历反映了当代社会和文化观念的变迁.真正的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又重新在文学作品中复活.邓友梅和冯骥才笔下的民俗风情同样是对已经消失的民间社会的重现。
四、体现中国传统的市民意识以及活命哲学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新写实主义小说中鸡毛蒜皮的市井生活成为作品反映的主题.代表性作品有池莉的《烦恼人生》,《来来往往》,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传统伦理道德已经褪色,代之而起的是小市民甜酸苦辣的日常生活.历来被视为浪漫神圣的两性感情也朝着向生存意义的情欲转换,"不谈爱情",仅是情欲的需要:
"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浓缩着小市民乐天知命的市民意识与中国特有的活命哲学.池莉从1996年到2004年先后出版了《有了快感你就喊》,《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生活秀》,《看麦娘》等等,在2005年还将自己发表过的和新写的一系列描绘日常生活的短篇小说合集出版为《武汉故事》.在池莉的新作品中,城市底层市民的生活仍然是作者关注的对象.是以采用民间话语.以民间意识的美学原则去感悟,体味,咀嚼生活.
五、反映现实社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在新写实主义风行几年之后.文坛上出现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篇》,何申的《年底》,《年前年后》,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等一批关注现实的作品.它们具有一种共同的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并引起评论界广泛注目,并被称为"新现实主义"作品."新现实主义"小说直接反映现实社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内容上尤其关注经济与道德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艺术上.它们都严格地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写法.力求符合现实面貌本身,有时几乎就是对现实的临摹."新现实主义"尽管描写的是城市现实生活,但是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一样具有相似的现实关怀.其艺术出发点仍然是社会宏大叙事,具有总体化特征.
六、体现人文精神
西欧城市文学的兴起主要反映中世纪城市生活和新兴资产阶级利益与愿望.适应市民的政治要求.取材于现实生活.人文精神与世俗性是城市文学的主要精神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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