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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应该淘汰威权主义
为什么应该淘汰威权主义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的执政政权通过一套计划指令集中而执行垂直分散的中央集权-部分分权的官僚民主体制创造了一个如今被称为“崛起中的大国”的国家,当然伴随而来的问题也同样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生长着。
例如最近的股市动荡,如果真的是像官方释放的信号那样是某种“勾结”产生的话,那么中国的模式就已经到了向我们常说的“西方”这个概念一样,必须要检索自己的模式里是否存在一些反对给予普通人更多权益的东西了。
有许多人都在进行这种反思,而且彼此之间往往观念差异巨大,分歧难以弥合。
我对此种分歧本身并没有任何意见,但对于可能因为这种分歧而产生的更深刻的分裂感到忧虑。
然而,我也并不认为如果只是单纯地试图建立一种字面意义上的妥协是可行的,因为那有可能造成更恶劣的影响。
在我的观点中,所谓的“威权主义法治中国化道路”正是这种要不得的妥协,如果朝着这条路子走,我们的社会很有可能因为国家的危机而陷入倒退,从而摧毁好不容易从过去的废墟中重建起来的中华社会。
朝鲜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令人恶心却又莫名令人悲伤的儿童合唱表演,正是因为其体制中含有了太多独裁(Autocracy)和威权的因素了,这种基于上层信息接收者的自私自利行为扭曲了下层接收不了更多非官方信息的民众们的生存观念,或者至少是限制了那些对于现状有足够多认知的反叛者反叛的能力。
一、威权主义政体的特征与类型
由于在二十世纪出现了两种在意识形态上极端对立却又极端相似的新形式专制政府——极右的反动法西斯式政权以及极左的斯大林式共产主义政权,且都为人类社会造成了极恶劣的后果,因此到了战后,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便成为了广泛被讨论的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概念之一。
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政体”,关于它的起源,著名学者汉娜·阿伦特在1951年出版了《极权主义的起源》,成为了第一个讨论这个在当时的学术界或许有些触犯“进步主义与国际精神”禁忌的话题的权威性学术著作。
尽管这本书实际上存在许多漏洞和非理性的因素,然而这本书的确开启了日后研究极权主义或者说是最极端的威权主义的路子。
在同一时期,几位重量级的冷战研究专家,例如布热津斯基、林茨等等陆续给“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下了定义,并最终形成了明确的经典定义。
身为犹太裔德国人的汉娜·阿伦特的作品《极权主义的起源》从极权主义的各个层次到各个参与者都有着自己精到的分析,虽然尚且有一些不可忽视的漏洞,但的确开创了对这一领域的深刻研究。
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是两种并不相同却有相通之处的社会政治制度。
极权主义的特点是:
高度技术化、计划指令化的统治权不受限制地被领导人个人操控;个人领袖对于话语制造与传播权的垄断地位;绕开大多数阶层,省略限制权力的契约规范下的程序,直接鼓动社会舆论进行社会革命;热衷社会动员和控制;绝对一元化的政治结构;绝对单一的意识形态统治等等。
斯大林的苏联帝国和希特勒的纳粹帝国便是这样的国家。
与以往的君主专制国家不同,这种极权主义拥有充分的民意调动能力,而且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度也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为强力。
斯大林的帝国是沙皇、列宁与共产主义的混血产物,具有高度集中和异常强悍的国家力量。
尽管苏联并没有发展成纳粹德国一样成为一个对外扩张的军事帝国,然而在苏联国内因为大清洗与古拉格而流的血并不比战争本身更少或者更人性。
威权主义则是另一种政体。
它的专制程度远比极权主义温和,往往是一个精英利益集团在某几个强势的代表人物的领导下实现的政治联盟。
由于利益诉求很多而且国家暴力机器并不占据绝对优势,所以其政治结构不是一元化的,而是具有不充分的多元化,意识形态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理念混合,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往往以民粹主义的形式出现,而且很少直接动用国家机器等等。
这里面典型的例子是西班牙和葡萄牙。
尽管都是法西斯政党,然而国内的政治控制却远弱于德国和意大利。
佛朗哥并不是什么好人,他依然在国内大肆展开镇压,执行着军事独裁政策。
然而由于他与在西班牙实力强大的天主教会保持着始终友好的关系,凭借着外交手腕周旋于西方各大国,到了后期甚至还迎接回被共和国放逐的国王的孙子并允许在这位未来国王的框架下实现改革。
所以并不能说佛朗哥的西班牙是一个极权主义政府。
1960年代中期,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发生了右翼军人政变,这些军人在一些外国势力和本土大商业、大宗教利益集团的支持下,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推翻了在他们的口中“低效率”和“腐败”的要求实现土地革命和大型企业国有化的文官政府而建立起军人政府。
70年代,一些学者在既有的“威权主义”概念的基础上,对这些军人政权进行专门性的研究并提出了“官僚-威权主义”概念。
奥唐尼尔在一篇文章中概括出这些军人政府的治国策略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强调技术化管理和经济规范化、压制工人运动、大规模的反进步主义、经济上排斥外来劳工等特征。
这些特征组成的分析模型被称为“官僚-威权主义理论”。
强调一下,这些人不是纳粹高级军官,这是以图中站位较为突出的胖老头皮诺切特为首的智利军政府。
1973年就是这帮人在美国的支持下武装推翻了阿连德总统的民选政府,建立起近三十年的军事统治。
当然,这个政府成功发展了智利的经济,却也制造了大量的政治灭绝案件,最终倒台。
被强大的民意和民选代表逼到垮台是这类政权几乎共同的下场。
“官僚-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基本是一个概念,指的均是一些搞现代化的发展型政权。
被标上“威权主义”而加以研究的多数是军人政权,但也有少数文人政府,如1974年前葡萄牙的由萨拉查体系“文人独裁”,有些人也喜欢把比较受欢迎的1981-2003年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政府以及情况相当类似的李光耀人民行动党专制称作这种模式。
当然,无论是军人政权还是文职政府,作为“威权主义”,它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依旧是特定个人的高度集权,无论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有多么广泛和复杂,总有一个能够左右局势的“强人”领袖能够在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运作之中控制局面。
然而,毕竟不是完全的独裁体制,这种模式较极权主义是更为活跃的:
在经济上追求高增长的目标以及经济秩序的市场化规范化;在政治上它是在宪政体制下活动的,不搞单一意识形态控制,具备多党竞争、选举、三权分立、言论自由、地方自治等民主的形式要素,只是在控制的主体和参与者主体上走“技术专家治国”道路,建设技术化的法治秩序;在社会上它强调稳定,搞非政治化,反对动员民众和民众运动,采取严厉措施镇压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活动等等。
就像图中这座充满了压迫气息的祥和寺庙一样,新加坡同样具有民主和独裁的双重性,绝非一个经典意义上的民主国家。
家长作风的李光耀至死也没有意识到新加坡模式的威权性需要改变。
但即将举行的乘着所谓金禧国庆的风的提前大选意味着李显龙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民主国家领袖。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廷顿在1968年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曾讨论过军人政权。
他没有使用“威权主义”概念,而是用“普力夺”(“执政官”)一词来称呼。
他划分了“寡头普力夺”(例如流行于19世纪拉美的共和独裁)、“激进普力夺”(例如1960年代兴起的拉美军人政权)、“群众普力夺”(例如韩国的朴正熙政权)三种类型,并认为“群众普力夺”是最先进的,最临近民主的门槛。
后来在上世纪90年代写的火遍全球的《第三波:
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亨廷顿使用了“威权主义”概念。
但是,他给它下了一个与别人不同的定义:
“‘威权主义’……指称所有不民主的体制。
不民主政权或威权政权的具体类型指的是:
一党体制、极权体制、个人独裁、军人政权以及类似的政权。
”这个定义显然与经典的威权主义定义有很大区别。
它把所有“不民主”的政体都划归“威权主义”,而不是仅仅指那些搞现代化的政权,这就把斯大林和李光耀摆在了一起,是非常罔顾事实的。
然而,尽管如此荒谬随着九十年代亨廷顿的著作引入中国并掀起一股风潮,中国的思想界依然开始大量接受这个并不能表达明确自己立场的有些浅显的学者的理论。
当然一望即知这里的普力夺其实是一个很不严肃的定义,不仅把理论搞乱了,也把现实问题简单化了。
亨廷顿把所有非民主政体称为“威权主义”,是为了强调“民主化”运动的重要,设计出“威权主义-民主化-民主化巩固”这样一条简单的发展路线。
然而,世界是十分多元的,信息的复杂程度绝非用一条简单的民主路线图可以推出。
这种做法,包括福山、马克思这些历史决定论者在内,都非常愚蠢的以为“世界一定是进步的”这种没来由的乐观是世界发展的第一轨迹,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亨廷顿的观点十分简单粗暴,模板也非常僵化且难以变通,然而他的观点却对于我们当今知识分子界有着极其广泛深远的影响。
这也正是我为什么要刻意提出反对威权主义建设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一定要拒绝继续采用亨廷顿模式的简单世界观去认识多元的世界,否则就有可能进入到自己为自己所设立的一个怪圈之中。
如今地球上可能除了朝鲜帝国以外已经不存在极权主义政权了,而完全属于古老的部落政体的政体也很少见,但是尚没有转变为民主制度的政体还有很多类型,在这些国家中并不都是我们定义中的威权主义。
在亨廷顿观点的影响下,有人喜欢用民主与否来讨论威权主义,这本来就有悖于威权主义本身的定义和逻辑,所以不足为论,然而最可怕的是由于我国本身也是一个技术专家治国的官僚集权体制,所以有人便把亨廷顿式样的威权主义发展线索视作中国寻找自身出路的一件法宝,然而我可必须要说,这是完完全全的错了——中国并非威权主义政府,也不应该在这个阶段去试图走一条二十世纪的老路。
二、经典威权主义发展模式——以国家为样本
为了更深入地讨论威权主义的落后性,在此先举出几个经典威权主义政体,作为下文整个讨论的基础模板。
①、佛朗哥政权与萨拉查独裁
佛朗哥政权是在二战前建立的。
在西班牙内战以前,一个较为广泛的左翼力量集团联合执政,后来随着佛朗哥及其支持者在内战中取胜,一个由天主教会领袖、大地主、大资本家以及军方高层这四个西班牙最具影响力的既得利益集团首领牵头的右翼法西斯国家得以建立。
但是直到到1974年他去世为止,佛朗哥却始终坚持一套亲资本主义、亲美的政策路线。
佛朗哥在二战中不仅拒绝支持了帮助他夺得政权的意识形态盟友德意两国并为盟军提供能够提供的一切便利,而且还在战后积极开展与美国、北约的对话与交流,并在绝对的天主教信仰国教论氛围下适度放宽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元素,允许相对自由的民间经营。
最后甚至把已故的流亡君主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也就是新近退位的前任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迎回故国,为西班牙和平结束军事独裁奠定了基础。
葡萄牙与西班牙类似,萨拉查与其继承人马尔塞罗·卡埃塔诺的文人执政是极其典型的亲资本主义的天主教保守右翼。
作为有能力以文官身份平息军队叛乱的政治精英,萨拉查先是利用极权主义酷爱的群众运动、民兵武装和宣传机器运作模式巩固了文官专治的政治模式,后来又转而通过联系天主教和外国资本维持着葡萄牙“教授治国”的技术性治国模式。
萨拉查本人领导着一个庞大的工商业帝国,而且也不对于小规模商业经营做过多限制。
②、军事独裁与军人干政
由于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拉美国家在1930年代前后进入了结合了本土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色彩的宪政时期。
民粹主义政府一边兴办国有企业走“混合模式”道路,一边许诺社会福利和提高工资来讨好民众而获得选票,工人则通过罢工等运动不断提出新的工资要求。
尽管这些口号有利于吸引贫困的选民,但是经济运作上的低效率以及对于国内国际大资本家、大地主的利益侵害却很严重,这种局面导致1960年代中期陆续在巴西、阿根廷、智利等民粹主义路线国家发生军人政变。
这些右翼军人政权上台之后废除了民粹主义路线,禁止工人罢工和学生游行,禁止左翼激进思想传播,大力推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政策。
这一类政策基本上代表了地球上绝大多数意欲发展本利益集团经济的军事独裁政府的政策方向,例如埃及和巴基斯坦,而基本上就是小暴君反动统治的香蕉共和国则不在此列。
如果非得说还有一种与上述军人专制不同的军政府,那就是就是土耳其尤其是泰国的军人干政。
在这种政体中军队并不是国家最强有力的对话力量,而且对于民意的妥协性较大,不过归根究底依然是一种应对现状中经济困难因素的军政府。
③、民粹主义一党专制
另一种威权主义政体的代表是革命制度党统治下的墨西哥。
在推翻了十九世纪的独裁者迪亚斯并顺便清洗了真正的自由斗士萨帕塔以及真正的恐怖分子潘乔·比利亚之后,一个名义上很左派实际上相当保守的军事独裁政党革命制度党得以建立并统治墨西哥。
这个政党在卡德纳斯的领导下进行了民粹主义改造,结合了国有化的一些实践但同时不抛弃资本主义因素。
而且随着较为左派的卡德纳斯的退隐,更加保守的后继统治者们将公有部门进一步私有化,同时兴办了一些与这些所谓的私营企业紧密联系的与国际大公司有来往的企业,采用民粹和压制的双重路线统治墨西哥。
这一模式被未遭受军事政变的印尼阿根廷所采用,也被一些人称之为中国正在采用的一种执政模式,我暂且对此不予置评。
④、宪法体系下的专家治国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成功被认为是依靠了某种被一些人称之为“宪政独裁制”的统治模式。
这两个国家都在一个处于严格宪法框架下的魅力领袖的带领之下采用国有福利体系与私人经营结合的专家技术性方法治国。
两国尤其是新加坡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尽管存在十分明显的舆论控制和反工会,然而大体上勉强维持这一个资本主义民主体系保证商业运作的顺畅。
这种模式被许多国人推崇为最理想的“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我只有再次表示我们将稍后严肃处理这个问题。
三、威权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性终结
我一直秉承一个观点:
威权主义所推动的经济发展以及所谓的转型正义只是一个符合二战后期特定环境元素的事件。
所以我根本就不认为我们有任何必要去请出威权主义这具已经死去的尊神。
对于我们国家威权主义属性的研究以及试图通过建立威权主义法治国家实现转型正义的行为并无法解决我们目前的困境。
下面我将从经济政治两个方面予以简单解读。
①、经济模式的终结
目前广泛流行的看法是把威权主义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认为威权主义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稳定从而保证经济增长。
这种认识是及其不准确的和肤浅的。
因为这种说法常常是在讲经济数字或物质层面的变化因为这种说法,而威权主义本身追求的却是一套稳定的统治模式以及在这种模式下的利益稳固,至于经济发展本来就是附属的必要消费品,而且也是因为大多数国家的威权主义时期都处于世界经济整体性发展和技术世界流通的“黄金时代”,与单一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太大关系,尽管如果完全否认威权主义的贡献也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经济发展是一个普遍的全球性现象。
这里面有许多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是可以很明确地抛出几个观点:
威权主义国家绝非传统过渡型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经典政治模式;不是每一个威权主义政府的转型都成功了;威权主义政权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威权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应该放在整个世界的历史信息背景以及作为契约关系的一种形式作双重性的分析。
首先,必须要说明的是,经济要素积累膨胀是人类社会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就像人类的信息量不断发展一样,作为信息社会事务性表现的经济同样有一套顺着膨胀这一线索的发展逻辑。
所以经济发展本该是一种常态,只不过会由于一些具体元素的波动而有一定的损益。
当然,由于战后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交流的快速及时密切化,经济获得了同步发展的机遇以及原始动力,也必须去填补新出现的空白。
二战结束后不久,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就发现在1945、46年还和自己的窘境差不多的那些国家突然变得非常富裕。
这时候当地的不同部门的领袖就开始试图着手建立一个与西方资本主义或者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国家一样富裕的国家社会。
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诸多不利的因素,一个是国内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落后的经济社会文化局面,一个是国际上的意识形态输出战和境外企业的经济扩张。
对于本国本地区社会的破坏这样的国际背景再加上自身的障碍,落后国家要想发展资本主义的确十分困难。
正因为如此,不同的国家才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经历不同的政治变动,最后迎来不同的结果。
尽管除了经典威权主义模式以外,像印度这样的由魅力领袖统率的精英主导的国家政权结构是很常见的,然而这只不过是因为这些前殖民地区拥有最良好资源的只可能是这类精英技术人员,而且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可能是民主的或者反动的,也不是必然导向一个威权主义的结果。
即便是产生过所谓的尼赫鲁-甘地政治局面的印度,也因为民主制度较为完善而不可能出现一个长期的稳定的独裁体制,终其一生英迪拉·甘地都没有真正获得过与任何一个同类型威权主义者能够拥有的全力及至少表面上的合法性。
与其父不同,英迪拉·甘地对于英国的民主制度并没有一种特别的崇拜,所以为了自己的大政方针,她可以完全无视民主。
然而,即便如此,民主制也依然深深植根于印度,甚至影响了威权领袖英迪拉·甘地本身的整个仕途和执政方式。
当然如果你非要按照广义的亨廷顿式的理解把英迪拉甘地领导的经济发展视为一种威权主义的成功这也行,然而如果是那样的话也就势必需要将成功的原因也扩大化,而且这里面必须包含尼赫鲁的精英化民主改革以及上文反复提及需要强调的其它复杂的元素。
就算我们抛开其它政治体制,哪怕是那些社会背景与我们相似度并不低的国家的政治体制,只观察被视作经典威权主义的政体,你也会发现在这些政体之间也存在改革决心、执政能力和客观效果等方面的差异。
最坚定的要数韩国1961年上台的朴正熙政权和智利1973年上台的皮诺切特政权。
朴正熙的政策是“国家扶植资本主义”,通过根本毫不掩饰的官商勾结和近乎压榨的国家经济建设,使得许多在日据时期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比如三星、现代建立成了超级财阀。
而皮诺切特1973年政变后则按照美国的建议坚决遵奉货币主义经济学,强制推行私有化,动用从威逼利诱到暗杀明杀的手段在十余年时间内把智利变成拉美地区最资本主义、最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国家。
这两人的强硬作风即便在军政府中也不常见,更别说这种近乎野蛮的私有化改革方案了。
包括巴西这个号称60、70、80年代中最庞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在内,没人敢做这么狠绝的几乎可以说是流血的(在智利的确流了不少血)经济改革。
另外一种勉强可以被算作威权体制下经济发展样本的是东亚“四小龙”中除了香港以外的三个昔日的威权主义国家:
韩国、台湾、新加坡。
然而四小龙无论政治体制如何,所依赖的经济发展理念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顺应我上文提及的技术与交流发展推动的信息发展趋势,推动技术产业适应革新变化中的全球性交流,并放宽或干脆鼓励私营企业的建设与发展。
这样,它们就有了自己的产业和产业阶级,从而获得了一定的技术创新力。
然而包括拉美在内的大多数威权主义的情况则不一样,各种既有的政治束缚和社会压力使得威权化后的国家政权依旧无力实现彻底的经济变革,有的时候甚至还因为改革步伐的过于前卫而摧毁了经济基础,导致国家经济崩溃。
你或许只知道朴正熙是朴槿惠他爹,却不知道身为日本人培养出来的老式军官的他也同样是号称“汉江奇迹”的韩国经济快速增长期的领导者。
他通过极其严苛的对民主力量的镇压和反工会获得了产业稳定的基础,并通过几乎等同于出卖国家财富的私有化和招商引资建立起了韩国现代经济中大企业生存的根基。
当然,我需要强调一点:
朴正熙的事业并不非得靠这种压制民主的手段完成,并不能因为他过去发展经济的成功而称赞他的模式,那样的话就是用历史的结果去论证原因。
以上种种说明并不是所谓的威权主义带来了经济发展,而是部分威权主义政体通过一些只适用于威权主义政体的方法取得了本就应该在顺应技术与交流发展趋势中获得的成效。
这里面成功的各方主要在于追求规范的市场秩序,包括经济的自由化、法治化和透明化。
我们非但不能因为这些普适方法的成功而去论证威权主义的成功,相反地我们还可以通过大多数国家包括经济改革非常成功的智利和韩国威权政府日后的下场来看到威权主义政府在发展自由化规范化市场的时候是多么的无力、低效和反动——这些只顾着自己嘴巴里面肉食的豺狼和一些尽管或许真心爱国却也是爱一个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思维意志存在的国的人从一开始就是让我们被迫接受了他们的统治事实,对于发展本身没有什么独特的正面作用,反倒挺阻碍市场经济制度化的。
②、政治模式的终结
威权主义在政治发展上的意义几乎被人们完全忽视了,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威权主义就是牺牲政治发展以求经济增长”对人们影响很大。
当然,这反映了人们对于威权主义这种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个面目可憎的魔鬼的政治制度的鄙视,但是却又没有顾虑到事实上的确广泛存在的于历史上甚至被有些人借尸还魂意欲荼毒于现在的威权主义政治影响。
契约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之一。
在根本性的基础——每一个个人的独立——这一基础之上,人通过不同的交往联系方式组成了一个名为社会的整体,而这种组合便需要契约来规范。
只有契约的成立才意味着关系的存在在这个社会之中具有意义。
作为一种政治契约,威权主义并不会只有一套签订方式,各个政权产生的背景不同——威权主义毕竟不是传统的君主专制,是出于一个民权宪政的建设变动期中才会崛起的政治方法。
有的国家是在建立宪政契约时就带着浓厚的威权主义色彩,比如1880年代的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所建立的宪政;有的是在建立宪政制度时发生了政治分裂甚至内战而转向威权主义,比如袁世凯独裁和蒋介石政权;有的是强力精英为了收拾不可控的社会动荡,比如泰国的军人干政;有的则是在民主制度已经比较成熟的情况下出现了部分既得利益集团呼吁用强制力量来推动经济改革,例如拉美军事独裁;有的是在正常情况下出现了强人政治,比如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政府,等等。
虽然具体历史背景不同,但它的共同理由都是特定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应对在宪政契约建设过程中的危机和冲突。
威权主义的政治模式一般如下:
(一)由于某种原因,发生了军事政变。
(二)在经历了初期的混乱以及一段军政府时期之后采取管制或戒严。
(三)军人领袖脱下军装通过选举形式而转变为文职政府,恢复宪政机制,宪法和法律会在新的强力既得利益者们的利益要求下被指定,但基本仍然属于民主的宪法。
三权分立、政党竞争(包括党内竞争)、公民投票、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地方自治等民主的形式要素都保留着,但是会遭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比如,采取措施(包括修改宪法以延长威权总统任期、动用行政资源拉选票等等),遏制反对党力量扩展,打击政治激进的反对派领袖,监视工会以及民众运动团体,对罢工、罢课等抗议活动进行限制甚至加以镇压,等等。
(四)与反对力量(反对党和民主运动团体)相拉锯,起初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控制获得一些社会发展上的成效,例如实现社会稳定或者出现经济发展。
(五)由于经济发展过好/过差/过于一般,威权主义政权受到逐渐成熟的现代社会组成者及其所属的新兴利益集团的挑战,逐步走向衰亡。
有许多人说,威权主义在民主发展的早期阶段是难以避免的,这一点我勉强同意:
在所谓的民主的早期阶段,往往没有形成一个对于民主体制具有足够信息接收能力的社会群体以及文化。
然而如果因此便强调威权主义转型正义的不可替代那就错了。
的确,转型正义提供了实行激进社会变革的最不坏的一种手段,但这一手段并非仅仅适用于威权主义社会。
从另一方面来说,许多人担心威权主义社会中统治方和被统治方的激烈争论中不出现转型正义而是演变成内战、暴力革命,这实际上也是忽略了比起转型正义这一协调剂来更重要的威权主义本身所具备的潜在暴力倾向。
为了保证基本的统治框架得以延存,威权主义政体往往采用如下的具体的政治发展内容:
(一)政党体系的建设。
(二)国家管理的理性化技术化专家化。
(三)被迫开放一定的民主因素。
正是这些手段使我们更加确信威权主义是一种停留在过往特定时代的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双向作用下的民主异类,而不是某种具有当下意义的政治制度:
任何一个政权都具备这三项推行方案,而且威权主义在这三方案中的暴力化特性使得它的效果成为显见的最差的。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一个政权而言,威权主义绝对只能算是一种迫不得已才去使用的紧急过渡方案,事实上它并不有什么利于政权延存的特殊方法,只不过是比起其他方法来更不怎么需要动脑子——只需动用强力机器,而且或许能在短期最具成效而已。
但凡在任何比半年更长的时间中,你都不应该使用这项只会让你越来越衰弱的犹如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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