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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幻的历史拯救
虚幻的“历史拯救”
关键词:
启蒙主义愿望主体民粹主义知识分子话语
摘要:
新时期知识分子话语慢慢显现,知识分子似乎成为农人的“引路人”。
但知识分子形象的惨白干瘦和自觉不自觉的对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呼应,阻碍了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生成。
一、批判性的“历史诊断”
在“新时期”之初(“文革”终止至1980年代初),随着“文革”意识形态的解体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反思“文革”与“国民性”中封建主义遗留的关系,进而恢复“五四”启蒙主义思想传统成为文学界的共识。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缘故,纵有千条万条,但全然一条是:
封建主义意识的一次恶性暴发……两千连年形成的封建意识,已经渗进了全民族的血液,沉淀在人的灵魂里,已成为民族性格、个人人格的一部份。
”①在广大作家和批评家看来,以恢复正确的“政治线路”达到“拨乱终归”、进而解决现实与历史问题的策略只是在表面上解决了历史是非问题,而“国民性”内部的封建主义问题并无取得深刻的剖析与反思,而只有对那个问题给予深刻的思索与解答,才能够对长期泛滥的“左”倾历史错误给予更深刻的“诊断”,才有可能探讨出“拯救现实”的答案。
在如此的思路指导下,“新时期”之初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显现了一批以批判封建遗留、蒙昧主义和揭露“国民性”痼疾为主题的作品。
其中,尤其以高晓声和乔典运的创作最有代表性。
高晓声创作的“陈奂生”系列小说和《李顺大造屋》等作品,对农人的“奴性”进行了细致的刻画。
在《李顺大造屋》中,李顺大是个被强权一再掠夺以至于濒临破产的农人,但是,他对自身的凄惨命运的说明却是“运气不佳”。
当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迫害之时,他以阿Q式的自我精神麻木来排解愁闷,求得自我安慰。
甘于做奴隶,安于隐忍和麻木不仅使他沦于困苦的生活,更在必然程度上纵容着强权的肆虐。
而在“陈奂生系列”中,农人身上的“奴性”又进一步以“权威崇拜”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因为生病发烧,被吴书记用车送到了招待所住下。
一觉醒来,他回忆起吴书记的益处,就“听见自己的心扑扑跳得比打钟还响,合上眼皮,流出晶莹的泪珠,在眼角膛里停留片刻,便一条线挂下来了”。
在《陈奂生转业》中,吴书记赠给陈奂生一只呢帽,小说描述道,那个晚上,当吴书记亲自将帽子戴到他头上时,“陈奂生心头的暖气,一直流到脚趾上,吴楚走后,陈奂生把帽子放在手上,足足抚了两个钟头”。
强权的横行是需要“奴性意识”的支持的,不管它是采取野蛮凶残仍是温情脉脉的方式,都需要有人甘为奴隶,并对其感恩戴德。
陈奂生的思想里正有着如此的自甘为奴并对强权屈膝崇拜的意识,这在政治环境尚显昌明之时表现为“青天意识”,而一旦环境转为险恶,这种意识就很容易转变成麻木隐忍的阿Q精神,乃至有可能转变成迷信与盲从,成为助纣为虐的工具。
高晓声对陈奂生性格的深切解剖揭露了咱们民族中令人震惊而又不能不正视的国民性痼疾,可谓入木三分。
与高晓声的创作类似,乔典运的《冷惊》也表现了对“奴性”心态的揭露和批判。
王老五因为偶然得罪了本大队的支部书记,从此惶惶不可成天,在他眼里,“挨整”是早晚要降临的灾难,于是他把村子里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看成整治他的预兆,最后已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而事实上,这些只是是他的主观臆想罢了。
关于他的精神苦刑的赦免是通过强权来执行的:
他的老伴找来了大队书记,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顿,他才备感轻松,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冷惊》几乎能够称得上是一个寓言性的作品。
“无辜者寻罪”的情节极为典型地归纳了强权压抑下的受虐狂式的变态心理,强权之横暴可见一斑,而人性在挤压以后的变形和奴化更令人感到深深的悲凉。
高晓声和乔典运的作品令人信服地揭露出农人性格弱点与历史大难的必然性之间隐秘的联系,从而成功地把小说对历史的反思深切到了人性与文化的深度。
但他们的意义不仅在此,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既是对历史的“诊断”,同时也暗示了“拯救”的途径,那确实是破除蒙昧、摆脱奴性;而在他们的作品中,显现了知识分子的表达视角和表达声音,这标志着知识分子话语的再度显现,这带来了知识分子与农人关系的改变——知识分子因为握有“启蒙”的话语权似乎具有成为农人“引路人”的资格。
但问题往往并非那么简单,在下文的分析中,咱们会看到,这种致力于“拯救”的表达,事实上是处于割裂的状态当中的,因此,知识分子的“拯救”表达就只只是是一种“愿望”;而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定位的模糊和不完全又进一步使这种“拯救愿望”成为对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阻碍和压抑。
二、割裂性的“拯救”表达
孟悦在论及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的表达结构时曾经指出,《班主任》在叙事方面的特点,是在沿用“文革”叙事老例的同时倒置了其价值内涵。
“文革”的叙事老例是,在“阶级斗争”的意义框架内展开两个冲突对峙的善恶王国争夺同一个价值客体的故事,而那个价值客体需要来自正义社会的英雄将其救回。
《班主任》正是在沿用这一叙事模式的同时倒置了原有的价值序列。
在做了以上的分析以后,她又进一步指出:
“它在如此消解了《海霞》式的经典密码后,并无实现一个成功的救还,而是终止在一个‘救还的愿望’上。
同意了正义社会使命的‘班主任’尚然不是‘英雄’,于是,那个人物只是正义社会‘愿望’的代言人。
”②
若是认真阅读“新时期”之初表现知识分子与农人关系问题的小说,咱们不能不承认孟悦深刻的洞见。
在她眼里,“班主任”尽管还不是英雄,但至少表达了做“英雄”的愿望。
只是,我想对她的观点加以补充的是:
事实上,在那时大量作品中显现的知识分子形象是与“班主任”式的自夸为“正义代言人”的英雄形象够不上边的——他们不仅“尚然不是英雄”,他们的形象简直是软弱无力、惨白低微的,有时乃至近乎于丑角——能够说,这种形象才是他们真正的“事实形象”;而那种“正义代言人”式的英雄形象只只是是作家一厢甘心的想象罢了。
承认这一点是令人沮丧的,但这更接近历史真相。
如此,就显现了一个有趣的不合:
知识分子作家一方面雄心勃勃地致力于为社会(专门是农人)提供一种启蒙主义的“拯救叙事”,而另一方面,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却消解、颠覆了这一话语企图。
从而,表达便为难地处于自身割裂的状态当中——一方面是想象中的知识分子“英雄主体”“拯救苍生”的故事,而另一方面,那个故事因为“英雄”自身形象的惨白干瘦而只是一个出名无实、徒具其表的“愿望”。
咱们不妨以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为例,进行一下具体的分析。
《爬满青藤的木屋》描述了一个在与世隔间的山区林场里发生的“封建蒙昧主义与现代文明相对抗”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盘青青被描述成一个无辜的“受难者”,她被迫经受丈夫王木通的封建主义夫权压迫。
而王木通那么被描述成一个封建家长,他目不识丁,却十分专横,以暴力维持着家庭的品级关系,将盘青青的自由牢牢地限制在“木屋”当中。
显然,作者以象征的笔法塑造了一个“封建堡垒”的典型。
打破这一封建秩序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下放到林场同意改造的知识青年李幸福。
他为那个封锁的世界带去了“现代”的生活方式:
早晚刷牙,用香皂洗脸,阅念书籍,收听广播等等。
他的到来起到了对盘青青“启蒙”的作用,在他的阻碍下,盘青青渐渐产生出对旧的生活方式的不满和对新的现代生活的向往。
这固然引发出李幸福和王木通之间的矛盾和争夺。
而最后,李幸福和盘青青“有情人终成眷属”,逃离了王木通的魔爪,远遁异乡,不知所终。
从结果看,作者似乎暗示了“启蒙”力量的最终胜出,可是,从进程上看,李幸福却胜之不武,完全没有“成功者”所应有的力量和豪气。
他心怀理想却怯懦胆小,面对王木通以“上级”给予的权利相要挟,他吓得动也不敢动,他的“招架”只是提提“合理化建议”罢了,对王木通的愚昧蛮干他毫无方法乃至破罐破摔。
王木通为了入党而咬破手指写血书,流的那一点点血竟然也把他吓得脸色煞白。
确实是在与盘青青的关系上,李幸福也表现得极为软弱、被动,事实上,一直是盘青青在他们爱情关系的进展中采取的主动。
换句话说,是盘青青主动追求到了自己的自由,而不是李幸福“拯救”了盘青青。
因此,李幸福的形象并无半点肩负正义、拯救苍生的“英雄气概”。
细读这篇小说,咱们不难发觉,作者在尽力经营一个启蒙主义战胜凯旋的故事,可是,却不经意间由手下的“英雄”自我消解掉了那个英雄主义表达。
《爬满青藤的木屋》相当典型地表现出“新时期”知识分子话语中存在的一种叙事窘境:
表面上是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启蒙、引导农人(至少是吸引)走向个性独立与个体解放的故事,知识分子似乎成为农人的引路人和“拯救者”;但事实上,作家笔下知识分子形象的软弱和干瘦却使其难以承载、表现那个宏大主题。
在作家的创作用意和笔下人物的意义内涵之间,存在着庞大的落差和不合,这就相当程度上裂解了本来自信的表达姿态。
因此这种本来致力于“启蒙拯救”的表达话语,就为难地在自我裂解和自我嘲弄中停留在“愿望”的层面上。
三、民粹主义的难题
知识分子的“拯救”叙事窘境不仅是由于知识分子“事实形象”与其自身理想的错位而造成的,民粹主义的传统和话语标准和作家对其自觉不自觉的迎合进一步加大了知识分子话语产生的困难。
这使知识分子老是偏向于做“人民代言人”的角色,而不是做“启蒙民智”“解放民权”的历史英雄,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也因为如此的定位而受到了阻碍。
因此,在作品中大量显现那些只能表达人民的“正义愿望”而缺少“历史拯救”的主体意识的所谓“英雄形象”确实是自但是然的了。
二十世纪的中国,民粹主义具有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一状况的形成,与中国革命将民粹主义国家化的强力推动作用紧密相关。
在中国革命成功以后,民粹主义话语在政权利量的维系下一直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占据着话语中心的位置,“人民”成为神圣的政治辞汇,围绕“人民”形成的一系列话语形式,成为具有无可辩驳的政治合法性和高贵性的话语类型。
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了“新时期”。
在“新时期”之初,主流意识形态在对民粹主义核心话语的强调上一如过去,“人民”话语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石,而要知识分子“深切到人民群众中”,“为人民群众效劳”,仍是具有神圣意义的政治要求;以“人民性”作为创作批评的尺度,也是从“十七年”一直延续至“新时期”的主流批评方式。
只是,随着“新时期”政治语境的转换,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再也不是以“人民”话语与“阶级/革命”话语相捆绑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以一种“情感认同”的方式显现。
“人民”语汇的“革命”内涵被抽离,“人民—母亲”的语义关联被着重强调。
这一伦理化的表述方式使“新时期”民粹主义话语剔除“文革”旧意识形态中已然被历史唾弃的成份,但也在相当程度上维系了与过往时期的意识形态关联。
在“新时期”之初,民粹主义话语取得了广大作家的烈火呼应。
咱们能够发觉,那时的大量文学作品都以歌颂“人民”、回忆与“人民”的血缘深情为主题,这在“归来”作家和“知青”作家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这一创作现象的形成专门大一部份推动力来自于作家自发的对人民的深厚情感。
作家们在“文革”中曾经备受压抑,而正是人民给予了他们无私的援助,因此,他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叶蔚林曾经如此说:
“‘四人帮’的本意是以下放为名,对文艺工作者进行劳动处惩,但他们并无料及,如此做的结果,使我正如安乐切近了大地母亲,产生了新的力量。
在那十年中,我真正接触了劳动人民……和他们在思想情感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③作家对人民的感激之情无疑是真实的、由衷的,但这种强烈的情感也阻碍了作家对民粹主义的历史反思。
李国文就曾经说:
“像如此坚持不懈的民族,像如此不屈不挠的人民,是了不起的,并非都是阿Q。
……假设通通是阿Q,就不能存在五千年,早被淘汰了。
”④因此,在政治标准与作家情感之间,事实上形成了彼此呼应的关系,“民众崇拜”与“人民认同”的主题于是就成为“新时期”之初文学表达的一个话语“默契”,也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叙事标准。
可是如此的“默契”与标准显然关于以启蒙主义叙事为特点的知识分子话语的产生造成了相当大的阻碍。
在如何对待农人问题上,民粹主义强调的是向农人学习,做农人的“小学生”,而启蒙主义那么是将农人作为启蒙的对象。
若是仍然要求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乃至要求知识者在思想与灵魂上向下看齐的话,那么具有思想独立、理性批判特点、具有自觉的历史主体意识的知识分子话语便绝没有产生的可能。
“新时期”之初的小说,正是因为广大知识分子尚未自觉意识到需要对民粹主义进行超越,乃至为政治话语的赞赏感到陶醉,因此,其话语方式老是充满着新旧混杂的内容,其启蒙主义的立场自然含混不清。
正因为如此,上文所分析的那个惨白干瘦、毫无英雄气的知识分子启蒙者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大量显现就毫不奇怪了。
在如此的情形下,在表现农人与知识分子关系问题上,往往显现一种“同苦”表达。
所谓“同苦”表达,是指表现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甘为卑贱,不敢思想,与人民公共一路“承担苦难”的一种表达方式。
苦难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但对苦难的态度却应该探讨,“同苦”表达的问题在于表现了一种麻木、隐忍的阿Q精神,表现了知识分子将自己的精神放低、主体矮化的偏向。
古华的《芙蓉镇》中秦书田的形象确实是这种典型。
他擅长化解苦难,乃至自轻自贱,以此讨好邪恶势力,逃脱更大的处惩。
在他眼里,苦难既然无法摆脱,那就应该逆来顺受。
小说以同情乃至赞赏的态度描述了他对苦难的麻木态度,乃至还给他安排了一个“抱得美人归”的团聚结局,这无疑反映了作者对他的情感认同。
“同苦”表达反映出的阿Q精神并非是个别的,它事实上反映了那时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矮化现象。
高晓声曾经说过如此的话:
“我能够正常地渡过那么艰巨困苦的二十连年岁月,主若是从他们(指农人——笔者注)的身上取得力量。
正是他们在困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性和踊跃性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和他们在一路使我常常如此想:
‘我有什么理由应该比他们生活得更好些呢?
’是的,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理由。
于是,我泰然了,感觉老天爷对我并无不公平,我也就没有什么可抱怨。
于是,我就和他们融在一路,我就明白得他们和我一样有丰硕的精神……”⑤这段话典型地透露出处于政治施虐中的知识分子自甘退化的心态。
民粹主义的民众神话是知识分子自宽自解的隐性论据:
既然“高贵”的人民都在忍受苦难,知识分子又有何特殊呢?
于是,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就轻而易举地舍弃了。
在作家的真情告白中,咱们其实不难发觉“知识分子改造”声音的存在,或许,这也是今世知识分子的“政治无心识”吧!
“同苦表达”是知识分子不自信的表现,知识分子不肯也不能超越民粹主义所设下的雷池一步。
这使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始终彷徨在“安为顺民”和启蒙立场之间,成为一种不完全的知识分子话语。
因此咱们反过头来再看那些批判“国民性”的作品,就会发觉,作家的声音事实上是温情多于批判的,“哀其不幸”多于“怒其不争”的。
因此,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拯救”表达,就只能停留在不尴不尬当中,这或许无奈地证明了启蒙主义的历史窘境。
①曹文轩:
《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26页。
②孟悦:
《历史与表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51页-第52页。
③叶蔚林:
《给一名青年作者的信》,《中短篇小说获奖作者创作体会谈》,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④李国文:
《作家的心和大地的脉搏》,《新时期获奖小说创作体会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203页-第204页。
⑤高晓声:
《且说陈奂生》,《人民文学》,198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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