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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共执政能力问题的思考
对苏共执政能力问题的思考
邢广程
[摘要]苏共70余年的执政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对苏共执政能力作系统梳理分析,对共产党执政经验进行科学总结,无疑是非常必要和非常有意义的。
苏共的变革历史有巨大的投射作用,仅就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能力、科学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改革的能力、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能力等方面的考察,给我们带来许多启示。
[关键词]苏联共产党;执政能力;经验教训
[中图分类号]D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478(2008)02-0126-08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苏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
74年之后,苏共执政的根基轰然坍塌,从而失去执政地位。
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执政经验的大党、老党,苏共政权为何得而复失?
其原因相当复杂。
笔者认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苏共执政能力的弱化。
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本文粗略地将其分解为三个要素,即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能力和科学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改革的能力以及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能力,并以此为切入点,着眼于苏共执政的整个过程,分析比较各个阶段的落差,进而求得经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借鉴。
一、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能力和科学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
苏共掌握全国政权后,曾经历过几次战争的考验,经历过大规模的建设时期,也尝试过改革。
正如苏联学者所说:
“列宁和我国的共产党不得不首次从实践中去解决建设新社会的任务,确定革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序的性质,制定相应的政策。
制定政策的全部难度及其全部艺术就在于,更正确地揭示并考虑每一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和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特殊性。
”[1]
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列宁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方位、历史使命和历史任务的判断是非常恰当的,堪称人类历史决策的经典。
然而,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国内外各种反革命势力试图将刚刚诞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扼杀在摇篮中。
布尔什维克党粉碎了前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的军事进攻,随后与德国签订不平等的布列斯特和约,以空间换时间,阻止德国的大举进攻,争取喘息机会,避免战争。
但一战结束后,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进行国内战争和反击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
从1918年到1920年,苏维埃政权处于极度险恶的战争状态。
列宁领导的党中央将党的战略重心迅速地转移到战争的轨道上,列宁提出“一切为了战争”,将全国变成了兵营,广泛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支持苏维埃政权,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而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战争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及时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和平建设中来,集中恢复经济。
为了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及时从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转入新经济政策体制,从而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历史上第一次体制改革。
从上述情况看,列宁执政时期虽然时间不长,却经历了战争、建设和改革三个执政形态,实行过战略、体制和政策转变。
列宁后来总结说:
“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它好比一条链子。
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
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挑哪个环节。
”[2](P106-108)一个年轻的执政党能够在极其险恶的执政条件和环境下从容不迫地转换自己的历史方位,改变历史使命,制定正确的战略和政策,这说明布尔什维克党是成熟的,具有战略视野和目光,具有极其高超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将苏联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状态转变为社会主义阶段。
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斯大林领导的党中央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转变,即使苏联由新经济政策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体制,即我们所说的“苏联模式”。
经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经过几个“五年计划”,苏联进入了高速度发展和建设时期。
应该指出,斯大林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模式实际上是在特殊条件下进行的,这个特殊条件就是备战因素。
苏联模式实际上就是备战模式,这种备战型模式很容易转变为战争体制,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和机制基础。
与此同时,当时苏共越来越将苏联模式视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佳模式和惟一模式。
总结起来,斯大林时期苏共所取得的成就是:
第一,苏联在30年代初期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第二,苏联的国家整体实力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得到增强,成为工业化强国;第三,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德国,捍卫了苏维埃政权;第四,迅速完成了战后的重建任务;第五,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显著提高,成为国际社会重要的政治力量;第六,苏联成为社会主义阵营核心。
如果说列宁时期苏联还很弱,处于维持和巩固政权时期,到了斯大林时期苏联迅速崛起,成为震撼全世界的强大国家。
所以,斯大林时期苏共经历了大变革、大建设、备战和战争以及战后重建等历史进程。
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最高领导层很好地完成了备战、战争和战后重建任务,显示了很高的执政能力、决策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和应付极其险恶局势的能力。
在看到斯大林高超的执政能力的同时,还要看到他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这时期斯大林对党的建设尤其党的制度化建设方面重视不够;第二,这时期苏共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与苏联客观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在实践中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后果和影响;第三,在宣布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不久就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这表明苏共对其战略目标和历史使命的判定方面还存在急于求成的地方;第四,这时期苏共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倾向,这给今后苏共的执政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从1953年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到1985年契尔年科去世,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苏联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建设、发展和改革的问题。
这是因为:
第一,国际局势出现了一系列有利于苏共执政的变化。
苏共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大大改善,这就为改革斯大林时期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备战型政治经济体制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苏联模式越来越显示出缺乏效率,其功效递减规律越来越明显。
根据时代的变化和条件的改变适时改革苏联模式,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要求。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苏联人民经历备战和战争以及战后重建时期以后,需要将一直绷紧的神经松弛一下,需要在正常的条件下和正常的环境下休养生息,因此,苏共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调整自己的战略目标,将主要精力放到更多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上来,满足人民群众渴望已久的最迫切的生活需求;二是通过改革解决苏联模式中缺乏效率的问题,使苏共所选择的体制更能够具有活力和效率。
归纳起来就是要解决发展和改革的问题。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无论赫鲁晓夫时期还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最高领导层都没有将改革高度集中的备战型政治经济体制放到战略的高度加以对待,致使苏联以一种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落后体制来解决建设和发展问题,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即不仅不可能顺利地推进经济建设和发展,而且久而久之形成了“阻碍机制”,致使后续改革的成本不断提高。
这时期苏共最高领导层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摆脱传统的备战思维,不善于正确分析国际局势,无论对西方政策,还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和错误。
与西方由经济竞赛变成了军备竞赛,从而展开了大规模的冷战,致使苏联陷入了新一轮高度紧张状态,导致备战型体制无法及时转轨。
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搞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损害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利益。
这时期苏共最高领导层对苏共的历史定位认识不清,不善于正确地认识共产党当时所处的历史方位,不能够制定出党的正确战略和策略,错误地认为苏联进入了全面建设共产主义时期,声称苏共将“在二十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发达社会主义”那一套依然是冒进思想的继续。
如此等等,都表明这个时期苏共最高领导层执政能力出现问题,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向心力在下降。
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在苏联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上台的。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苏联内政出现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出现停滞状态;二是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侵入阿富汗遭到国际社会同声谴责,与美国争霸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苏联新任领导人面临的任务是:
第一,实施改革,扭转社会停滞趋势;第二,终止霸权主义政策,停止与美国的军备竞赛。
尽管当时苏联出现危机先兆,但苏联的问题并没有达到不可救药的程度。
如果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具有高超的执政能力,则苏联会比较顺利地扭转困难局面,继续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
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态势来看,中国、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进程,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施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
中国共产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对苏共来说都是一个触动。
事实上苏共也面临着同样的历史任务。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试图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但是这时期苏共出现的最关键问题是体制转换和改革迷失了方向。
对于苏共来说,实施对外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以社会主义为前提和在苏共的领导下。
对外开放,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吸引西方投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国家,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政治上和思想上倒向西方。
非常遗憾的是,苏共将对外开放政策一下子转变为全面倒向西方,最后沦落为向西方国家进行讨乞。
这个时期苏共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60年代末期,苏联理论界就曾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展开辩论。
列昂节夫等经济学家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必要性,认为将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但直到80年代中期,苏共一直没有接受计划与市场结合的观点。
苏共27大以后,苏共逐步接受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观点。
戈尔巴乔夫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调节的作用,认为要根据市场规律有计划地掌握和管理市场。
他表示:
“计划工作的优越性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与社会主义市场的刺激因素相结合。
但是,所有这一切将纳入社会主义经营目的和原则的轨道。
”[3](P109)随后,苏共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观点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1990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问题阐述了观点:
“我们过去的整个意识形态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市场的对立物,而把承认市场看作是蓄意破坏社会主义。
是的,我们是在破坏社会主义,但破坏的只是官僚主义方法建成的和国家脱离了1917年走上的那条道路的社会主义……在市场条件下有可能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现代市场要求运用法令对社会经济进程进行国家调节,要求完备的居民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制度。
”[4]他还说:
“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所有制关系的现代化把社会主义市场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
到那时我们将会有混合经济:
国家所有制、股份公司所有制等等。
”[5]但是,这时期苏共最高领导层对“市场经济”的概念缺乏明确的理解,出现了急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倾向,制定实施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
主要内容是:
头100天(从1990年10月1日到1991年初),将采取“紧急措施计划”;第100天至250天:
放开价格和实行严格的财政限制;第250天至400天“稳定市场”;第400天至500天:
开始振兴。
这个“500天计划”,现在看起来非常可笑,可是当时党、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却在十分认真地加以论证。
事实证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并伴有很大的困难和问题。
从戈尔巴乔夫倡导的“500天计划”中,可以看出当时苏共最高领导层执政能力非常低下。
戈尔巴乔夫试图将苏共从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人民群众建设国家的执政党变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人民群众建设国家的执政党,然而因他及其最高领导层决策能力有限,结果未能如愿,最后失权垮台,没有完成党的历史方位转换。
二、改革的能力
在分析苏共最高领导层执政能力的时候,我们将其进行体制转变的能力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
我们依然将列宁执政时期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作为对比。
1920年底,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并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
但苏维埃政权却面临着新的不稳定因素,即农民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对苏维埃政权越来越不满意,对苏维埃政权所实行的余粮收集制越来越反感,致使苏维埃政权处于危机状态。
列宁和最高领导层敏感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920年9月14日,俄共(布)中央、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委会就农民问题专门召开会议,承认“在农民中存在危机”。
12月22日,在全俄苏维埃八大上列宁强调了几点重要思想,一是个体农户还会长久地存在下去,并首先需要国家的直接帮助。
[6](P146)二是“集体农庄的问题并非当务之急。
我知道,集体农庄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还处于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的可怜状态。
”[6](P177)三是必须依靠个体农民,还不能设想向社会主义和集体化过渡。
[6](P177)
分析和梳理列宁在这个时期进行政策和体制转变的思路对我们很有启示。
列宁的观点是逐渐加以展开和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的。
1.必须将国家调整和强制措施与经济刺激和说服措施结合起来,除了生产宣传以外,还要采取“实物奖励”。
[6](P148、149)
2.由“奖励”的思想发展到了对农民采取“捐税+奖励”的思想。
[7](P390)3.又发展到“奖励+征税+商品交换”的思想。
喀琅施塔得事件对列宁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列宁看到了党如果不改变政策,不进行体制改革,就会被人民群众推翻,因此必须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在党的十大上作出了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定。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党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对待农民手里上缴粮食税后的余粮。
如果余粮上市则商品货币关系就会复活。
而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将商品货币关系看成是同资本主义关系连在一起的东西。
4.粮食税+商品交换(产品交换)。
①但在1921年秋天商品交换就失败了。
“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
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如果我们不想硬着头皮不看自己的失败,如果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
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
”[8](P228)
5.取消国家与农民进行的商品交换,让农民走向市场,号召大家“学会经商”。
6.不再强调“国家强制”的方法,不再敦促使用最革命的手段,而是强调,俄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
在列宁看来,余粮收集制是一种革命办法,而新经济政策则是改良主义的办法。
7.将实行新经济政策视为退却,视为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退却。
[8](P252)
8.改变了新经济政策只是“退却”的思想,在认识上产生了飞跃,要骑着新经济政策这个骏马跨入社会主义,认为“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2](P302)
9.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他说,“我们犯了错误:
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
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8](P182、183)“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
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
”[8](P225、226)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共产党纠正错误的正确方针,“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
”[8](P175)
10.在转向新经济政策之时,列宁也看到了党自身的弱点。
共产党员面临着三大敌人:
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文盲、贪污受贿。
[8](P199、200)
11.“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
而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
”12.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共产党同农民保持正常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列宁给党规定的任务是,不要拉着农民走,推着农民动,而是同农民一道前进,使用农民最熟悉的语言,照顾到农民切身利益,运用无产阶级特有的悟性,将农民引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13.列宁说:
“新经济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维埃俄国社会制度方面的任何东西,只要政权还掌握在工人手里,就不可能有任何改变,而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看来目前已经谁也不会怀疑了。
……作为新经济政策要素之一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在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有意识准许而又加以限制的一种资本主义。
”[2](P290)列宁说:
“新经济政策=
(1)检验同农民经济的‘结合’。
(2)检验同资本主义的(既同商业的、也同工业的)(既同俄国的,也同外国的)竞赛。
”[2](P397)在这里,列宁实际上道出了新经济政策两个最重要的功能:
其一,新经济政策容易同农民结合,易于被农民接受;其二,党通过这种政策可以同资本主义展开经济竞争。
14.社会主义需要热情,但仅靠热情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还要“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将革命热情与文明商人的本领结合起来。
15.商业:
与农民联系的核心链条。
列宁说:
过去,“我们通过商品交换就能比较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
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这方面还需要通过商业,走一条迂回的道路。
”[8](P234)关键在于同农民的结合。
16.实行租让制,吸引西方资本到苏联。
17.与资本主义、资本家实行竞赛。
“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关键,并且我认为也是党的政策的全部实质。
”18.通过合作社途径建设社会主义。
19.同农民在一起,与农民一起前进,这是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
这是新经济政策的主题。
20.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正确的,十月革命的选择是合理的。
人类历史决定了社会主义事业必然取得伟大的胜利。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从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的,而是从历史条件所提供的极好现实那一端开始的。
上述表明,列宁是从具体的政策层面、反危机的层面进而提升为体制层面,再到党的战略层面,最后达到十月革命道路的延伸层面。
上述思想之所以不断变化,是因为,第一,列宁的追求自己的思想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第二,列宁的决策最大限度地与人民群众的要求相一致。
由此可见,列宁的变革能力非凡无比。
从实践结果上,列宁改革出现了成效,到1925年苏联工农业生产都基本上恢复到战前水平。
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共最高领导层最重要的历史任务是改革问题。
从大的背景上看,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
第一,从改革的必要性来看,戈尔巴乔夫遇到了难得的改革机遇,改革已在苏联国内形成共识,人民群众要求改革的呼声高涨;第二,赫鲁晓夫改革和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的改革给苏联提供了一系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第三,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给苏联的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国际氛围和改革经验;第四,戈尔巴乔夫是在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去世的情况下上台的,他年富力强,自然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产生好感;第五,当时的苏联虽出现危机先兆,但危机还没有爆发,一切都来得及。
但是,戈尔巴乔夫执政能力太弱,苏共失去了史无前例的改革时机。
首先,改革方向出现政治偏差,从更新和完善社会主义到抛弃社会主义;第二,对当时苏共的历史定位出现错误,导致改革方向出现了重大问题,苏联改革是由共产党策划、领导和组织的,最后结果共产党在改革中自杀身亡,不是最大的历史悲剧吗?
这不恰恰证明戈尔巴乔夫的执政能力很弱吗?
第三,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对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当改革出现危机局面时他又表现出惊慌失措,掌控大局和应付复杂局面的能力和水平很低。
不能说戈尔巴乔夫没有研究改革,恰恰相反,他对改革问题很有研究。
比如他说,“改革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飞跃,是实现其本质特性的飞跃。
从一开始,我们就已意识到:
不容迟缓。
非常重要的是,不停留在起点上,要克服落后状况,挣脱保守主义的泥潭,打破停滞的惰性。
这用进化的办法,用胆小怕事、爬行式的改良是办不到的。
”“以革命的方式行动并不意味着冒冒失失向前冲。
骑兵式的冲锋并非任何时候都是合适的。
政治作为一种可能的艺术,其规律属于革命的范畴。
不能超越阶段,也不能冒进。
”“对待改革像对待一切革命一样,不能持轻率态度。
”“我们没有‘现成的药方’。
政策是有限度的艺术。
超出可许范围就是冒险。
”[3](P57、58、76)但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对整个改革的战略意义、战略方向、战略纵深和改革所面临的难度及危险都缺乏深入的思考和部署。
这也说明,戈尔巴乔夫原本不是改革的高手,难以承担改革的大任。
三、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能力
苏联共产党是在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要经历许许多多的曲折和困难。
苏共能否长久地、平稳地执政取决于苏共能否长久地、始终如一地坚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苏共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
列宁十分注重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无论在十月革命之前还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列宁都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到第一位。
十月革命不仅仅标志着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更是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和实践的一次伟大政治运动。
1920年12月22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中表示:
“历史活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参加这种活动的人数就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使人们关心这种改造并采取自觉的态度,就愈要使成千上万的人都确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
我们的革命所以远远超过其他一切革命,归根到底是因为它通过苏维埃政权发动了那些以前不关心国家建设的千百万人来积极参加这一建设。
”[6](P139)从列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当时列宁十分重视高层决策的“人民性”问题。
为什么列宁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新经济政策?
就是因为人民群众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非常不满,强烈要求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列宁倾听了人民群众的呼声。
在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过程中列宁始终注意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最大限度地使其决策符合人民群众的心愿和利益。
列宁说:
“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
到了一定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
依我看,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基本的政治教训。
”[2](P77)列宁始终认为布尔什维克在经受着人民对自己的考试。
他说:
“如果拿共产党的全部工作同高等学校的四年课程相比较,那么我们的情况就是:
我们正在参加从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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