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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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

　　内容提要：

本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帝国的兴衰追踪分析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结论的变化，认为汤因比的学术生涯始终贯穿政治，其学术研究肩负着英国的“特别文化使命”，是为英国外交利益服务的。

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者，同时也是被剥夺者：

其海外利益不仅没有在战后得到有效保护，反而还遭到美国联手苏联的变相瓜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丘吉尔开始报复美国，用“捧杀”策略诱使美国与苏联、中国冲突并以此消耗和拖垮美国；与此同时还要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使英国“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

这些外交目的潜藏于汤因比历史研究之中且依稀可察。

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好的老师。

英国人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治理世界时间比较长，其外交战d略思维也是比较圆熟的。

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更要知己知彼，学习其中有效而我们又尚不熟悉的治理世界的经验，为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做好准备。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J.Toynbee，1889～1975）是当代影响较大的英国历史学家。

比较能代表汤因比学术思想的作品是他于1934～1961年间陆续出版的12卷长篇着作《历史研究》、1952～1954年主编、出版的11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1]和分别于1972年和1973年两次在伦敦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进行的对话以及在基础上整理出版的《展望21世纪》。

笔者认为，贯穿汤因比史学研究的不主要是学术而是英国的外交战略。

　　一、帝国时代的英国传统外交及其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缘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这两部多卷本巨着出版分战前和战后两个时段。

[2]在这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内，英帝国先后经历了存在、在战争中消耗和战后解体三个阶段。

英国这瞬间大起大落的国运变迁不能不影响此间的英国意识形态及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结论。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外交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和扩张

　　第一次世界大战消耗了欧洲各国国力，同时也加速了美国和苏联的崛起，这使欧洲各国政府意识到其世界殖民霸权的危机，危机感使它们开始注重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和扩张，将意识形态输出列入国家外交战略目标，“心理战”的提法此间也为学界普遍接受。

[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意识到“它在创建一个帝国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文明”，并表示对这种“创建文明”的活动加以支持。

[4]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BritishCouncilforRelationswithOtherCountries）[5]成立，负责推进英国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6]。

此后，对外文化推广从自发的民间行为被纳入为配合英国外交目标而开展的自觉的有组织的国家行为。

1940年英国政府将“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直接更名为“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Council）。

这个委员会表面上看是一个独立运行的民间机构，但它是“一个政策性十分强的机构，其工作重点及使用资金和援助的方向完全取决于英外交政策的取向”[7]。

为了加强引导，1943年底，英国外交部内设“英国文化委员会事务科”1945年，第二次大战即将结束，为了加强战后舆论战的准备，英国外交部将该科升格为“对外文化关系司”。

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后，将英语传播“置于文化外交的优先地位”[8]。

似乎不是巧合，也就在“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年（1934年），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开始断断续续出版。

（二）汤因比开始写作《历史研究》时英国面临的世界形势

　　汤因比在从事这多卷本着作的前6卷写作时，英国仍保留着世界帝国的大国地位，那时的世界体系是由欧洲人而非美国人确立和主导的。

关于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WarrenI.Cohen）正确地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

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

”[9]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但由于介入这场战争的力度有限，这时的美国还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因而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霸权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尽管英国在世界上仍拥有广大殖民地，其国力已在希特勒德国的冲击下大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着英国的国际霸主地位。

此间担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考虑的首要任务是战后保持英帝国的完整和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

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

丘吉尔对他说：

“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

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

”[10]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帝国利益

　　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历史观分英帝国时代和帝国解体后两个阶段，在不同阶段中汤因比的历史结论是不同的，但与同期英国的外交战略是一致的。

　　1.地缘政治英国人在与欧洲大陆长期交往的经验中知道，地缘政治的对称型破碎是欧洲大陆政治大规模持久动荡和英国保持操控欧洲大陆均势天平的关键。

1934年丘吉尔说得直截了当：

“请注意，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是哪个国家想在欧洲称王称霸，不管它是法兰西帝国还是德意志帝国，还是希特勒政权。

这个政策同统治者或国家没有关系，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具有潜在优势的最强有力的暴君。

因此，我们不必害怕亲法或反德。

如果情况倒转过来，我们也同样可以亲德或法。

我们遵循的是一种公开政策的法则，而不仅仅是由某些偶然情况，或由爱憎或别的什么情绪支配的权宜之计。

”[11]

　　1915年，当时只有26岁的汤因比进入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他还于1919年代表英国政府出席巴黎和会。

此后，汤因比的仕途引人注目，以至阿道夫·希特勒于1936年授予汤因比帝国总理勋章。

1939年至1943年汤因比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事务研究部主任，1943年至1946年，担任外交部研究司司长。

在这段时间里英国政府开始将对外意识形态宣传纳入外交战略的轨道。

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负责推进英国的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12]。

鉴于当时的身份及相应的工作任务，可以推测，汤因比此时从事如此巨大篇幅的《历史研究》的写作，若没有国家人力财力支持是难以——与马克思写作和出版《资本论》比较——完成和出版的，而要得到国家的支持，那就不可能不服务于英国外交的“特别文化使命”。

　　欧洲政策是英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部分。

汤因比不会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中，最先毁灭的是地缘政治破碎地带的中亚巴比伦文明；同样也正是地缘政治的对称型破碎特征才使欧洲大陆成了世界政治的火药桶，并使英国有了成功操纵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法则”。

对此，他不直说，而是在《历史研究》第三卷中以意大利为例间接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势力均衡是一种政治动力系统，只要一个社会表现为许多相互独立的地方政权，它必然发挥作用。

意大利社会与其他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差异就在于它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组成的社会。

把意大利从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事业是在某一个城邦的领导下完成的，无论是哪一个城邦都会极力确保自己的地方自决权力，这样对意大利世界局部权力的追求同时导致了意大利的众邦林立。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势力均衡法则就以一般的方式发挥作用，即按照政治权力的每一个衡量标准：

领土、人口、财富，把众多城邦平均权力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任何城邦如果企图把自身的权力提高到普遍存在的平均水平以上，立即就会成为一个受攻击的目标，必然受到来自整体内部其他所有城邦的压力。

势力均衡法则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众多政权的中心压力最为强大，在边缘地带最为弱小。

”汤因比最后一句话的前半句说出了欧洲大陆内部矛盾重重且不可调和的原因，后半句说出了英国能够操纵欧洲大陆的原因。

他继续写道：

“在中心地带，任何政权试图扩张它的势力立刻就会招致周围政权的猜忌和迅速回击，为了方圆不过几里的领土主权拼个你死我活。

相比之下，在边缘地带，竞争就不会那样激烈，较小的努力就会确保有较大的效果。

美国能够毫不费力地把它的势力从大西洋扩张到太平洋，俄国能够从波罗的海扩张到太平洋，然而法国和德国竭尽全力也不能完全占有阿尔萨斯和波兹南。

”[13]

　　尽管可以间接——大概是为了避嫌——读出，汤因比显然还是在这里把英国能够操纵欧洲的原因回避了。

汤因比写《历史研究》第三卷书的时间是德国希特勒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这时，英国最重要的外交目标是确保英国的世界帝国的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长期保持大陆政治，尤其是欧洲大陆政治的破碎化。

为此，汤因比在此时段的研究结论多集中于否定“大一统国家”，其目的是阻止希特勒将欧洲结成统一的板块，以确保英国得以控制欧洲大陆政治的“势力均衡原则”——这一点与丘吉尔同期的上述想法是一致的。

汤因比便以拿破仑为例说：

“拿破仑帝国无意中完成的实际任务是把中世纪舰队抛弃的已经搁浅的帆船牵引到西方生活竞赛的潮流中来，同时刺激那些无精打彩的水手，使得他们更易于航海，即使拿破仑在城市国家范围（我们认为这个范围是他合适的活动领域）之外没有挑起民族国家——英国、俄罗斯和西班牙——间无法压制的敌对状态，法兰西的这种实际行动也将是短暂和不讨好的。

”[14]这最后一句话要表达的意思是，大一统国家乃是另一场“乱世”的开始，这等于什么也没说。

人出生的结局是死亡，这是一个事实，但如果我们的思考总以此为出发点，那就失去了意义。

同一个问题，汤因比专揪着“大一统国家”的负面问题说，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至少也是不客观。

　　但对于英国造就的“大一统”印度和与英国无利害关系的“大一统”中国，汤因比的笔触则要欢快得多。

关于印度，汤因比写道，“可以说明这一明显反差的统一国家一个是罗马帝国，它为希腊世界提供了本地的统一国家，另一个是大英帝国，它为印度文明提供了外来的统一国家。

甚至在它不能以较好地效率来履行自己职能时，在它处于明显分裂时期，我们都可以收集到许多词句来说明，晚期罗马帝国的人民对它的制度是如何的爱戴和尊敬。

”“要证明大英帝国在许多方面拥有比罗马帝国更有善心、更仁慈的机构是很容易的事情”[15]。

　　在这里，汤因比以古托今，无非是说，欧洲国家中只有英国才有资格搞“大一统国家”。

事实上，英国为了长期统治，在将印度版图整合一统的同时，也将印度内部有目的地进行了“碎化”政策。

自1939年始，英国将其直接统治下的印度（称英属印度）分为13个省，其中包括缅甸。

而印度王公统治的土邦却被分为约600多个[16]——这几乎是法国黎塞留肢解德国以保障法国在欧洲大陆主导地位的手法的再版。

马克思说：

“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

”[17]

　　中国历史更是一部典型的“大一统国家”范本，中国是上下五千年的世界历史中，世界唯一保留且至今仍充满着活力的大国，尽管有“乱世”，但“治世”的历史要长得多，汤因比没有解释这样的例外，相反，几十年后，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他对大一统中国却赞美有加：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

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

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2200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

而且统一的中国，在政治上和宗主权被保护国所承认。

文化的影响甚至渗透到遥远的地区，真是所谓‘中华王国’。

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

最近500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

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18]

　　汤因比在“大一统”问题上，怎么会有“双重标准”呢？

这是由于中国的大一统与欧洲的大一统相比较于英国无大不利——这与日本更喜欢中国分裂而不在乎欧洲大陆是否统一的道理一样。

[19]

　　为了掩饰其阻止欧洲统一的目的，汤因比摆出一副超然姿态说：

“英国在百年战争中失败以后被迫收敛了企图征服欧洲大陆的野心，像荷兰一样，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击败了西班牙天主教的入侵。

从那以后直到1914～1918年战争，始终奉行的是避免介入大陆事务的政策，毫无疑问，这项政策一直是英国外交政策基本的、永久的目标之一。

”[20]汤因比这一反话正说的论述，说明了英国放弃直接介入欧洲大陆历史原因，由此深入，也说明了保持欧洲破裂是英国得以不直接介入而又能主导欧洲大陆政治的关键。

汤因比让英国人不要忘记：

欧洲大陆无法征服，英国要想主导欧洲事务，就必须在地缘政治上尽力保持欧洲大陆的破碎性。

　　2.意识形态

　　除了上述地缘政治的目标外，在外交上，英国长期实现世界霸权的另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意识形态输出内外有别：

对内崇尚弗兰西斯？

培根（FrancisBacon）的实验主义[21]——这种思想很接近中国的“格物致知”“实事求是”，对外则尽可能多地输出近乎宗教的和平主义。

　　英国人用血与剑崛起并向世界扩张，但为了保证这种扩张的成功，英国人向外推销一种让对手国家和人民放弃武装的“和平”哲学。

他举了大量失败的例子——比如亚述帝国、查理曼帝国、帖木儿帝国等[22]——是为了“足以证明持剑的救世主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23]。

今天我们只看到西方人用“普世价值”忽悠倒了苏联，其实，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也将这一手法运用于对付包括欧洲大陆在内的世界。

他先告诉英国统治者：

“普世教会乃是导致大一统国家衰落的社会毒瘤。

”[24]“在经济领域，现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实力表明了‘分娩’阶段的普世教会留给新兴文明的最重要的遗产。

”[25]这是在告诉英国统治者，普世价值是打败“大一统国家”的妙方，是西方世界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不能忘记的“重要的遗产”。

然后，他又掉过头来告诉英国的对手国家：

“追随上帝，永远不会令献身上帝的心灵失望。

仿效凡人，哪怕是被奉为神明的人，也往往会带来幻灭感……只要‘效法基督’，就可以避免仿效罪孽深重的世人必然带来的悲剧。

”[26]

　　18～19世纪欧洲的传教士来到北美宣扬的就是让印第安人放下武器——这与后来英国在印度和南非推销的甘地和曼德拉的和平主义十分相似——的“和平”意识[27]。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以赞许的口吻说：

“从1762年匿名的特拉华先知到1885年在内华达州出现的沃夫卡，一系列的先知都宣扬和平，极力主张他们的信徒放弃他们使用的所有从白人敌人那里获得的物质技术‘进步’，[28]从不使用火器开始。

他们宣称如果遵从他们的教义，印第安人注定会在现世天堂里拥有福佑的生活，在天堂里他们可以同自己的祖先的灵魂汇合，而印第安红人救世主王国是不会被印第安战斧征服的，更不用说子弹了。

”[29]然而，印第安人在放下武器之后，便被欧洲血洗灭族了。

1500年，居住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有150万，到1865年时，除阿拉斯加外，美国的印第安人锐减到38万。

而按汤因比的说法解释就是这只能怪印第安人还不够“和平”，对西方的普世上帝理解得不够。

他说：

“我们无法说出接受这些教义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对这些蛮族武士来说，这些教义太难理解也太高深，但是当微弱的光线照在黑暗而狰狞的世界里，我们在原始人们内心捕捉到引人注目的天赋基督教精神的闪光。

”[30]“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我们已经凭经验完全可以证明的那条古老的真理：

‘持剑者必定死于利剑之下’。

”[31]

　　至于印第安人听信了这些话所遭到的灭族之灾，在汤因比的着作中所作的解释是它毕竟在这些“原始人们内心中”播种了“天赋基督教精神的闪光”。

1973年，汤因比与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共同发表对话录《展望21世纪》，该书将《历史研究》中的上述无原则的“和平主义”推向极致并为苏联戈尔巴乔夫所采纳。

　　现在看来，当年哥伦布将加勒比诸岛误认为印度（India），将那里的先民误认为印度人（Indian），这对今天的印度及印度人民而言真是莫大的幸运。

不然的话，今天欧洲人在印度留下的就不仅仅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精神，而是象今日北美那样居于优越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正如曾经侵入南亚次大陆的雅利安人替代那里的印度原着民达罗毗荼人并成为当地的优越人种一样。

欧洲用“和平主义”消灭印第安人的经验被英国人在南亚和南非如法炮制，用甘地思想驯服了印度人，用曼德拉思想驯服了南非人；与在北美不同的只是，英国连同其他欧洲人在北美用同一思想消灭了印第安人的灵魂和肉体，而在印度和南非只驯服了那里人的灵魂。

　　——英国分裂了印度，给印度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可汤因比却说这是英国让印度教与伊斯兰教“铸剑为犁，通过和平手段展开竞争”[32]。

　　——英国人对印度进行的是高压和超额的殖民剥削，可汤因比安慰印度人说：

“对英国侨民的冷漠感到愤怒的印度人只要回想一下下面的事实，或许会比较宽容地对待这些闯入者：

英国人来到印度之前，这个次大陆已被种姓制度拖累了3000年，印度社会进一步加深了先辈印度文明留传下的邪恶；英国人离开之后，正如他们到来之前那样，印度人民依然饱受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社会邪恶的折磨。

从印度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可以把英国人在150年统治期间形成的冷漠态度视为对印度特有弊端的适度冲击。

”[33]

　　如按汤因比的逻辑，北美洲印第安人也应该“比较宽容”欧洲人对他们的种族屠杀，因为现在的存活于北美的极少数印第安人确实已经摆脱了“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社会邪恶的折磨”并进入了现代文明；由此导出逻辑就是：

如果没有这场对印第安的种族灭绝或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那就不可能有今天印第安人和印度人的“幸福生活”。

[34]这简直是强盗逻辑，真正的学者，是不会持这种逻辑来论述历史的。

　　二、英帝国的衰落与汤因比历史观的变化

　　汤因比12卷《历史研究》的后6卷即7～12卷的写作与出版，在时间上和丘吉尔两任（1940～1945；1951～1955）时间及此间大英帝国的衰落大体同步，因而他这一时期的研究着作就不能不带有“丘吉尔”式的喜悲剧混合的色彩。

此间，英国是战争的胜利者，同时也是战后的被剥夺者。

英国取得了战争胜利的同时，其战后国际地位却直线下落：

其海外利益不仅没有在战后得到有效保护，反而还遭到美国和苏联通过促进世界民族自决运动导致的变相瓜分；也就是说，受到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剥夺的不仅仅是德日意法西斯，而且还有英国和法国的帝国利益。

（一）被剥夺的胜利者：

英国衰落喜悲剧

　　实际上，丘吉尔在战争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被他的盟友罗斯福联合斯大林给出卖了。

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兰会议前夕，丘吉尔召集幕僚说，美国人最近给他“留下了敌意的感觉”[35]。

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拒绝单独与丘吉尔会见，“理由是斯大林可能会觉得他们在一起协调行动和政策来对付他”；“使丘吉尔更加不安的是，罗斯福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是住在本国的大使馆而是住在苏联大使馆，这样似乎随时都可以同斯大林进行私人接触”。

[36]而对“苏联安排来照顾总统的服务人员和其他居住在这些房间里的人，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成员”的可能性，“罗斯福则不在乎。

但是，罗斯福认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罗斯福的谈话被偷听了，这可能更有助于与狐疑心过重的东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

[37]据孔华润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披露：

罗斯福还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苏共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可能性”[38]。

1943年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召开当天早晨，斯大林与罗斯福会前交换战后政治安排。

斯大林支持美英联合进驻法国北部。

而罗斯福和斯大林都认为印度支那不应该在战后归还给法国，而应该在20～30年的时间内，让它逐步独立。

[39]美国和苏联支持英国和法国的海外殖民地的自决运动，对此戴高乐看得明白，他知道罗斯福支持世界上殖民地的独立的结果，是这些新成立的、羽毛未丰的国家，将依靠美国的慷慨度日，这些国家政府的人事和决策也会受到华盛顿和罗斯福的遥控指挥。

[40]

　　此外，罗斯福与斯大林联手不顾丘吉尔的坚决反对，在德黑兰会议上决定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计划”从法国诺曼底发起，这意味着美国决定将东欧交留苏联解放并将东欧划入战后苏联的势力范围。

而失去东欧，以英法为首的欧洲的世界霸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就在样，英国在战前利益随战争的胜利逐渐为美苏剥夺。

　　面对这样的结局，英国人中最痛心的莫过于丘吉尔了：

丘吉尔接手时是一个大英帝国，可在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大英帝国已接近解体。

因此，英国选民在太平洋战场即将取得胜利的1945年2月将丘吉尔赶下了台，丘吉尔也因此对美国恨得咬牙切齿。

愤怒出诗人，愤怒使丘吉尔从政治家迅速退回到文学家：

“铁幕演说”后丘吉尔奋笔疾书完成了360万字的长篇巨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53年，丘吉尔——与自觉解散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结局一样，大概美国对将美苏引入欧洲并导致大英帝国解体的丘吉尔失意的安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据丘吉尔回忆，在罗斯福去世前四个月中，他与美国政府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也没有谅解。

尼克松回忆说，“他（丘吉尔）以令人吃惊的直率态度补充说，‘罗斯福总统已经不是原来的罗斯福了’”。

[41]丘吉尔曾告诉尼克松：

“罗斯福过早地迫使英国和其他殖民帝国容许其殖民地获得独立”，他认为，“这些国家尚未准备好就负起管理国家的责任，其结果比独立前更糟”。

[42]汤因比在他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对世界大国间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对英国人的心理影响作了描述：

“对于美英之间新的力量对比，双方在心理上都是逐渐适应的，实际上这一过程到1952年还远远没有完成。

英国政府与公众实在不愿拱手让出他们所继承的国际地位。

在1945及1946整整两年中，英国人筹措维持地中海英帝国以及占领德国所需的经费感到愈来愈困难。

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于是在1947年，这方面的负担一大部分转移给了美国。

”[43]

（二）汤因比研究结论与衰落后的英国外交策略同步变化

　　形势变了，英国的外交战略策略及外交目标都要做相应性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丘吉尔以美国人曾经对付英国的方式开始向美国复仇：

他用巧妙的“捧杀”策略诱使美国与苏联、中国冲突并以此消耗并拖垮美国。

丘吉尔也明白“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44]的道理，战后用枪赢不回江山的丘吉尔便捡起笔来，从1948年至1954年间陆续出版长篇巨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与此同步，汤因比《历史研究》写作和出版也已进入后6卷即7～12卷的进程。

这一时期，汤因比书中观点也与丘吉尔同步随英国外交策略悄悄发生变化。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丘吉尔知道，美国失去了真正的伟人，英国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对手。

丘吉尔明白英国就是在“世界主义”的诱惑中被消耗衰竭的，为此，他在英国被美国联手苏联击倒后，转手将曾将英国压垮的“世界主义”高帽戴到美国的头上。

1946年3月，他发表“铁幕演说”，声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45]；鼓励美国要阻止苏联“发动新的战争的意图”，“预防战争永不发生，尽快尽可能地为所有国家创造民主和自由的条件”。

[46]关于英美关系，丘吉尔坚定地表示与美国捆绑在一起：

“如果没有我所说的英语国家之间的友好联盟，那么对战争的可靠预防和世界性组织的继续出现都将成为泡影，这种联盟指的是英联邦帝国和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

”“友好联盟的建立，不仅需要我们两个大而亲密的社会体系之间持久的友谊和相互理解，而且需要在两国军事顾问之间继续保持业已存在的亲密关系，包括对潜在的危险、武器装备和指导手册的共同研究，在学院之间互派学员和军官等。

为了双方的安全，两国还要继续使用各国现有的军事设施，包括各国拥有的所有海军和空军基地，并同时调配两国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海军和空军基地。

”“最后剩下的是普通公民原则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放心好了。

我们许多人都已清晰地看见了他们那伸长的手臂。

”[47]丘吉尔甚至不惜牺牲英国人的公民权，宣称“希望最终在英美两国之间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