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西方的自然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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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西方的自然观

中国和西方的自然观、科学观

理想与欲望的整合——中西哲学自然观的一个比较思考

（2006-12-0221:

25:

03）

自海德格尔之后，在西方学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文化的热潮。

面向西方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生态问题，以及更深层次的由征服自然带来的人征服人的社会奴役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只有中国文化才能解决西方文明的困惑。

由此，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中的自然观念，这是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

我认为，西方的自然观经历了古希腊、中世纪之后，引发了文艺复兴的自然科学革命，人类成为自然的征服者，这构成西方文明发展的底蕴；中国的自然观则始终贯穿着“天人合一”的东方文化前提，但这种伦理意义上的自然观念，在一定意义上束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中西自然观的不同发展实际上也是人类在面对自然时的不同价值取向：

理想与欲望，新的自然观念必须是在此基础上的整合与发展，这是文化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西方的自然观源起于古希腊。

在古希腊时代，对自然的思考是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的：

一是对自然的本源的思考，力图从感性自然中发现建构自然的基本材料，如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本原的思想就是例证。

另一个方向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转向：

即在人类精神领域基础上反观自然。

这种观点经过柏拉图的理念说，逐渐将自然的本质理解为是理念、上帝，为中世纪的自然观提供了契机，而第一向度的自然观，则成为文艺复兴的旗帜。

进入中世纪后，上帝占领整个欧洲。

基督教神学取代了希腊哲学，并成为西欧的精神统治者。

首先是奥古斯丁的“统治”时期，即柏拉图哲学的“基督教”化时期。

奥古斯丁在自然观上不像柏拉图那样仅仅把上帝看作是自然或物理世界的设计者和建筑师，仅仅是对物质实体进行安排和整理。

而坚持基督教的“创世说”，即上帝是创造者。

根据基督教的创始说，自然界是上帝的创造物，因此基督教要求人们对上帝绝对的服从。

而一切对自然的认识和研究都是对造物主的不恭，这理所应当地被严格禁止。

应当说，基督教的创始说是对古希腊传统“自然”观念的否定。

继奥古斯丁之后，中世纪基督教哲学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

由于阿拉伯人入侵西班牙，带来了被西欧人“遗忘”了几个世纪的亚理士多德哲学，这一哲学不仅重新唤起人们对自然的兴趣，而且引发了基督教理论中固有的哲学和宗教双重传统或自然神学和天启神学的矛盾。

托马斯"阿奎那的工作便是用阿拉伯人带来的亚理士多德哲学调和这一矛盾。

但他区分天启神学和自然神学，这一做法的直接结果是为科学理论提供了一块免受宗教迫害的保护区；同时也为日后哲学与神学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希腊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受到热烈的欢迎，研究自然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正如文德尔班所说的：

“哲学必须是自然科学——这是当时时代的口号。

”

而哥白尼的天文观察结果为产生一种全新的自然观开辟了崭新的视野。

牛顿之所以敢将月球在其运动轨迹上的力和苹果落地的力相提并论，完全可以归功于哥白尼的理论。

因而，自然界在人们眼中又有了新的意义。

即对于自然的认识，不能相信宗教教义的解释，也不是仅仅靠理性的思考就能获得的（前一种是基督教对“自然”的解释方法，后一种是希腊人研究“自然”的方法）。

必须通过人们的感官来认识，也就是说，研究自然现象必须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

这就是被称之为“实证法”的新科学方法。

在这一基础上，英国的培根用《新工具》为人类研究自然现象提供了新的方法论。

培根认为了解自然不应是目的本身，实践才是目的，也就是说，利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来干预自然，支配自然，征服自然，这才是人类最终的目的。

培根的著名口号“知识就是力量”便是这一自然观的集中体现。

这种思想构成了近现代西方思维方式的主导特征。

基督教哲学原本希望通过对古希腊哲学的改造远离这种哲学，然而，长途跋涉了一千年，竟又在近代回到了它出发的起点——认识自然。

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在更高阶段上的回到起点——建立了近代机械论的自然观。

由此确立了人类在自然界的统治地位，上帝被逐出“自然”概念，科学因而获得了大展鸿图的绝对机会，其直接的后果是造就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以“天”的概念为核心，“自然”观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则表现出另一番景象。

它的演变过程更像是一个“同心圆扩大型”（注：

参阅：

张立文：

《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页。

）。

即以圆心为逻辑起点不断向外扩大的动态圆圈。

“天”的内涵在不断地丰富扩大，从意志之天到人格之天、自然之天、阴阳五行为作质料的天、与人感应之天、理之天（朱熹）、心之天（陆九渊）等等。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中国人就有“帝”的概念，所谓“帝”的语源意义上是生育万物，他们认为“帝”是万物的主宰，它统治着天上的风雨雷电，支配着人间的凶吉祸福，甲骨文中常有“帝令其风”、“帝不令其雨”之类的卜辞。

甚至殷人出征打仗都必须征得“帝”的同意。

因此，殷人的主要工作是不断地通过祭祀讨好“帝”，以求风调雨顺，天下太平。

殷人对待天帝的态度是极其地崇敬和顺从。

周王朝在接受殷政权的同时用“天”的概念替换了“帝”的概念。

如果说殷人的“帝”仅仅是自然的主宰，没有善恶之分；那么，周人则赋予“天”以“人”的理性和人伦道德的评判能力。

最著名的观点便是周公的“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注：

《左传"僖公五年》。

）。

正因为周人的“天”具备了“敬德保民”的人格，“天”在周人那里不再具有“帝”在殷人面前的那种绝对权威。

《诗经》中就有咒“天”的句子。

这似乎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现象——对“天”的如此不恭敬。

这次“天”之观念的重大变化是因为周人在“天”的至高无上性中注入了人格的伦理，同时也说明由殷商开始的对“天”的关注到了西周末年转向对人类自身的研究。

春秋战国时代，在百家争鸣中，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上最初的“自然”观。

对这个文化具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孔子与苏格拉底一样对“自然”没有兴趣，他认为只有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才值得研究。

所以孔子以后的弟子们虽然对“自然”还有“兴趣”，但是对天道的考察是为了对人道的研究，伦理道德成为中国哲学的特色。

老子是第一个研究“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哲学家，他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是宇宙的本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而“道”依循的是自然的法则，即自然而然的天然状态，没有任何人为因素干扰的状态。

老子称之为“道法自然”。

既然道是自然，因而“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注：

老子：

《道德经》第五十二章。

）由此，老子摒弃了殷人的意志之“天”和周人的人格之“天”，使中国人在自然观上的宗教意识第一次向哲学意识转变。

但是，老子并没有否定“天”在人类社会之上的权威，老子的“自然”虽然没有人格意志的特征，但是，在老子看来“自然”与人类社会相比，它的秩序和德行是完美无缺的。

因而老子在高喊要“回归自然”的同时，又将人类社会人伦道德的司法大权交给了“天”。

与对“天”的伦理解释不同，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荀子则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口号，“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注：

《荀子"天论》。

）同样“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

”（注：

《荀子"天论》。

）天既然没有任何目的和追求，也就没有意志和人格特征。

所以人应当利用自然的运动律来为人所用，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中，荀子第一次把人在自然中的位子摆放在“征服者”名称下。

继荀子之后在身兼哲学家和文学家柳宗元与刘禹锡之间展开一场“天人”关系的大讨论。

他们分别提出了“天人不相预”和“天人交相胜”的观点。

最终刘禹锡从“天”的手中夺回了本该属于人自己的那份权利。

至此，从古代开始的天人关系之争被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

但是，刘禹锡的观点并没有改变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导。

因为一方面中国的“自然”观在开始形成之际，就为这个概念的意义预设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大前提。

虽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概念提出得较晚，但这种天人和谐相处的理想早在中国的远古神话中就有描述，例如《山海经"海内经》就以“天梯建木”想象天神和人类可以通过名为建木的树而天上地下互相往来。

中国的“自然”观正是在这个“天人合一”的大前提所划定的动态圆周内逐步展开的，而且这个大圆周在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后，从未被突破过。

人们也从未怀疑过“天人合一”的合理性。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和刘禹锡喊出“人定胜天”的口号后，并没有在中国引发像但丁的“神曲”那样的后果——文艺复兴运动。

而恰恰是人们对上帝存在的怀疑，才使人有可能去拥抱人文主义。

李约瑟认为“自然科学之排斥伦理判断，是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科学是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的。

”（注：

李约瑟：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9页。

）可以说建立科学大厦的基本条件与中国自然观的伦理特征是互相抵触的。

因而面对自然，中国哲学依然缺少古希腊人的人文主义精神，它无法引导一场科学的革命。

由此可见，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和欧洲为历史各自画出了不同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的轨迹。

中国始终是以“天人合一”的理想为前提，欧洲则是征服自然的欲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但是，科学革命面临着巨大的生态失调，环境污染问题；而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不可因为这些问题就倡导文化复古，走向文化保守主义。

对于西方文明来说，经过科学的发展回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高层次的回归，而如果我们不经过科技文明发展这一阶段，因为西方文化研究中对中国文化的崇尚就抽象的推崇中国传统文化，则永远无法真正地同世界对话。

因此，新的文化理念必须是对中西文化的新一轮整合，这是我们文化研究的应有主题。

从古代中西科学特点的比较谈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

英国著名的研究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院士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保持一个让西方望尘莫及的发展水平，中国科学发现和发明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

而中国古代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应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

”〔1〕这是李约瑟难题之一。

笔者在翻阅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和前人相关资料后，想从古代中西科学特点的差异中来认识这一问题，力图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回答。

一 中西科学技术比较观之浅议

所谓科学技术的比较观，就是对比较两种科学技术所持的基本观点、思路和方法，是关于对科学技术进行对比的方法论之说。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对一些事物做出选择或比较，有些是直截了当的，如“甲比已好”，显然主体把甲和已进行了对比后而说的；而有些是不经意的，我们能从语言和行动中推测出来主体所做出的结论或选择是经过了比较的，但主体可能却没有明确表示其比较意向。

如“甲优秀（或好）”单从这一句话，就可看出主体是把甲和其它事物经过比较后而说的。

还有我们常常做出一些选择，如 “舍生取义” “舍近求远”“舍鱼而取熊掌”等这些都是经过主体比较了的。

“舍身”是因为“义”比“生命”更重要；“舍近”是因为“远”比“近”更合适；“舍鱼”是因为还有比“鱼”更好的“熊掌”。

既然比较是一种常见现象，那么我们在对事物进行比较时，应当注意些什么问题，遵循那些基本原则呢？

（1）属性相同。

我们常说的“可比性”就是指被比较的两种事物在属性上应当是同类别的，不同类别的事物一般不能作以比较（当然分类标准应当同一）。

如把甲物体的质量和乙物体的体积做比较就是不合适的，我们不能区分出来二者在两个不同属性上的差异来。

因此要比较两个事物在某一属性上的差异，必须就两事物的同一方面的属性去比较才是有意义的。

（2）时期（阶段）相同。

在对两个事物同一属性进行比较时，有时这一属性的历史跨度比较长，中间可能分有几个不同的阶段，在不同阶段事物的属性也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对同一属性领域的同一历史阶段去比较才是有意义的。

如要比较中西科学特征，由于科学的发展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同一地域在不同历史阶段科技状况不同，同一历史阶段不同地域的科学发展也不相同，又由于中西历史阶段不完全对等，社会形态不统一，自然科学本身又具有中立性，所以不能苛求在同一社会形态背景下进行，只能按照历史时代来划分整个科学史，根据科学史的通常分法，一般把整个科学史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与本文有关的只是古代和近代，对古代史欧洲还又分为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两部分，我们统一把欧洲中世纪以前的历史归到古代（包括中世纪时期），把中世纪以后的历史统一归到近代。

拿历史纪元来说，可能更准确些，即把17世纪以前统一划到古代史，17世纪到19世纪为近代，19世纪以后为现代。

（3）坚持联系的观点。

要分析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必须联系中西方在古代的科学基础，由于科学技术具有传承性，后来的科学总是在先前的水平上发展的，所以不能孤立地割断这种联系，而只片面讨论某一历史时期的科学和思想，这也是科学史的辩证法。

二 、对中国科学发展在明清之际落后于西方的再认识

现代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其中关于落后的起始时间许多人认为始于明清之际，大约从中国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至清乾隆（1736—1795）为止,中间有二百年左右的过度期。

在此之前，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在宋元时期，科学技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数学和三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也是当时世界科学技术的最高峰。

宋元时期对应的历史时间段是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而这个时间段对应西方欧洲的却是黑暗的中世纪。

（1）       欧洲中世纪简况.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进入了封建社会, 历史学通常把西罗马灭亡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千年称为中世纪,而科学史稍有不同,一般是指古希腊罗马文明结束到欧洲文艺复兴这一千年的时期,大约是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

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欧洲科学由于遭到基督教神学的压制和迫害沦为神学的婢女,任何揭示自然奥秘的科学思想只要不符合宗教教义都会被斥为异端学说而遭到镇压。

尤其是当基督教被立为国教以后,教会垄断了文化教育，垄断了整个精神生活。

教会这种一教遮天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必然会敌视、压制以对自然的自由探索为己任的科学。

其中最突出的证据就是藏书达70万册，珍藏着人类古代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世界第一大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曾两度遭到基督教徒的焚毁，以及由柏拉图创建，持续了900多年的希腊学术大本营＿＿柏拉图学院被封闭（公元529年），这标志着欧洲古典科学文化的终结和科学史意义上的欧洲“黑暗中世纪”的真正开始。

直到11世纪十字军东征发现了古希腊文明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在这种环境下，科学知识难有生根发芽的土壤，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当然阻力重重，停滞不前。

（２）对在中世纪时期中国科技领先的思考．

由于欧洲在中世纪特殊的社会环境，科学技术不可能在这时期有大的发展，出现倒退也是不足为怪的。

相形之下，中国在从秦朝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之后，一直到明清之前，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平稳渡过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太大的转折和变化，科学技术的生存环境相对宽松，统治阶级对科学技术至少还没有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如果在某一朝代君主贤明,政策得当，科学技术还会出现蓬勃发展之势。

如中国的汉唐及宋元时期就是例证。

如此说来，中国从汉唐以来长达近千年领先世界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制度无不有关.也就是说在中世纪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还是能适应科技发展的,从而出现了唐宋时期科技发达的史实；而欧洲此时却一蹶不振,进入昏睡状态。

由于欧洲的停顿才显示出中国科技的一枝独秀。

而我们的古人此时如果能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相对意义上的独领风骚，是一种占天时之利而领先的话,那么他们也许会冷静分析，在这种没有竞争对手的领先背后，是否还潜藏着制约科学发展的不利因素？

也就不至于那样盲目乐观,以“泱泱大国舍我其谁”的态度而自居。

这种夜郎自大、目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使中国从宋朝以后忽视科技的研究和发展,不思进取,满于现状。

如果当时有人把中西科技作个比较,分析他们各自的优缺点,能认识到西方科技有哪些潜在的优点,中国科技还存在哪些不足,那么中国近代科技史就有可能改写了。

为此,我们就不能仅局限在明清之际找原因（明清时候科技落后已经明显表现出来,国人也渐渐认识到这种差距罢了）,而应当从比较中西古代科技特点入手,查找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近代科学的特征都有哪些。

三、 近代科学的突出特征

（1）分科研究

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于十五世纪下半叶,和古代人把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的方法不同,近代自然科学把自然界划分为不同的领域和侧面,例如分为动物界、植物界和矿物界或者分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等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

科学家已不再关心古代自然哲学所讨论的那些诸如世界本原和运动的源泉问题,而是着眼于自然界的特殊的具体问题,探索各种运动形式的特殊规律.

（2）近代自然科学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

近代每一门自然科学都要依据观察实验所积累的材料对探讨的自然现象提出理论上的解说和说明，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不像古代学者那样依靠哲学思辨对自然界提出种种猜测,也不像古代工匠那样仅仅追求某种实际的目标（如制造某种产品,改进某种技艺）,他追求的是对自然界的理解。

为了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要求必须把自然现象从实际的生产过程和技术实践中抽取出来,在人为控制下加以研究,这就是近代自然科学所开创的实验方法。

科学实验作为一种独立的实践活动从生产中分化出来,成为近代自然科学赖以发展的一个最切近的基础。

恩格斯在总结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时指出:

“现代自然科学与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相反,同阿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已经无结果的消逝了的发现相反,他唯一的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2〕。

这段话指出了近代自然科学与古代自然科学的重大差别。

四、 中西古代科学特点之比较

1古希腊自然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

（１）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特点

古希腊自然哲学包容哲学和早期各门自然科学,那时哲学和自然科学还没有“分家”,没有单独分立的学科,后人为了研究方便把有关世界本原论以及对于运动一般规律的认识提列出来归到哲学里,形成自然哲学独特的认知领域。

无论是关于物质构成的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还是阿拉克萨哥那的“种子说”以及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论”学说，都把对世界本原的认识后来转移到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层面上。

后期的“原子论”的思想已经接近近代化学原子论的基本思想,近代化学原子论的创立者道尔顿承认他的原子论得益于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论”思想,大科学家牛顿也认为古代“原子论”对它的科学研究影响很大。

这是因为从整体论到单元个体论，不仅仅是认识层次的变化,同时也是认识方法的变化。

如果说整体论采用的是综合法,那么“原子论”用的就是分析法。

而近代科学总体采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分析法或分解法。

比如研究对象从单个物质进入到单个分子,从单个分子又进入到单个原子,从单个原子又进入到原子核,从原子核又到基本粒子（质子、中子、电子）,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夸克层子水平上了。

认识层次的逐渐分化是近代科学的一大特点,而这个思想最初来源于古希腊的原子论,没有原子论也就没有今天的各种学科。

（2）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

中国古代哲学是带有浓郁思辨性质的自然观。

如”阴阳说“主张阴阳和谐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原因；“五行说”则认为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组成,元素之间“相邻相生，相间相克”；柳宗元的“元气说”认为万物都由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成，气“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一切运动变化的原因，张载认为“凡象，皆气也”，并提出“一物两体”“不有两，则无一”的矛盾论观点；王夫之的“方动方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理论阐述了动与静的辩证关系。

总之，我国古代自然观更多讨论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和对运动规律的思辩解说，纯粹是各家的主观臆测。

对事物的认识是从整体角度考虑的，注重的是辨证统一。

对问题的讨论也只是泛泛而谈，不作深究。

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在那时不可能出现象古希腊“原子论”那样的思想，而且这些辩证思想与我国古代自然科学没有多大的联系,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没有起多大作用，只有中医学是个例外．

2．数学方面的比较

古希腊人喜爱几何，注重数学推理和证明．许多哲学家同时也是大数学家，他们崇拜数学，尤以柏拉图为最．他曾在他创办的“柏拉图学院” 门口写有“不懂数学者不准入内”的牌子．到了后期，欧几里德将所有几何命题通过一组公设推导出来。

他的《几何原本》把古希腊数学推向理论最高峰，开创了公理化方法的先河，使数学理论首先达到体系化，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在古代中国，数学基本上是一门实用性科学，学科的发展随生产实际的需要而变化，多为条块分割型的，而且集中在代数领域；而在古希腊,数学不但着重于向理论方向发展，遵循严密的逻辑形式，而且创建了一些研究数学理论的基本方法，如归谬法、归纳法、演绎法、公理化法等。

而中国古代数学在这方面却是个空白，虽然中国古代数学成就不斐，但偏重于代数运算，算法很高明，却没有形成一套理论体系，知识比较零散，各部分关联性差，没有形成体系,而且还集中在代数领域,几何方面似乎羞于启齿,即使计算结果的精确度异常的高。

如祖冲之把圆周率推算到3.1415926＜π<3.1415927之间。

无论是《九章算术》,《周髀算经》，还是《海岛算经》、《测圆海镜》、《四元玉鉴》等都是在算法上精益求精,力求数字的准确。

这与中国古代重视农业生产应用,重视天文观测应用有关。

3逻辑方法的比较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论述了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其中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系统化运用逻辑推理的范例，《工具论》为后来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虽然我国战国时期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中也采用了多种形式的逻辑推理，如二难推理、类比推理、假言推理或它们的组合，但都仅限于社会学说领域，自然科学中没有看到使用逻辑推理，而且即使士大夫高谈阔论中运用了逻辑推理，也难以保证逻辑推理就成为科学研究的普遍工具。

史实是在中国古代的数学等自然科学中，找不到用逻辑推理形成公理化体系的著作。

而近代科学诞生的标志是以科学实验与数学证明的结合为特征，这似乎与社会学说运用逻辑方法关系不大。

把逻辑推理上升到理论层面上进行系统总结，这只有在古希腊科学中才能看到，而中国古代的科学缺少这种特殊的东西。

由此来看，东西方自然哲学的思想理论虽然有明显的相似性，特别是对世界本原的看法，无论是中国的“五行说”，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很难说它们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但是古希腊自然哲学遵循形式逻辑原则，力求形式的圆满；而中国自然哲学遵循辩证逻辑原则,注重哲理的思辩,不考究命题在形式上的统一；西方科学有一种刨根究底,穷追不舍的精神,注重单个因素的作用；而中国科学一直把和谐统一作为最高境界,注重整体的完整一致,忽视个体的力量。

这种科学思维方式的差异,使古代的自然哲学走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一种是自然哲学进一步理论化,形成严密的符号逻辑系统,并和严格的实验相接合,形成自然科学理论；另一种是进一步抽象概括,和道德观念相结合,形成远离自然科学的伦理哲学。

结果,西方走上了第一条道路，而中国走上了第二条道路，中国哲学最终成为封建统治阶级说教的工具，而自然科学一开始就缺乏严密的理论指导,只凭经验和需要选择研究方向,所以难以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

4．古希腊有物理学,物理学研究初具成果和规模.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世界上最早的物理学专著，它使物理学成为一门学科而建立起来。

阿基米德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而且在于他总结了一套科学研究物理学的方法。

他既重视观察和实验,又重视严格的逻辑推理；既分析物理现象,又注意用数学方法论证,在他那里体现了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的完美结合。

而近代自然科学的突出特征就是实验方法结合数学理论。

由此可见,从阿基米德时期就已经有了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端倪。

相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