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外部性国外研究进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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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外部性国外研究进展

人力资本外部性最新进展：

理论与实证

新经济地理学解释收益递增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人力资本外部性，并将其看做是城市高生产力以及集聚的重要原因。

大量的理论文献认为总的人力资本对生产力具有正的影响，而且超过了人力资本的私人效应，以此来解释城市、区域和国家的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假定教育除了对收益产生影响外，还有其他社会效益，人力资本外部性成为解释城市集聚、收益递增的关键。

尽管人力资本外部性被强调，但是目前已有的研究结论不明确或存在较大的差异，经验证据关于人力资本外部性（教育社会收益）的大小甚至是否存在仍然模糊不清。

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表明，教育的社会收益范围大概在1-3%（Rauch1993,Moretti2004b,2004c）。

但是其他人几乎没有发现人力资本外部性存在的证据（Rudd2000,AcemogluandAngrist2000,CicconeandPeri2006）。

围绕人力资本外部性是否存在以及外部性大小如何测度这一主题，国外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形成了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拓展。

一、人力资本外部性发生机制

JovanovicandRob（1989）的理论研究表明，与高素质个人的临近能够提高技能获取并促进知识溢出。

Acemoglu（1996）在假定劳动力市场搜寻以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匹配过程中存在成本的情况下，物质资本的投资决定基于未来工人受教育水平的预期。

原因在于企业基于当前总的人力资本水平预期未来教育成就，更多的受过教育的工人导致物质资本投资的增加。

ShiheFu（2007）使用1990马萨诸塞州普查数据，在微观地理层面验证波士顿都市区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外部性发生的四类机制。

他们认为，在同一个地方劳动力市场上，个人能够通过四条途径向职业以及产业伙伴学习：

人力资本存量深度、马歇尔劳动力市场外部性、Jacobs劳动力市场外部性以及地方劳动力市场厚度。

发现在市场上所有类型的外部性都比较显著，不同类型的外部性随着距离的增加以不同的速度衰减，其中人力资本深度在超过三英里之外就很快衰减，Jacobs外部性衰减很慢，知识溢出是地方化的。

SmartCafÈCities:

TestingHumanCapitalExternalitiesintheBostonMetropolitanArea。

LeoKaas（2011）基于劳动力市场垄断竞争模型，建立了人力资本成本外部性的微观经济机制，并得出多重均衡产生的原因在于投资决策中的战略互补性。

（Humancapitalexternalitieswithmonopsonisticcompetition,EconomicsLetters.（2010）:

106,2Pages:

95-97）

GlaeserandSaiz（2004）将大学毕业生份额作为技术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考察了受教育群体变化对城市增长的影响。

大学毕业生人数提高10%将会使专利数量增加将近9%，这些结论支持了接受教育群体的增加将导致更多的技术创新。

在都市区水平上，具有大学学历的成年人人口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经济增长率提高将近0.5%，而在城市水平上，具有大学学历的成年人人口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经济增长率提高将近0.2%。

在控制区域特征的情况下，基期都市区具有大学学历群体的标准差提高1%，会导致都市区规模提高2.5%。

HendersonandWang（2006）使用1996-2000年全世界超过100000个都市区的数据，将都市区增长与一国范围内教育程度结合起来研究了城市增长问题。

他们发现了明显的知识溢出效应，该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提高而提高。

在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中，受过高中教育人口的标准差提高一个百分点会导致城市规模增加9%，而在拥有250万人口的城市中，该效应达到17%。

这种不同效应意味着，随着一个国家受教育水平的上升，城市规模分布将递增扩散。

他们进一步探讨了国家层次上的教育水平和知识积累对当地增长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不仅国家层次上的教育和知识积累本身对当地增长有影响，而且国家层次上的教育和知识积累与地方层次上教育和知识积累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当地。

DanielF.Heuermann（2009）同时考虑了人力资本外部性与产业变化的关系，考察了总的区域教育水平与工作人员流动之间的互补性。

在区域产业层面，对德国的经验研究发现了互补的证据，区域人力资本成为生产力提高以及产业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尽管人力资本外部性在动态劳动力市场的产生是首要的。

在企业层面，在富有技能且动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大量高素质的工人通过共享、匹配和学习机制，人力资本外部性显著地促进正在成长的企业。

尽管人力资本和产业变化对生产力的联合效应，研究发现弱的证据，产业间的差异以及高素质工人的工作转换影响着产业在不同区位之间的地理区位。

（ReinventingtheSkilledRegion:

HumanCapitalExternalitiesandIndustrialChange）

DanielF.Heuermann（2011）受地方职业网络对于劳动力市场匹配质量的启发，他们考察了人力资本外部性是否来源于技能区域高的工作匹配效率。

使用Mincerian工资方程，利用德国合格工人样本研究发现，区域合格工人份额提高1标准差伴随着工作间的工资增长3%，年均工作变换概率提高4个百分点。

工资收益的提高只有工人在产业内部的变化工作而引起。

同样地，在高技能区域工人在产业内部变换工作的概率比在产业之间变化的概率高50%左右。

这些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外部性形成部分源于在技能区域工人具有更好的接近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优势，这使得当他们改变工作时，能够将他们所具有的产业特定知识资本化。

（JobMatchingEfficiencyinSkilledRegions–EvidenceontheMicroeconomicFoundationsofHumanCapitalExternalities）

ChristopherH.Wheeler（2005）使用1980,1990,and2000年横跨200多个美国都市区的77个行业三位数制造业普查数据对人力资本外部性进行测度，分析得出，一系列基于教育和经历为基础的对人力资本的测度，通常随着该都市区某一产业就业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于是产业集群表现为大量人力资本存量。

然而，即使考虑到该人力资本所处行业的水平，该产业的人力资本水平规模仍然与工资水平具有较强相关性。

该结论表明，地方化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人力资本外部性的产物。

（DoLocalizationEconomiesDerivefromHumanCapitalExternalities?

）

SeungMoChoi（2008）使用校准的增长模型（thecalibrationofagrowthmodel），该模型使用均衡条件，使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私人收益相等，结果显示学习外部性贡献了大部分人力资本外部性，测度了由于学习外部性引起的人力资本外部收益，得出人力资本的社会价值高于私人价值约37%，社会收益率高于私人收益率约2%-4%。

（HowLargeareLearningExternalities?

:

MeasurementbyCalibration）

二、基于工资和地价的人力资本外部性的经验方法

从已有文献来看，目前主要包括三种估计区域人力资本外部性的战略：

基于区域间企业生产力差异、土地成本差异、工人工资。

三种估计框架的每一种逻辑基于Roback（1982）.提出的基本的空间均衡概念。

如果人力资本外部性存在，那么这一概念存在，具有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企业和工人在城市中将更具有生产力。

这反过来将吸引企业和工人进入该地区。

给定一固定的土地供应，这一过程将提高土地价格和租金。

均衡中，企业和工人将不在乎区位。

于是，较高的生产力必然被较高的工资和租金所抵消。

许多间接证据表明人力资本外部性在递增收入以及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Glaeseretal.（1995）证实，战后那些具有较高初始人力资本水平的城市，人均资本收入增长更快。

GlaeserandMare（2001）证实，通过与他人的交互，个人获得技能，而且密集的城市区域能够提高互动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关于人力资本外部性规模测度的系统性经验证据仍然有限。

最近的文献开始尝试估计人力资本外部性的规模，通过比较城市中相似个体的工资，或者比较具有不同平均教育程度的州。

大多数关于人力资本外部性规模的直接证据基于工资和总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回归模型，识别的基本来源包括对城市中具有不同数量人力资本的其他相似人群的工资的比较。

大多数学者通过比较具有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城市中的个人工资来估计人力资本外部性大小。

流行的方法使用明瑟工资方程（Mincerianwagefunctions）。

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

一旦所有相关的个人特征被控制后，外部性应该在个人的工资中体现出来；该方法的关键假设是：

具有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个人在生产过程中是完全替代的。

按照这一思想，该方法主要关注区域层面人力资本外部性的测度，基于微观明瑟方程，在控制了个体的教育程度以及其他一些个体因素后，通过考察区域人力资本水平对个人工资的影响来估计外部性大小。

Rauch（1993）最早通过研究不同城市之间人力资本差异来估计人力资本外部性。

用平均受教育程度和经历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考察了总体人力资本水平对个人工资和租金的影响。

其中，工资函数包括了大都市区居民的特征，用平均的人力资本水平作为考察变量，土地租金特征模型由住房支出替代。

使用1980的SMSAs调查统计数据，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1年，工资提高3-5%。

他还考察了人力资本对住房成本的影响，发现在那些具有较大人力资本存量的城市中，住房成本也较高。

在控制住房特征后，教育对租金影响的估计表明，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1年将使租金提高11.2%。

然后推出，人力资本外部性被资本化于土地价格。

这一方法的局限在于，一是只是使用（onecrosssection）并将平均受教育年限看做是历史决定的，并没有直接解释总人力资本的内生性问题，二是没有区分外部性和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互补性问题。

Rudd（2000）使用1978-1991年州层面的数据重复了rauch的分析，认为州层面的地理情况随着时间演变是稳定的，该研究使用了合并的横截面数据以及只有在州层面能够获得的其他控制变量。

他发现在一些年份教育具有重要的价值，得到了与Rauch一致的结果，但是他没有发现外部性存在的证据。

由此，他认为平均受教育水平只是对于影响生产力的其他不可观察因素的一个比较好的替代变量。

AcemogluandAngrist（2000）使用美国各州童工法和义务教育法静态变量来代替平均受教育程度，以克服平均教育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他们表明这些法律的静态变化影响教育分布，通过提高高中毕业而不是大学毕业的可能性。

他们还研究了个体学校的内生性问题，他们指出对教育的私人收益的不一致估计导致对外部性的不一致估计，因为个人和总的受教育程度相关。

他们的估计显示，教育的外部收益率为1%-3%，但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

针对上述不同的结论，LorenzoSerranoa（2003）指出，人力资本外部性被质疑的原因在于，许多研究主要限于美国的经验，此外，这些研究只是关注于行政单元（比如州、城市）边界内总的外部性的存在性问题。

如果考虑到人力资本外部性的本质，人力资本外部性的规模及存在依赖于个体之间互动的强度。

他们使用工资方程，利用西班牙工人的微观数据，分析了每个区域每一产业和机构内部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性，结果显示存在着显著的外部性，外部性中的一半属于个体企业内部范围之外（HumanCapitalExternalities:

ASectoral-Regional

ApplicationforSpain）。

EnricoMoretti（2004a）则进一步批评了仅考虑工资而不考虑其它因素的做法，认为既然存在总的人力资本产生的消费外部性会抵消工资增长以及仅考虑工资这一因素而由此产生的偏差估计，那么必须同时考虑工资和租金两种因素。

他们关于消费外部性存在的观点隐含着以前大量的文献可能系统地低估了人力资本外部性对于生产力的影响。

使用两工具变量方法，试图解释由于城市大的需求冲击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第一个工具基于城市年代结构差异，使用的第二个工具是用来衡量城市中授予大学的土地存量的指数。

他发现，城市中大学生份额提高1个百分点，将会使平均工资提高0.6-1.2%，超过了教育的私人收益。

这一结论当中，平均工资受劳动力中大学生份额的影响并不必然表明溢出效应的存在，该结果有可能表明，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不完全替代效应。

就此原因，他估计了高教育群体组成结构的变化对不同受教育群体工资的影响，他发现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有助于提高该地区高中辍学生、高中毕业生以及其他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分别为1.9%，1.6%和0.4%。

。

事实上，AcemogluandAngrist（2000）和EnricoMoretti（2004）的研究结论的差异能够部分地被童工和义务教育参与法影响低教育群体（中学或高中）的教育入学事实解释。

EnricoMoretti（2004）对外部性的估计使用了大学毕业生这一较高群体数量变量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由于那些完成高中教育群体的数量提高而导致的城市受教育程度提高1年，与那些由于上大学人数增加而类似提高城市受教育程度提高1年的情况具有不同的影响。

第二个因素能够解释估计方法差异的是，AcemogluandAngrist（2000）的分析使用的是州这一层面的数据，EnricoMoretti（2004）在估计州层面的溢出时，发现相关系数与AcemogluandAngrist（2000）的接近。

此外，AlbertoDalmazzoandGuidodeBlasio（2005）指出，人力资本外部性估计，需要同时考虑人力资本对工资和地租的联合效应（jointeffect），并以意大利地方劳动力市场为样本，对人力资本对家庭水平的租金和个人水平的工资进行了经验检验。

结果显示地方人力资本对租金具有正的且显著的效应，人力资本外部性对土地租金影响的估计发现范围大概在6-24%之间，并进一步验证消费和生产外部性对工资的相对重要性基本上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Wheredohumancapitalexternalitiesendup?

）Glaeser,KolkoandSaiz（2001）提供了关于具有更多受过教育人口的城市中租金快速增长的证据。

Garc´ıa-FontesandHidalgo（2008）使用该方法对西班牙区域层面的人力资本外部性进行了估计。

Charlot,SylvieandDuranton,Gilles（2004）使用独特的调查方法记录了个人工作交流，进一步拓展了人力资本外部性测度方法。

他们认为在具有大量的而且受教育程度高的城市中，工人之间的交流较多，而且更多的交流对工资具有正的影响。

使用独特的调查方法记录了个人工作交流，估计了法国城市中的交流外部性。

他们估计发现，具有大量受教育程度高的城市通过交流外部性发生的溢出效应，对工资的影响在13%-22%之间。

SusanaIranzoandGiovanniPeri（2008）则进一步测度了具有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外部性效应大小。

使用1960-2000年美国各州教育水平数据，分别考察了不同教育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人均大学教育年限的提高具有较大的正的外部性，人均大学教育年限提高1年产生的外部效应达5%-9%之间，而中等教育水平的提高不具有正的生产外部性，人均中等教育年限提高1年产生的影响不足1%。

SimonKirbyandRebeccaRiley（2007）测度了人力资本外部性对不同年龄人群的影响。

运用1994-2004年英国个人横截面产业数据估计了学校教育的外部收益，发现对于30-49岁的男性，产业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1年伴随着个人工资水平提高2.6-3.8个百分点.（Theexternalreturnstoeducation:

UKevidenceusingrepeatedcross-sections）。

JohnV.Winters（2010）用成人中具有大学学历群体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并估计了美国都市区居民地方人力资本水平对劳动力参与以及就业的外部性程度，发现地方化人力资本水平对妇女工作参与率具有正的外部性，但是对男性的影响不显著，然而地方化人力资本水平降低了男性和女性的失业率，而且具有较低教育水平的的工人通常获得更大的外部性收益。

（HumanCapitalExternalitiesandEmploymentDifferencesacrossMetropolitanAreasoftheU.S.）。

而Rosenthal,S.,Strange,W（2005）进一步考虑了人力资本的空间邻近性产生的溢出对劳动生产力的影响，特别关注这种溢出效应的范围。

使用2000项普查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与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距离的临近能够提高生产力和工资，而与未接受大学教育群体的临近却具有相反的效应，这种效应既影响受过大学教育的群体又影响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群体。

这种效应的程度是巨大的，使50000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与受过大学教育的群体在5英里范围内集聚将使个人工资提高10%。

如果人力资本构成的改变发生在5-25英里之外的话，净人力资本效应只是发生在5英里范围之内的三分之一。

通常情况下，在最初的5-15英里范围内，衰减是较快的，随后衰减速度将是逐渐降低，与高技能劳动力相联系的正的溢出在50-100英里范围内仍然存在。

通过比较具有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城市中工人的工资水平这一估计方法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是：

工资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这使得很难估计人力资本外部性对个人工资的实际因果效应。

在空间均衡概念下，一个重要的考虑是人力资本外部性是否只影响劳动生产率，或者其是否还对特定区位的生活质量产生影响。

如果一个城市中的人力资本密度对于个人来讲具有消费价值的话，工人将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而生活在一个受教育比较高的区域。

人力资本的生产力增进效应将资本化在较高的贸易工资当中。

换句话说，考虑到正的人力资本外部性，人力资本密集的城市的租金和土地价格也将更高。

然而人力资本外部性对名义工资的净效应依赖于人力资本主要是生产便利性的还是消费舒适性的。

结果，即使当地人力资本对个人工资是无关紧要的，也不必然表明人力资本外部性不存在，有可能生产性和消费性效应只是被简单的抵消了。

三、人力资本外部性：

溢出效应与不完全替代效应

大多数已有的经验研究试图估算人力资本溢出对工资产生的数量影响，其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

是否以及如何区分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以及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不完全替代效应。

CicconeandPeri（2002）分析了城市中总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工资分配的两方面影响：

一是在新古典模型中受教育和非受教育的工人之间的不完全替代性表明，受教育人口总数的提高将降低受教育人群的工资而提高非受教育人群的工资；二是人力资本溢出将提高两类群体的工资。

在互补性假设条件下（不完全替代性），大学毕业生相对数量的提高对非熟练工人工资的正面影响是清楚的，然而对大学生工资的影响大小依赖于溢出规模大小。

从直觉来看，互补性和溢出都能够提高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但是受教育供给数量提高对他们自身工资的影响由两类互相竞争的力量所决定：

一是传统的供给效应，二是溢出效应提高生产力。

由此，存在的问题是，如果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个人是不完全替代的，那么使用该方法进行测度会得到总的人力资本水平将会对个人工资产生正的效应，即使人力资本的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相等）（e.g.CicconeandPeri（2006））。

从直觉来看，如果个人之间是不完全替代的，那么熟练工人数量的提高意味着非熟练工人工资的提高而不是抵消熟练工人工资的下降。

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经验证据表明不同水平的人力资本是不完全替代的，因此该方法必须由不变构成方法来补充或弥补。

不变构成方法能够对人力资本的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产生一致的估计结果，即使熟练和不熟练工人是不完全替代的（CicconeandPeri（2006）。

该方法估计外部性大小通过测度总人力资本水平对平均工资的边际影响来进行，该方法假定劳动力构成是不变的。

他们的研究显示，这种误差直接与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有关，熟练工人的工资溢价越小，由Mincerianapproach导致的这种误差也越小。

在假设不同的受教育人群之间的溢出效应是不变的情况下，有两种方法从经验上区分不完全替代效应和外部性效应。

一是估计受过高素质教育人群数量变化对不同教育群体工资影响的分离效应。

EnricoMoretti（2004）通过比较受过不同教育群体中大学毕业人数份额提高对工资产生的影响，来测度外部性的大小。

Moretti（2004a）将不完全替代问题引入经验研究。

他的论据基于这样的观点：

提高高技能工人的数量会改变一个区域的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的相对要素禀赋。

如果工人之间是不完全替代的，他们之间的相对供应量的改变会影响相对要素价格。

这些新古典的供给效应必须与可能的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相区别开来，原因在于这两个效应对名义工资的影响很容易混淆。

他发现人力资本份额对于低技能劳动者和高技能个体收入具有正的效应。

前者的结果与人力资本外部性以及不完全替代是一致的，后者的结论表明人力资本外部性是存在的，原因在于高技能劳动者供给与各自的要素价格正相关。

该证据还表明人力资本外部性足够大来弥补可能的新古典供给效应。

DalmazzoanddeBlasio（2007b）针对Moretti（2004a）所提出的人力资本对平均工资的证据并不能表明人力资本外部性存在，有可能是由于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不完全替代产生的质疑。

他们使用意大利个体数据对熟练和非熟练工人工资分别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地方人力资本水平对二者工资水平的影响都是正的，只是在边际水平的统计上对熟练工人显著，对非熟练劳动力页边际统计显著且相对于熟练劳动力更显著，与不完全技能替代理论预测的一致。

（Dalmazzo,A.,deBlasio,G.,2007b.SocialreturnstoeducationinItalianlocallabormarkets.AnnalsofRegionalScience41

（1）,51–69.）

二是当受过高素质教育和低素质教育群体是不完全替代的情况下，使用不变构成法来估计人力资本外部性。

不变构成方法包括估计不同城市之间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平均工资的影响，在假定与重新加权相一致的每一熟练工人群体相对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加权基于基年每一群体的规模大小。

CicconeandPeri（2002）通过使用重新加权的策略，在控制每一熟练工人群体相对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估计不同城市之间平均收教育程度对平均工资的影响。

该方法首先估计城市中每增加一年教育的群体所对应的工资，然后对这些单位平均工资与平均收教育程度进行回归，并根据基年群体规模大小对回归结果进行加权。

从直观上看，通过假定城市中劳动力技能分布不变，加权可以将互补性与溢出效应分离。

CicconeandPeri（2002）使用工具变量解释总的人力资本的内生性问题，将高受教育群体和低受教育群体假定为完全竞争情况时，他们发现了较大程度的正外部效应，其数值与Rauch和EnricoMoretti（2004）的基本一致。

然而，当在不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