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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失败的水库三门峡水库
中国最失败的水库——三门峡水库
摘自“科普中国”百科科学词条编写与应用工作项目
三门峡水库,黄河上的第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水利枢纽正式投入使用。
一座曾经引起成千上万人民狂欢呼的水库。
44年间,它让黄河两岸三地几百万老百姓魂牵梦绕。
关于它“生死”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过。
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治黄工程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担负着黄河下游防洪、防凌的重任,保护着冀、豫、鲁、皖、苏5省25万平方公里范围内1.7亿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
该枢纽运营45年来,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
■援助项目
中苏援助:
三门峡水库列入苏联工程项目之中
1953年是我国由经济恢复阶段走向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第一年。
在水利部长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在周恩来具体负责下,经过与苏联政府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援助的156个工程项目。
1954年,国家计委正式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
1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为组长的苏联专家组来华。
2月至6月,中苏专家120余人,行程12000余公里,进行黄河现场大查勘。
苏联专家在查勘中肯定了三门峡坝址。
柯洛略夫说:
“任何其它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
■投入使用
不到一年,渭河流域淤积了大量泥沙,河床抬高,大片良田浸没,土地迅速盐碱化,危险直逼古都西安。
迫于无奈,只好降低水位,拆除15万千瓦发电机组,改装5万千瓦小机组。
同时耗费惊人的人力物力财力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
如此一折腾,不下百亿元投进水库“打水渠”。
世代生活在渭河平原的许多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向宁夏缺水地区迁徙。
水库的诸多后遗症,至今也未能消除。
黄河在陕西省的潼关至河南省的孟津,也即陕县一带为太行山脉所阻,以巨大的水力,冲出三路山口。
后人把这三道激流,自东至西,称为“人门”“神门”“鬼门”,即三门。
而在三门之间依然柱立河心的岩石,则分别被称作人、神、鬼三岛。
■工程上马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
年底,《规划报告》出台,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报告里,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
蓄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米。
■主要任务
①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37000立方米/秒降为8000立方米/秒;这样,黄河洪水的灾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自然解除。
②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③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2220万亩,远景灌溉7500万亩。
④装机90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
⑤改善下游航运。
结论:
巨大的综合效益(与三十多年后的三峡大坝论证结论相同)。
■严重问题
三门峡立项之初就遭到陕西方面的坚决反对,当时陕西不少政府官员通过多种渠道力陈此项目对陕西的影响。
其实早在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前苏联专家提出的“高坝大库”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方案虽然被全票通过,但同时也遭到了清华大学水利专家黄万里和水电总局实习生温善章的反对。
1958年,在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后,陕西仍在极力反对三门峡工程。
理由是:
沿黄流域水土保持好就能解决黄河水患问题,无须修建三门峡工程。
但三门峡工程并没有因此停止。
1960年,大坝基本竣工,并开始蓄水。
1961年下半年,陕西的担忧变成现实:
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河成为悬河。
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年年减产。
1962年,陕西人再也按捺不住,在4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交提案,并保护335米移民线以上居民的生产、生活、生命安全。
在随后的许多年里,三门峡工程的运用方式虽几经调整,但三门峡工程对上游(主要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造成的危害却仍在继续。
类似的不满和争议也就不免时常出现,直至最近的郑州会议。
在郑州会议上,陕西省水利厅副厅长在汇报中再次尖锐地提出:
“三门峡库区问题已经绵延了40年,积淀的各种矛盾已非我省所能解决,矛盾的发展完全是由三门峡顾及自身利益和下游利益造成的。
”
2003年11月12日,三门峡水电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自从有水利专家把渭河流域水患成因怪罪于我们后,渭河周围的领导们似乎也理直气壮起来,恨不得立刻炸掉三门峡工程而后快。
”他认为,治理黄河是一个系统的大工程,逐级造水库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水库本来就有沉积泥沙、减少下游水患的功能,三门峡水库这些年对控制流量、减少下游水患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以前,三门峡以下流域是重灾区,拦坝后就基本没有大水灾了,而这个流域面积比渭河流域的大得多,其利弊得失孰轻孰重难道不是很清楚吗?
”但是陕西省的一份报告也愤怒地指出:
“同在一个黄河流域,惟有陕西是历史因素的无辜受害者,而别的省份都是纯粹的受益者,他们在几十年安澜的同时,继续向黄河索取更大的利益。
”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是该《规划报告》难于回避的:
①水库将淹没农田207万亩,移民60万。
②泥沙淤积。
虽然预留拦沙库容147亿立方米(总库容的2/5),若不计上游的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25~30年。
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
25~30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目标集中到“上游减沙”上。
只要黄河上游不再来沙,水库淤积的问题岂不就不再是问题?
减沙
但如何减沙呢?
好大喜功的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
上游水土保持住了,沙就不会流到黄河里了。
所以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关系三门峡工程的能否上马。
然而浪漫家们的“水土保持”是在书面上实现的。
在向苏联方面方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关于泥沙,中方给出的数据是:
到1967年,来沙可减少到50%;50年之后,可减少100%。
连以豪迈著称的“苏联老大哥”对这种数据都消受不了了。
苏联专家就此提出的修改意见是:
“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就象小学生做算术题一样,笔下一动就将1967年来沙改为“减少20%,50年后减少50%”。
今天,也就是从那时算起40年之后,如果你有机会去陕西、山西的黄土高原看一看,你会看到水土流失有增无减;而如果你接着旅行到豫、鲁一带,看到的是一年大部份时间里,大片干涸的河滩间重浊的黄流在缓缓地爬动?
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季节性河流,在1975到1990的15年间,断流19次。
1955年夏天,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三门峡工程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
就像今天的三峡工程给了世界一次震惊一样,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在这一片兴奋与骚动之中,站出了两名书生。
他们不具党派背景,也没有任何政治冲动。
他们只是科学家、工程师,是诚实的、肯用功的、对自己的专业和国家有责任感的人。
其中一人正当盛年,是著名学府的教授;另一名刚从学校毕业,那时才25岁。
他们不同意在三门峡建坝,不同意高坝。
他们平静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学术见解,交到掌握着百姓命运的决策人手里。
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对三门峡工程的批评意见,几乎丝毫不爽的成了这日后多灾多难、狼狈不堪的工程之谶语。
他们的意见当时没有人听;他们学术的与为人的价值,事后也不为身居要位的钻谋者所重。
1991年笔者与他们见面时,不但他们的职位与30多年前无大差别;他们在自己更深厚的学养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的呼吁,竟依旧无人理会。
一位是黄万里教授,一位是温善章工程师。
三门峡捷报
◆三门峡的“捷报”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
1960年6月,坝筑到了340米,已能够拦洪!
同年9月,实行关闸蓄水拦沙。
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百姓一批批离开先祖聚居的故乡。
1961年2月9日,当坝前水位达332.58米(尚未到设计高度)的时候,泥沙淤积迅速发展;同时,原来设想得比较简单乐观的迁移也遇到了困难,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原设想进展。
各路英雄争论不休,拿不出个准主意。
然而工程还在继续。
1961年4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353米。
10个月后,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从表面看,工程建设按设计完成。
被大坝拦阻的河水静止下来,泥沙沉到了库底。
没了泥沙的河水从泄水孔流出,坝外实现了“黄河清”。
报纸照例大报喜。
但在三门峡主事的几位,却是怎么也喜不起来的,因为不但移民的燃眉之急并未解决,在这自蓄水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十五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把潼关河床抬高了4.5米。
从秦岭下来的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本来流得好好的,此时已变成“来水渲泻不畅”,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
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老百姓只见自己的土地年年减产,不知原因何在?
他们的土地实则因为水库蓄水已盐碱化,甚至沼泽化。
最糟糕的问题是,河床的“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己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1962年3月,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
水位不得不降低。
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刚刚披红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已没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只好被拆迁到湖北的丹江口电站去。
运用方式作了180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潼关河床已抬高,造成渭河、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
受害严重的陕西省再也不能再容忍下去,在1962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换句话说,就是让黄河按照原来没有大坝的方式流!
三门峡改建
只好对原来的工程进行改建。
三门峡改建的第一期方案是:
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案开始实施。
读者若嫌这么说不够直观,不好理解,可这样想:
本来黄河流得好好的,1957~1960年间用“雄伟大坝”给堵上了;2年之后开始出事,4年以后要承受不住,但大坝已经“巍峨耸立”在那儿了,既然不能炸,只好用加管和开洞的办法,让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
两洞四管
——这就是“两洞四管”方案。
这一方案的确立,被认为是亲自参与改建方案的敬爱的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
然而谁都能看得出,这是一个救急方案,毫无浪漫可言。
改建工程1965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
此时,水库的淤积减轻了,但排沙能力仍不足,潼关以上,所谓“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
到了1969年夏,西安再度告急。
周恩来分身乏术,只好委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黄河防汛总指挥刘建勋外加副总理纪登奎,再度在三门峡主持召开“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会议”。
参加会的人都知道,两洞四管解决不了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
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
更具体他说,是期求当水位在315米时,把水和沙往下排,将泄流量加大到10000立方米/秒。
至于下游安全还是不安全,此时已无人再提,只要潼关别再“翘”就阿弥陀佛。
这回的措施为:
打开原1~8号施工导流底孔(这些孔是黄万里先生曾经坚决请求保留,以备将来排沙用,而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光斗按苏联设计用混凝土堵上的。
每个洞被重新掏开都要花费上千万元);同时,将改建过的发电引水钢管进口降低13米,变成“低水头发电”。
这样一来,原本设计的大功率水轮发电机已派不上用场,只好改用5万千瓦的小发电机。
第二次改建
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到1973年12月,挖开了8个施工导流底孔,当坝前水位为315米时,泄量由6000立方米/秒增至9060立方米/秒,运用原则变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
身上又是孔、又是洞,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但潼关河床尚未回复到原有高程,比建库前仍高出3米多。
1992年8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了农田60多万亩,约5万返库移民受灾,近3万人无家可归。
如遇特大洪水,库区还将遭受巨大灾害。
至于下游的淤积情况,1985年丁六逸在《三门峡水库及运用》中写道:
(改建后),由于这几年水库敞泄,小流量时库水位很低,库区冲刷后,形成小水带大沙,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积。
至于三门峡工程本身,蓄水不到5年,库容损失一半,曾几何时挂在嘴上的综合效益:
发电,灌溉,航运(维持下游水深1米)全都落了空。
如果读者以为改建后的三门峡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话,又错了。
水库淹没损失
以上只是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和改建,还未谈到那个最敏感从而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水库淹没损失。
最初按360米设计时,要淹没耕地333万亩,迁移90万人;后来,1958年,周恩来总理遏制住苏式豪迈,将初期水位运用定为335米时,还要淹没耕地85.6万亩,移民31.89万人;后来,库区塌岸发生,移民又增加了8.49万人,实际总数达40.38万人。
他们当中,迁往宁夏、甘肃敦煌等偏远地区的共3.99万人,由于水土不服,曾多次迁来迁去,现已大部迁回。
由关中平原迁往山区旱塬、沟壑区的12.11万人,也因无法生产而迁回原地。
这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带的几十万人,20多年来毁家远迁、困苦辗转。
他们为返回家园而进行的斗争一直在持续。
最终,因为三门峡大坝降低了原来的蓄水高程,他们才得以回到家乡。
可他们原本世代耕种的肥沃土地已被黄河泥沙厚厚地覆盖。
许多地方,已经被军队和国营农村捷足先登地占据。
他们又不得不开展旷日持久的斗争,要求退还他们被占据的土地。
直接经济损失
先让我们看损失:
①高坝工程低坝运用,这意味着,仅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③两次改建,包括至今还在修补那些磨损的洞和水轮机的费用;
③多淹没的耕地和毁坏的耕地;
④当时多迁移的30多万人和后来返迁的15万人;
⑤水库运用以来,由于河流自然状况的改变,库区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两岸的防洪设施、盐碱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须修建的防护工程;
⑤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盐碱化而导致的减产;在“蓄水拦沙”时期,因下放清水而冲刷了的下游生产堤内的良田;
这些损失,最保守的估计,不下百亿。
环境的破坏
再看对环境的破坏:
①由于水库周围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盐碱化50多万亩;
③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塌岸而损失的耕地;
③毁掉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
还不必说时间上的失误:
如果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投到黄河下游的堤防加固和其他有效的水利设施;投入到交通和通讯系统;投入到教育与文化设施;哪怕仅仅投入到黄河上中下游的水上保持、植树造林、防护与灌溉,全流域的情况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那么,为什么呢?
究竟什么使得一大群不能说不爱国、更不能说不具业务专长的中国人跌了这么大的一个跟头?
黄河清
◆“黄河清”
1964年,决定三门峡第一次改建的时候,周恩来的解释是:
看来,1958年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
1955年人大报告黄河清把我压的。
1958年只是把水位降低了。
头脑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
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
为什么会“急”?
头脑为什么会发热?
“黄河清”这三个字怎么会造成压力?
为什么在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会“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
到底
是把什么放得过重,因此要牺牲掉其他呢?
作为后世的观察者,我不倾向于将他们这批五十年代的“三门峡迷”与1980年代未那批力促在长江干流筑坝的三峡“大库迷”们等同,也就是说,我不认为他们也像那些邓小平时代的人一样怀有对钱的享用与支配的渴望(我于1989年春亲眼见到整列地排在北京京西宾馆院子里的该工程筹备组的豪华进口车队,还有他们在北京为自己盖的成片住房。
按1989年初的估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这类杂项已用去了不下4个亿),只说他们在可能达到的技术成就面前太执迷、太浪漫、太简单。
那么,当时的政府或者说党的决策者们呢,李葆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还有大救星毛主席,他们图的是什么呢?
1964年6月和12月,周恩来说过这么几句话:
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
……建国后才五、六年就决定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
这反复被提到的“黄河清”,出自自古以来的一句话,知道的人马上就能跟着念出随后的那三个字:
“圣人出”。
——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后面三个字上面。
三门峡的上马,说出来的理由是为了“黄河清”,而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就是为了证实“圣人出”。
自古谁能让黄河清?
共产党,伟大领袖毛主席!
那么,谁是圣人不就是清楚了吗?
!
不要说1950年代,就是今天,整亿中国人也还生活在企盼明君的历史阴影里。
在我们这个千年农业古国,治水从来是明君的大业绩,不但史不绝书,实在已经镌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
“黄河清”既成了一种标志,为达成这种封神式的祭祀,当时从上到下所怀着的主要驱动力,其实是“圣人出而天下治”那样一种狂热虔诚——当然,使用的语言是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人民被圣人作主。
而当全国的资源得以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集中调用的时候,种种伟业自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黄河调水调沙
黄河难治,根在泥沙。
由于近几年,由于黄河连续枯水枯沙、上游水库汛期蓄水、上、中游工农业用水日益增长,黄河下游汛期水少沙多的矛盾更趋严重,黄河下游河床将继续淤积抬高,防洪形势更加严峻。
调水调沙是实现治黄手段转折的标志性工程,其目的是在水库实时调度中形成合理的水沙过程,有利于小浪底库尾泥沙淤积形态得到合理调整,有利于下游河道减淤甚至全线冲刷,实现河床不抬高的目标。
自2001年小浪底水库投运以来,黄河防总先后于2001年8月、2002年7月、2003年8月进行了三次调水调沙试验。
在这三次试验当中,三门峡枢纽局根据黄河防总的统一部署,创新思维,大胆探索,精心调度,使三门峡水库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调水调沙中,充分发挥三门峡水库"承上启下"的中心作用,取得了丰硕成果。
增加小浪底坝前泥沙铺盖、减少大坝渗水。
汛期,三门峡水利枢纽根据小浪底水库初期投运的情况,结合上游来水、来沙,通过优化水沙调度,产生异重流,为小浪底坝体防渗形成泥沙铺盖。
通过成功塑造人工异重流,有效地调整了小浪底水库库尾淤积形态。
汛期,三门峡水库有效利用上游来水、来沙,调节水沙搭配,形成人造洪峰,对小浪底库尾淤沙进行强烈冲刷,促使小浪底库区形成异重流,并推至小浪底坝前,将细沙排出库外,实现淤粗排细的目标。
为多泥沙河流水库群的联合调度,保持长期有效库容、缓解下游河道淤积抬升探索出了新的方法。
根据小浪底水库投运后,三门峡水库运用边界条件改变的情况下,三门峡枢纽局探索出基于水库群联合调度进行防洪减淤的"洪水排粗,平水排细"的运用手段,适时开展调水调沙,调整了小浪底库区泥沙淤积形态,并减轻下游河道淤积。
三门峡水库的管理者根据黄河防总的要求,科学组织,精心调度,通过调水调沙,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了三门峡水库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黄河岁岁安澜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控制了黄河中游北干流及泾、北洛、渭河两个主要洪水来源区,并对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第三个洪水来源区发生的洪水,能起到错峰和补偿调节作用,在小浪底水库投运前,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作为黄河下游最后一道屏障,在几十年的防洪、防凌等运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历史上,黄河水害频繁,下游经常决口改道,泛滥成灾,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
人民治黄五十多年来,尤其是自从三门峡水利枢纽建成运用以来,黄河下游岁岁安澜,千里大堤安然无恙。
自1964年以来,三门峡以上地区曾出现6次洪量大于10000m³/s的洪水,由于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控制运用,削减了洪峰流量,减轻了下游堤防负担和漫滩淹没损失。
1982年7月底,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的干支流40000km2的流域面积,普降了暴雨和大暴雨,花园口水文站洪峰流量达15300m³/s,7天洪水量为50亿m³。
面对这场洪水,由于三门峡水利枢纽和其他滞洪工程同时发挥作用,使洪水安全入海。
黄河凌汛是威胁下游安全的又一主要灾害,仅1883~1936年的54年间,黄河下游山东境内就有21年发生凌汛决口,口门多达40多处,平均5年就有两次决口,给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危害。
三门峡水库建成运用以来,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黄河下游均未发生过凌汛决口。
1967~1983年的17年间,黄河下游出现的严重凌情有6年,但由于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成功控制,解除了凌汛危害,使下游河道由“武开河”变为“文开河”,对保证下游凌汛安全,起到了关键作用。
维持黄河健康
黄河的生命力主要体现在水资源总量、洪水造床能力、水流挟沙能力、水流自净能力、河道生态维护能力等方面。
“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有四项主要标志,即“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污染不超标,河床不抬高”。
三门峡水利枢纽从中担负着重要任务。
防洪减灾。
小浪底水库投运后,进一步完善了黄河下游防洪工程体系。
但三门峡水库控制着三个洪水来源区中的两个,仍然处于承上启下的核心地位。
根据小浪底水库的设计要求,只有当小浪底、三门峡、故县、陆浑水库联合调度时,才能使百年一遇洪峰流量由29200m³/s削减到15700m³/s,千年一遇的洪峰流量由42300m³/s削减到22600m³/s,黄河下游才能达到千年一遇防洪标准。
凌汛灾害是严重威胁堤防安全的重要因素。
根据有关资料,黄河下游平均每年需防凌库容约35亿m³,而小浪底水库的防凌库容只有20亿m³,其余15亿m³必须有三门峡水库来承担,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黄河下游的凌汛期间的安全。
调水调沙。
调水调沙是缓解下游河床逐年淤积抬高、河道严重萎缩的重要措施。
三门峡水库作为承上启下的重要枢纽工程,在黄河三次调水调沙试验中均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通过水库联合调度,已成功把2.5亿吨泥沙送入大海。
没有三门峡人造洪峰的强大动力,就没有小浪底水库异重流的形成,黄河调水调沙试验的的目的就不可能达到。
净化水质。
三门峡库区年接纳污水总量达到17.33亿吨,年接纳污物总量达到24.1万吨。
据多年观测资料统计分析,非汛期潼关段来水综合评价为四类水,但经过三门峡水库水质变为二至三类水,说明三门峡水库在解决水质污染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稀释和净化作用。
防止断流。
黄河断流不仅威胁到黄河中下游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问题,而且还严重威胁着黄河本体的健康生命。
黄河来水具有鲜明的季节特点,年内分布极不均匀。
通过三门峡水库的调蓄运用和黄河水量的统一调度,可以更好地调节流量过程,解决来水时空分布不均匀和防止黄河断流问题。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关于三门峡库区的每一个研究课题,都要放在维持黄河健康生命这个大背景、大系统里去考察它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不能隔离开来,单独片面地去认识、论证局部的影响和关系,否则会影响整个治河体系,会打破整个库区新的生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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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失败 水库 三门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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