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及其因素分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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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及其因素分解

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及其因素分解

　　长期来看，中国劳动生产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速更是显着。

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各产业内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

相对地，劳动配置结构变化的贡献度并不显着，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了强化。

劳动配置结构变化贡献度较小，与劳动力跨部门流转的交易成本较高有关，而行业内部生产率提高与分工演进、资本深化、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等密切相关。

　　关键词：

劳动生产率，因素分解，资本深化，劳动力流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然而，经济增长伴随着资本—产出比的不断上升，以及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来支撑的。

由于要素供给刚性的约束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要保持增长的持续性，必须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方式转向更多依靠生产率提高的集约型方式。

劳动生产率是生产率序列中最基本的因素，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增长方式转变至关重要。

　　劳动生产率体现为劳动投入的产出效果，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劳动报酬，从而对国内投资和消费产生影响，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示生产力水平，从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发挥作用。

国际经验显示，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关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生产率有了显着提高，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仍处于较低水平。

中国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来实现增长方式转变、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仍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一、劳动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的理论背景

　　经济增长理论通常采用生产函数和要素核算方法测度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等于产出增长减去投入变化的部分。

然而，此方法面临三个挑战：

一是体现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应具有内生性；二是要素生产率应考虑行业差异及要素流转；三是体现生产率变化的技术进步应与要素投入相联系。

基于此，准确的生产率增长测度应基于行业来考察，以当前产出作为权重的部门生产率增长率的连锁加权指数。

由于发展中国家部门间存在着显着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因此，指数方法对于解析其劳动生产率增长将更有说服力。

劳动生产率涉及部门劳动生产率和部门劳动力配置结构两个因素，其增长可分解为以下3个部分。

纯生产率效应（pureproductivityeffect）。

该效应表示以基期产出或投入为权数的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即按照基期产出或投人权重，计算行业劳动生产率增加率的加权平均值。

之所以称为“纯生产率效应”，是因为它测度了在产出或投入份额不变时各行业劳动生产率增加的平均值。

　　2.鲍默效应（Baumoleffect）。

该效应表示在考察期间内各行业劳动生产率和行业权重变动间的相互影响对整体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效果。

之所以称为“鲍默效应”，是因为鲍默在其不平衡增长理论中阐述了产出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产出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正相关。

　　3.丹尼森效应（Denisoneffect）。

该效应表示考察期内因为要素流动或投人权重差异所引起的生产率变动，即不同行业间劳动再分配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之所以称为“丹尼森效应”，是因为丹尼森认为，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也会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

　　上述思想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示。

用Xt表示t时期的GDP；St表示t时期的劳动投入，则劳动生产率为：

At＝Xt/St。

考虑劳动配置结构的劳动生产率为：

At＝，其中ωit表示第i个行业劳动投入占全部劳动的比重。

　　如果令Rit＝Ait/At表示第i个行业与整体劳动生产率的相对量，g（A（）表示2时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则

　　如果是小的平滑时间序列，则sit≈mit＝Xit/Xt。

k是代表基期，于是

　　上式右边第一项将各行业劳动占比始终固定为基期（mik），只测度劳动生产率因各行业劳动生产率变化（g（Ait））而变化的程度，因此是纯生产率效应；第二项测度了行业劳动占比变化（mit-mik）和劳动生产率变化（g（Ait））交互作用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因此是的默效应；第三项不考虑各行业劳动生产率变化（g（Ait）），只考虑各行业劳动力配置结构变化（△ωit）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此是丹尼森效应。

由此可得

　　判断一：

任何经济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由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化、部门劳动力配置结构变化以及上述两种变化的交互作用而实现的，对劳动生产率的解析必须从这3个方面进行。

　　判断二：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同部门或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度较大，因此部门或行业之间的劳动力配置结构的变化，将与各行业劳动生产率提升一样，对劳动生产率发挥重要作用。

　　判断三：

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是依靠迂回生产程度加深和中间产品使用数量增加而实现的，这种分工演进可以用劳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来度量，即通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或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判断四：

发展中国家通过劳动力结构转变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劳动力供给与行业需求相对接，这需要有比较完善和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以使低生产率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

　　二、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基本趋势

　　针对中国1952—2005年劳动生产率的测度，首先需要确定考察期内的基本变化趋势。

考虑到产业劳动生产率差异对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本文不采用GDP总量除以就业人数的简单平均法，而是采用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及其在GDP中占比的加权平均法来计算劳动生产率。

由于GDP中包含了价格因素，因此有两种劳动生产率：

一是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二是按照不变价格（1952年价格＝100）计算的劳动生产率。

其中，GDP总量、三次产业GDP、社会就业人数、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定基零售商品价格指数（1952年价格＝100），1952～2004年的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2005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

　　图1显示了1952—2005年按当年价格和不变价格分别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情况。

从图1可以看出：

（1）长期来看，两种劳动生产率均呈上升趋势，1952—2005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从元/人增至元/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从元/人增至元/人，两者分别增长了倍和倍。

（2）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尤其是1978年之后，两种劳动生产率曲线的“喇叭口”不断扩大，说明价格指数在持续快速增长，两种劳动生产率的偏差度在不断扩大，1978年偏差度为倍，2005年偏差度增至倍。

（3）无论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还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1952～1977年的上升幅度均较小。

然而1978年之后，两种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在不断提高，这种趋势在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上述判断表明：

按当年价格和不变价格分别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在改革开放之后因价格机制作用而变得更为突出。

因此，为了突出劳动对产出的实际影响，本文采用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进行分析。

　为了突出对增长率的考察，图2展示1953～2005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首先，从基本趋势来看，在53年中，增长率为负的有10个年份，其余43个年份增长率均为正，说明中国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基本趋势是增长的。

　　其次，从变化稳定性来看，在1953～1977年的25个年份中，增长率为负的有8个年份，而1978—2005年的28个年份中，增长率为负的仅有2个年份，说明在改革开放之前，劳动生产率更具波动性，图形上增长率振荡的频度较高，幅度较大，周期较短。

改革开放之后，劳动生产率更具有稳定性，增长率波动的频度较低，幅度较小，周期较长，尤其是1991年之后，增长率始终维持在年均增长10%以上的较高水平。

　　最后，从变化程度来看，如果以1978年为界，则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是由1978～2005年的增长驱动的，1953～1977年增长率基本处于较低水平。

1953～2005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1953～1977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而1978～2005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991～2005年的年均增长率甚至高达%。

　　改革开放之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更为显着，增长率趋向在一个较高水平上的持续递增，这与改革开放之前劳动生产率增长处在较低水平且经常波动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的加快，微观经济主体通过资本投入来改变资本有机构成、从而通过资本深化来实现分工演进和技术进步的动机在不断增强，能力在不断提高，这将促使劳动者更有条件通过推动更多资本来形成更多产出。

同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也促使要素市场得以完善和健全，尤其是资本和劳动市场的发育，更是在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基于此，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性得以增强，产业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因要素流动性而出现变化，从而通过改变劳动力在行业间的配置结构而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

　　三、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因素分解

　　中国劳动生产率在1952～2005年经历了不同的增长阶段，增长率差异的原因何在？

依据指数分解法，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可分解为纯生产率效应、鲍默效应和丹尼森效应。

由于公式中用mit来近似地拟和sit，因此存在三种效应之和不等于真实增长率的可能。

笔者将纯生产率效应、鲍默效应和丹尼森效应之和称为加和增长率，将直接测算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称为真实增长率。

图3给出了1953—2005年劳动生产率的加和增长率和真实增长率。

显然，除1958～1959年之外，其余51个年份两个增长率几乎是一致的，加和增长率和真实增长率之间不存在系统偏差，用加和增长率来替代真实增长率是可行的。

　　为了测度3种效应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相对贡献度，可以用纯生产率效应、鲍默效应、丹尼森效应分别除以加和增长率，由此可得1953～2005年劳动生产率增长中的纯生产率效应贡献度、鲍默效应贡献度和丹尼森效应贡献度，表1、图4给出了测度结果。

　　图4显示，1953～2005年，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是纯生产率效应驱动的，丹尼森效应的贡献度次之，鲍默效应的贡献度最小。

从年均角度看，纯生产率效应贡献度为%，丹尼森效应贡献度为%，鲍默效应贡献度为%；纯生产率效应贡献度最高的有38个年份，丹尼森效应贡献度最高的有3个年份，鲍默效应贡献度最高的有12个年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纯生产率效应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后不仅没有被弱化，反而在不断强化。

1953～1977年的年均情况，纯生产率效应贡献度为%，丹尼森效应贡献度为%，鲍默效应贡献度为%，纯生产率效应贡献度最高的有12个年份，丹尼森效应贡献度最高的有10个年份，鲍默效应贡献度最高的有3个年份。

然而，1978～2005年的年均情况，纯生产率效应贡献度为%，丹尼森效应贡献度为%，鲍默效应贡献度为-%，纯生产率效应贡献度最高的有25个年份，丹尼森效应贡献度最高的有3个年份，鲍默效应贡献度最高的有0个年份。

显然，在整个考察期内，纯生产率效应贡献度是最重要的。

在改革开放之前，纯生产率效应贡献度占相对优势，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纯生产率效应贡献度已占绝对优势，丹尼森效应和鲍默效应的贡献度在不断下降。

于是，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主要是依靠各产业内部生产率提高而驱动的，劳动力在部门间配置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并不显着，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四、资本深化、劳动力流转与劳动生产率增长

　　纯生产率效应在劳动生产率增长中占据主要位置，其他两种效应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比较有限，尤其是丹尼森效应贡献度，改革开放之后并没有因要素流动性增强而出现显着增加。

这促使人们追问：

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这种模式是因为何种机制而形成的？

考虑到鲍默效应的贡献度较小，因此，笔者主要从纯生产率效应和丹尼森效应的角度进行解析。

　　首先看丹尼森效应。

丹尼森效应代表了劳动力在行业间重新配置而引致的劳动生产率变化，考察此效应必须同时观察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

在图5中给出了1952—2005年的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度和就业结构转化滞后度，其中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度，是不变价格情况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和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对比，它度量了时序意义上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就业结构转化滞后度，是用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和产值占比的差除以第一产业产值占比，它度量了劳动力结构变化和产值结构变化的同步性，即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配置结构的变化程度。

在图5中可以看出，这两个指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改革开放之后劳动生产率差距甚至在相对扩大，1978—1984年，劳动生产率差异度从倍减至倍，而后20余年又逐渐增至2005年的倍。

理论上，部门劳动生产率差距的相对扩大为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向高生产率部门提供了激励。

然而，从就业结构转化来看，就业结构转化滞后度并没有出现显着的缩减趋势，相反，改革开放之后就业结构转化滞后度有相对拉大倾向，1978～1984年，就业结构转化滞后度从倍减至倍，而后又逐渐增至2005年的倍。

改革开放之后，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度相对扩大伴随着就业结构转化滞后度相对扩大，说明在市场化背景下，部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转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就业结构变化和产值结构变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不断凸现。

　　其次看纯生产率效应。

纯生产率效应主要依靠行业内部生产率的提高而实现，部门生产率提高在本质上取决于分工水平提高、分工组织演进，因为分工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熟练程度、节省工作转化时间、加快机械和技术发明以及加速知识积累等提高劳动生产率。

分工演化对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主要体现为生产中的个人专业化程度提高、迂回生产程度提高和中间产品种类数增加，这些均表现为生产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或资本深化。

由此，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一个分工演化和资本深化的过程。

中国纯生产率效应在劳动生产率增长中占据主要地位。

这暗示着：

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在不断提高，每个劳动者所推动的资本量在不断扩大，劳均资本量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纯生产率效应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显着贡献。

　　在表2中，列出了不同阶段劳动生产率和劳均资本的回归关系。

此处劳均资本采用以1952年为基期的价格指数对资本形成额进行缩减，因此它和劳动生产率一样均是不变价格的概念。

资本形成额数据1952～2004年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2005年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

如果令y代表劳动生产率、x代表劳均资本，则无论是采用简单回归方程还是指数回归方程，1952～2005年的劳均资本工均能对劳动生产率y进行很好的解释，解释变量系数为正，说明劳均资本上升会提高劳动生产率。

如果将考察期分为1952～1977年和1978—2005年两段，则两阶段的劳均资本也能对劳动生产率进行很好的说明。

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劳均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解释力更强，两个回归方程的判定系数和调整后的判定系数都有显着的提高，而被解释变量系数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这说明，劳均资本及资本深化一直对劳动生产率变动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劳均资本和资本深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后呈现不断强化的趋势。

　　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实现增长方式转型、保持经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采用指数法研究了1952—2005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趋势及其因素效应。

结果显示：

长期来看，中国劳动生产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长速度更是显着。

劳动生产率增长可分解为纯生产率效应、鲍默效应和丹尼森效应，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是纯生产率效应驱动的，丹尼森效应贡献度次之，鲍默效应的贡献度最小。

显然，劳动生产率提高主要是各产业内部生产率提高驱动的。

相对地，劳动力部门间配置结构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并不显着，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分析还表明，丹尼森效应代表的劳动力配置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较小，这与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流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时的交易成本较高有关，而纯生产率效应代表的行业内部生产率提高对劳动生产率贡献最为显着，这与分工演进、资本深化、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有着紧密关系，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深化和劳均资本增加来实现，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之后更为明显。

　　如果本文分析是有道理的，那么从劳动生产率增长来看，资本投入与资本深化进而与技术进步紧密相关，因此，生产函数方法将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在增长核算中截然分离的做法值得审慎对待。

对中国而言，资本—劳动比提高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但考虑到资本的供给能力约束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也考虑到劳动力资源充裕和就业问题对宏观经济的重要性，因此仍需采取政策措施以促使增长率的持续稳定提高。

为此，两个方面的努力至关重要：

一方面，促使资本深化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持续提高。

在市场化背景下，企业通过资本深化来提高生产率将是一种自发行为，政府也需要部分企业在提高资本—劳动比的基础上形成更强的国际竞争能力，因此，必须不断健全资本市场，完善连接资金供需的直接和间接市场，拓展资金盈余方和资金需求方的对接通道，减少资本形成和资金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为资本和劳动的更有效结合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只要这样，依靠纯生产率效应驱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模式才能得以延续。

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增长必须考虑接替性问题。

在资本深化的同时，必须不断提高丹尼森效应在劳动生产率增长中的贡献度，为此，应通过制度完善和创新加快土地使用权流转，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健全和改革农村金融制度、财税制度、教育制度、培训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转动力和工作素质，降低劳动力流转过程中的成本和开支，拓宽农民在非农领域中的工作机会，从而通过劳动力配置结构改变来促使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