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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与合法性危机
一、政治合法性概述与研究意义
(一)政治合法性概述
合法性(lgetiimacy)是伴随着政治现象的出现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
一般说来,合法性是一种应当性与合理性,指的是政治体系依据传统或公认的准则而得到公众的认同和支持。
合法性的实质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公众对政治体系的认同问题。
合法性往往被看作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只有当执政者获得了合法性,得到公众的拥护和支持,其执政才会更加稳定与高效。
从实质上而言,政治合法性是指民众基于自身理性认识而产生的对政治系统自愿的认可、支持与服从。
政治合法性不仅是政治系统巩固和延续统治的有力工具,而且是社会进步的助动器。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目前学术界对政治合法性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是:
政治合法性是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实施统治的认可与忠诚,是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价值认同。
换句话说,就是政治系统在多大程度上被公民视为合理的和符合道义的。
其实质是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映。
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出现起因于政治文明的状态,但并不专属于某种政治文明状态,是任何社会制度都普遍存在的问题。
只要社会还在运行和发展,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就会存在,并发生相应的影响与作用。
而且当政治合法性危机达到一定的程度和范围时,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及政权稳固的基础性问题。
(二)合法性研究的价值意义
合法性作为政治学一个重要概念,越来越受到执政者的关注。
因为任何一个执政为了维护其政治体系的存在与发展,就必须研究和巩固其合法性问题。
政治合法性研究对于政治发展,社会大众价值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1.合法性关系到政治秩序与政治统治的持久性问题。
合法性程度高必将为政治治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政治的稳定是执政者领导民众建设现代化的一个基本件,可以维护政治发展的和平与有序。
以史为鉴,苏联政治发生擅变在很大程度上于执政绩效低下,民众期望值与现实的反差导致认同度下降;集权强化,民主弱化;识形态僵化,失去调适空间等导致合法性丧失,从而走向解体。
2.合法性有利于实现社会总动员,使政治绩效最大化。
政治体系拥有合法性,会在公众中产生广泛的认同感、忠诚感,公众对政治体系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必然会其发挥最大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挖掘其深层次潜能,积极投身于社会发展之中,可减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摩擦和内耗,可以使政治体系以较少的输入而获得较多的公产品输出。
政治绩效也会随着民众信任与忠诚的加深而实现最大化。
3.合法性为执政当局的政治行为提供了可行的价值判断标准。
政治体系拥有合性表明执政者所遵循与追求的价值标准与普通民众所渴望的价值标准达到了逻辑的统一。
从工具理性视角看,政治合法性是执政当局实现自身统治和民众价值诉求的有效的途径和工具。
从价值理性视角看,政治合法性被认可的过程就蕴涵着公众价值诉求的实现和提升。
4.合法性意味着政权和制度的合理性。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制度合理性是合法性的刚性基础,意味着立足长治久安、构建政治制度的权威而不是个人或某一集团的权威。
同时,政权和制度的合理性为转型期的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它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政治统治取得合法化的一个根本途径。
二、政治合法性危机
(一)合法性危机的特征
1、从单个政权来看,危机的敏感性强,偶发的经济、社会或政治问题就可能导致政局动荡或政权更迭。
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了很大的侵蚀,或者其合法性基础一直很脆弱,在处理突如其来的事件上失去了弹性。
2、从世界范围内看,危机具有普遍性。
亨廷顿曾描述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政治演变的普遍特征:
民族和阶级斗争日益激化,叛乱和群众暴力反复出现,社会大众离心离德,一盘散沙,合法性危机时有发生。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又有30多个权威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出现了民主化的第三波。
由此可以看出合法性危机在社会剧烈变迁中的多发性,它和转型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3、从表现形式上看,危机具有很强的爆发性,表现出较为广泛的政治冲突。
合法性危机是一个世界性的间题,有些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是潜在的,并未形成对政治体系的冲击,而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则是切切实实存在的,经常性地表现为对政治体系的冲击。
4、从深度上看,危机常常触及政治秩序的核心和组织原则,甚至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建国初期的合法化过程中,权威领袖往往成为合法性的主要载体。
随着社会的变迁,这种个人权威掩盖下的问题不断出现,一些有传统裂痕的国家出现了分裂主义运动,有些国家则出现对政治秩序、政治制度安排的质疑。
(二)合法性危机表现
合法性危机意味着政府的信任危机和权威危机。
严格地讲,任何社会都有产生合法性危机的可能,只是发生危机的时候程度有所不同。
也许在有的国家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和重建,而在有的国家则只需要做出适当的改革或调整。
如果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建立在短期的可变因素之上,而它又不能或不愿意及时将这种短期的可变性权威转化为合理的制度性权威,那么,它一旦出现合法性危机,其程度会较为严重,而且后果可能就是整个体系的崩溃。
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合法性基础主要建立在合理的制度之上,那么,它一旦遇到合法性危机,也不会危及整个政治系统。
当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时,政治权威乃至统治的合法性都将受到挑战:
(1)反对政治共同体的构成和界限,即,当社会共同体内部有一部分势力不承认自己属于该共同体而要求打破现有构成状况的时候;
(2)反对共同体内的宪法性安排,即,当政治共同体内有成员反对已有的宪法制度,要求推翻这种宪法安排的时候;(3)反对政府做出的某项特殊政策,即,当政治共同体内部有人反对政府的某一重大决策(如税收政策、种族政策)的时候。
(三)不同国家在政治发展中面临的合法性危机
世界各国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各不相同,因此,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的性质和程度也不一样。
根据政治学研究理论,建立在制度和程序合理基础上的国家、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国家以及建立在政绩基础上的国家,可能分别面临不同的合法性危机。
1.发达国家的合法性危机
发达国家经历了长期的理性化过程(韦伯的观点),实现了较高程度的政治制度民主化和政治生活法治化,所以,它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韦伯所谓的/法理型权威的基础上。
应当说,它实现了基本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然而,它也面临不同程度的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民主过程、政党竞争、社会福利和社会改革等机制,使其合法性得到延续,但是,它也面临一系列社会内部的危机倾向,从而使它很难仅仅依靠同意(consent)就能够完全维持政治稳定。
资本主义积累以及民主政治所释放出来的大众压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导致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各种社会紧张关系。
2.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仰危机
作为与资本主义阵营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立国基础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
马克思主义学说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从而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强大的合法性基础。
然而,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
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的集权和计划模式,在如何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效率、反对政治特权、克服权力腐败、抑制个人专权、处理党与国家关系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和不合理,导致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政策的灾难性后果,进而引发了民众的信仰危机。
这种危机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导致了苏联和东欧的巨变,使这些国家不得不在民主化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其政治合法性。
作为社会主义成员的中国,70年代末期开始,积极推进改革开放政策,改造传统集权计划模式,引进外国资本,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从而为合法性基础注入了新的因素,即政策和政绩因素。
3.威权国家的合法性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新型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独立的政权。
这些国家一般实行一党制、军人政体或个人专制统治,在政治上实施集权统治和高度控制,在经济上适度自由,实行市场经济。
它们被称为威权主义或威权国家。
威权主义国家的现实代表包括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拉美国家和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等。
这些国家立国之时建立的是不同形式的强权统治,既缺乏合理化的制度基础,又没有具有感召力的完整的意识形态基础。
威权政治都倾向于运用诸如国家目标或发展计划来说服人民,因此,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迫把政绩当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为了换取民众的支持,威权政权的领袖们被迫做出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诺,并且反复强调这种经济增长在其他政权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从60年代开始,威权主义国家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推行现代化经济政策,赢得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的成就和政府绩效为这些国家政权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基础。
然而,经济政策和政府绩效作为威权主义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的积极作用也是有限的。
经济政策(经济成就)和政府绩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和多长时间内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取决于民众对威权政治的心理预期。
公众心理预期的改变必然动摇权威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三、政治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
造成合法性危机的原因是复杂的,它们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阶级、民族、制度等诸方面。
(一)从社会经济方面看
虽然它是合利益性的基础,也是政治统治最主要的绩效表现,然而,经济对合法性而言,还是一把双刃剑,也就是说,经济成长与衰败都可能导致合法性危机(即“政绩合法性困境”)。
经济衰败意味着其合利益性基础的丧失,是政府无能的最直接表现。
经济成长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会增强政府的合法性,因为它普遍增加了人们的物质利益,但长期经济的发展,其基础作用必然会推动社会、政治的变化,最终也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变迁。
如果政治结构的变迁与政治文化的变迁不相适应,就会在更高层面上产生合法性危机。
同时,经济的发展可能增加或加大经济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又为日益受到社会动员的人们所认知。
不公平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影响到公共权力的合道德性,合法性危机也会因此而发生。
还应该看到,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也可能影响合法性的巩固。
因为,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如封建制、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等,都要求相应的政治体制相配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会形成政治与经济的冲突,影响到经济成长的绩效和政治文明的进步。
(二)从社会阶级结构因素来看
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所催生的新的阶级和阶层,是引起旧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主体力量。
因为掌握先进生产力的新阶级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它会千方百计地宣传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并利用各种优势资源挑战旧统治阶级的合法性。
如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这个过程被称为启蒙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其他诸条件结合的产物。
李普塞特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
“在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期间,合法性危机可以分别出现在以下两种条件下:
⑴主要的保守组织机构的处境在结构变革时期受到威胁;⑵社会上的主要团体在过渡时期或至少在它们一旦提出政治要求时,不能进入政治系统。
”
(三)从政治体系的组成和运作看
比如,现在政治体系要求政权的获得必须合乎“良法”的要求,并能正常更替;要求政治精英的遴选要符合程序正义原则,也就是说符合民主性的要求,并贯彻公开、公正的原则;要求政治运行应兼顾公平与效率,要妥善处理二者的关系;要求公务人员要坚持廉洁奉公,严厉打击腐败;要求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还要求有深入、有效的政治社会化等。
否则,如果政治体系通过非法途径(如政变)取得政权,对公平与效率顾此失彼,贫富差距过大而必要的社会保障又不存在,腐败严重,主流的政治文化不能有效地传播等,就容易出现合法性危机。
(四)从国际环境的变迁看
国际环境的影响有强制性的,也有非强制性的,总的来看,以非强制性影响为主。
非强制性的影响主要包括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政治文化的传播等。
强制性影响就是直接的内政干预,手段以武力威胁、经济制裁为主。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和政治交流的日益频繁,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示范效应具有极强的影响力,政治价值观与政治模式也穿越了国界,正直接或间接地冲击着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
示范效应提高了人们的期望,政治文化提高了价值评价标准,体系认同危机就出现了;同时,世界“新干涉主义”已经不满足仅仅是经济利益的攫取,而是把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当作“普世”的价值追求推而广之,且不惜为之而战。
这种价值观的推广,也是后发国家因合法性危机而引起动荡的主要根源之一。
在某种意义上,造成合法性危机的因素大都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
其实,世界就是在合法性的建立—维护—衰落与危机—新合法性的取得这样的循环发展过程中进步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合法性危机并非总是坏事,关键是对谁而言。
总之,不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合利益性、合法律性和合道德性都是合法性的坚实基础,只要打破其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引起合法性危机。
在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民主政治获得了公众的认可,远离民主,就意味着对合法性危机的亲近。
四、合法性的维护与强化
面对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合法性危机,执政当局必须从根源上予以防范和消解,从现实架构与价值负载两方面加强合法性的维护与强化,同时建立危机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
1.通过政治体系运作的高效,增强绩效合法性。
执政者一般都将如何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以增进民众福利作为执政目标。
因为“有效性亏空或不足会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水平造成一定的冲击,严重者导致合法性危机的出现”。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以经济发展来促进社会进步的过程就是人类需求不断得以满足的过程。
如在发展中坚持科学的发展道路,提高业绩,增加有效性,不断满足社会大众的利益与价值需求,就会取得大众的认可和支持,以实际成就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水平。
2.建立健全制度,权力运作规范化,防止权力逆行与腐败,增强大众对执政当局的公信力。
权力作为政治的核心,执政当局必须从契约论角度认识权力的来源与运作,建立能得到大众认同的运作机制和规则,以获取秩序和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
通过权力的规范化运作以实现大众的公共福扯。
不受约束的权力往往导致腐败。
腐败问题已成为不少执政集团面临的一个严峻且对执政合法性极具挑战性的一个问题。
因为“腐败浪费了一个国家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源,即政府的合法性”。
2腐败会严重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损害政府形象。
必须通过制度建设规范权力、有效地遏制腐败,才能获取大众的拥护和支持,获得合法性。
3.以正义、民主、平等为核心价值来建构与完善政治法律制度。
法律不仅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和标志,也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制度保障。
法律在合法性中的地位不仅是追求政治体系的顺利运作与稳定,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法制的实施来保障公众多种价值目标的实现,真正促进社会的公正、平等与正义,促进人的解放与发展。
五、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面临的挑战、成因及维护和强化
(一)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面临的挑战
中国转型期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和人民群众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利益需求的不断满足,已彰显了中国的政治合法性。
尤其是当代中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使合法性程度进一步提高。
民众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但也应看到,社会转型意味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深刻变革,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合法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腐败问题严重腐蚀合法性
腐败问题是转型期国家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究竟应从制度上予以规约还是加强道德自律,不同的国家面临着不同的困境。
就我国现实而言,虽然中国随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方略的实施,中国政治发展环境已趋于制度化、法制化,在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力度上也在不断加强,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腐败问题仍不可小视。
近年来,一些省部级、地厅级干部因腐败而纷纷落马,不仅显示了执政当局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也揭示了腐败现象的严重程度。
就其实质分析,腐败问题关系到干群关系的改善,也涉及到政治合法性的维护。
2.利益主体多样化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给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市场经济中,市场竞争的多元化,利益分配的多元化,市场竟争的不确定性与偶然性,新兴产业的出现、信息价值的不同转移方式导致我国出现了阶层分化的现象,同时也出现了不同的利益主体。
阶层分化与利益主体多样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变革的必然现象。
在社会变革中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但不同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关系。
这就必然会对政治体系的运作,利益分配原则、利益维护对象、受益程度的大小都会产生各自的评价与判断。
他们对先富后富、共同富裕、社会公平等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还有一个逐步认同的过程。
由于利益格局多元化,市场经济在给某些阶层带来较大利益的同时,也有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他们往往会对政治体系的运作产生离心力,出现对政治体系的不满情绪、抵触情绪,使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被削弱。
3.三农问题突出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都有了较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
全面协调发展最突出的要解决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三农问题”己成为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的一个瓶颈。
“三农问题”太突出、太严重。
城乡贫富差距明显扩大,用国际上通用的测量贫富差距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来衡量,我们已经进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之列了。
中国13亿人口,8亿是农民,8亿农民实现不了全面小康,那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就会对当前政治发展的现实与前景产生不信任、不支持。
4.市场经济对道德、价值观的冲击
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表明了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为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提供了现实基础。
市场经济体制是适合于中国现实国情的一种经济形态,但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一切都市场化,一切向钱看”,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丧失起码的道德标准,价值观也发生了扭曲。
市场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也导致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
在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下,也出现了背信弃义、唯利是图,诚信、公平缺失的社会现象。
(二)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面临的挑战成因分析
1.转型期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受到挑战
现代社会的政治统治都建基于一定的合法性信仰,意识形态是政治体系增进合法性信仰的重要手段,任何社会都有主流意识形态。
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
在社会转型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科技、资金、商品涌入我国的同时,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渗入我国,同我国原有的价值观念发生激烈的冲撞。
苏东的剧变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目前的低潮使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加大了攻势。
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在第三世界国家掀起了以接受西方制度为主要特征的民主“第三波”。
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格局多元化也导致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由转型带来的价值观多元化与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发生了冲突与摩擦
2.调节利益关系的制度缺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效率。
但市场经济也造成了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主体,也导致了经济收入上的贫富差距。
虽然整体上中国的经济迈入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但利益分配上的差距也造成了利益主体间的矛盾与冲突,集中体现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对高收入群体的仇富心理与不满心理。
党和政府一再强调效率第一,兼顾公平。
但是在操作层面上对公平的重视程度不够,造成了我国一方面贫富悬殊在扩大,另一方面由于不公平竞争而产生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
有些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难以保障,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健全的“注重公平”的制度化体制。
保障公平的制度化缺失造成了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将会侵蚀执政基础。
3.民众的非经济诉求与制度供给短缺
任何一个政权要想获取人民的支持,必须做出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诺,而且必须在现实中不断予以兑现。
任何一个政权在其发展的初期往往把其合法性建立在“政绩”之上,政绩作为合法性来源之一,满足了大众对执政者政绩的期望,但社会大众的需求是动态的,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大众需求结构的多样性与变动性决定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大众经济诉求的满足必然会转向其他价值需求。
这种政治生活质量价值需求的愿望执政者能否实现这种价值资源的供给往往引发合法性中的“绩效困境”。
政治生活质量价值需求集中体现为大众政治参与的要求,执政者要想满足大众的政治价值需求,摆脱绩效合法性的困境,必须寻求新的合法源,从制度安排上实现大众的这种需求。
社会大众对政治生活的不断关注,对自身民主权利的维护,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但大众的非经济需求如果执政者不能适时予以满足与保障,就会引发大众的不满甚至冲突。
大众政治权利意识、参与意识的增强而现实不能提供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往往引发政治上的动荡。
政治参与是政治体系的基础,是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前提与重要标志。
(三)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维护与强化
1.从国情出发,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实现科学发展,提高执政绩效是维护合法性的元基础
在现代国家中,任何执政者其执政资源首先来源于“经济增长”这一执政绩效上,因为只有实现了经济增长,才能使执政者拥有日益增长的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进而奠定治理国家和整合社会的现实基础,这一过程也是实现大众利益需求的过程。
提高执政绩效意味着公共权力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时必须符合以较少投入获得较大产出的计算原则,真正提高效能,加快发展,满足社会大众因社会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心理预期。
我们党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为合法性提供了大众易于接受的效能目标。
当前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五个统筹,并不是以牺牲经济发展速度为代价,而是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统筹兼顾其他方方面面。
只有实现了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经济社会统筹、国内与国外的统筹、人与自然的统筹,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发展,真正提高执政绩效,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的利益需求,才能真正构建起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
提高执政绩效必须强化对党政官员的有效监督,防止其异化、腐败,腐败不仅使执政资源流失,更重要的是影响执政绩效的获取与社会大众对其执政形象的信任。
从思想上应真正树立起“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观念。
加强权力监督体系的建立,完善权力制衡机制。
近年来党和政府己把反腐败斗争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深入开展反腐倡廉。
廉政高效,是加强执政“绩效合法性”的有效基础与手段。
2.推进意识形态创新,为强化合法性提供恒久动力
意识形态是政治体系增进合法性信仰的重要手段。
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进入了良性发展轨道,究其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执政者应该始终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
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有机统一起来。
物质文明是基础,精神文明是灵魂,政治文明是保障,三大文明协调发展、共同进步推动着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一切发展要以人为核心,人是发展的第一主题,又是发展的终极目的。
惟其关注现实、联系实际、贴近群众,不断丰富与发展,才凸现其合法性与先进性。
3.民主政治与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为维护合法性提供法理型基础
政治制度必须以民主为价值内核。
在我国加强与完善民主政治制度,必须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制度,同时把选举制度落实到实处,避免“形式主义”,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加强政治社会化过程,使社会大众有自主、公开的表达政见的讨论空间。
完善政治协商制度,促进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平等对话,健全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制度。
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不仅可以规范权力的运作,重要的是对于大众政治权利的实现提供一种制度保障,这样大众才会形成对现有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认同,从而构建起政治体系的合法性。
法律制度必须以正义、平等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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