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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三国的用人智慧
解读三国的用人智慧
三国人物,千古风流,各领风骚。
东汉末年的三国,是一个天下分崩、群雄并起的时期。
在那个时候,凡有志之士,不论文武,或待价而沽,或毛遂自荐,无不欲攀龙附凤,一显身手,建功立业,名垂青史。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是那时现实的写照,而以曹操、刘备、孙权为代表的魏、蜀、吴三家,为争夺天下,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搏斗。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三国的创立者们都知道人才对他们建功立业至关重要,是其一展大志,成就伟业的基石。
亦如欧阳修所言: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曹操曾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气魄,任天下之人才,成就了自己的霸业;刘备对待人才懂得推心置腹,在得人心中得到了自己的天下;孙权更是懂得披肝沥胆,大胆起用年轻新秀,发展自己的事业。
大时代有大时代的气候,用人也自有其格局,其间留下了许多令我们回味无穷的用人智慧。
我们品“三国”,不能仅仅陶醉于刀光剑影,还要领悟他们攻城略池背后对人才的识别、选用、管理及培养的艺术,借鉴三国的用人智慧,为现代企业管理服务。
现代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也是人才的竞争。
人才是企业的生命所在,是企业生存与发展之根本。
如何识别人才、用好人才、管好人才和培养人才,已成为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成长发展的关键。
识人
识人是任人唯贤的前提,也是现代管理者必备的素质。
一个管理者是否能慧眼识才,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
亦如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所言: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世上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缺少发现人才的伯乐,识拔鉴别人才是需要有眼力的。
开明的管理者,要有慧眼识才的本领。
不能辨识人才的领导者,即使送上门来的人才都无法辨识,使用人才当然更无从谈起。
三国时代的政治家刘劭说过:
“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善。
”即是说,能不能发现人才,发现什么样的人才,与发现者本身所具备的素质、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唯德是举唯才是用
德,在人才学的范畴内,称为政治品质。
高尚的政治品质,既是一个人才必不可少的重要标志,又是一个人才成长的基本保证。
司马光言道: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时代在呼唤道德、企业在呼唤道德,唯德是举、唯才是用的原则已成为企业识人、用人的一个基本原则。
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颇为世人称道,他注重从能力方面去考察和提拔有才能的人。
他的“求才二令”似乎给我们只重才、不重德之印象,其实不然。
曹操提出的“勿拘品行”是有条件的,即当个人品行方面的“偏短”并不影响个人品德的时候,是可以适当忽视的。
而在根本品质上,曹操提出了“质忠性一,守执节义”的基本要求,认为“忠诚”与“大义”等方面,要禀性专一,性守节操。
曹操建国后,拜崔琰为尚书、毛玠为尚书仆射,二人共典选举。
崔、毛二人都是清廉之士,他们本身的高尚德行甚为表率。
可见,曹操用人非常看重德行,其重德主要表现在他对待度德用人之建议的态度上,对主管人事之官吏的遴选上,对美好德行的倡导和褒扬上。
吕蒙是吴国将才,在没有当大将时,与成当、宋定、徐顾这三人均为下级军官,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这三人先于吕蒙死去,抛下了孤儿寡母。
按照那时的规矩,父亲死了,军队应由儿子接管,可是他们的儿子尚未成年。
孙权决定,把他们的队伍并到吕蒙营中。
吕蒙认为,这三人虽死了,但为国家做的贡献很大,孩子虽小,不能不遵从礼数。
吕蒙连续三次上书,终被孙权采纳了。
此外,吕蒙还伸出热情之手,为他们的孩子聘请了教师,辅导他们。
在繁忙的军务中,时时关照已故战友,这在古代极为罕见。
“无情未必真豪杰。
”吕蒙在由衷地忠于孙氏政权的同时,对下级和同级,充满了宽容和爱护之情。
但他的感情绝不是滥用,对于违反纪律者,吕蒙又表现得铁面无私。
吕蒙攻下荆州后,在对关羽的家属及荆州的民众千方百计地存恤和安抚的同时,还下了一道命令:
任何人不准到民家干扰取物。
吕蒙的一个同乡、身边的下级军官,可能是因为下雨,到民家索要了一个斗笠,盖在兵器上。
吕蒙发觉以后,含着眼泪将其处以极刑。
“于是,军中震慄,道不拾遗。
”因荆州多年不能夺回,吴兵对荆州的将士十分仇视,如没有严明的纪律,攻下之后大烧大杀势不能免。
吕蒙铁面无私,杀了一人,保证了荆州官民的生命安全。
这充分说明了,吕蒙袭荆州是奇迹,用自己的德行争取了民心,更是奇迹。
德才兼备是一个管理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任何企业,总会同时存在四种人——有德有才、无才有德、有才无德、无才无德。
企业在用人和评价人员优劣时要从德和才两个方面综合考虑,并坚持以德为首,按下列标准来评价:
有才有德是正品,无才有德是次品,无才无德是废品,有才无德是毒品。
正品与次品按需选用;废品要慎重考虑,分析能否通过培训开发变废为宝;毒品是害群之马,万万不能用。
才有大小,德分先后,如果连最基本的道德品质都不具备,则必须毫不犹豫地予以清理,以保持团队的健康。
选拔管理者,过分看重学历、办事能力这些所谓体现“才”的东西,对德强调得不够,就可能导致一些错误;有些人为了鼓励青年成才,推出了许多举措,但对德的要求和培养有所忽视,使有些人走了弯路。
有德有才是贤才,人才既要量才使用也要量德使用,好的领导应该善于发现贤才,知人善用。
适时“清君侧”及时“除盲点”
有一种人,论官职,并不高,论作用,却不小。
这种人就是在管理者身边工作的辅助型人才。
这种人的作用:
一是能够以自己的言行,影响管理者的决策;二是能借管理者的言行,左右下级的工作。
如果管理者对身边工作人员选得准、察得清、用得当,对其做好各项工作确有帮助;反之,那些害处也不能轻看。
《公羊传》有“逐君侧之恶人”说,李商隐《有感》诗有“清君侧”之吟,讲的都是要清除那些不宜在皇帝身边工作的人。
历史上,因身边之人作祟,坏了大事甚至丢了江山的事不在少数。
刘备之子刘禅,自幼娇生惯养,不是一个当皇帝的材料。
但其变昏学坏,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刘禅十六岁登基时,用诸葛亮的话说,还是“朱紫难别”。
为了培养造就他,刘备活着的时候,与诸葛亮一起给他挑选了一个很合适的人放在身边,这个人就是董允。
董允深知责任重大,处处尽心尽力。
刘禅想多纳美女充实后宫,董允拒绝办理;刘禅想宠爱宦官黄皓,董允既批评刘禅,又吓唬黄皓,搞得他们见了董允就害怕。
这样,在刘禅当皇帝的前十年,其工作还是有可称道的地方的。
诸葛亮死后,董允也死了,陈祗取代了董允的位置。
此人“多技艺,多数术”,他一上任,便与黄皓勾结起来,千方百计地投刘禅所好,哄得刘禅无心国事,天天玩乐,蜀国的皇帝就这样一步步地变昏变坏。
同时,陈祗、黄皓、阎宇、费祎等人,在刘禅身边结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关系网”,狐假虎威,横行霸道,蜀国的政权力也一点点地落到了这些人手中,最后,他们完全控制了蜀国朝政。
可见,刘禅前期和后期大不相同,他身边的人对他起的作用不可小觑。
在管理者特别是高级管理者身边,往往存在众多有才干之人,历来为管理者所看重。
但往往也存在这样一种现实:
由于管理者与身边之人的特殊关系,时间一长,管理者对身边的人过分倚重,这样在管理者的视野里,就会形成一个识人的盲点。
管理者身边的这些人,因摸透了管理者的思路与作风,处处按管理者的意图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时间久了,也容易形成进言与参谋上的盲点。
对于这个盲点,别人一般难以点拨,主要靠管理者和在管理者身边工作的人共同注意。
知人善任点石成金
公元215年,吴、魏两方军队在合肥有场激战。
合肥为魏之领土,守军将领是张辽、乐进和李典,守兵七千余人。
而进攻合肥的吴军有十万之众,由孙权亲自率领。
让人惊讶的是,吴军竟让魏军打了一个落花流水,孙权更是险些被俘,此战役“杀得江南人人害怕,闻张辽大名,小儿也不敢夜啼”。
魏军以微弱之兵大胜强敌,实在是曹操知人善任的结果。
张辽、乐进、李典三人,都是曹操手下的大将,已立赫赫战功。
论资历和能力,三人相差无几;论地位和职务,三人不相上下,这大概也是“进、典、辽皆素不睦”的主因。
安排这样三人守城,有很大的风险性。
但是,曹操自有高见,他在西征张鲁之前,就写好了一封密信交予合肥护军薛悌,并注明:
“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
‘贼至乃发’。
”曹操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大家都不得而知。
等曹操远去,孙权果率大兵逼近。
危机之时,薛悌拆开密信,仅见寥寥数语:
“‘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
’诸将皆疑。
”张辽随之明了,道:
曹公是让我们抓住战机,在敌人站稳脚跟之前,各有分工,有进攻、有守城,打个敌人措手不及,才能以守为攻。
听张辽之言,李典也有同感。
张辽此人,“少为郡吏,武力过人”,早期跟随并州刺史做过“从事”,后跟何进、董卓等人征战,也在吕布手下做过“领鲁相”,吕布后败,张辽率部归降了曹操,被曹操“拜中郎将,赐爵关内侯”,并在众多战役中屡建殊功。
在别人看来办不成、不敢办的事,张辽屡有独见,敢于一搏,所以多次得到曹操的赞赏。
经历和业绩表明,这是个文武职务都任过、有胆识的人物。
曹操把其放在合肥,其目的是清楚的,就是要他起组织和协调守军的核心作用。
张辽不负曹操所望,首先领会并坚决贯彻曹操的作战方针,是不难理解的。
令人费解的是,曹操为什么不让乐进出战而让他守护,不让李典守护而让他出战呢?
原来乐进“容貌短小,以胆烈从太祖,为帐下吏”,曹操称他“每临攻战,常为督率,奋强突固,无坚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为此封他个雅号叫“折冲将军”。
不难看出,乐进是个性烈胆壮的猛将。
李典的气质与乐进有很大不同。
“典好学问,贵儒雅,不与诸将争功,敬贤士大夫,恂恂若不及,军中称其长者。
”不难看出,李典是个爱学习、有修养、善与人同、顾全大局的人才。
按照用人常规,让李典守城较适宜,而让乐进与张辽一块出战更加合适。
曹操偏偏将二人倒用,何故?
细分析发现,这正是曹操在用人上的超常表现。
三驾马车,绝无战斗力可言,如把互不和睦的三人拧在一起,必先有两人携手。
在曹操看来,大敌当前,张辽置个人得失于度外是没有问题的,李典素有“不与诸将争功”的品格,如见张辽以大局为重,配合张辽行事也没有问题。
令他二人出战,自然容易统一思想,相互支持,完成任务。
有了这二人的团结和统一,就不愁把乐进带起来了。
如让乐进出战,很难保证乐进不与张辽争功斗气,如二人发生争吵,乐进很难协调,那样三人就无法形成统一的整体。
果如曹操所料,张辽见信,率先表态,慷慨激昂地表示决一死战,紧接着附和的便是李典,“辽恐其不从,典慨然曰:
‘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何以私憾而忘公义乎!
’乃率众与辽破走权。
”乐进守城,李典相助,张辽挂帅,三人的核心形成了。
张辽连夜挑选了八百精兵,天刚亮就冲入敌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
?
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成服。
”
张辽、乐进和李典,都是身经百战的将才,他们既有共同之点,也有相异之处。
曹操知人善任,点石成金,遂以七千败十万,留下了用人史上这一佳话,张辽威镇逍遥津的故事也流传至今。
在人才聚集的地方,人才之间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如用某一个人必须充分考虑其个性特点,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如果将不同个性的人才结成一个整体,就要在人才的共性上动脑子、做文章,做到因人制宜、因时制宜,不能拘泥一种模式。
否则,就难以组成一个结构合理、战斗力强的管理核心。
用人
人才管理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综合性问题,敢于起用、重用人才,说明管理者有胆识;善于培养人才,说明管理者具有战略眼光;而能用感情留住人才,使人才愿意为其鞠躬尽瘁,说明管理者已经领悟到了用人的真谛?
?
从一定意义上说,三国的纵横捭阖,军事较量,是一场争夺人才、合理使用人才的大战。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个亘古不变的定律,在三国之争中表现地淋漓尽致。
无论曹操、刘备,或孙权等,在争取、使用人才这点,都是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们在争夺人才中争夺天下,在争夺天下中争夺人才。
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士
古往今来的事实证明,凡事业上建功立业、取得成就的,绝非是那些心襟狭窄、谨小慎微之人,而是那些豁达大度者。
只有“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士”,才能成就大业,成常人难成之举。
胸襟博大气度宽宏
一代枭雄曹操,政治抱负宏大,在用人上,气度非凡。
这在其涉政伊始,与袁绍的对话中便一览无遗。
“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
‘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
’公曰:
‘足下意以何如?
’绍曰:
‘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
’公曰:
‘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
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曹操最想任用的就是刘备与孙权,让世人讶然!
刘备是蜀国统治者,羽翼未丰之时,曾与曹操合作。
当是时,操认为,备是一个可以与已打天下,也能与之争天下之人,“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
‘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因此,操对备十分敬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总想把他纳入自己的营垒,共创伟业。
后来,二人反目,多次交锋,备兵败。
操之谋士程昱、郭嘉等多次进谏,让其杀之以绝后患。
曹操却说:
“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心,不可。
”只要有一丝希望,曹操仍竭力争取刘备,这是何等的度量。
孙权是吴国的统治者,晚操27年有余,是操之后辈,赤壁之战,曹操兵力损失惨重,也让其见识到新生代的卓越领导力。
“生子当如孙仲谋”,操在后期多次感叹道,并采取多种措施,积极争取与拉拢孙权。
三国之主虽都能用人,但只有曹操想任用另外二主——刘备与孙权。
孙权作为后生,对曹操的用人甚是敬佩,“至于御将,古之少有,比之于操,万不及也。
”
一般来说,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用人的气度与取得的业绩是成正比的。
天下三分,曹操雄踞中原,刘备和孙权各偏安一隅,绝非偶然。
正确对待反对自己的人
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最值得称道的还是曹操能够正确对待反对自己的人,善于将对自己不利的人心,凝聚成对已有利的力量。
曹操起兵时,仅有自家几个亲戚做骨干,七拼八凑,不足四千人马。
他想任用刘备未果,但在任用其他人才上效果显著,短短的几年,造就了“谋士如云,战将如林”的庞大队伍。
荀彧和郭嘉,是三国时大名鼎鼎的智慧型人才,曾是袁绍的幕僚。
荀彧“或度绍终不能成大业”,率先弃袁投曹,曹操得之,兴奋地称他是“吾子房也”。
郭嘉看透了袁绍“未知用人之机”,也奔向曹营,操喜而赞之“真吾主也”。
官渡大战时,沮授、田丰、许攸都是袁绍的重要谋士,张郃、高览都是袁绍的大将,除田丰被袁绍忌杀外,他们都临阵归降了曹操。
曹操对待投降过来的人,一是不计前嫌,二是不试用,与自己原班人一视同仁,量才放手而用,得益甚大。
用人如器取长避短
古人云:
用人如用器。
器有所长,器有所短,扬长抑短,长尽其用。
每个人都有缺点与优点,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则是人才;用其所短,弃其所长,则是庸才。
我们选用一个人,即使这个人有很多毛病,首先要看到其长处,才能把他的才干充分利用起来,做到人尽其用,这才是高明的管理者。
用非所长惜哉马谡
诸葛亮身为蜀国的“相父”,军政大权,一手在握,上晓天文,下知地理,其战略、战术运用可谓出神入化,敌人闻而生畏,用人更是如神,能测会算,观相知人。
但他也有用人失误的时候,那就是错用马谡痛失街亭,留下了三国用人史上的一大遗憾。
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谋、幕佐。
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兵南征,七擒孟获、安定西南,取得辉煌的战绩,其采取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正是出自马谡。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马谡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即缺少独当一面的实践经验,这致使刘备临终前谆谆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
若诸葛亮认真分析并采纳备之意见,以谡为“参军”,勿将其推到打仗第一线,相信其参谋作用将会大方光彩。
遗憾的是,诸葛亮却弃其所长,用其所短,“违众拔谡”,让马谡做了北伐的先锋官,派他带兵镇守街亭,与魏兵对阵,最后招致惨败。
马谡之死,无人不为之惋惜,诸葛亮更是泪洒三军,“十万之众为之垂涕”。
马谡兵败,应负军责,但罪不致死。
当时,很多官员都不赞成将其处死,蒋琬便是其一:
“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
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
”蒋琬提出让马谡戴罪立功,这是惩罚犯错误将士的常用手段,也是稳定军心、激励士气的重要措施。
这样的处置利大于弊,但诸葛亮却再次违背众人意愿,终将马谡处死,全军悲涕。
马谡被诸葛亮误用误杀的教训给现今管理者很好的借鉴:
第一,重用一个管理者,除了对管理者的弱点和不足有全面、公正的评价外,对其长处和才干,也要有一个科学、具体的分析,即使是优秀人才,也不可能是“通才”。
第二,选拔重用管理者也要看民意。
因为出现重大失误的原因往往是多样而复杂的,处罚犯错误的领导者一定要慎之又慎。
如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就一定要严惩;如果给予一定处罚又能让他们有机会改正错误,这更能起到教育众人的作用,还可以更好地激励员工,这时就要恩威并施,惩罚与奖励并用。
此外,若因为决策失误而导致下属犯了错误,决策人要承担责任,不宜过分追究下属。
量才适用各得其所
管理者在选用人才时,要用人所长,避其所智短,量才适用,各得其所,使各类人才的才能与智慧真正用在刀刃上,充分发挥其应有效能。
三国时期曹营内战将云集,有的性如烈火,视死如归(如典韦、庞德等),每有大战恶斗,曹操总是派他们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有的智勇双全,文武兼备(如曹仁、张郃等),曹操平时把他们放在重要岗位,遇有战事,放手让他们统帅诸军,独当一面;有的胆识不足,优柔寡断,曹操就因人制宜,将他们搭配在合适的主帅营中,当好配角。
曹操量才任用,既善用人,又善用言,只要有一技之长,他就抓住不放。
官渡之战,是曹操平定北方的决定性战役,曹兵与袁兵以一比十处于明显劣势,曾几度陷入困境,但每到关键时刻,曹操总能虚心采纳谋士们的意见,避免决策失误,转危为安。
战斗伊始,袁绍派大将郭图、颜良等东攻白马,自率兵将渡河。
曹操想径直去救白马,此时,谋士荀攸进谏:
咱们兵少不敌,到延津后如渡兵去抄袁后路,袁必西应,然后出其不备,轻兵袭白马,颜良可擒。
“公从之。
”袁绍果然上当,曹操初战告捷。
稍后,两军在官渡拉锯,曹兵几战不利,曹操想退兵,写信与荀彧商量,荀彧说:
现在双方主力都在这里,咱们是以弱战强,若这样退兵,必为绍兵所乘,那咱们就完了。
袁绍不会用人,相持必败。
操又“从之”。
袁绍还有军粮不足问题,第一次运粮千车,曹操“用荀攸计”,派徐晃等将截击大破之。
第二次袁绍派兵万人运粮,恰巧这时袁绍的谋臣许攸来降,建议曹操截击,“左右疑之”,荀攸、贾诩认为可行。
曹操当即采纳,亲自领兵奇袭,大获全胜。
从此袁绍军心大乱,惨败而逃。
官渡之战,曹操对参谋人员的意见是听而从之,非常重视参谋的作用,让他们在适当的位置发挥最大的价值,最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衡量一个管理者是否高明,不仅看他旗下招揽、聚集了多少人,更要看他如何用人。
聚才是为了用才,用好才能更好地聚才。
管理者在选用人才时,就要“人事相宜,人岗匹配”,坚持“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这一原则,不断挖掘人的优点和长处,而且使人最大优势与相关岗位相匹配,让人的优势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创造出高价值。
广纳贤才团结任用
今可谓得人才者占先机,得天下。
员工是企业的第一资源,是公司最宝贵的财富,人力资源的能量决定了企业的边界。
善待员工,就是善待企业自己。
刘备,早期靠编草席为生,却通过自己独特的经营,白手起家,最终建立了西蜀,与北魏、东吴形成三足鼎力之势。
刘备与曹操及孙权相比,既无天时,也无地利,其能力、谋略及学识都在曹孙之下,但备为人忠厚、侠义、善于交友,更善于“人力资本”的运营及投资,用心笼络人才,组建自己的团队,这正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其可称得上是一位“聚才高手”。
打破门户之见广泛团结任用
建安19到24年,刘备打败刘璋,占领成都,取得汉中,奠定后来三足鼎力的基础。
但他要巩固政权,除制定规章制度外,关键是要建立一支拥护他的庞大干部队伍。
组建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就必须有一些正确的用人措施。
打开门户之见,广泛团结任用,是刘备定蜀用人政策的突出特点。
刘备占据成都后,以“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宾友。
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懿、费观等,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
有志之士,无不竞劝。
”此段话所提及之人有一半以上,是刘璋的幕僚、将官,他们与刘备的旧部下一样,有这样或那样的才华,但也有不少缺点。
刘备将他们一视同仁、公平任用、不求全责备,使用时尽力做到因事设职,扬其所长,让其在适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长处。
“豫州入蜀,荆楚人贵”,指的是刘备入蜀以后,大力提拔重用他从荆州等地带过来的人。
这部分人,跟随刘备多年,东拼西杀,历尽磨难,刘备重用他们,是情理之事。
而对刘璋的旧部,成分复杂,既有庸庸无能之辈,又有真知灼见之才;少部分人对刘备有好感,多数人对刘备有敌意。
如何合理任用这部分人,对刘备政权的建立及巩固至关重要。
刘璋之旧部,军议校尉法正适时提醒刘备:
“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
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贱贤也。
”其以许靖为例,劝告备破除门户之见,把刘璋的旧部团结利用起来。
刘备于是“宜加敬重,以眩远近”。
法正的提醒劝告,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刘备避免了一次大失误。
许靖做了刘备长史,以后又被提拔为司徒。
由于其故旧多、资历深、名声大,被起用后,不仅在蜀国有影响,连曹操政权中的一些名人,如华歆、王朗等人,都对刘备政权刮目相看。
拓宽渠道挖掘人才
刘备在从实际出发用人的同时,没有忽略蜀国的另一个实际,即蜀国是小国,人才资源相对短缺。
鉴于此,刘备更注重拓宽渠道,挖掘人才。
秦宓,四川人也,“少有才学”,自命清高,过去州郡几次辟他为官,被他拒绝。
刘备听人推荐他后,便派广汉太守夏纂及部下,抬着酒菜,到秦宓炕头与之“宴谈”,终于将秦宓拉出来“从事祭酒”。
一次,东吴的使者张温来蜀,问秦宓“天有头乎”,宓说:
“有,这个头就在西方,《诗经》有云,‘乃眷西顾’。
以此推之,头不在西方吗?
”张温问:
“天有姓乎?
”秦宓说:
“有,姓刘。
”张温反问说:
“何以知之?
”秦宓说:
“因为天子姓刘,所以知道天姓刘。
”张温穷追不舍,说:
“日生于东乎?
”秦宓妙语迅出:
“虽生于东而没于西。
”秦宓这近乎滑稽的答辞,在当时充分起到巩固刘备政权“理论根据”的作用。
如果不是刘备眼光向下,广纳贤才,这样一个能言善辩的人才,也许会终生埋没在民屋草舍里。
彭羕,“姿性骄傲,多所轻忽”,虽有才干,过去只是一个州的书佐,有人告他谤毁刘璋,“璋髡钳莱为徒隶”。
刘备入蜀,彭羕主动找到庞统,表示愿为刘备出力。
刘备与他交流,“以为奇,数令羕宣传军事,指授诸将,奉使称意,识遇日加”,于是“拔羕为治中从事”。
虽然彭羕后因出言不逊,得罪了刘备,被诸葛亮杀了,但刘备拓宽渠道,破格起用未显人才的做法,比起西川的旧主刘璋来,确实是高明得多。
管人
三国创立者对人才的竞争和使用,既具有共同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许多不同之点。
曹操在革新吏制中选贤任能;刘备在彬彬有礼中拉拢利用;而孙权,则在休戚与共中推心厚待。
他们都崛起在动乱的“天时”,占据了一方的“地利”,施展了“人和”的绝招。
三个政治集团的角逐,促进了那个时代的人才大流动、作用大发挥。
现实和历史的社会形态虽然不同,但领导者的管理及用人应有相同之处。
事不必躬亲有效管理自己
很多管理者习惯了大包大揽的管理方式,不能说这样的领导无才,只是其才能太多,以至事必躬亲却得不到实质性的收获。
这种管理者还认为只有自己对所有的事情很清楚,只有自己才有可能高效地处理问题,但实际上往往事与愿违。
作为管理者特别是高级管理者,主要责任是做重大决策、授权、掌控大方向,并指导全局战略。
领导者用干部,一级抓一级,层层去负责,必要时干预甚至包办一下下级的工作是应当的。
但若事必躬亲,亲力亲为,这也不放心,那也看不惯,把本属于下级干的大量繁杂具体的工作包起来,不管动机如何,效果是不好的,这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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