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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著述书目补正上
戴震著述书目补正(上)
杨应芹
戴震著述的存佚、真伪、版本等,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前辈学者写过不少这方面的稽考文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梁启超《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和胡朴安《戴先生所著书考》[1]。
梁氏对于戴震书目“无论已成未成、已刻未刻、或存或佚、为著为校、独著共著”[2],皆依段玉裁《戴东原年谱》加以编列,全录原序,多所考证。
胡氏则把戴震书目分为“见存”、“佚失”、“手校”三部分,重点考述了已刊书稿的版本源流、未刊稿的收藏来源,以及佚著的内容、著录。
胡氏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全集》编刊前的考查报告,为《全集》精选了最佳底本,并提供了无可争议的未刊稿。
近年来,随着对戴氏学说研究的深入,以及对戴氏著作的进一步搜集整理,我们有机会看到了戴氏手稿等一批新材料,同时也发现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疏误,因此本文对戴震著述书目再作一番补正。
一、孔刻戴著的种数及其版本称谓
梁氏在《书目考》中说:
孔氏拟尽刻先生书而未能,已刻者名曰《戴氏遗书》,凡十五种:
《毛郑诗考正》五卷,《杲溪诗经补注》二卷,《考工记图》三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境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续天文略》二卷,《水地记》一卷,《方言硫证》十三卷,《水经注》三十五卷,《策算》一卷,《句股割圜记》三卷,《文集》十卷。
[3]
“《戴氏遗书》凡十五种”,这句话原出于段氏《戴谱》,但是段玉裁从未说过孔继涵刻过《水经注》。
《水经注》为戴氏自刻,并非孔刻。
段氏说“十五种”,而他在《戴谱》中实际只列孔刻戴著十四种,即以上梁氏所列书目除《水经注》以外的十四种。
查《微波榭丛书》,在《算经十书》中还有戴氏的《九章算术补图》一卷,《五经算术考证》一卷。
这样,孔刻戴著的实际数目既不是十五种,也不是十四种,而是十六种。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整理出版的戴震著作(如《戴震集》、《戴震文集》、《戴震全集》等),仍沿袭孔刻戴著为“十五种”这个错误的数字。
孔刻戴著,是否都可以“名曰《戴氏遗书》”,或称“《戴氏遗书》本”呢?
准确地说是不可以的。
当然,我们可以统称一个人生前留下的著作为遗书,无论是已刻的还是未刻的,都可以包括进去;但是“名曰《戴氏遗书》”,却是孔继涵《微波榭丛书》中的一种,它刻于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之后,即戴震逝世后。
《戴氏遗书》收有《毛郑诗考正》等十二部书,这十二部书每页版心均有“戴氏遗书”字样。
《句股割圜记》等四种收入《微波榭丛书》的另一种,名曰戴震著述书目补正《算经十书》,该书刊于戴震生前。
因此,准确地说我们只能称《毛郑诗考正》等十二种为《戴氏遗书》,此十二种之外不可“名曰《戴氏遗书》”。
从版本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统称以上孔刻戴著为《微波榭丛书》本,或称微波榭本;若统称为“《戴氏遗书》本”或“《遗书》本”,则未免以偏概全,不尽确当。
始称“《戴氏遗书》本”的是张之洞《书目答问》[4],后来不少人便沿袭其说。
二、《水经注》的殿本与自刻本
戴震整理的《水经注》,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同时出了两个本子:
一个是由皇帝题诗的武英殿聚珍本,一个是孔继涵及他本人作序的自刻本。
《戴谱》三十七年载:
是年主讲浙东全华书院,刊自定《水经注》,至癸巳未及四分之一,而奉召入都炙。
后在都踵成之……与聚珍板同时而出者也。
《水经注》既由皇帝题诗、武英殿刊行,戴震为什么还要苦苦地去完成他的自刻本呢?
我们对照比较这两个本子,即可发现至少有以下几点明显的不同:
一、殿本是分为四十卷的;而自刻本则不分卷,以水为篇。
二、殿本随文案校;自刻本没有校语。
三、殿本《注》文不分段;自刻本则适当分段。
行文分段,是戴氏写作的一个特点。
如《孟子字义疏证》、《续天文略》、《句股割圜记》等皆然,甚至连单篇文章(如《答段若膺论韵》)有的也分段。
戴震对《注》文的分段,一是就内容进行适当划分,二是为了突出某问题,以示显目。
段氏评曰:
“于《注》文循其段落,每节跳起,难读处一目了然。
”(见《戴谱》三十七年)
殿本案校,其内容多为“近刻讹作”、“近刻衍”、“近刻脱”,此与《提要》“补其缺漏”、“删其妄增”、“正其臆改”云云,自是相应的。
自刻本不加校语,径自改订。
戴震的稿本《水经考次》之后有《附考》,就是作订讹补缺说明的。
估计自刻本原来大概也会有这样一个“附考”的,而且更详尽。
但毕竟与殿本同时刊出,二书可以互补,这个“附考”亦就可省却了。
最值得深究的是关于分卷与不分卷的问题。
戴震自刻本《序》曰:
《崇文总目》:
“《水经注》亡者五卷。
”今所传即宋之残本,后人又加割裂以傅合四十卷之数。
如《注》文“江水又东迳巫县故城南”,《注》讹列为《经》,遂与《经》文“又东过巫县南”割分异卷。
《唐六典》注云“《水经》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今自河水至斤员水,凡百二十三,应脱逸十有四水,盖在五卷中者也。
正是因为逸去五卷,后人又“割裂以傅合”,所以自刻本不分卷。
同时对于以水为篇,《序》又说出了充足的理由:
今以某水各自为篇。
北方之水莫大于河,而河以北、河以南众川,因之得其叙类。
南方之水莫大于江,而江以北、江以南众川,因之得其叙矣。
惟以地相连比,篇次不必一一还其旧,庶乎川渠缠络有条而不紊焉。
这也就是说:
“以今所存水百二十三,每水为一篇,以河江为纲,按地望先后,分属于河江左右为次。
”(见《戴谱》三十七年)如此则源流有别,枝干分明,有条而不紊,使《水经注》篇次之间有着自然的内在联系,这样虽亡逸五卷,但全书仍浑然一体。
相反,妄加割裂以傅合四十卷,实际上是使原书被肢解,更加面目全非。
殿本分为四十卷,在《提要》中没有阐述任何理由;相反,还不得不委婉地、闪烁其词地交代“已逸五卷”这样的事实。
请看《提要》之措辞:
《崇文总目》称其中已佚五卷,故《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所引滹沱水、泾水、洛水,皆不见于今书。
然今书仍作四十卷,疑后人分析以足原数也。
明眼人一看便清楚:
既然“疑后人分析以足原数”,为什么还要以讹传讹,不加订正,仍作四十卷呢?
由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推断:
殿本分卷决不是戴震的主张。
据胡适考证,在戴震进四库馆前——
四库馆里已先有一位纂修的翰林先生从《永乐大典》里抄出了一部古本《水经注》。
这部《大典》本《水经注》是乾隆三十八年底或三十九年正月校写进呈给乾隆皇帝看了。
皇帝题了一首诗,有“悉心编纂诚宜奖”,“足称中尉继功人”的褒语。
但这位纂修官并不是专治《水经主》的学者……他(指戴震)大概曾托纪昀把《大典》本借来校订他自己的校本。
四库馆的大臣们(尤其是纪昀)知道他的郦学成绩,后来就请他担任校正这部《水经注》。
[5]
由此可见,既然这部《大典》本《水经注》乾隆皇帝已过目且题诗,那么戴震的校正工作只能在原有的框架内进行。
而且可以想见,在后来戴震接手正式校订这部《水经注》时,作为四库总纂官的纪昀、陆锡熊等人不可能不管不问,甚至有时候免不了还要插手其间。
这样,戴震也就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构想、意愿去进行整理校订工作。
胡适说:
“戴震自己对于这部官本《水经注》好象颇不高兴,颇不满意。
他自己的《水经注》序里没有一个字提到这部官本。
”[6]我想其原因正在于官本《水经注》肯定有不少违背戴震心愿的地方,因此他节衣缩食,把他自定本《水经注》要完全刊刻出来。
自刻本《水经注》从《大典》本《水经注》中吸取了不少有价值的内容。
乙酉年(1765),戴震在《水经考次·附考》中,对于渭水郦《注》仅补了九十九个字;而自刻本《渭水篇》第十七页与殿本十八卷二页一样,都增补至四百三十七字。
关于颍水错简,《附考》是纠正了朱笺本部分错误,但却未能考复原貌[7],而自刻本恢复了原貌。
又如《水经考次》、《水经校稿》的目录上均无“序”(即郦《序》),自刻本于目录最末,即“禹贡山水泽地”之下加了个小写的“序”字。
殿本郦《序》冠于目录之前,自刻本置于书后,这可能与原书在浙时已刻四分之一有关。
两百多年来,人们在评价戴震的郦学成就时,总是把殿本看作他整理《水经注》的代表成果,却很少注意到他的自刻本,更谈不上对这两种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了,这对于全面正确地评价戴震的郦学思想,不能说不是一大缺憾。
自刻本无成书时间。
丙申年(1776),戴震在京《与段玉裁第八札》时,寄去了“《水经注》全部,计十四册”。
武英殿本也无成书年月,据段氏“与聚珍板同时而出”云,那么这两个本子均成于乾隆丙申或丙申之前。
需补充说明的是,梁氏在《书目考》中,于自刻本、武英殿本之外,又列了所谓“遗书本”[8]。
查自刻本《水经注》,有册数不同的两种,一种为十四册装,一种为十二册装。
十四册装已很稀见,无疑是戴震的初印本;十二册装较为通行,据笔者在几家图书馆所见,都把它放进了《微波榭丛书》。
我们曾以十四册装与十二册装相对照:
两本内容完全相同;版式皆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栏,无纤毫差异。
孔继涵刊刻的书,上下左右四栏皆双线,版心有黑色单鱼尾,中缝下方皆有“微波榭”或“微波榭刻”字样。
十二册装《水经注》没有孔刻书的这些特征,可见它并非孔刻,不是什么“《遗书》本”,而是自刻本的重印本。
重印者大概是孔继涵。
三、《直隶河渠书》的卷帙及其作者
梁氏《书目考》曰:
“《直隶河渠书》一百十一卷。
”[9]胡氏《所著书考》据《戴谱》亦作“一百十一卷”,又据《汉学师承记》、《清史列传》作“六十四卷”。
段玉裁对于《直隶河渠书》的卷轶,先后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他在《与方葆岩制府书》、《直隶河渠书辨》(均见《经韵楼集》卷七)中说是一百零二卷。
当时是嘉庆十五年(1810),戴中孚将书稿送到苏州,玉裁“披读往返”,具体记下这个数字的。
光绪甲申(1884),缪荃孙从北京厂肆购得此书,记的卷数也是一百零二卷(见《艺风堂藏书记》卷三)。
然而段著《戴谱》三十三年却记作“一百十一卷”。
那么孰是孰非呢?
我们把《戴谱》所列各条河渠的卷数加以统计后发现:
既不是一百零二卷,也不是一百十一卷,而是九十六卷;若按段氏的意思,把“仅有纲领而条目未详”的滦河合热河一卷除去,实为九十五卷。
由此可见《戴谱》说“一百十一卷”是肯定有问题的。
我们把《戴谱》同《与方葆岩制府书》一对照,问题也就暴露了。
其一,《与方书》中,“东西淀二十一卷”,并注有其中各河泊的卷数,把这些卷数一一相加,正好是二十一卷。
《戴谱》未作任何说明,亦未具体一一列出各河泊的卷数,而是笼统地说“次东西淀合唐河……清河共三十一卷”。
此“三十一卷”之“三”字无疑是“二”字之误。
其二,《与方书》有“永定河十六卷”;而《戴谱》又没有这个数字。
以上两项差错,便使《戴谱》记的实际卷数统计相加则为“九十五卷”。
我们估计《戴谱》中没有“永定河十六卷”,是属于刻漏,段玉裁成稿时并未写漏。
东西淀二十一卷错为“三十一卷”,在他成稿时就写错了,统计总卷数时又未发现,这样便多出十卷;再把“有纲领而条目未详”的滦河合热河一卷去掉,正好多出九卷,致使原来的一百零二卷便错成“一百十一卷”。
后人未作比较审核,便沿袭了这一错误。
另据《直隶河渠书辨》曰:
“《直隶河渠书》六十四册。
”《汉学师承记》等作“六十四卷”,其“卷”恐即“册”之讹。
关于《直隶河渠书》的作者,段玉裁说是戴震,何元锡说是赵一清,后人多从段说。
事实上真正的原作者既不是戴,也不是赵,而是当了多年直隶总督的桐城方观承。
戴、赵只是这部书有关部分的审订人。
可详见胡适《记中央图书馆藏的<直隶河渠书>稿本二十六册》[10]。
四、《毛诗补传》并非未成书
《毛诗补传》,简称《诗补传》。
该书初稿之完成,《戴谱》有详细的记载。
《谱》十八年曰:
“是年《诗补传》成,有序,在癸酉仲夏。
”又三十一年载:
“先是癸酉成《诗补传》,已而在扬州以此书之《序》及《论郑声》一条示是仲明,仲明索观《诗补传》,先生辞之,作书与之论学而已,盖亦自恐于斯未信也……今《二南》著录,而《诗补传》已成者不著录。
”既有如此详尽确切的记载,何以有《诗补传》未成之说呢?
其原因有二。
一、由于《诗补传》是初稿,戴震说“仆此书尚俟改正”(《与是仲明论学书》),而他后来之改正并非在《诗补传》原稿的基础上加工,而是另写就《毛郑诗考正》与《杲溪诗经补注》(即《二南》)。
《诗补传》既然未被著录,更不可能刊刻传世,人们未见到此书,于是就误认为是未成书。
二、更主要是戴震《诗比义述序》中的以下一段话引起了人们的误解。
昔士申、癸酉岁,震为《诗补传》未成。
别录书内辨证一帙。
曾见有袭其说以自为书刊行者,不知先生何由见震元书,择其合于比义若干条,俾得以名附大著中。
最先由这段话产生误解的是孔广森,他的《东原遗书总序》没有作为佚著收列《诗补传》,同时还说:
“为《毛郑诗考正》四卷,别为《诗补传》未成,成《周南》、《召南》二卷。
”[11]梁氏对孔说信以为真,并据此误断“《遗书》中之《杲溪诗经补注》即《诗补传》也”[12]。
胡氏在《所著书考》中只字未提及《诗补传》,自然也是认为未成书。
魏建功先生的《戴东原年谱》在谈到《诗补传》时,专门引用了《诗比义述序》的以上这段文字,结论是“可证其未成”[13]。
笔者在北京图书馆查阅过由叶德辉藏校的《戴氏经考》二十六卷,该书内容全部是说《诗》的。
其中目录一卷,风、雅、颂合计二十六卷。
该书的《序》,即《文集》中的《毛诗补传序》,全书体例悉如其《序》所言:
“今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
”另经过多方查证,笔者认为《戴氏经考》即是《毛诗补传》(已另文详证)。
因此,作者自己所说的“震为《诗补传》未成”,这“未成”并非未完稿,而是未最后修改定稿,即“未至十分之见”。
戴震说“不知先生何由见震元书”,这“元书”是指哪一部书呢?
为此,笔者通览了王千仞《诗经比义述》全书[14]。
该书共八卷,书中有三十二处引用戴震《诗》说,但均未注具体书名,而是以“戴震云”出现的。
我把这三十二处引文与戴震治《诗》著作进行了认真查对,发现有二十二条引文的内容只见于《戴氏经考》,而不见于戴震其他著作。
这二十二条引文,一半为意引,一半为直接引用,有的甚至只字不差。
如《诗经比义述·秦风·兼葭》:
戴震亦云,此诗“疑贤者志高而远遁,知其在蒹葭水际,作是以思之,欲从靡由,庶几一遇焉。
溯洄不得,则溯游或得,互文也。
夫秦,周之旧也,失之于戎,而平王以赐秦(襄?
)公,其子文公卒伐戎取其地。
数十年之间,必有周之遗民,志行甚高,而不肯出者,则此诗或指其人欤!
[15]
以上引文见于《戴氏经考·秦风·兼葭》篇义解[16]。
仅两个虚字与原文有出入,即“互文也”之前原文有“盖”字,文末“欤”,原作“也”。
另如《诗经比义述·小雅·无羊》:
戴震云:
“‘众维鱼矣’,言梦而见鱼之众,有‘旐潍旟矣’,言梦而见旐旟。
”[17]引文原见《戴氏经考·小雅·无羊》第四章解[18],文字完全相同。
可见“元书”即指《毛诗补传》是确切无疑的。
《毛诗补传》为什么要改题为《戴氏经考》呢?
当年是仲明求观《诗补传》,作者辞之曰:
“仆此书尚俟改正,未可遽进”。
后来此书未及改正便流传出去,显然有违作者心愿。
《诗比义述序》作于“乾隆丙申(1776年)三月”,为作者去世的前一年。
《毛诗补传》流传出去,是在作者生前,不用说是背着作者,暗中流出的,因此传抄者要改其名为《戴氏经考》,而不敢径称《毛诗补传》。
五、经韵楼本《东原文集》的得与失
刊刻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微波榭本《东原文集》,合计十卷,作为《戴氏遗书》的一种,故凡见于《遗书》其他著作的文章一般都不再收至《文集》中。
而段玉裁认为:
“论音韵,论六书转注、论义理之学诸大篇,不可不见诸《文集》中。
”(见《戴谱》附录)于是在微波榭本《文集》的基础上,他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重新编刊了十二卷本的《东原文集》,这就是经韵楼本。
与微波榭本相比,经韵楼本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增刊了二十六篇微波榭本《文集》所没有的文章。
二、采取了“略以意类分,次其先后”的分卷方法。
三、附刊了《覆校札记》。
增刊的二十六篇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从《戴氏遗书》中选出了十七篇。
如《诗生民解》等两篇选自《毛郑诗考正》卷三,《论韵书吕字义答秦尚书蕙田》等六篇原为《声韵考》卷四。
这些文章对于《遗书》之一的《文集》未免多余,而对于独立成书的经韵楼本《文集》则不可少,它可以反映戴氏治学涉及的各个方面。
其二,从友人或遗稿中搜求出八篇。
如《与丁升衢书》、《族支谱序》等。
这一类真正具有补遗价值。
其三,误辑一篇。
《记洞过水》一文,既见于《东原文集》卷六,又见于《经韵楼集》卷七。
对照比较这两篇《记洞过水》,内容完全相同;不同之处是题目下,《东原文集》注为“己丑代”,《经韵楼集》注为“代寿阳龚导江”。
这是怎么回事呢?
查《戴氏杂录》原稿方才明白,原来底稿非戴氏手笔,而他却对底稿作了亲笔修改,并写了许多眉批。
眉批一方面对这篇文章的内容寓意作了高度评价,一方面又说明作部分文字修改的原因。
可见原文作者不是戴震。
乾隆己丑(1769)夏,戴、段皆在山西,“玉裁主讲寿阳书院,先生客文正署中”(《戴谱》三十四年),段玉裁可能是出于对先生的尊重,于是便把戴震修改的文章说是戴震所作(详见《年谱》三十五年),并收入《东原文集》中。
而这篇文章的初稿又毕竟是段玉裁写的,所以后人又把它收进《经韵楼集》,这才物归原主。
若不是原稿完整地收存在《戴氏杂录》中,一部《经韵楼丛书》有两篇相同的文章,其疑团则无以得解。
经韵楼本又漏收了《闽中师友渊源考序》等微波榭本原有的四篇文章,这不能说不是疏忽。
关于卷次,微波榭本按文体分编,这种方法比较简单,甚至不问文章内容,只要看看题目即可着手进行。
而按意类分编,不把握全书每一篇的内容就无从下手。
梁氏《书目考》为经韵楼本十二卷分别撰列了大标题[19],从这些大标题可以看出,各卷的内容集中,相对独立;卷与卷之间界限分明,互不交叉。
通览全书,审视每一篇文章的内容,可以说各卷之中没有一篇文章不在其大标题的统摄之下,由此可见段氏按意类分卷之精当。
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经韵楼本总体分类是精当的,但每一卷中的文章编次却未必无刺可挑。
卷一的文章是按易、书、诗等六经顺序来编排的,其中《河间献王传经考》作为涉及群经考证的文章,放在首篇固然可以,但是《周之先世不窋以上阙代系考》置于卷末就不妥当了。
此文出自《毛郑诗考正》,题目为编者所拟,而内容却是针对《公刘》篇义郑笺“公刘者,后稷之曾孙也”这句话所作的考释。
该篇理所当然应置于《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之前,以与《诗生民解》放在一起,否则就失次了。
又如卷七,《书水经注后》(按实为《书水经后》)应置于《水经郦道元注序》之前等。
段氏的《覆校札记》,大致相当于现代的勘误表。
古代校书,总是找别人的错误。
事实上谁编刊的书能一点错误没有,然而有谁为他自己编刊后的书出过“勘误表”呢?
尽管段氏把编校的部分责任推给了臧、顾,但是他毕竟把他编刊的《东原文集》的错误刊布于世。
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出版史上第一份“勘误表”,它的价值和意义远在其覆校作用之上。
六、对未刊稿的补充看法
《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全集》,连同遗墨(即《与段茂堂十一札》)实刊二十三种;漏刊二种,即微波榭本《算经十书》中的《九章算经补图》、《五经算术考证》各一卷;四川省图书馆《图书集刊》创刊号(1942年)刊出《孟子私淑录》三卷。
这样到目前为止,戴震已刊著作为二十六种。
近年来,我们先后看到了十三种戴震的未刊稿。
这十三种未刊稿是:
《戴氏经考》、《深衣解》、《水经考次》、《水地记抄本》、《水地记残稿》、《石经补字正非》、《准望简法》、《割圜弧矢补论》、《句股割圜全义图》、《方圜比例数表》、《戴东原先生文》、《戴氏杂录》、《经雅》。
关于这十三种未刊稿的收藏、内容、价值、成稿年代等,请见拙作《戴震未刊稿述略》[20]。
现将不同于适之先生的两点看法补充如下。
解放前夕。
适之先生为研究《水经注》,潜心搜集戴震的遗稿。
1946年,他在李氏?
?
嘉馆善本中找到了《水经校稿》,次年又从中查得《戴东原先生文》,48年周叔弢先生又送给他《水经考次》。
他给《戴东原先生文》作有内容详尽的跋,逐篇分析其中的文章[21]。
《水经考次》也作有跋。
《水经校次》与《水经校稿》都是乙酉年(1765)秋,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原钞本。
其中《水经校稿》,孔继涵于壬辰(1772)夏以朱笔作了校改。
适之先生得到《水经考次》后如获至宝,将它与《水经校稿》进行极细致的对比分析,写下了《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的研究文章[22]。
适之先生治学既淹博又精审,不过偶尔亦有识断偏颇之处。
他说:
建德周氏本封面上有人题“戴东原水经考次手稿”九个字,这是错误的题名。
错误的来源是由于周本首叶有“水经考次目录”一行,其下即是戴震第一次改定《水经》各水的新次序。
“水经考次”不是这一卷书的标题,只是说下面的各水次序不是向来刻本的次序,乃是新“考”次的,所以作“考次”[23]。
简单概括一下上述这段话的中心意思,即:
“水经考次”是水经目录的考次,因此它不能作为这部书稿的题名。
然而适之先生是不是忽视了这样一个常识:
目录不等于写作提纲。
对于任何一部书稿来说,总是先有正文,后有目录。
就次序而言,不是目录决定正文,而是正文决定目录。
北大藏孔氏抄本有两个目录:
一是原本目录,一是考定的目录。
虽然正文各水的排次与原本目录相同,但是各水首句天头均标有考定的序码,如河水为“一”、江水为“七十一”等。
这个序码与新考定的目录顺序相同。
周本只抄有新考定的目录,而无原本目录,照说应按新考定的次序抄录正文,遗憾的是不但没有按新考定的次序抄录正文,而且戴震著述书目补正连各水首句天头的序码也省却了。
这样便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认为水经考次只是目录的考次,而不是正文一百二十三水内容的考次。
《水经考次》作为这部书稿的题名,不但表明了《水经》一卷是从经注混淆的《水经注》一书中考定分析出来的,同时又说明整理者“以河江为纲,按地望先后”重加排次所付出的劳动,因此这一题名是确当的,而不是错误的。
适之先生说:
“北京大学藏的李氏?
?
嘉馆善本书之中,有一册钞本,题为《戴东原先生文》。
”[24]这“钞本”二字,实不能概括《戴东原先生文》的全貌。
《戴氏杂录》中有一篇《寿阳县志序》,《戴谱》三十五年载:
龚君方修《寿阳志》,请先生点窜。
先生因为辨证晋、隋、唐史“寿”、“受”二字之讹乱,并为审定目录,今手稿犹在玉裁处,皆端楷也。
细读《寿阳县志序》,内容诚如玉裁所记。
其字迹同《与段茂堂十一札》遗墨对照,粗粗一眼看去,相去甚过;细细加以比较,只是端重与遒逸之别,其笔势神采极为相似,实同出戴震之手。
本篇可以肯定即玉裁原所收藏的手稿,是戴震端楷手书的代表作。
与此篇端楷字迹相同或相近的,《戴东原先生文》中有《序》(即《永宁州志序》)、《法象论》等六篇文章,无疑为手稿,而非钞本。
另外还有两篇草书,均无题,一篇内容是读《禹贡》札记,另一篇是已收入《文集》的《与某书》。
适之先生说这两篇草书,“字迹颇似现存的东原儿子中立《与段玉裁书》,似是中立钞存的稿本。
”[25]而这两篇草书自然遒劲,神采飘逸,与《石经补字正非》的正文字迹相同,无疑也是戴震手笔。
中立草书的火候远没有达到这一步。
由于适之先生还没有完全分辨出东原的手迹,他把《三字经笺注序》、《祭裴太夫人文》、《于公敏中寿颂》(以上三篇均为中华本《戴震文集》所补录)等手稿均放入“不能定为何人所作”之列。
如果适之先生当年能收集到更多的遗稿,他对《戴东原先生文》一定会做出全面正确判断的。
七、对有关佚著的蠡测
胡氏《所著书考》列有“佚失者”十七种。
现据零星材料,对其中部分书目蠡测如下。
关于《仪礼考正》,孔广森《戴氏遗书总序》曰:
“取忠甫《识误》、德明《释文》,弹求豕亥之差,期复鸿都之旧,互相参检,颇有整齐。
”[26]《戴东原先生文》第二篇为手稿,仅一叶,无题目,其内容是对《仪礼注疏》的校正,可能是《仪礼考正》的残卷。
关于《学礼篇》,《戴谱》附录曰:
“《学礼篇》,先生七经小记之一也。
其书未成,盖将取六经礼制纠纷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为一章发明之。
今《文集》中开卷《记冕服》……凡十三篇,是其体例也,尝言此等须注乃明。
”据此,则《深衣解》一卷,是在十三篇之一《记深衣》的基础上“须注乃明”的产物。
因为《礼记》关于深衣的记载甚为简古,郑玄作注语焉未详,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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