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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诗综论
隋诗综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5春博孟国中
导师林家骊教授
隋代的诗歌,总会不经意间成为诗歌史研究上的薄弱环节。
这当然有它的客观原因,比如隋朝立祚短暂,诗歌创作既远逊于紧随其后的唐朝之繁荣,也不及南朝诗歌能给研究者留下丰富的话题。
但若切实着眼于完整的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则隋代诗歌其实也并不就如我们想象的那么苍白,而且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也不容低估。
一些研究魏晋南北朝断代文学(或曰中古文学)的专门学者,往往将隋代文学自觉或不自觉地摒入唐宋[1],如曹道衡先生著《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刘师培先生著《中国中古文学史》,皆不及隋代文学,这当然有各自合理的理由,毕竟隋代既不属于文学史家所称谓的“北朝”,[2]而在是否归入“中古文学”的段限问题上也存在着异议;[3]于是在文学史的研究上就不免出现淆乱。
[4]中国文化人的头脑中似乎总有“名实相副”的念头,要将隋代文学归入某一时段以治断代的文学史,于是乎要有一个合适的名目,那便是“八代文学”,而且这个“名”又有出处可征,葛晓音先生的《八代诗史》的确不失为一部有见识的好书。
隋朝立祚短暂不是主要原因,同是两代而亡的秦朝,其文学的研究待遇也远不及它可怜。
笔者以为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文学史的断限给我们的研究制造人为的了盲点。
隋朝结束了两百多年的政局纷争,使得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进一步提上日程。
这种交流和融合同样存在于诗歌创作领域。
大体说来,南朝和北朝的诗歌各有特点,唐代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已经有很好的概括性说明: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5]而那种“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的诗歌之出现,则需要有一个对这两种诗风“各去所短,和其两长”的整和过程。
虽然在南北朝的个别诗人身上如庾信、王褒,已经体现出这种整和的趋势,但这种整和的普遍可能性却是在隋朝一统之后才得以进一步深化的。
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对隋炀帝杨广“既乎即位,一变其风”的揭示与强调是合理的;要补充的是,这种整和与“风变”不仅仅是在上者“宪台执法”与在下者“依而取正”的问题,而是一代诗人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录隋诗十卷,资料集中,查阅较为方便。
其中乐府两卷,释、仙、道三教诗一卷;另七卷共辑录74位诗人的317首诗歌;其中卷七所收诗人,生平未考,计29人,诗51首。
这前6卷中所录45位诗人,约可分为三组:
一、由梁陈入隋的诗人[6],二、由北齐入隋的诗人[7],三、由北周入隋的诗人。
王钟陵先生将前一类称为“南方诗人”,后一类合称为“北方诗人”。
[8]
[1]近现代古典文学研究的传统分期是“魏晋南北朝”为一段,“隋唐五代”为一段,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郭预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章培恒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皆如此分段。
设科教学,就个人所知,各大高校多准此,而北京大学则将“唐”上提与“魏晋南北朝”合为一段,则“隋”自在其中矣。
[2]曹道衡先生在《试论北朝文学》一文中说:
“我们一般说‘南北朝’,大抵指南方刘裕代晋自立,北方拓拔珪进兵中原建立‘代’或北魏开始,到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为止。
这就是说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应当始于公元四二○年,终于公元五八九年。
”见曹道衡先生《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第78页。
[3]比如王钟陵先生著《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版),就迄止于隋代,将隋代文学与北朝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学发展段落来考察,认为:
“北朝及隋代文学,其实正是中国诗歌史两个重要发展阶段之间的过度”,“不了解北朝及隋代文学的发展,就无法了解绮靡的南朝文学是如何发展为健朗的唐代文学的”。
见王著第765页。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之《南北朝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也将隋代文学列入此限——则此处与曹先生自己所定谓的“南北朝”不合矣。
今张弘(普惠)先生则断言:
“历史上以魏晋南北朝隋唐为中古,文学史上多指汉末魏晋南北朝为中古。
”见张著《南朝佛教与文学》前言注①,中华书局,2002年2月版,第1页。
[4]如林大杰先生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仅将隋代文学作为简短的“附论”缀于南北朝文学之后。
陆侃如等著《中国诗史》,不列“隋代诗”,而是将隋代诗人薛道衡、杨广等与王褒、庾信等并附于“六朝诗”章节中。
钟优民撰写《中国诗歌史》“魏晋南北朝卷”(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张松如《后记》曰:
“实际上亦可视为独立断代的《魏晋南北朝诗史》。
”),开章申言:
“在中国历史上,孙吴、东晋、宋、齐、梁、陈,相继建都于建康,素称南朝六朝;曹魏、西晋、后魏、北齐、北周、隋,[引者按:
原文此处标点误作顿号。
]因建都于北方,素称北朝六朝。
当代所谓六朝,则兼指南北六朝。
”如斯,则不论“南北朝”还是“六朝”都应包括隋朝矣。
但作者紧接着说:
“本编起讫时间从公元2世纪末建安时期到公元6世纪末隋灭周亡陈,共约400年,史称魏晋南北朝时期。
”则又摈隋于“南北朝”之外矣。
不期随意自违如此!
程章灿先生著《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版),其《绪论》曰:
“清人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下简称《全文》)以及近人逯钦立所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都以隋代诗文系于南北朝之末,作为南北朝诗文的一部分。
该体例隐含视隋代文学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自然延伸之意。
在古文家眼里,魏晋南北朝是文学中衰的历史波谷,是社会和文学的两个盛世之间的过渡期,隋代文学则是过渡中的过渡。
本书即沿用严、逯二氏体例,将隋赋列为魏晋南北朝赋加以论述。
”并自注曰:
“是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采择此说,沿用其体例。
”同时程先生在《绪论》中又说:
“如果采用近人的文学史分期观点(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则本书旨在研究赋体在中古文学时段的发展变迁及其与诸种内因外缘的联系。
”这里,程先生大概没有注意到“中古”概念有异于“魏晋南北朝”,而刘、王、曹三先生都是将隋代排于“中古”之外的。
中州古籍出版社于2001年9月出版《南北朝隋诗文纪事》,明确地将“隋”标出来,既别立隋于“南北朝”,又避免在诗文收录上容易引起的如上争议,倒不失为一种方法;辑校者周建江先生在《自序》中“汉魏晋十六国南北朝隋之诗歌,既是唐诗之先导,亦是古诗之终结”云云,不避繁复而各朝一一称列之,或亦避嫌耶?
[5]魏征《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武英殿《二十五史》本(以下简称“武英殿本”),1986年12月版,总第1730。
[6]王钟陵先生谓为“后梁废、陈平入隋的人”,见《中国中古诗歌史》第821页。
[7]王钟陵先生谓为“北周灭北齐以后入周及隋的人”,见同上。
[8]同上,第854页。
一、南方诗人
综观南朝诗歌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次大的变革:
一是晋宋之际的“诗运转关”。
以“元嘉三大家”为典型代表的刘宋一代诗人,其主导倾向是“否定了质木无文的东晋玄言诗,在恢复西晋式的典雅诗风的同时,又将诗歌引向艳丽、生涩的极端”[1]。
山水诗的兴起是该时期诗坛在内容、题材上的重大突破;在艺术风格上则有承袭西晋典雅繁缛的一面,但在晋人“踵事增华”的基础上又“变本加厉”[2],“俪采百字之偶,争假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3],从而走向极端,导致重滞、晦涩等弊病;同时在语言、构思、形式诸方面则“作出了突破典雅传统、趋向通俗化的尝试”[4],“为诗歌由古变今的革新初步积累了创作经验”[5]。
二是永明“新变”。
在今看来,沈约的“三易”说和声律论是新变的核心所在。
一方面是针对晋宋诗歌诸如“疏慢阐缓”、“酷不入情”、“全用古语,用申今情”、“操调险急”的流弊[6]进行反拨,一方面是借鉴前人积累的艺术经验,在由古变今的道路上继续开拓。
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齐、梁、陈三代,诗风基本相承。
这时期诗歌题材的一大变化就是“宫体诗”的勃兴和艳情诗的明显增多。
在创作上讲求构思技巧,措辞不尚奇僻典奥而要求简易流畅,“以抑扬顿挫、滋润婉切的音律,代替惊挺险急或疏慢阐缓的声调”[7],在风格上追求清新自然而终不免坠入纤靡尖巧,流为弊端,诚如魏征所言:
“争驰新巧。
……其意潜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8]。
此南朝诗歌之大较。
在由南朝入隋的诗人中,现存诗5首以上的只有王胄、虞世基、何妥、许善心、诸葛颖和柳,其馀不过2首。
在这批诗人的诗歌中,主要存留着南朝诗风的馀绪,同时又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北朝诗风的影响。
王胄(558—613?
),字承基,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梁代诗人王筠孙。
仕陈,历太子舍人、东阳王文学。
隋时为著作佐郎,以文词为炀帝所重;从征辽东,进朝散大夫,后坐杨玄感事,徙边,亡匿,为吏捕诛。
诗今存20首。
王胄有一句好诗,为世传诵,曰“庭草无人随意绿”,体物细腻,传情入微,不亚于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
[9]杨广曾赞誉王诗《奉和赐酺》“气致高远”[10],诗曰:
河洛称朝市,崤函实奥区。
周营曲阜作,汉建奉春谟。
大君苞二代,皇居盛两都。
招摇正东指,天驷乃西驱。
展岭齐玉軚,式道耀金吾。
千门驻罕畢,四达俨车徒。
是节春之暮,神皐华实敷。
皇情感时物,睿思属枌榆。
诏问百年老,恩隆五日酺。
小人荷熔铸,何由答大炉!
该诗作于炀帝大业三年(607),上距陈亡已二十年。
虽诗意平平,但从中却不难看出其因受北朝诗风影响而呈现出的高朗气度,杨广没有夸错。
据《隋书•文学传序》:
“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
……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
”可见对王胄的评论也是符合杨广自己的喜好的。
《隋书》王胄本传又曰:
“帝所有篇什多令继和,与虞绰齐名,同志友善,于时后进之士咸以二人为准的。
”[11]可见于时南北诗风相互影响交融已是时之所趋,远非向之王籍、萧悫诗的境遇可比。
[12]但王胄此类诗歌毕竟不多,另如《纪辽东》二首(盖从征辽东时作,《南北朝文学编年》将之系于隋炀帝大业八年[612]),也写得明朗爽快,但同样没有多少鲜明的艺术特色。
能代表王胄诗歌主导风格的,还是那些犹具南朝特色的酬赠诗,而且写得也比较成功。
如《酬陆常侍》:
相知四十年,别离万馀里。
君留五湖曲,余去三河涘。
寒松君后凋,溺灰余仅死。
何言西北云,复观东南美。
深交不忘故,飞觞敦宴喜。
赠藻发中情,寄音迈流徵。
追惟中岁日,于斯同憩止。
思之宛如昨,倏焉逾二纪。
畴惜多朋好,一旦埋蒿里。
无人莫己知,有恸伤知己。
把臂还相泣,巋然吾与子。
霑巾行自念,哀哉亦已矣!
吾归在漆园,著书试词理。
劳息乃殊致,存亡宁异轨?
大路不能遵,咄哉情可鄙!
此诗娓娓道来,情思一片,未见轻峭,不露刻凿,却自有巧思安排。
如首四句数字穿插相对,别开生面。
尤其是开端两局:
“相知四十年,别离万馀里。
”“相知”愈久,“别离”亦遥,仿佛冥冥之中有着一种戏剧性捉弄人生的“比例”,却又道不明说不清!
“湖曲”、“河涘”,天南海北,而带出一段抒情文字,时盖在暮年矣。
而“寒松”、“溺灰”二喻,又使事而不令人觉。
全诗较之阴铿《江津送刘光禄不及》轻灵不及而厚实过之,此则北风之渐也。
另如《别周记室》与《赋得雁送别周员外戍岭表》,颇得益于南方诗人体物之细腻。
前诗开端“五里排徊鹤,三声断绝猿”,则明显从乐府《孔雀东南飞》化来,又用《水经注》故事,但绝去尖巧刻炼,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南人诗歌转为沉厚的趋向;后诗则体物之妙宛然一篇雁“赋”,且此题对唐人颇有影响,唐人爱用“赋得X送别”为题,熟知者如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是其例。
王胄另有《雨晴》诗,曰:
“初晴物候凉,夕景照山庄。
残虹低饮涧,新溜上侵塘。
风度蝉声远,云开雁路长。
”写得清新可喜;末句似化用谢朓“风云有鸟路”(《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示西府同僚》);但“残虹”一联,犹嫌尖巧,不比《奉和悲秋应令》“草湿蒹葭露,波卷洞庭风”来得即目清新。
至《西园游上才》“月桂临樽上,山云影盖来。
飞花随烛度,疏叶向帏开”,则更露南诗的刻炼。
而《为寒床妇赠夫妇》诗,尤坠入宫体旧调矣。
虞世基(552?
—618),字懋世,会稽馀姚(今属浙江绍兴)人,陈太子中庶子荔子,为建安王法曹参军,历祠部殿中二曹郎,迁中庶子、散骑常侍、尚书左丞。
陈亡入隋为通直郎、直内史省,拜内史舍人。
炀帝即位,迁内史侍郎,进位金紫光禄大夫。
宇文化及行弑,遇害。
在陈时即被徐陵誉为“当今潘、陆”。
诗今存18首。
杨广认为虞世基的诗歌“词清体润”[13],这正是南诗的特色。
《隋书》本传载其“贫无产业,每拥书养亲,怏怏不平,尝为五言诗以见意,情理凄切,世以为工,作者莫不吟咏”,研究者以为应当是指他的《初渡江》、《晚飞乌》、《入关》诸去国怀乡的小诗,体现出南风本色,[14]有见。
另如《零落桐》诗:
“零落三秋干,摧残百尺柯。
空馀半心在,生意渐无多。
”亦“见意”“凄切”而“为工”者。
但《入关》诗中已经可以看出有明显的转变:
“陇云低不散,黄河咽不流。
关山多道里,相接几重愁?
”能于巧中见厚,写得沉郁苍凉,无怪乎《诗纪》以为虞信作。
这种能吸收北朝的浑厚刚健、多少融入实际的情感和生活经验的作品,为数不多,但确实值得一观。
如和杨素的《出塞》二首:
穷秋塞草腓,塞外胡尘飞。
征兵广武至,候骑阴山归。
庙堂千里策,将军百战威。
辕门临玉帐,大旆指金微。
摧朽无勍敌,应变有先机。
衔枚压晓阵,卷甲解朝围。
瀚海波澜静,王庭氛雾晞。
鼓?
严朔气,原野曀寒晖。
勋庸震边服,歌吹入京畿。
待拜长平坂,鸣驺入礼闱。
上将三略远,元戎九命尊。
缅怀古人节,思酬明主恩。
山西多勇气,塞北有游魂。
扬桴度陇坂,勒骑上平原。
誓将绝沙漠,悠然去玉门。
轻斋不遑舍,惊策骛戎轩。
懔懔边风急,萧萧征马烦。
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
雾烽黯无色,霜旗冻不翻。
耿介倚长剑,日落风尘昏。
王钟陵先生谓“绝去征夫思妇之惯调,矫然有北地之气”[15],甚有论者以为“出现了后来杜甫诗中的某些气象”[16]。
又《奉和望海》:
“十洲云雾远,三山波浪高。
长澜疑浴日,连岛类奔淘。
”“浴日”典出《山海经》,却似平常语;“疑”、“类”二喻甚巧,而不失壮阔气象。
至于《衡阳王斋阁奏妓》、《赋得昆明池一物得织女石》诸诗,尤露南诗旧习,至于“金沟低御道”,可谓“劣得黄鸟度青枝”了[17]。
其他如何妥(诗今存6首)、诸葛颖(诗今存6首)、柳(诗今存5首)、许善心(诗今存4首)诸人,大致说来也是底本南风而渐染北气,但成就不高,不再一一赘述。
[1]葛晓音《八代诗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183页。
[2]吴淇《六朝选诗定论》,转见《八代诗史》第193页。
葛先生引作《元朝选诗定论》,“元”字盖形近而误。
[3]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第67页。
[4]《八代诗史》,第192页。
[5]同上,第193页。
[6]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
武英殿本,总第2005页。
[7]《八代诗史》,第239页。
[8]《隋书•文学传序》,武英殿本,总第3455页。
[9]《隋唐嘉话》(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2至3页。
与《朝野佥载》合刊)载:
“炀帝为《燕歌行》,文人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
胄竟做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
‘“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已有学者指出系附会,见曹、沈二先生之《南北朝文学史》,第505页。
[10]《隋书•文学传》之王胄传,武英殿本,总第3456页。
[11]同上。
[12]“王籍《入若耶溪》诗云: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
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籍传》。
范阳卢询祖,邺下才俊,乃言:
‘此不成语,何事于能?
’魏收亦然其论。
”“兰陵萧悫,梁室上黄侯之子,工于篇什。
尝有《秋诗》云:
‘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
’时人未之赏也。
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
颖川荀中举、琅邪诸葛汉,亦以为尔。
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
”均载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12月版,第295至296页。
[13]《北史•文苑传》王胄传载杨广评三家诗语:
“气高致远,归之于胄;词清体润,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惟虞自直。
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
”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10月版,第2813页。
《隋书•文学传》王胄传先载此事,见本文第5页注②,武英殿本“惟”字作“推”字。
[14]参见《南北朝文学史》第504至505页。
[15]《中国中古诗歌史》,第856页。
[16]《南北朝文学史》,第504页。
[17]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示西府同僚》:
“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
至唐人孟浩然《宿建德江》“野旷云低树,江清月近人”,始跳出窠臼,更界精华。
(二)由北周入隋的诗人
这里主要是杨广和杨素两位诗人,今分别存诗43首和7首。
[①]说他们是“由北周入隋的诗人”其实并不是很确切,早在隋代的李德林就已经指出:
“必不得以后朝创业之迹断入前史”[②],则谓杨广为“由北周入”盖多馀也。
杨广存诗,于隋代作家中独多,或得益于其帝王之位。
王钟陵先生指出杨广诗歌“正是一个三层上升的阶段:
第一层为浮靡之什,不过得南人之渣滓;第二层为自然明秀之篇,乃得南人之妙;第三层为遒迈沉雄气格高朗之作,则又超乎南人矣。
这样的一个上升层次,其实也正是北人学南之三个阶段。
历史的纵向展开的进程,在杨广诗中表现为一种压缩的层垒。
杨广诗正是北人从王、虞宫廷诗风中摆脱出来,寻求自立和超越的缩影。
”[③]虽有“机械”之嫌,但不失中肯有见。
隋代诗歌,至杨广、杨素,已是由单纯的学习阶段走向渐成新风的时期。
故而王先生接着又说:
“陆时雍所谓‘陈人意气恹恹,将归于尽.隋炀起敝,风骨凝然。
’‘读隋炀帝诗,见其风格初成,精华未备’(《诗镜总论》)者,正是看到了杨广诗中有着一种对于南方诗风的矫正和在这种矫正中所初步形成的一种尚未得到较大发展的新风格。
”[④]并谓杨素亦然——“中国诗歌向前发展的希望之光,愈益在杨广、杨素的篇什之中闪耀着”[⑤]。
说他们“风格初成”,笔者以为是指他们已能初步融合南北诗风之长,走出单纯的学习与模仿阶段,而写出自己气韵浑融的佳制,在作品中南北习气可以句析的现象已极少,只是在总体气格上又各分判为两面,一面沉厚爽健,一面幽秀清隽。
只是杨广犹有浮靡之什,是帝王之罪,非诗人之过也。
笔者以为,广之可贵,首在其高远的气局,南朝如陈后主等分邦之君自难与大一统之帝王匹敌。
此观《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可知矣:
“(大业三年八月)帝亲巡云内,泝金河而东北。
幸启民所居,启民奉觞上寿,跪伏甚恭,帝大悦,赋诗曰:
‘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
氈帏望风举,穹庐向日开。
呼韩顿颡至,屠接踵来。
索辫擎肉,韦鞲献酒杯。
如何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⑥]研究者认为:
“……南朝从谢朓以来下开唐音,主要是从风韵、格律着眼……;真正在气格上可以作为闳丽壮阔的唐音前奏,还只能是这个昏暴之君的作品。
”[⑦]说得在理。
再如《悲秋》诗:
“故年秋始去,今年秋复来。
霜浓山气冷,风急蝉声哀。
鸟击初移树,鱼寒欲隐台。
断雾时通日,残云尚作雷。
”笔力厚重,语意沉雄,谓之佳制,而无庸归誉“北人”,其以“击”字写鸟,犹后杜甫之用“过”字也(杜甫诗“身轻一鸟过”),然此其小者,其笔力、语意及全诗气格皆超迈前伦,至有论者慨叹:
“唐欲为之,岂可得耶!
”[⑧]杨广气宇高朗、格调雄迈之作不在少数,如《夏日临江》、《早渡滩》等,亦其精品所在,至如《饮马长城窟行》、《冬至乾阳殿受朝》诸作,更为魏征所称,人所习知,不一一具道。
杨广诗歌,于气局高迈之中又有清隽一类,亦资品嚼,如《春江花月夜》二首:
春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夜露含花气,春潭瀁月晖。
汗水逢游女,湘川值两妃。
夜露二句写景清润,流波二句犹携气势,只是末二句稍入轻薄耳;全诗清隽可咏,非后主绮靡能及。
《晚春》犹是佳制:
“洛阳春稍晚,四望满春晖。
杨叶行将暗,桃花落未稀。
窥檐燕争入,穿林鸟乱飞。
唯当关塞者,溽露方沾衣。
”全诗清新,中二联虽嫌小巧,然写得雅致,可与谢朓“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直中书省》)媲美,又似从谢诗“花丛乱数蝶,风簾入双燕”(《和王主簿季哲怨情诗》)化出,然自不必归誉南人。
再看《锦石捣流黄》:
汉使出燕然,愁闺夜不眠。
易制残灯下,鸣砧旧月前。
今夜长城下,云昏月应暗。
谁见倡楼前,心悲不成惨。
此诗亦属清隽一类,貌似平平,实构意不浅。
愚以为杜甫《月夜》诗盖出此。
杜诗如下: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两诗构境立意之巧,正反相续,识者自知。
杨广之作,郭茂倩《乐府诗集》以为一篇,逯钦立先生将其拆为二首,余以为郭是而逯非,是逯未审也。
学生以为杨广清隽,或与谢朓之清丽有渊源焉。
谢朓清丽之句,爱用因果式造句,即“二—三”结构中,前二表“因”,后三表由该“因”所得之“果”,示例如下:
风荡飘莺乱,云行芳树低。
——《隋王鼓吹曲》之《登山曲》
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
——《游东田》
日出众鸟散,山暝孤猿吟。
——《郡内高斋闲望答吕法曹》
日隐涧疑空,云聚岫如复。
——《和王著作融八公山》
草和亭臯远,霞生川路长。
——《奉和随王殿下》十六首之三
风入芳帏散,缸华兰殿明。
——《奉和随王殿下》十六首之十四
陵高墀关近,眺迥风云多。
——《将发石头上烽火楼》
叶低知露密,崖断识云重。
——《移病还园示亲属》
旻高识气迥,泉渟知潦收。
——《侍筵西堂落日望乡》
杨广写景清隽之句,往往便用这种句式:
风归花叶散,日举烟雾收。
——《临渭源》
雨罢春光润,日落暝霞晖。
——《宴东堂》
天净宿云卷,日举长川旦。
——《舍舟等陆示慧日道场玉清玄坛德众》
至于化用小谢意趣,更见不鲜,除前举“窥檐燕争入,穿林鸟乱飞”化用“花丛乱数蝶,风簾入双燕”外,另如“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疑出小谢“清风动簾夜,孤月照窗时”(《怀故人》),至后人乃有“暗香浮动月黄昏”;“风归花叶散”(《临渭源》)、“飒洒林花落,逶迤风柳散”(《舍舟登陆示慧日道场玉清玄坛德众》)诸句,与小谢“风荡飘莺乱,云行芳树低”、“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之精神意趣又何其相似!
杨素诗歌也有幽秀的一面,其名句“日出远岫明,鸟散空林寂”(《山斋独坐赠薛内史》二首其一)也正是从这条路上走来。
明乎此,则知杨广作诗乃以气格胜,而才情有所不及,高朗雄健方是其本色:
“远水翻如岸,遥山倒似云。
断淘还其和,连浪或时分。
”(《望海》)“委输百谷归,朝宗万川溢。
分城碧雾晴,连洲彩云密。
”(《秋季观海》)同是观海诗,雄迈同致而语不袭似,乃见其高。
杨素(544—606[⑨]),字处道,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
仕周,因战功至高位,入隋平陈后封越国公,专朝政,以权略武功称,又颇富才艺,文化素养及才情皆远在杨广之上,故其诗歌“有幽美和壮美两种风格”[⑩]更不足怪。
素今虽存诗不多,然皆可称为佳制。
骨格高老、笔力横壮者以《出塞》二首为代表,超尘拔俗而具幽秀之美者,以《山斋独坐赠薛内史》二首为典型,至其《赠薛播州》(或曰十四首,或曰一篇十四章)则能兼而有之,故《隋书》本传谓此作“词气宏拔,风韵秀上,亦为一时盛作”[11]。
因素今存诗不多,兼葛晓音先生《八代诗史》对其评述精当,故此不便赘复。
[①]其中《行经汉高陵》仅存两句,此姑按一首计。
前文对其他诗人作品数量之统计亦准此。
[②]《隋书》李德林本传,武英殿本,总第3391页。
[③]《中国中古诗歌史》,第851页。
[④]同上。
[⑤]同上,第855页。
此部分论述具体参见王著第十二编第七章之“一”、“二”两部分。
[⑥]《隋书•突厥传》,武英殿本,总第3472页。
[⑦]《南北朝文学史》,第511页。
[⑧]陆时雍《诗镜总论》。
丁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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