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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吴承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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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恩字汝忠,明代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楚州区)人,号射阳居士。
先世住涟水,明初迁居山阳。
大约生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卒于万历十年(1582年)。
曾祖、祖父是读书人并做过县学教官,生活清贫。
四岁时,祖父死于外地任上。
父名锐,字廷器,因家贫只入过社学,念完了“小学”、《论语》和《孝经》即掇学。
长大后,他与一徐姓小商人的女儿结婚。
徐家几代都经营卖花边线的小商店,吴锐婚后就承袭了徐家的职业,天天守着铺子做买卖。
他为人忠厚本分,从不和人计较,多缴了赋税,多当了差,受了衙门黑狗腿子敲诈勒索,亦忍气吞声,因此邻人都把他当作“痴子”。
吴锐不计较这些,买卖之余,不分冬夏晴雨,总抱着一些古书阅读,“竟日不休”。
但他有时“又好谭时政,竟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
吴承恩的性格受他父亲的影响很深,但是少年时代的吴承恩对于他父亲的“痴”态很以为耻。
当他走在街上,就有人指着他叫“痴子的儿子”。
这类刺激,促其立志发愤读书,企望通过科举作为进身之阶,以改变受人蔑视、欺辱的状况。
明代的淮安是江北重镇,漕运枢纽,商业发达,亦儒亦商的人家很多。
吴承恩小时候的同学、朋友,后来结为儿女亲家的沈坤,亦出身于商人家庭。
沈坤父亲沈炜经商赚了钱即买图书典籍,努力培养儿子读书,争取做官,改变门庭。
沈坤果不负其父期望,于嘉靖十年(1531年)中了举,又于二十年(1541年)中了状元,后官至国子监祭酒。
吴承恩的家庭状况与沈家差不多,吴锐也给他提供了必要的读书条件,因此他能够与沈坤一同进县学府学读书。
沈坤走通了“读书作官”的道路,而吴承恩却“老于场屋”,一辈子连个举人都没有考中。
但是他“髫龄,即以文鸣于淮”,“金陵四大家”之一宝应朱应登认为他“可尽读天下书”,而“以家所藏图史分其半与之”,督学使者也认为他“叨一第如拾一芥耳”。
吴承恩对时艺不甚有兴趣,但他的古文、诗词曲均很出色,直抒胸臆,自成一家,不落前人窠臼。
他十几岁时,刚中了探花的蔡昂在淮安家中大宴宾客,吴承恩直登筵席,应对如流,四座皆惊,深受蔡翰林的“雅遇”。
因此一时“投刺造庐,乞言问字者恒属”。
吴承恩在少年时代即非常喜爱通俗古典文学,特别是神话故事。
他曾著短篇小说《禹鼎志》,在自序中写道:
“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
比长,好益甚,闻益奇。
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
”他还说:
“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
”爱听奇闻的癖好、广博丰富的见闻、坚实深厚的文学功底、少年时代即产生的愿望,所有这些,成为吴承恩在科举上失败,而在神话小说《西游记》创作上取得成功的原因。
大约在嘉靖五年(1562年),吴承恩21岁时,与夫人叶氏结了婚。
叶氏是淮安的名门望族。
叶夫人曾祖辈、祖辈的叶淇、叶贽曾做过尚书、侍郎的大官。
吴承恩姐夫沈山,其曾祖沈翼亦任过南京户部尚书。
这些良好的社会关系对他的“仕途”却没有带来一点好处。
二
到嘉靖十一年(1532年),他应了几次考,结果场场败北。
这年冬天,他父亲病故,他以自己“荡游不学问,不自备庸”,没有捞到一官半职,使父亲当上“封翁”,仍“奄然没于布衣”,而痛心疾首,抢天呼地。
从嘉靖十年(1531年)开始,与他年龄相仿交游甚密的秀才沈坤、朱日落、李春芳、牛斗、张侃、倪润等纷纷中举、中进士,其中沈坤还中了状元,走上仕途,而吴承恩却空怀壮志,寂寞乡里。
经过多次碰壁后,逐渐进人壮年,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终于“挨得”一个岁贡生。
在这段时间内,吴承恩大约做了这样两方面的事:
一是进入葛木、王凤灵等办的龙溪书院当高材生,继续发奋攻读,准备下一次、再下一次考试;二是捉刀写了一些帮闲应酬文字。
嘉靖八年(1529年),漕督唐龙的祖母80大寿,唐龙请人画了一幅画寄回家祝寿,吴在画上作了《海鹤蟠桃篇》七言古诗;以后,周金由漕运总督升任南京刑部尚书,吴作庆贺幛词;张景华得罪了严嵩,丢了官,吴作幛词送其归田。
淮安几任知府葛木、孙继鲁、范槚、邵元哲等和吴承恩都有赠答诗文,与淮安卫千户章汝隆、山阳知县和府县学教官,也不乏这类作品。
就连远在南京的魏国公的儿子徐天赐(徐达后裔,徐辉祖的玄孙,承袭封爵),吴承恩也给作了拜寿的幛词。
杭州两浙盐运使黄日敬,重刻《金陀粹编》也特地派人到淮安来请吴承恩作序。
这些文字有时甚至不能署上自已的名字,吴承恩亦乐意为之,因为既可以炫耀自己的文才,获得官吏们的青睐,又可以取得一点润笔。
吴承恩的帮闲文字尽管作得好,但对他的前途却起不了多大作用。
当时做官靠“八股文”,“八股文”作不好永远不能猎取功名,没有功名就永远无法进人“仕途”。
在这个时期,吴承恩主要住在淮安家中,科举上的失败,心情痛苦,表现出清高孤傲,一度时间甚至有想当隐士、做山人的想法。
他的《斋居》诗云:
中岁志丘壑,茅斋寄城郭。
窗午花气扬,林阴鸟声乐。
鱼蔬筑拙者政,鸡黍朋来约。
何似陶隐居?
松风满虚阁。
朝来把锄倦,也赏供清燕。
积雨流满畦,疏篁长过院。
酴釄春醉要,燕叶新题遍。
怅望心所期,层城隔芳甸。
他想学陶弘景隐居华阳洞,过着“鱼蔬”、“鸡黍”的生活,种种花草,做做诗,喝喝酒,真是清高无比。
但他不光如此,还在搞神话小说创作。
《禹鼎志》和历史名著《西游记》也就是这个时期写成的。
三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吴承恩在取得岁贡生以后,终因饥寒逼迫人都谒选,打算求一官半职。
吴承恩在京都半年,看够了吏部老爷们的颜色,看厌了衙门里狗腿子的威风,“世味由来已备尝”,便想回家,不再等了。
这次吴承恩到北京没选到官职,吏部只把他分到南京国子监当太学生。
秋后,他匆匆南下,回到家乡,以后便在南京与淮安之间奔波。
当时的南京是一座“风雅”都会,贵族徐天赐、文征明儿子文嘉兄弟,何良俊兄弟以及皇甫汸、黄姬水、张凤翼等都住在南京,有祖上遗留下的田园宅第,有自己做官的俸禄,又能做诗作文,诗酒宴会就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吴承恩少年时的朋友沈坤、朱日落也在南京做官。
吴承恩到了南京,立刻加入了这班文士们的游宴活动。
他们在一起游玩、喝酒、听音乐、做诗,常常是天天歌,日日酒。
吴承恩参与其中,但身份和物质条件方面毕竟悬殊很大,别人是有钱有职有闲,而他则无钱无职无闲,有时处境十分难堪。
这段时间吴承恩写下了不少与友人唱和赠答的诗词:
“……由来绝艺合烟霄,何事尘中扰布袍?
愿尔逢人权放着,甘间万事忌孤高。
”这是他劝慰围棋手鲍景远的几句诗,实质上是他对自己才高命薄,郁郁不得志的怨恨的心声。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骚扰,一直掳掠到南京,冲散了这班文人诗酒宴会的气氛,这些人一个个辞职、调任或避倭离开南京。
吴承恩也不得不回到淮安。
吴承恩回到淮安以后无事可做,依然过起他那默默无闻隐士般的生活。
经过大半生的奔波,经历了多次科场的失败,逐渐心灰意懒。
他亲眼看到世态炎凉,政治多故,友人云散,心情自然难以用语言表达。
因此,他对人生命运和社会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功名富贵自有命,必欲得之无乃痴。
”“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
”“闻古有杜康,偏工扫愁术。
问愁何以扫?
杯斝能驱除。
”
无尽的优愁愤懑,这“杜康”岂能“驱除”得了呢?
欣喜“良友时过余”,“共展千年书”:
此时他只有这一点乐趣了。
嘉靖三十七、八年(1558或1559年),他利用一暑天,柬汰了《花间集》和《草堂诗余》,编了一部词集《花草新编》。
他把书稿拿出来与友人陈耀文商榷推敲,陈耀文借鉴他的做法,加以扩充,另编了一部《花草粹编》。
陈做官有钱,将他的书刻印行世,而吴承恩《花草新编》却一直默默无闻,鲜为人知,现仅存残抄本几卷藏上海图书馆。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春,吴承恩在北京做官的老朋友李春芳派人接他的父母去京奉养,官船过淮时,家人顺便拜访了吴。
李春芳了解到吴的潦倒境况,深感不安,立刻写了封信给吴承恩,敦促他再次来京谒选。
李的来信使吴承恩已“死”的心一下子又活动起来,在其母敦促劝导下于秋后再赴京都。
在李春芳的帮助与斡旋下,吴承恩终于在第二年冬天,得到了一个浙江长兴县丞的小官。
四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春,吴承恩收拾行装赴长兴县上任。
在明代,做官都必须进士出身,一般府州县的正职,也非得中了进士以后才能谋得。
吴承恩所任的“县丞”名义是八品“副县长”,可知县把持一县的经济、行政大权,县丞只管一些杂七杂八的琐事,是个“副差杂职”。
这时候的吴承恩已是60多岁的老人。
从前,他曾以一个名士混迹于达官贵人中间,并无做实际事务的经验。
“悠悠负夙心”,做一个小县丞,绝非他所甘心情愿,也不副他的所学。
象做文章要文才一样,当官需要“经济之才”;特别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混迹官场必须人情练达,顺应时世,见风使舵。
象吴承恩这样清高、孤傲、正直的文人,当然不能适应。
他到任不久,就尝到了“宦海”的滋味,在《长兴作》中写道:
风生客里暗青袍,笔砚微闲弄小舠。
只用文章供一笑,不知山水是何曹。
”
身贫原宪初非病,政拙阳城自有劳。
会结吾庐沦海上,钓竿轻挚紫金鳌。
这首诗,表达了他在长兴任上的心情。
他幼年曾亲见衙门的走狗对父亲的欺诈,对那班敲诈勒索、无事生非的胥吏们早就恨之人骨。
他以阳城自比,羡慕原宪的孤贫,做官不过是“只用文章供一笑”而已。
他景仰“心为平小民,而力抗夫强家”的好官,要做这样的“好官”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要纱帽戴得住,要向上爬,必须“匍匐拜下,仰而陈词”、“曲而跽,俯趋”、“笑语相媚”、“手谈眼语”,这对于吴承恩来说是绝对做不到的。
他看不惯官场恶习,没有官场经验,放不下名士派头,结果自然是到处碰壁。
吴承恩在长兴干了一年多时间,与长官合不来,结果被诬下狱。
不久案情大白,得以释放,于是,便拂袖而去,心甘情愿象原宪一样,到“委巷”中去受穷。
吴承恩辞官不久,被补授为“荆府纪善”。
可能他到荆王府去供职了一段时间。
荆府就是荆王府,第一代荆王是荆宪王朱瞻,明仁宗庶出的第六个儿子,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封,宜德四年(1429年)就藩于江西建昌府,正统十年(1445年)移封于湖北蕲州。
纪善是明代王府中的一个官职,秩正八品,“掌讽导礼法,开谕古谊及国家恩义大节,以诏王善”。
“凡宗室年十岁以上人宗学,教授与纪善为之师”。
这个差事对于吴承恩来说,比当个催租粮管杂务的县丞更为合适。
吴承恩担任荆府纪善的时候,荆王已传至第七代,府里读书风气盛行,王子们都能礼贤下士,能诗能文。
吴承恩与王子们相伴,还常与社会名流来往,有时间和心情写诗作文。
然而,吴承恩这时毕竟老了,只身在外,身体有病,思乡之情是难免的。
他决定辞官东归,蛰居委巷,整理自己的著作,以度晚年。
大约在隆庆四年(1568年),吴承恩回到家乡淮安,以后再没出外奔走,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他彻底摆脱了科举失败的苦恼和仕途宦海的炎凉,在文学理论和创作上逐渐达到了顶点。
他的晚年,先后得到了淮安知府陈文烛、邵元哲很好的照顾。
《山阳县志》称,“陈文烛折节交之”。
虽然如此,他的日子仍然既贫且孤,他的亲人相继谢世,就将姐姐吴承嘉的孙子邱度带在自己身边,亲自教导。
邱度没有辜负他舅祖的期望,万历四年(1576年)中举,翌年连捷成进士。
这是吴承恩晚年的一件快事。
吴承恩默默离开人世后,邱度为其搜集整理遗稿,出资刊刻,陈文烛为之作序,使这位文学巨匠的诗词作品得以流传至今。
五
吴承恩在文学理论和诗词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与他坎坷曲折的社会经历和社会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
尤其在晚年,他认真总结研究和潜心撰述,使他的文学思想达到新的高度。
他的文学理论主要是:
文学作品必须直抒胸臆,反对剽拟摹仿。
“后七子”之一徐中行,长兴人。
当吴承恩作长兴县丞时,他们就结成好朋友,互相唱和。
后来,徐中行将吴推荐给淮安知府陈文烛,盛赞吴的文章和道德。
徐升任福建副使,从北京去福建。
路过淮安,特地停舟拜老友。
陈文烛、徐中行与吴承恩在韩侯祠吃酒,席间,他们评论起当时的文人与文风,吴承思发表了这样的议论:
“近时学者,徒谢朝华而不知蓄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溢缥囊于无穷也,难矣”
吴承恩认为那时候一般的作家,没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生活基础,勉强修琢文词,这样的作品就是写得再多也不足以传世。
当时文坛复古主义倾向严重。
吴承恩虽是徐中行的好朋友,但一点也没有染上“七子”的坏习气,他的作品能够直抒胸臆,写出了“人情物理”。
所以陈文烛和当时其它有见识的文人学者,如李维祯等人,都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李维祯评论吴承恩的诗文成就时说,吴的诗文“率自胸臆出之”,不事雕琢,他的诗和唐代的钱起、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相上下,他的古文与宋朝的欧阳修、曾巩相出人。
陈文烛说,淮安古来文学家,在汉代有陆贾、枚乘,三国六朝有陈琳、鲍照,唐代有赵嘏,宋代有张耒,吴承恩的成就正是继承了他们的优良传统,他是张耒以后淮安最杰出的文学家。
现在让我们看看吴承恩晚年的一阕词《送我人门来》:
玄鬓垂云,忽然而雪,不知何处潜来?
吟啸临风,未许壮心灰。
严霜积雪俱经过,探取梅花开未开?
安排事、付与天公管领,我能安排!
狗有三升糠分,马有三分龙性,况丈夫哉!
富贵无心,只恐转相催。
虽贫杜甫还诗伯,纵老廉颇是将才。
漫说些痴话,赚他儿女辈乱惊猜!
这首词有哭有笑有骨气。
他回首往事,总结一生,不知青丝如何变为白发。
尽管饱经了风霜,可他的壮志却未曾磨灭。
他希望春天融化积雪,以梅花自喻,在严寒中傲霜斗雪!
“狗有三升糠分,马有三分龙性”,大丈夫应有大丈夫的气概。
杜甫虽然生活贫困,但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廉颇年老被谗,仍然是历史上的名将。
天生我才必有用,他决心要把天赋的文学才华施展出来,这就是吴承恩老年时代的思想状态。
他受尽了社会上种种折磨,因而认识了那个社会;看尽了人世间种种不良习俗,但他保持了自己批判的勇气,这是他在文学上获得成就的主要原因。
尽管吴承恩的诗、词、曲、古文被人推祟到很高的高度,我们细读他的诗集《射阳先生存稿》,感到前人的推祟并不过分。
然而,吴承恩的最高成就,最大的贡献当然是被称为“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神话小说《西游记》。
六
吴承恩创作神话小说《西游记》,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它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必然。
首先,长篇小说这个文学形式在元明时代已逐渐形成,我国小说中的古典名著多数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其次,神话故事的创作日益繁荣,以玄奖西天取经为题材的故事,日益丰富完整。
五代、宋元以来,人们将唐僧去印度取经的故事编成戏曲、话本、绘成图画,在流传过程中,经多少代人不断加工、补充,宋末元初的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取经队伍中首先增加了一个事实上根本没有的人物猴行者,元代评话《西游记》则加进了一个黑猪精猪八戒。
《取经诗话》已被发现,评话本《西游记》中的一节“魏征梦斩泾河龙”,现仍保留在《永乐大典》中。
另外,元人吴昌龄创作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杨景言创作的6本24折杂剧《西游记》,在明代都保存完好,随时可以看到艺人们搬演。
这是吴承恩取材写作长篇小说的良好条件。
吴承恩从少就在父母的引导下,产生“好奇闻”的习性,又能主动搜集材料,阅读包括唐宋传奇在内的野言稗史。
后来,交游的朋友中藏书丰富,又是他的一个优越条件。
中年以后,思想成熟,对当时的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看得比较深刻。
他想通过神魔故事来揭露社会人情、鞭挞黑暗邪恶势力,因而产生了创作《西游记》的思想基础和欲望。
吴承恩在《二郎搜山图歌》中写道:
猴老难延欲断魂,狐娘空洒娇啼血。
江翻海搅走六丁,纷纷水怪无留踪。
青峰一下断狂虺,金锁交缠擒毒龙。
种兵猎妖犹猎兽,探穴捣巢无逸寇。
平生气焰安在哉?
牙爪虽存敢驰骤!
象这样一类的神怪斗争,是《西游记》中常见的故事。
在描写这些故事的时候,作者同时联想到,在当时封建社会的“衣冠之中”也有一些这样的魔鬼,应该搜一搜,剿一剿。
但是统治阶级不但不使用“搜山”的手段,把他们一网打尽,反倒利用他们为百姓制造灾害。
吴承恩感到忿忿不平,他在这首歌中还说:
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
脚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
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艺谓无英雄?
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今万年保合清宁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为什么要写《西游记》。
在吴承恩生活的那个时代,对于世道再有不满,他也没有地方去议论,去发泄,于是借助神魔来表现“人间变异”,寓以鉴戒。
在这当中,美猴王孙悟空等神话人物,是他理想的化身。
他在《西游记》中描绘了一个个天上、地府、人间、龙宫、洞府、魔窟等美妙绚丽的神话境界,通过神妖的言语行动,再现了人间的美好与丑恶,揭露人间的不合理现象。
他让孙悟空打遍了天宫、地府,令人感到十分痛快;然后又让他历尽千辛万苦,战胜大小群魔,备尝了人间“世味”,终于达到“极乐世界”,获得了一个美好的结局。
这是一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形象,世世代代给人以美好的感受。
《西游记》开篇第一回,写美猴王孙悟空渡海到南赡部洲,剥了打鱼人的衣裳,“穿在身上,摇摇摆摆,穿州过府,在市廛中,见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
这里的“世人”就是混迹于官场的市侩。
那些市侩们的行为,由美猴王用白话说出来,要比用文言正面叙述,显得更加生动感人,更加活泼有生气。
这就是《西游记》的伟大之处,也是我国通俗古典文学的成功之处。
吴承恩在这一点上尤为擅长,他的成就,在于将我国神话小说的创作推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他的《西游记》在我国长篇神话小说史上是一个光辉的顶点,后来的《封神演义》、《三宝太监下西洋》等小说,都未能赶上或超过它,它是前无古人的一块文学瑰宝。
(刘怀玉)
经学大师阎若璩
阎若璩,清初著名经学大师,是“继顾炎武之后崇尚实学而开考据之风的第一位经学家”。
纪昀(晓岚)说他“博极群书,又精于考证,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之外罕能与之抗衡者”。
张穆说:
“念国朝(清朝)儒学,亭林(顾炎武)之大,潜丘(阎若璩)之精,皆无与伦比,而潜丘尤北方学者之大师。
”
阎若璩,字百诗,始祖于元初自山西祁县迁太原嘉节都西寨村,其地古名潜丘,所以他又别号潜丘居士。
明代中叶,朝廷盐政实行“开中政策”,阎若璩的六世祖阎居訚于正德初年迁来淮安,经营盐业,遂为淮人。
祖父阎世科,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卒葬淮安。
父阎修龄,以文名一时。
母亲是明代嘉靖已未状元淮阴丁士美的孙女。
阎若璩出生于明祟祯九年(1636年)十月十四日。
6岁入小学,天生口吃,资性愚钝,读书千百遍也读不熟,且身体多病,然而他非常用功。
母亲心疼他,听见他读书就劝他休息,他则默诵暗记不敢出声。
传说他15岁那年冬天,一天夜里读书,遇到疑难向题,发奋不搞懂便不睡觉。
经过刻苦思考,终于在四更天以后,豁然开朗,自此以后颖悟异常。
16岁入山阳县学,成为一名“秀才”。
他读书每下硬功夫,常将书拆散,读一页,即将此页用浆糊粘贴于几背,背熟以后即烧掉,终身不用再读了。
他不但不满足背熟文辞,而且喜寻根究底,反复深思,曾自题柱联曰“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
20岁读《尚书》时,他怀疑《古文尚书》是后人伪造的古籍,便开始潜心钻研。
他用了30年的时间,著成《古文尚书疏证》一书,终于证实了自己的怀疑。
25岁起,师从清江浦吴一清,学问日有长进。
27岁起赴太原参加乡试,28岁与傅山、顾炎武等人游,广泛考察研究金石文字和史地学问。
其间,顾以所著《日知录》相示,阎若璩为改正数条,“顾虚心从之”。
由于他常年考证经典,荒疏了八股举业,因而久试不第。
康熙十七年(1678年)他43岁的时候,与阮晋一起应博学鸿词科,征辟进京。
因此,人们又称他为“阎征君”。
康熙二十五年,礼部侍郎徐乾学奉诏充《大清一统志》、《清会典》和《明史》三馆总裁,邀天下名士与修,阎若璩名列首位。
二十八年徐迁书局回昆山,僦舍洞庭湖上,精心编纂《大清一统志》,阎随馆南下,同去的还有顾祖禹、黄子鸿等,皆精于地理之学者。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皇帝南巡,龙船经过淮安时,问:
“此中有学问人乎?
”内阁学士李铠(亦淮安人)说,有一个名叫阎若璩的。
巡抚宋大人补充说,此人“长于考据,最为精核”。
皇帝即令召见,后因走得匆忙而未及见。
此时皇四子(即后来的雍正皇帝),已闻知阎的大名,便召见了他。
对他说:
“吾知东南读书种子仅存朱检讨(彝尊)、胡太学(渭)及先生耳。
”后又邀他进京。
第二年初,69岁的阎若璩,由其长子阎咏陪同,拖着带病的身体进京。
3月到了北京,皇四子以书籍、金银为礼聘,邀其馆于王邸,相待甚厚,并将其全部著作取去逐篇阅读,边读边赞。
6月,阎病沉重,皇四子命以大床做成轿子,上面挂上纱帐,用20个人抬到城外居住,阎在上面如同在家卧床一般。
未几,阎便病逝于北京郊外,其子遵嘱扶梓回淮,葬其祖父墓旁。
墓地在塔儿头蛟龙沟,又名学山墩,在今施河乡大施河村。
在京料理丧事的费用,皆皇四子所踢,皇四子还亲自为他作祭文、挽诗,恩礼备至。
阎若璩逝世后,淮安人对他十分崇敬与怀念,在新城文昌宫内为他建了“阎先生祠”,供人凭吊祭祀。
清末光绪初,段朝端、徐嘉等人因为“阎先生祠”地点过于偏僻,倡议改在城内奎文书院(遗址在今淮安中学)并附祀已故淮安地方文人李铠、张弨、顾是、杨开源、任瑗、吴玉缙。
建成后,由路伓题额,名为“阎征君暨六先生祠”。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山阳县知县卢维雍捐银70两给阎征君祠,银存于典铺,每年以利息作祭祀费用。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河下王全熙邀集一些文人,募集经费,在河下竹巷状元里阎若璩故里另建“阎征君祠”,事未办成即病逝。
后来他的儿子王朝征继续操办,终于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建成。
阎若璩是我国清初一位著名朴学大师。
他毕生研究经学、古地理学,治学严谨,善于思考。
他常说:
“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
”对于书中的疑问,他总是追根求源,常常“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已”。
他的著作十分丰富,有《古文尚书疏证》、《潜丘札记》、《闲学纪闻笺》、《四书释地》、《眷西堂诗集》等十几种数十卷,其中最著名的著作是《古文尚书疏证》8卷。
《尚书》又称《书经》,是我国上古的一部文献汇编,也是一部儒家经典。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一度失传,汉初,由通晓《尚书》的伏生口授,得《尚书》28卷,称为《今文尚书》。
后鲁共王坏孔子旧宅,得到《古文尚书》,虽经过孔子后裔孔安国考订,但未得列于学宫又失传。
东晋梅赜向皇帝献上一本书也叫《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25篇,经隋唐的儒臣研究,认定这就是孔府壁中出的《古文尚书》。
实际上这是一部伪书,但一直被列为经典。
敢作学问上的研究,那时知识分子人人都要读它,奉若神明,更不敢轻易怀疑议论,生怕亵渎圣贤,韩愈就曾经说过:
“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
”但还是有不少学者怀疑它,如宋代的吴棫,元代的吴澄、明代的梅鷟等,都曾举出许多证据来论证,说这是一部伪书。
由于这些人的论证尚不够有力,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因而难以定案。
清初,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很尖锐,文网极为严密,知识分子思想禁锢,尊经泥古,只能埋头读书,更不能非先儒、议经典。
然而阎若璩却大胆冲破这种思想牢笼,他从20岁起就研究《古文尚书》。
为揭穿此书之伪,他查检大量的经籍资料,博引众说。
反复钩稽考证,做到“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
经过三十年的积累,他终于撰成《古文尚书疏证》8卷。
此书列举了128条证据,包含及其丰富的资料和非常严密有力的论证,断定《古文尚书》为伪造,获得了学人的普遍赞同,在学术界轰动一时。
学术史上这一疑案至此终于水落石出。
阎若璩永载文学史册。
人们提到《古文尚书》,首先就联想到阎若璩的名字。
此后,淮安另一位学者丁晏,循其余绪,为追《古文尚书》伪作者为谁而写了一部《尚书余证》,也具有一定影响。
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是清代考据学的一面旗帜。
它与顾炎武等人横扫当时流行的空疏无本的心学,开创清代朴实学风道路,后来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
(刘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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