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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成汉语大词典的喜痛
编成汉语大词典的喜痛
五千万字,三十多万个词条的煌煌巨著—《汉语大词典》问世后,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反响。
如何评说,自有公论。
这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编纂这部《词典》,据当时编纂处的统计有一千余人参与,所以编纂的速度才会这样快。
外国编这样的大型词典需要几十年,甚至一百余年,我国只用短短十几年时间就编纂成功,并且十三卷(其中一卷索引)全部出版了。
一、排卡之创举
编字词典无非是:
①积累资料,②释字词义,③按新成书体例编样成本,三大过程,编纂《汉语大词典》也不例外。
《大词典》积累资料分两个步骤:
第一步,将所有旧汉语字词典上的字条(包括释文)词条(包括释文)剪下来,贴在卡片上,分别编上号序。
这属于第二手资料,因选字词,释文都是别人做的功夫,不是自己做的。
第二步是“看书收词”。
即从古到今与汉语的有关的重要书籍,都要仔细看一遍,直接从这些书中按我们《大词典》的收词标准将有关字词和例名收下来,抄在卡片上,编上号序。
这是第一手资料。
这是《汉语大词典》超过前人编纂的大型语文词的质量所在。
如果没有这一基础,那就和前人编写的大型字词典相差不远了。
因为前人编的大型字词典就是取自第二手资料的,如台湾的《中文大辞典》、日本诸桥辙茨的《大汉和辞典》、《中华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与之不同,它主要是取第一手资料,同时全面参考旧有的第二手资料,所以可靠性强,比旧词收高出一筹。
集旧词书资料和“看书收词”制成的卡片很多,1978年已经积累二三百万张了。
“看书收词”的任务已基本上完成,整个《大词典》编纂工作要转入释词义(简称“释文”)阶段。
“释文”,体倒必须统一,所有编写人员步调必须一致,大型词收,众多人写稿,尤其重要。
故同一个词条的资料集中工作,必须在转入释义前完成,否则释义便是烧无米之炊。
同一个词条的旧词书剪贴资料和看书收词资料集中在一起,不一定都需要有高深学问的人去做,但数量太多,并且复杂,那么有高深学问的人也未必做得了,需要创新的人。
《汉语大词典》是国家出版局牵头,由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福建五省一市分工合作编好。
分配任务数量大体相等。
那么浙江省已集有三十多万张卡片。
上海江苏、山东等省接任务比浙江早两三个朋,组织编写组多,人数多。
他们大体是从释文阶段开始的,安徽、福建还没有接受任务。
浙江那时只一个组,总共不到十人,戏称“七八条抡”。
其它省市预计同词目集中的排卡任务一个半月可以完成,我们省呢?
问题大了,字词典剪贴的卡片是以各字词典排序编排的,一部字词典一堆。
字词典排序接按部首、汉语拼音字、笔画、音韵等排的都有;“看书收词”是按各书所收制的卡片自成一堆的。
台湾《中文大辞典》、日本《大汉和辞典》、《说文解字》、《字案》、《康照字典》、《中华大字典》、1925年《辞海》、解放后制《辞海》、日版《辞源》(那时修订本《辞海》肖未出版)、《辞通》、《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联锦字典》、《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广韵》、《集韵》、《尔雅》等等。
只负担一部分,大体是三画—四画的首部部分。
“看书收词”的书是按古今时代分工,我们浙江省的任务是“宋、元、明、清”的著作。
数十种书。
这么多这么复杂的卡片,若按常规排法,我们这“七八条抡”半年也排不好。
一位同志想出一个办法,以日本《大汉和词典》卡片为底,其它卡片将相同的插入。
理由是:
第一《大汉和辞典》上每字每词都有顺序号不容易乱;第二《大汉和》收词条多,少的插入多的容易。
但这个办法需要摆卡片的地方很大。
我们组里试了一下,几百卡片,一个大房间已排满了。
《大汉和》是万数以上的卡片,怎么了得。
好笑的是大家排得满头大汗,饭时不知谁开窗,风一吹,全层卡片乱飞,功劳付诸东流,大家干吹胡子。
不能在一个半朋内完成任务,便会拖各编写组的后腿。
后来我献一计,众谓之妙,便以我为主领导排卡。
我的办法是:
化整为零,各个击破。
具体做法是:
第一步:
把所有的卡片集中起来,每张卡片的词条第一个字按汉语拼音头一个字母分开,共分为26堆。
第二步,将头个字母相同的再按汉语拼音韵母分。
汉语拼音有400多个音节,这样就可以分成400多堆。
不认识不会读的字,采取“有边读边,无边读上下”的方法;z、zh不分,前后鼻音分辨不出来的字,排卡者可将错就错。
因为那个字排者是那样读,后面的卡,遇到那样的字,排者也会那样读,读音相同排在一起,即错也会错在一起。
因此时的目的不是正音,不管是“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嘛!
第三步:
每一堆中再按词条第一个字右下角的笔形(I、一、、)分为七小堆。
这样一分,便能分出2800-3000大小堆。
第四步,将各小小堆的卡片排列开来,把同词条的卡片合在一起,用回纹针别在一起,多的用橡皮筋箍在一起即可。
这样的排卡方法,即简单,又不占地方,每个人都可以独自操作。
不过,就我们这“七八条抡”,拼老命也无法按完成任务的。
于是我又出一计:
设法借一部分外办来帮忙完成任务。
组里领导及同仁赞成。
我就到杭州学军中学(原杭州大学附中)去借兵,我在学军中学教学过的学生,那时高二读完暑期后入高三,知道他们的情况,我和他们班主任等联系,得到同意,便挑选了20余名优秀的、责任心强的学生。
我把编《汉语大词典》的重大意义向介绍后,对他们提要求。
他们非常积极地响庆。
就把他们请到编写组来排卡,整个排卡工作,总负责是我,其次是洪淇候(来自杭州大学图书馆)、颜品仁(负责编写组资料档案管理的)。
经过一个月的日夜奋斗,三十几万张卡片,同词条的卡片全部理齐,并且均按部首顺序排好。
使我们大落后的浙江省局面,一跃而成为先进,得到《大词典》编纂处的表扬。
而且由于我们编写组的速度反比其他组的速度快半月有余。
《大词典》编纂处便确定,由浙江省编写组作为整部《大词典》释文的试点单位。
《大词典》编纂处剪贴卡片是按《康熙字典》首部214部分分工的,浙江省是从三画的“寸”字部开始,因此“寸”字部的第一手、第二手资料我们已排齐。
于是编纂处便确定由浙江省“寸”字部词条开始试写。
任务艰巨,但也可说是我们浙江争取得来的光荣。
参加排卡的学生,我们已代表《大词典》编纂者向他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但《大词典》上没有署他们的名,他们是“无名英雄”,值得赞扬。
二、体例之确定
(1)词目确定按部首排列
编写大型词典,“体例”尤为重要。
《汉语词典》的“体例”是经过多次修订,逐臻完善的。
面尚未确定,词典正文词条是按字音排序,还是按字形排序,争论比较大,倪海曙先生《汉语大词典》顾问之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称国家语委)秘书长,主张按音排,按汉语拼音排的,查方便,《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都这样排了。
倪海曙先生是主张推广汉语拼音文字的带头人之一。
学术问题,可以讨论,没有压力。
但1976年,邓小平同志再一次被“打倒”后,“四人帮”又上台,《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他们也过问。
据说当时张春桥和其他人也要求按汉语拼音字母排。
这问题就大了,有很大的政治压力,此时,我特反对意见,在浙江编写组组织讨论修改“体例”时,我说:
“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
拼音文字是用字母组成的,所有的词条,都可以按词中的字母排列顺序”查出来,像英文、俄文、德文、法文等大型词典一样,很方便。
但汉语词典不同。
汉语词典是用汉字编成的,汉字是用笔画组织成的,不是用字母组织成的。
认识的字,可以读出其音,知道它是用哪几个字母顺序拼成,从而依其字母顺序查出。
如《新华字黄》、《现代汉语词典》等在。
“读者不认识的字,就无能为力,需接词典中所附的部首或四角号码、笔画等索引查。
常用字很少的字词典也不适用,大型的尤其是像《汉语大词典》这样,收单字有三万多个,其中常用字只有三千多个,占10%一般读者90%字不认识,若正文接汉语拼音字母编排,只徒有其形式。
检索主要还得靠索引,速度反面很慢,怎能符合时代要求呢?
”张春松对字词典没有什么研究,他只是赶时髦而已,但也掌握大权,否定他的意见,弄得不好,就会被打成反革命。
我提出的意见在组里得到支持,但我觉得口说无能,单在组里得到同意也无大用场,必须使编纂处的领导思想明确,是大是大非问题,以求统一。
这是国家重点项目,在我同是空前的,正文若按音排序,必定会使人贻笑大方。
于是我据理找足依据,写了一长篇论证意见,要求组里上交上海《大词典》编纂处,编委会。
为国家事业而争取,我坐牢也心甘。
经过一场学术和政治的较量,最后我的意见取得胜利。
《汉语大词典》才否定了正文按汉语拼音排序,而确定以部首为序。
(二)、确定用200部部首排序。
《康熙字典》等旧部首不其适合,由检索法权威专家程养之先生和我等初步商定,然由《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的有负责人共同讨论确定,采用200部首编排。
请见现已出版《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正文排序。
《统一回法,推行新法—读程养之<谈统一部首重字法>》(见《杭州师范院学报》1982年第1期)为什么采用200部?
我在一文中已阐明,这就是我在体例讨论中的功劳
三、默默贡献
我参加《常用汉语字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73出版)编写,没有署名,大家都不署名,也没有稿费,只拿到一本精装,一本平装赠书,书上写明蔡勇飞编,盖上浙江人民出版社印,已心满意足,没有其他要示,故参加编写《汉语大词典》时我也不求自己之名和稿酬,只一心奋力苦干,能尽自己全力,为这中国光辉的《词典》大厦涂砖加瓦就满足了。
现在回忆起来,有些事还是有趣的。
一、 奉献和署名:
我们早期参加《汉语大词典》编纂之时,无名利之求。
编纂者如果只写一个“某某编写组”或“某某编纂处”编写也可以像《现代汉语词典》、我们编过的《常用汉语字典》那样,没有个人署名也无妨,因此我们只一心为国争光,尽心习力地工作。
动力也确是具大的。
那时领导都强调,偏这样的大型词典,责任重,历时长,十多二十年也说不定。
四五十岁的人参加编写,已有一辈子做此事的感觉,故大家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其当无名英雄。
1976年周总理逝世,我面对周总理遗像宣誓时是有这思想准备的。
后来的行动也如此。
有人问我:
“蔡先生,您参加《汉语大词典》编写,是参加哪一卷编写?
”我说:
“我卷卷都有份,”释文主要是第2卷和第3卷宗的一些词条。
事实就是如此。
我国曾有两次组织过编这这型词典,最早是黎锦照先生主编,其次是王去五之编。
结果都无法实现。
所以《汉语大辞典》如果在那时停顿,它就有妖折的危险。
为了稳定编纂队伍,编纂处领导孙厚朴等同志出了不少力,再三呼吁当时参加编纂的人员坚持编下去。
并提出凡自始至终(初稿完成)参加编纂工作者,均署为“主要编写人”《汉语大词典》的“主要编写人”。
其余的署名根据具体贡献而定。
我那时,杭州大学中文系,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都希望我到系里任教。
我也想过。
那时我已经47岁(在编纂组里算是年纪比较轻的),如果不去教书,职称也无从评定。
我的人事关系在教育系统,浙江省出版社《汉语大词典》编写组属于宣传系统不同系统不能评定。
从职称评定上考虑,我是吃亏的。
但我想,编《大词典》是国家重点项目,改革开放后,这《词典》在国际上的作用更大。
要以国家利益为重,我们几个人又属“起炉灶”者之一,自己不坚持就更会影响“军心”,因此释文的试点工作,要探讨的问题很多,集思广益。
为编出高水平的“古今兼收,源源并重”大词典,先请各方面的专家作报告,以利提高各者的业务水平。
进而将“寸”字部的条目分别各人手中试释。
第三,对各试释逐一讨论,征求全国各方面专家顾问的意见,并借鉴国外大型的编纂模式,使体倒逐步完善,标准逐趋统一,那困难是很大的,有人戏称:
“《汉语大词典》从“寸”字部开始试写是‘寸步难行’的”事确实是这样。
那时我是抗病工作的(后文将述及)。
除试释部分条目外,编写组成安排我负责整理各专家的报告,编写成《汉语散论》一书,提供全体包括全省市编写人员参考。
值得高兴的是“寸”字部编出之后,得到呼方面的专家首肯。
加强了所有编写组的信心,有了这一良好基,困难就逐步迎刃而解。
那时组织和人员变化都较大,组织除出版社编写组外,其他编写组要归口或挂靠有关交代。
在职的骨干力量因有关单位的需要而减少,离退休的专家学才大量增多,便释义工作得到人力上的保证。
我1980年人事关系调入杭州师范学院,随之我就从浙江省出版社编写组调入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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