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说家眼中的上海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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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说家眼中的上海史

一个小说家眼中的上海史

　　今天的主题是上海，我先聊聊上海人。

前些天在朋友饭局上遇到个湖南姑娘，对我说你不像上海男人，她以为这样说是夸我。

其实这种话我不是第一次听到，北京、四川、山东的朋友都这样说过，夏商你不像上海男人。

他们这样说都觉得是在夸我，可我并不领情，也不高兴。

　　我就问那个湘妹子心目中的上海男人是怎样的？

她说上海男人很精明、气量小、娘娘腔、怕老婆。

　　这可能就是外界对上海男人的印象，阴柔的、娘娘腔的，所以这个城市也是雌性的。

巩汉林在春晚上表演小品，模仿上海普通话，演绎了一个猥琐的、会翘兰花指的上海男人。

其实巩汉林是东北人，对上海男人的刻画完全是想当然的，借助春晚这个影响力巨大的平台，想象了上海男人，也想象了上海。

　　巩汉林这样的东北男人觉得上海男人娘娘腔，那么他们认为的爷们是怎样的呢？

大家可能听说过，东北男人不做家务，酒喝高了喜欢抽老婆大嘴巴，觉得这才是爷们。

当然我相信，不是每个东北男人都喜欢家暴打老婆，这同样是外界对东北人的误读。

　　但在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南北差异。

我遇到过一些北方人特别喜欢拍胸脯，不管行不行，先把肋骨拍断三根，夏商你是我哥们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包在我身上，显得特别豪爽特别仗义。

第二天酒醒了，就忘了。

相比这样的“豪爽”，上海人确实比较“小家子气”，或者说比较谨慎，没把握的事不轻易承诺，一旦承诺下来，肯定尽力完成。

相比于酒桌上的那种豪放派“北方爷们”，我更喜欢“婉约派”的“上海娘娘腔”。

这哪是什么娘娘腔，这是一种教养，是一种宝贵的契约精神，正是这种理性与收敛，体现了上海人做事的规矩，签约的过程琐碎，重视细节，一旦落纸成文，白纸黑字，必然恪守信誉，兑现度非常高。

　　另外，那些觉得上海男人不爷们的人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单拿体育界来说，跳得最高的朱建华，长得最高的姚明，跑得最快的刘翔，都是上海人。

要说冒险精神，有个叫余纯顺的，职业探险家，最后死在罗布泊。

当然这些人在各自领域的成就都归属于他们个人，不代表整个上海，却从一个侧面看出，上海绝没有想象中那么阴柔。

　　一方水土一方文化。

上海这个城市才一百多年时间，稍微了解近现代史的人就会发现，上海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没有缺席。

开埠以来，很快崛起为经济、政治和文化重镇。

不仅是国内范畴，更是亚洲乃至国际重要城市，如果说它是娘娘腔的性格，怎能扛起如此重任？

我宁愿把这种“娘娘腔”视作一种柔韧，不硬来不乱来，硬来就啪的一声断了。

　　外界对上海文学的第一直觉基本是张爱玲式的，租界、咖啡馆、红玫瑰白玫瑰、海上花，小情小调。

其实这是对张爱玲的误解，除了风花雪月的情感小说，她还有别的风格的作品，那里隐藏着另一个张爱玲。

　　今天讲的“上海史”，是目前历史学界城市史研究的一个分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城市史”的研究很热门。

世界上城市那么多，要成为被研究的热门城市，总有其独具性格的魅力，比如耶路撒冷，世界三大宗教发源地，《圣经》里上帝承诺犹太人的应许之地；比如伊斯坦布尔，欧亚交汇的城市，无数王朝在这里兴起又凋零。

那么上海，凭什么成了城市史研究的显学？

说上海史是显学，不是夸张，单单我手头就有几十种上海史的书籍，中外学者都在写，很多都是大部头，门类分得也很细，相比那两个城市来说，上海开埠时间很短，中国又是一个传统文化非常强势的国家，有着如此强大文化基因的本土，外来文化很难安营扎寨。

奇迹出现了，上海从一个土气的小渔村，华丽转身为一个时髦的东方巴黎，特别洋气，特别能接受西方文化。

简直像个怪胎、混血儿，还长得漂亮。

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也是值得研究的地方。

当然，我不是历史学家，我有自己的方式，就是用小说来解读这个城市，一个城市确实代表一种人类生活的形态，把一个具体城市的发展轨迹做一个诠释，是特别有意义的事。

之前我的《东岸纪事》是写浦东的故事，被文学评论家认为改写了上海文学版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部小说颠覆了读者对那种张爱玲式的小资上海的想象，写了泥沙俱下的、粗粝的、野性的、不那么优雅的上海。

　　浦东虽然是上海城的一半，从幅员和体量上说已经是一个大城市了。

加上浦西部分，上海就是一个超级城市。

接下来，我准备写浦东对面，也就是上海的另一半――浦西，但浦西太大了，我只能写它的一部分，它的沪西部分。

为什么只写沪西部分呢，这就要说到一个作家和他的出生地的关系。

　　作家和他的写作资源

　　为什么每个作家的写作都不一样？

因为有属于自己的生活经验?

c独特记忆。

过往的土地、童年、青春，加上回忆、思考、材料筛选，通过文字进行还原、杜撰、结构，进行表达。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我恰巧出生在这个城市，这不是我的选择，而是机缘巧合。

和绝大多数上海人一样，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祖籍在江苏建湖，根据可循的族谱，再往上是苏州，再往上是长沙，家族的迁徙已四百多年。

我儿子在国外留学，如果在国外定居结婚，后代就再度完成了迁徙，可能就成了“香蕉人”。

　　所以家族史的偶然成分很大，往往一个人就改变了后代的命运。

当时和我祖父一起闯上海的是族里三兄弟，那两个兄弟因为无法立足，后来就回老家务农了，等于就没走出来。

这种偶然性代表了近现代上海家族发展史的一个规律或缩影，我们夏家是一个缩影，李家王家也差不多。

我祖父是染布的，有点手艺就留在上海了，两个兄弟没手艺，只能拉黄包车，后来就都回去了。

所以说命运是一连串偶然的叠加，每个外来者到上海发展都有类似的家族史，每个家族史拿来写，都非常精彩，如果能活一万年，我能写一千部长篇小说，当然生命有限，不可能写那么多，只能写属于我个人经验的，最熟悉的那部分。

　　我有三段完整的生活地理，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意识到这是写作资源的巨矿：

第一段是小时候在沪西东新村跟祖母生活，那是一个比棚户区略好的穷街。

住房非常逼仄，年幼的我跟祖母、小姑三个人挤一张床上。

我是从浦东农村借住在祖母家的乡下孩子，所以老街上的小朋友都不和我玩，幸好有两个表哥，就当他们跟屁虫。

他们要读书，我就一个人在苏州河、铁路北、西宫、曹家渡、大自鸣钟游荡，对这些地方的人与事烂熟于心。

　　我父亲是沿海海员，大概三四个月才能见他一次。

他的航程从南到北，大概是从福建到辽宁。

父亲带回来最多的是烟台苹果，他一回上海就来奶奶家接我回家，也就是我第二段记忆的发生地，浦东周家弄。

九岁以后，我正式回浦东乡下读书，直到初二辍学。

由于沪西的住房实在太小，父亲结婚属于半入赘，就是住在丈母娘家，但孩子还是随父姓。

父母比较有骨气，申请了一块宅基地，自己造房子搬了出来。

当时来说，海员的收入还是比较高的，但因为要赡养家人，把收入的绝大部分给了祖母，所以造房子时东拼西凑借了一千七百块钱，这笔钱现在只能请客撮一顿老酒，我父母整整还了八年。

那个房子我一直住到十八岁，开始是水泥地面，后来因为门前的浦三路抬高，家里地势低雨水倒灌，就用泥土夯成了地面，黄梅天墙角会长出蘑菇――由于潮气太重，导致母亲关节一直不太好。

我很早就辍学，辍学后浦东征地，动迁后在工厂上班。

后来辞职，在社会上谋生，同时写小说。

　　第三段是我三十二岁后搬到浦西，住在一个闹中取静的小区，周边是比较典型的上海小市民生活区。

这时候，才算比较深入地切入到城市腹地，跟所谓中只角上只角的市民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到今天也有十五年了。

　　你们看，我个人的生活地理有三块，前面两块可说艰难穷困伴随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回头看，小时候苦不堪言的生活，对作家真的是财富与资源。

我是浦东开发前原始状态的亲历者，根据这段人生，我写了《东岸纪事》。

因为辍学早，在社会上混迹过一段日子，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我去杭州做讲座，有个记者的报道标题说《东岸纪事》写的是浦东“老炮儿”的故事，我一时觉得好有道理，竟然无法反驳。

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年轻的时候有一些荒唐经历，在社会上混一混，会有较为丰富的经验积累。

小说不仅是用来写真善美的，更多时候是用来揭示假丑恶的。

有些东西光靠虚构是拿捏不准的，最好有切身体会。

搬到浦西之后，去浦东的次数少了，那块土地离你越来越远，反倒产生了乡愁，突然就想写一写浦东。

　　写这个小说的时候，特意去买了尼桑相机，把熟悉的边边角角拍了好几天，当时就觉得可能写完后这些老风景就不存在了，果然等我六年后写完小说，照片上的地方基本都消失了，这可能也是这部小说的地理学价值。

当然我的目的不仅仅是写地理，我更关心世态人情和人的命运。

　　这里还有一个写作常识，一个作家的能力，并不仅仅来自于材料，虽然材料对于作家来说非常重要。

比如说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我是写不出来的，首先我没有在拉美哥伦比亚的生活经历，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

同时作为一个同行，我会考量如果我有这个材料，有没有能力写出来？

材料是先天的，是个体生命的机缘巧合，人生经验无法篡改，写作能力却是有高下的。

作家看到一部好作品，心里会有一个判断，如果这个材料给我，是不是也能写得这么好。

有些写作能力可以通过努力接近，有些则永远达不到。

这个和训练几乎没有关系，打个比方，短跑100米世界纪录，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是牙买加运动员博尔特，9秒58，将近10秒，这就是人类目前的极限。

但你会发现，其实普通人15秒也能跑到终点。

10秒和15秒看上去不多，但这5秒你是穷极一生都追不上的。

写作也是同理。

　　《东岸纪事》对我而言，还有一个重要暗示，就是原来自己也有能力写大作品，在这之前，我的长篇都在二十万字之内。

那天在苏州做讲座，当地两个小说家朋友就比较羡慕我，因为她们的长篇都是十万字出头，对四五十?

f的长篇比较敬畏，确实，有很多同行不能写特别长的东西，写大长篇很痛苦。

对我来说，花六年写一个大长篇，和花半年写一个小长篇，耐受力是不一样的。

而且驾驭大篇幅，人物一多，线头一多，无论记性多好，故事总是比较容易穿帮。

以《东岸纪事》为例，前面写到乔乔的妈妈是独女，后面搬家的时候突然冒出个弟弟。

这个小细节的瑕疵，发表时杂志编辑没看出来，出书时出版社编辑也没看出来，后来还是一个普通读者给我微博私信指出了，加印时改成了表弟，虽然不影响大局，但毕竟是细节的穿帮，细节对小说来说太重要了。

我越来越相信这样一个创作法则，即成也细节败也细节，某种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细节。

　　没有小细节，就没有大叙事

　　写作经验的丰富，并不是说写作开始驾轻就熟。

其实写作对我来说，正成为一件越来越难的事，因为驾驭故事能力在增长的时候，野心也在变大。

这个野心让写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东岸纪事》从动笔到今天十年了，出版也四年多了。

这当中我对文学有了新的看法，以前我主要关注人的命运，现在更关心社会变迁，更关心是什么力量导致人的命运的变化。

相应的，阅读兴趣也发生很大变化，小说看得少了，主要看历史类、政治类、法律类著作，对历史真相越来越感兴趣，对那些被遮蔽的时间缝隙中的细节越来越感兴趣。

　　年轻的时候写小说，沉迷于虚构，天马行空，连故事的发生地经常都不标注。

人到中年，开始往实里写了，《东岸纪事》的设计人物中，就有意识植入了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和虚构的人物形成互动，完成虚实相间的叙事。

　　相比纯虚构的创作，写实的难度不是增加了一倍，而是增加了十倍百倍，原因很简单，画鬼容易画人难。

现在正在写的这个沪西题材小说要从1913年写到2000年，1980年以后的故事对我来说比较熟悉，前面的半个世纪，要查大量资料。

这种资料除了大的历史框架，更多地需要细节，没有小细节，就没有大叙事。

　　那么，什么样的细节才是有价值的呢？

我的要求是包含了时代密码的细节。

举个例子，马丁太太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主妇，因机缘巧合，遗留下一些上海孤岛时期的日常凭证。

通过这些凭证，我们知道她1940年搭乘美国海军舰艇来到上海，不久去了厦门，短暂停留后又返回了上海，通过美军巡洋舰上散发的上海旅游指南，她租下了西摩路上的一栋房子，1月22日，安装好了电话，付了3块钱接装费和15块钱押金。

电话号码是37161。

3月1日交了218元7角5分房租，这笔钱相当于她几个月的电费和电话费。

而电力公司的票据上显示，他们还提供电炉、马达和电热水器等设备的租赁服务。

　　马丁太太是个时髦女性，喜欢打扮，留下不少订制服装的票据，比如她去同孚路334号鸿翔时装公司订过一套蓝色洋服，40元定金，另外20元取货时再付。

然后去了一路之隔的慕尔鸣路口，那儿有家贯一服装公司，皮草很有名，宣传单片正反面各印了英文和法文，说他们家的皮草得过1935年芝加哥工业展上的奖项。

　　1940年6月14日，马丁太太收到了电话账单，九块多钱，包括了六块五的100次市内通话包月和89次额外市内话费。

有趣的是，由租界打往南市闸北等华界地区需要加拨区号另收电话费，而挂在墙上的固定电话机和自由摆放式电话机的收费也不尽相同。

　　1940年10月18日，她收到上海国际电台的电报通知单，电报单有三种文字，第一行是日文，然后是中文和英文。

马丁太太还去过城隍庙求灵签，居然也是中英文对照，可见当时求灵签的外国人也不少。

这位马丁太太抽到的是上上签，不知道后来在上海的运气好不好。

　　以上这些细节看起来琐碎，却可以从中捕捉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时代密码。

首先，我们对这些票据会有一个总体印象，那就是当时的上海已经非常国际化，再来看细部，马丁太太的电话号码是37161，五位数，说明当时上海的电话装机容量理论上已达到99999台，也就是近十万台。

电报单有三种文字，第一行是日文，排在中英文之前，说明了日本人在孤岛时期的政治地位。

你看，这些细节的力量，比宏大叙事的说教精彩得多，一下子就把当时的社会面貌反映出来了。

　　这样的资料很珍贵，但只要认真寻访和钩沉，还是能找到很多，比如我最近购买的《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日记》一书，也非常详尽地列举了上海当时的生活点滴，作者颜滨不是什么名人，就是一普通市民，这本被侥幸发现的日记，说不上有什么文采，就是一些家长里短，但这种民间第一手资料的价值相比历史学家正儿八经的著作，其价值一点也不逊色。

　　如果把这样的细节植入小说，比那些干巴巴的叙事鲜活得多。

好的小说，它的真实度往往是超过历史书的。

有时候我们看小说会觉得比官修史志更能还原当时的世情民俗，其原因正是源于扎实的细节。

所以有时候查资料，要货比三家，通过类比、推理、倒排等方法，使历史的细节更接近事实。

　　再回到我那部沪西题材的小说，我记得我十八岁也就是1987年那年，中山北路曹杨路铁道口，曾发生过一起火车与63路公共汽车相撞的恶性事故，但具体是几月几号和具体的死伤人数记不得了，我就去查上海市志，查到了，是4月18日，死4人伤40人。

就把这个线索记下来作为小说素材备用，过了一段时间，为了查另一个资料，借阅了普陀区志，正好翻到交通那一节，它上面的记载是，4月18日凌晨4时16分，沪杭线曹杨路道口值班员刘建军因打瞌睡而未将栏杆放下，发生火车和公共汽车相撞事故，死6人，伤38人。

刘建军因失职被逮捕法办。

　　你们看，在两部史志中，后续报道死伤人数居然是不统一的。

1987年离现在才几年啊，一个离我们这么近的事件，我们都无法做到真实，别说更悠久的历史了。

如果把这种未加考证的数据植入小说，第一手材料就错了，虽然未必影响情节，总是瑕疵。

　　小说中的细节，除了逼真的还原，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生活的传奇性往往是大于小说的，我们一直有个误解，觉得作家天马行空，肯定比生活有想象力，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我再来举个例子，这是我在查找教会大学档案时看到的一个中央大学搬迁的故事。

　　?

@个故事完全就是一个小史诗，拍成电影会非常精彩。

如果有恰到好处的植入角度，我会把它写进长篇小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国立中央大学，就是现在南京大学的前身，当时被称为东方哈佛，抗战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内迁了，最有名的是西南联大，等搬家的时候，你才知道国立中央大学厉害到什么程度，大学有实验室有图书馆甚至有附属医院都不稀奇，这所学校居然还有农场，养殖了大量家畜家禽，猪牛羊鸡鸭，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品种，用于育种和研究。

　　迁徙是好听的说法，其实就是逃亡，就像诺亚方舟一样，有非常多的重要物品要搬上去，当时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沿着长江往上游方向，还有一条是走山路往云贵方向。

仪器、藏书、资料、课桌以及教学设备都要运走，所以这些珍贵的家畜只能放弃，校长对农场负责人王酉亭说，每个品种选一对最强壮的我们带走，剩下的如果日本人打进来了，保不住也不怪你。

　　日本人是1937年12月13日攻陷南京的，沦陷的前四天，王酉亭看时局不行了，就把所有牲畜赶上木船，从浦口出发，过安徽，过河南，过湖北，到宜昌，遇到草地就上岸游牧，经过一年时间，把这批动物完整地送到了重庆。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就是因为生活有时是超过想象力的，别的不说，首先大学有农场就超过了一般人的认知，后来的千里运家畜更是恢宏得超出了虚构的笔力。

如果这个故事是我编的话，读者会觉得不太可能，但生活就是大于小说的，有时候看一些社会新闻，会觉得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太奇葩太不可思议，小说都不敢这么写，但它确实发生了，所以小说中的传奇性和生活中的传奇性确实并不是一回事。

　　关于上海的某些细节认知

　　上海之所以成为一个洋气城市，和它的租界历史关系密切。

事实上，我们对租界也有一个误区。

传统说法认为租界是殖民地，其实不然，历史上全国有过二十七个租界，上海的两个租界最大，另外二十五个加起来都没上海这两个大。

上海开埠前像没开发前的深圳，是个小渔村，不是什么十里洋场。

对入侵国来说，殖民地是无偿的，白住白用，但无论上海还是厦门的租界，双方是签订土地契约的，是有偿的，属于商业买卖，但因为租赁方拥有一定警权和行政权，有人认为它带有殖民色彩。

真实情况是，当时的上海行政长官叫道台，害怕洋人和华人混居不好管理，主动提出把黄浦江旁的一块河滩划给英国人当租界。

　　1845年，上海道台和英国人签订了一个文件，叫《上海租地章程》。

晚清的那些租界，包括福建的厦门鼓浪屿租界和福州天主堂码头租界，都属于花钱租赁的性质。

　　《上海租地章程》写得很明白，双方须商定地价。

除了租金之外，更重要的是主权，晚清政府和日本签订的《亲日修好条规》里有一条，华人在日租界犯事，日本无权审判，交给晚清政府，相反也是这样。

　　你们看这和我们所理解的租界性质是不一样的，它不是军事殖民地，真正意义的殖民你是没有任何主权的。

　　上海租界有点像一国两制的国中之国，保持中立，不允许驻军，军队入境需要缴械。

淞沪大战前夕，谢晋元率部经过租界就曾被缴械。

谢晋元就是著名的四行仓库那支孤军的指挥官，那场战斗非常惨烈，四行仓库现在还在，我平时喜欢跑步，沿着苏州河从家里跑过去也就两公里。

这个仓库现在改造成了办公楼，那堵残墙还保留着，全都是炮弹和子弹的孔洞，谢晋元死的时候完全是弹尽粮绝，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就这么殉国了，随着四行仓库的失守，上海沦陷，开始了孤岛时期。

　　不但国军经过租界要缴械，在这之前的中日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租界都没有直接受到军事冲击，所以在战乱的中国属于比较安全的“世外桃源”。

　　一开始，租界是不允许华人定居的，因为小刀会骚乱，难民都往租界跑，人口暴涨。

　　所以当时的各界名人都住在租界里，比如鲁迅，就住在虹口，那儿本来是公共租界，后来被日本占领了，民间叫它日租界。

　　我写的这部沪西题材小说，还提到了圣约翰大学，我知道福建师大前身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约大和你们学校一样，也是教会大学，当时全国有不少教会大学，南京也有，北京也有，上海也有，厦门、福州都有，说明当时福州是非常重要的口岸城市。

抗战期间，上海几乎所有的大学，还有我刚才提到的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都搬离了，搬到贵州、云南、重庆这些地方，只有圣约翰大学留在了上海，因为它在租界里找到了房子，好像是租了两层商场，坚持教学，撑到了抗战胜利。

　　上海开埠至今不过170年，租界就有100年，可以说没有租界就没有上海。

百年租界还有个插曲，1943年，汪精卫与日本关系比较好，所以日本就把上海租界还给了汪政府。

所以有些材料会说上海的租界史是98年。

其实正式收回要等到1945年日本战败，严谨的说法就是从1845年到1945年，刚好100年。

租界是从上海开始的，也是在上海结束的，98年也好100年也罢，租界文化的基因已深入这座城市的骨髓。

　　外界评论上海经济，说很少出现像马云、刘强东这样的草莽英雄，这或许是上海的一个短板，原因很复杂，从一个方面正是租界气质的体现。

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出过很多大亨，但从市民阶层来看，把能进入洋行上班视作成功，可以说，孤岛时期的上海家长，和现在的上海家长对儿女的期望是一样的，在他们心目中，当时的圣约翰大学就是现在的复旦大学，当时的洋行就是今天的世界五百强或者四大行。

上海阿姨喜欢讲，阿拉小囡是复旦（或者交大、同济之类）毕业的，在联合利华（或者毕马威、渣打银行之类）工作，他们就觉得很知足很体面，其实这就是租界洋行文化的某种延伸。

　　说了这么多关于上海的话题，再回到关于上海的写作，对我来说，这些间接材料因为不熟悉，所以要反复权衡、裁剪再合理组合，和小说的故事和人物贴合起来，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也是非常有乐趣的一件手艺活。

　　刚才有同学问我写小说的冲动来自哪里，其实我认为小说是一种伤感的艺术，是对旧事物的还原，总体而言小说是一门怀旧的艺术。

写小说和做新闻不一样，新闻是越新越好，小说是越旧越好，因为要有情感的沉淀以及真相的沉淀，材料过新对我就形不成刺激。

如果让我写1990年的事，我能写得蛮好，如果让我写2015年，就根本没法写，因为我还没看清这个时代，然后那些远去的人和事也是我的一种乡愁，乡愁不是说我对故乡的一种离愁别绪，也包括说我对于人和事的离愁别绪。

写小说的冲动从何而来呢？

举个例子的话，就相当于中年以后见到了初恋情人，她变成大妈了，我也变成大叔了，那个记忆中的美丽姑娘消失了，你的心肯定?

?

疼一下，小说就是这样的东西，就是你疼了一下，然后想把它写出来。

　　（本文为作者2016年10月19日在福建师范大学的演讲，有删节）

　　夏商，作家，现居上海。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东岸纪事》《标本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