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让日本占尽便宜的中苏大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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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让日本占尽便宜的中苏大战

一场让日本占尽便宜的中苏大战

2013-05-01第153期责任编辑：

王瀚

一、1929年蒋介石张学良都十分热心解决中东路问题

张学良和蒋介石之所以热衷收回中东路，表面上看是为维护主权完整而斗争，其实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多方势力的博弈，张和蒋所处的这种复杂局面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解决中东路问题困难重重。

1、“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想有所作为，提升东北地位，因此热衷解决中东路问题

中东铁路是沙皇俄国根据《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两个不平等条约修筑的。

1905年俄国将哈尔滨至长春段（即所谓的“南满铁路”）让予日本，满洲里至绥芬河、哈尔滨至长春的中东铁路仍控制在沙俄手中。

十月革命后，苏联由于面临叛军和西方干涉势力的进攻，处境十分困难，为避免中国成为“白俄势力”据点，因此于1919年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愿意废除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帝俄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及其他租占的矿产、森林和各种产业。

但由于当时的北京政府与协约国采取一致行动，不承认苏联为合法政府，所以对宣言始终置之不理。

随着政权逐步巩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苏联政府已不再无条件将中东路交还中国，而是提出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由两国共管。

1924年5月31日中苏双方答成中东铁路共管协议。

此后虽然名义上是两国共管，但由于苏籍局长大权独揽，处处侵犯中方权益，双方矛盾日益尖锐。

张作霖时期虽然想解决此问题，但是一方面由于其原本想借助的日本表示无意参与中苏冲突，另一方面在其南下进攻北京时需要利用苏联限制其对手冯玉祥，因此，他在中东路问题上最终选择了对苏妥协。

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之后，东北军大权落入张学良之手。

1928年东北易帜后，年轻气盛的张学良打算在东北有所作为，他认为中东路问题正是一展身手的好机会，如果能收回中东路主权，不仅于“民族大义”贡献颇巨，还可以在国民政府中显露头角，提升东北的地位。

因此，1929年3月1日张学良向苏联方面提出“路局一切命令及文件应由局长及中方副局长共同签字才能生效，路局各处处长应以半数改派华员”等五项要求，但遭苏方拒绝，从而激化了双方矛盾。

5月27日，东北地方当局以苏联哈尔滨领事馆召开共产党宣传大会为由，派军警包围了领事馆，并逮捕了苏方39人。

7月10日东北地方当局又以中东路各职工联合会等宣传赤化为由，将其一律解散或查封，并将苏驻哈代理领事及中东路局长等59名苏方人员驱逐出境，改由范其光暂代局长，并开始大量裁减苏方职工，以此强制接收了中东路。

事件发生后，苏联提出强烈抗议并声言报复，张学良则态度强硬，欲与苏决裂，这就是所谓“收回中东路权”事件。

中东路的位置及1929年苏联入侵方向图

2、蒋介石出于三个目的积极支持张学良收回中东路

中东路事件爆发后，苏联对东北当局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甚至已经有了初步的军事行动。

而张学良对强制收回中东路会不会引起中苏开战，一旦打起来能否会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心里没底，他非常明白单靠东北军的力量是无法与苏联叫板的，于是他在1929年6月3日致电蒋介石试探其态度。

蒋倒是非常爽快，他在7月5日指示张中东铁路主权必须坚决收回，即使与苏绝交也在所不惜。

7月10日蒋当面要求张学良“收回中东路权，以防止苏联赤化东省。

”他同时允诺万一中苏开战，中央也可出手相助，出兵10万，拨几百万元军费不成问题。

7月20日蒋介石更是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勉励全体将士“今日舍努力拒俄以外无忿嚏，舍一致对俄以外无出路，诸将士其同心一德，共同努力，势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以完成我国民革命最后之职责。

”在东北军与苏联红军出现军事摩擦后，蒋又向张学良保证：

“设不幸而出于战，政府当竭东南之兵力、财力，尽量供给我东北军，决不使我东三省独立反此强俄。

”可见蒋对收回中东铁路非常支持。

蒋介石之所以表现的如此积极，主要有三方面考虑：

首先，如果真能收回中东路，可为其“革命外交”政策开创出新局面。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蒋介石开始大张旗鼓推行“革命外交”，力图通过推动外交谈判，争取各国列强同意修订不平等条约。

然而，列强纷纷以“中国政局尚不稳定”为借口，对中方要求置之不理或互相推诱，除在收回“关税自主权”方面有些许突破外，在其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而恰在此时张学良想要收回中东铁路，颇想有所建树的蒋介石当然求之不得。

蒋的真实意图从其派往东北的叶楚伧讲话中就可以看出：

“中东路主权原属中国……而苏联事实上仍在垄断。

假使中国无履行此种协定力量，不能恢复固有主权，则废约问题更谈不到。

所以在此废约及独立运动进行中，首先应做者，即……能以政府及人民力量收回中东路主权，则其他一切不平等条约即可废除。

故此事为废约第一步工作。

”由此可见，果真能收回路权的话，的确可以为蒋大力推行的“革命外交”增色不少，加上中东路问题几乎没有牵涉任何蒋介石的实际利益，因此蒋力主对苏取强硬态度，武力接管中东铁路，甚至与苏联断交亦在所不惜。

其次，蒋想借“中东路问题”控制张学良为其所用。

对此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很可能张之所以卷入对俄问题，乃是南京对付不听号令的所谓四大集团军的不同战略的一部分。

第一种方法据说是用财政手段对付冯玉祥……第二种方法是用政治手段对付阎锡山。

第三种方法是用军事手段对付李宗仁，即以武力摧毁它。

但是对付少帅则用外交手段。

中央政府打算把少帅诱入圈套，因为少帅妄自尊大又无充分外交经验；吴铁城、张群甚至李石曾可能设法使他陷入对俄的困境，使之必须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

”

再者，蒋想用“中东路问题”拴住张学良，使其无暇参与当时的反蒋集团，而且能用起势力震慑“蠢蠢欲动的各个反蒋派别”。

当时蒋介石正在积极筹划征讨冯玉祥，坐拥重兵的张学良虽然已经表态“中立”，但蒋始终是不放心，因此蒋想以中东路问题拴住张学良，使其无暇插手国内争端。

甚至到了10月份蒋冯战争开始时，张学良虽陷中苏争端泥潭，蒋仍旧要求张学良作出了书面保证：

“

（一）饬令前方将士严防赤俄扰边。

（二）东北因须出兵防俄，关于西北、西南战事决不参加。

（三）诚意拥护中央。

（四）请阎锡山劝告息止西北战争，以奠大局。

”此外，10月19日蒋介石还向张学良借武器：

“暴俄知我国内乱，故对我提议均置不理……以意度之，西北问题不了，则俄事亦连带延宕不能速了。

如在根本上能求军事之进步，以最短时期约三四星期内解决西北，是间接即所以解决俄事也。

……惟攻击憧关须用重炮，可否由兄处速借重炮若干营，由现有官长带来助攻憧关，该关一破，则西北瓦解，不难一鼓荡平。

”由此不难看出蒋介石的意图所在。

正是由于蒋介石的极力推动，张学良才最终决定放开手脚与苏联硬碰硬，强行收回中东路管理权，驱逐所有苏籍管理人员，并积极争取收回整个中东路。

3、张学良蒋介石都笃信苏联不会对华用兵，因此对苏态度十分强硬

其实对于张学良和蒋介石执意收回中东路权的决定，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东北军内部都有人表示反对。

比如阎锡山当时就表示怀疑说：

“我国当民力疲敝之余，而又有第三者（指日本）日思渔利，对交涉上似不宜以勇往直前之态度处之。

”何成浚更是明确认为：

“东路收回自管，在势恐不可能。

即俄能，相信日本以种种关系决不任我独有。

且俄对我确无必战决心，为今计，似宜外示坚强，内则速由外交方面秘密进行。

以求得一相当解决为妥。

”东北地方当局特别是以张作相为代表的稳健派也认为，以东北之力，难以阻遏苏军进攻，如引入国民党中央军，则有招致日本关东军干涉之虞，因此主张争取尽快和平解决。

此外顾维钧也从国外写信劝阻张学良，张的顾问端纳也告诫说，武装冲突对东北不利。

但是，张学良开始时并未理睬这些意见，坚持己见，意欲动武，而蒋介石则自始至终笃定苏联不会对华大规模用兵，因此更是坚持不得有丝毫退让。

为什么二人会有这样的判断呢？

在张学良方面，是受了亲信的情报误导。

据顾维均回忆：

“少帅深信他的情报人员的报告，这些人把苏联内部描写成困难重重。

少帅不断对端纳讲，这是中国对俄国过去在满洲的不义行经报仇的机会。

他确信会有出头之日。

”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王家祯也说：

“在张景惠手下办理对俄外交的，有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张国忱有一个白俄顾问建议说：

‘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共产党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刻发难，共产党必倒台。

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刻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

’……张国忱接受了他的白俄顾问的建议，就和张景惠作了决定。

”

而在蒋介石方面，由于当时西方舆论普遍认为苏联国际地位孤立，上下交困，无力开战，蒋介石的德籍军事顾问也强调苏联无力在满洲实行大规模的战争。

蒋介石都信以为真了。

甚至苏联已经陈兵中苏边境并开始小股入侵时，张学良已经感受到苏军压力向蒋寻求支持时。

蒋依然坚信：

“苏联施加军事压迫，是为谋取外交胜利……俄外交部总长于柏林仍希望和平解决”。

正因为蒋介石始终认为苏联不会打，因此他觉得只要坚持强硬姿态，就能迫使苏联妥协，而正是这种不肯低头的态度，使得张学良在中苏交涉后期左右为难，也使得局势越来越难以控制。

张学良和蒋介石

二、苏联红军大败东北军让张学良不得不接受城下之盟

随着苏联大兵压境，张学良开始改变强硬态度意欲对苏和谈解决问题，但是蒋介石坚持不妥协的态度，这就让张学良在蒋、苏的夹缝中来回摇摆挣扎，最终使得中苏关系破裂，苏方大举进军，终至东北军惨败，张学良不得不答应苏联的所有条件，而蒋介石却没帮上什么忙。

1、面对苏联军事威胁，张学良想和谈

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强硬换来了苏联政府的强烈反应，苏联政府先是宣布对华断交，苏军即开始在中苏边界制造紧张空气。

这种情况使得大多数东北军政要人都开始对张学良此前的强硬态度产生疑虑，张在东北高层当中颇为孤立。

据何成浚到沈阳后发现：

东北高层内部“除汉卿以外之重要人物对外交当局之办法多怀疑，并极不愿有军事行动”。

张学良这时也开始冷静下来，面对苏联接二连三的军事骚扰，他很明白，以东北之力，绝不足以停止苏军的进攻。

如要对抗苏军，必须引入中央军。

但若将中央军引入东北协防，则不仅内部反对强烈，东北自主地位不保，在一旁窥伺的日本关东军很有可能以此为由出兵干涉。

考虑到这些，张学良开始转变强硬态度，他在1929年7月22日的电报中希望蒋介石考虑周全尽量避免和苏联开战：

“就苏联国内情势及国际关系推测，其未必据敢宣战。

惟某方（指日本）处心积虑，惟在坐收渔利。

值此甫告统一之际，元气未充，百务待举，但有避免纷争之术，总以避免为宜，非为东北一隅而言，实为全国前途着想，否则强邻伺隙，一触即发……恐权不在我。

”同时，张学良很快批准私下里与苏方进行和谈，之后又致电南京解释说：

“涉及到中东铁路以外的各重要问题，自当仍由中央进行交涉。

惟中东铁路问题毕竟为一局部问题，则不如先由地方径与商洽，即一时未能解决，亦尚有回旋余地。

”

不仅如此，张学良后来开始直接对蒋介石的强硬态度表示不满：

“主权问题彼焉能轻于让步？

谓狡黯如俄，能俯首听命乎？

天下事理想与事实往往不能一致。

与其希冀远大，以致未获其益先受其损，似不如解目前纠纷徐图将来进展为得计谋。

”此外，张学良还求助阎锡山规劝蒋介石：

“对俄问题，我公曾建议中心以外交手腕解决为上，洞见症结，至深钦佩。

……敬乞贯彻初衷，代向中心建议，力谋以和平方法解决一切。

”由此可见，张学良从1929年7月底开始已经不再强硬，反而极力谋求和平手段解决问题。

2、蒋介石虽然不想打，但也拒绝任何妥协，使得张学良左右为难

面对张学良的和谈意向，蒋介石这时的态度很明显：

绝不能向苏联示弱，但也不宜与苏军直接对抗。

因此蒋从四个方面回应了张学良的和谈请求：

一是坚持认为“苏联决不敢对我国开战”。

即使在7月19日晚苏军开始向中方守军开枪开炮，并扣留黑龙江上的中国船只后，蒋仍断言苏联决不敢对中国开战：

“详察国际形势，俄无开战可能，昨日绥芬飞机与炮声是其仍以恫吓性质，我军前方部队须以极镇静态度处之。

”这绝不仅仅是对张学良的安慰之词，其本身也坚信这一点，比如他在22日的日记中对苏联决绝谈判的强硬表态评价说：

“此彼之恫吓惯技也，余惟一笑置之。

”此后蒋多次发电报给张学良打气：

“以现势判断，俄实外强中干，彼除用利诱威胁之外，再无其他方法。

如正式开战，乃正彼所忌。

兄能多一时之忍耐即增多无穷之国威，且表现吾兄政治之能力，不久在国际地位上将生莫大之影响。

”

二是告诫张学良对苏军的挑衅行为要克制：

“即使其向我国境内进攻，则我军非引退于集中地点，准备完毕后，不可与之接触。

此时当力避冲突也。

”“集中于预定之防御线，暂取守势，不可在边境与之对抗”。

三是训诫张学良一定要于中央保持一致，不可私自于苏联方面和谈。

对于张学良私下于苏方和谈的举动，蒋介石十分恼火，他在日记中称：

“苏联离间我中央与地方之感情，张作相不察，竟提条件，恢复苏联之权利，而张学良既恐苏联开衅，又畏日本乘机议和，惟恐不及，毫不知权衡轻重利害，以致摇动中央方针。

呜呼！

”之后，他在电报中提醒张学良应注意：

“防俄利用中央与地方之分，彼乃从中挑拨取利……使我中央与地方对俄方针分歧，步调不一，致外交失败，反为其所操纵。

故凡既经由中央接手之外交，无论如何困难，必须认定中央为交涉对手，以保国家威信。

”也就是说让张学良必须与其保持步调一致，不能有私自谋划。

四是坚持对苏强硬态度，他公开声言：

“苏联今独敢以最后通牒加于我者，岂非蔑视我国之无人，乃以次殖民地视我国耶？

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此中正平日所为垂涕而道于邦人君子之前。

……此次事件为我国力争独立平等之关键，非举国一致，共同御侮，更无以自存于世界。

”

尽管蒋介石有种种考虑，但东北终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危险。

张学良甚至一日数电反复申说开战不妥：

“中央成竹在胸，非管蠡所能窥测，惟三省一经出兵，费用不赀，财政枯竭力实未逮，并受大雨之影响，路电损坏甚多，修复所费极巨，交通因以停滞，万一竟至决裂，实属万分困难。

且东北与俄接壤，绵亘千里，现防御所及者，仅在东路两端绥芬河及满洲里之一带，而近来俄人率由陆路交界处节节进窥，顾此失彼，极感困难，此防不胜防者一。

中日韩俄之共产，分布东北各省，一旦有机会可乘，势必到处爆发，不易遏止，此防不胜防者二。

”再加上日本控制着南满铁路，并可以左右负有日债的四洮铁路，一旦对苏开战，张连运兵都将受制于人。

正因为如此，张学良明确认为：

“多撑持一日，即多一日之损失。

且恐发生意外，收拾愈难”。

然而蒋介石始终坚持不肯妥协，张学良夹在态度强硬的蒋、苏之间叫苦不迭。

由于蒋一再坚持，张学良也始终下不了撇开蒋介石私自与苏和谈的决心，最终导致苏联失去耐心，开始谋求武力解决问题。

3、和谈破裂后中苏战争爆发，东北军终因实力不济惨败

随着苏联对和谈失去耐心，便开始在中苏边境制造紧张空气，寻衅开战。

8月6日苏联军事委员会命令驻扎在远东境内的全部武装力量合并为一个集团军，命名为“特别远东集团军”，任命布留赫尔为集团军司令。

布留赫尔即曾出任广州国民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他多年在中国军队中服务，对中国军队人员素质、武器装备、战略战术了如指掌。

该集团军按战时标准补足了员额并配备了苏联当时最好的装备，其中仅战机就有69架。

8月15日张学良正式发布动员令，组成两个防俄军。

19日成立满洲里防俄军前方总指挥部。

到10月双方军队相继到位，军事布置基本就绪。

随着双方冲突进一步升级，最终引发了苏军对中国东北边境连续3次大规模进攻：

10月12日至11月2日的同江之战、11至17-18日的密山之战和11月17-20日的满洲里-扎责诺尔之战。

中苏这次边境战争历时40余天，结果苏军大获全胜，中方损失惨重：

阵亡约1500人，伤约1000人，被俘约8300人，被俘者有西北战线的总指挥梁忠甲及其下属约250名东北军军军官。

在扎责诺尔战斗中，苏方仅第35步兵师就俘虏了中方42名军官和998名士兵。

在同江战役中，中方的7艘战舰被击沉，约500名官兵阵亡，数千人被俘。

而苏方在中东路的各次战斗过程中当场阵亡及在救护撤离阶段因重伤死亡者仅281人；受伤、受震伤、冻伤者（不包括无需人院治疗的轻伤者及病人）则为729人。

张学良后来如此形容这场战争：

“那一仗打的惨了，我们有一个旅全灭，是姓韩的，韩光弟的旅全灭。

旅长、团长，自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全旅覆灭。

”由于苏联进行的是“惩罚性”战争，因此十分残酷，作战地区所有军队的营房、堡垒以及通讯设施等各种军事目标彻底毁掉，苏联空军还对一些东北边境城市实施狂轰滥炸，“位于中东铁路东端的城市绥芬河，几乎被苏联的大炮和飞机夷为平地”，同江被炸成“一片焦土”。

由于苏联不愿于其他觊觎东北的国家产生纠葛，因此他们在双方达成和平协议后就撤出了中国境内，正是这种大国之间的博弈与平衡，使得中方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付出更多的代价，对此蒋介石评价说：

“苏联外交乃真有见识，彼在五年计划未完成以前，绝对避免与任何国家尤其是日本发生冲突，故当时中俄战役，俄人亦急于收束不敢南犯”。

苏军展示中东路事件中掳获的东北军旗帜

4、蒋介石穷于应付国内反蒋势力无力东顾，张学良被迫接受城下之盟

就在东北军备受苏军打击损兵折将的时候，此前一直要“举国一致共同御侮”的蒋介石则因为穷于应付反对势力，一方面始终督促张学良对苏强硬，另一方面还要求张学良向其提供重炮营助其赢得内战，应蒋的一再要求，张还在同江之战中拨出整列军火支援南京，于11月2日运抵徐州，并于当夜转运豫西与冯作战之前线。

但此前蒋承诺的竭东南之兵力、财力做东北后盾，以及10万兵力百万军饷之类的，始终没有兑现。

对此张学良十分不满，加上军事失败，他开始绕开中央直接与苏联谈判，并直接发电报告知蒋介石要求同意“先由地方接洽，缓提国联”，以免节外生枝。

随后张在苏联的重兵之下被迫声明同意恢复苏联在中东路的权益。

12月22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伯力协定》，决定“两国息争；俄兵退出满洲里一带；中方解散境内白俄军并驱逐其将领；中东铁路恢复到本年七月十日以前中苏共管状态；彼此释放被俘军民，重开俄、辽领事馆；苏方推荐鲁德、简尼索夫为中东路正、副局长。

”对此，阎锡山手下一位将领感叹说：

“东省当局因满、札各埠相继沦陷，承认三条出于万不得已，无异城下之盟。

……此等办法颇类战败国之屈服，开此恶例，易启他国轻视，棘手更多。

惟在我实力不允，交涉又屡失事机，稽延时日，一切损失等于白费，出此下策亦属无可如何。

”

然而国民政府认为《伯力协定》超越了有关中东铁路的范围，要部分或全部否定，对受命主持交涉的蔡运升，也要“严加议处”。

张学良对此更加不满，他说：

“南京只管叫我们打，什么也不管。

打既然不行，就得和吧，可是南京又不叫我管和的事、这简直是整我们呀！

”

南京政府不签字则协定无效，苏联政府则要求严格遵照《伯力协定》，双方你来我往又开始旷日持久的谈判，先后共交涉25次，始终未能达成协议。

“九一八”之后，日本占领东北后，不断制造障碍，苏联为避免在中东路发生新的冲突，建议日本和满洲国赎买中东路。

经过一年多反复谈判，苏联最终以一亿四千万日元将中东路权售与“满洲国”。

此后直到1950年毛泽东访苏，中国才正式收回了中东路主权。

中苏之战，张学良损兵折将，不仅一无所获，且与苏联交恶。

1932年张学良下野后，曾有意去苏联参观访问，被苏联拒绝。

西安事变爆发后，苏联大肆攻击张学良，也与这笔旧账有关。

三、中苏大战确实让日军坐收渔利，加速其侵华

此次中苏大战，除了苏联大获全胜之外，在旁窥伺的日本也是一个大赢家。

日本一方面帮助苏联军队打击东北军，另一方面趁机窥探东北军实力，为其两年后发动“九一八”事变做足了准备。

1、日本向苏联暗示不会军事介入，使得苏联放心攻击东北军

中东路事件发生之初，外务省一面宣布奉行“中立不介入”政策，谋求恢复中东路原状，保持中苏纷争长期化，这有利于日本。

具体到当时的局势，日本主要目的在于阻止中国或苏联一方独大：

“既防中国夺路成功，助长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威胁日本在南满的特殊地位；又防苏联大力反击，在满洲引起战乱，为美国插足满洲提供机会。

”因此，在中苏争端初期日本保持中立。

日本中立让苏联对其态度心存疑虑，所以中苏断交初期苏联虽然陈兵中苏东段边境，但迟迟没有下决心发动进攻。

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日本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不断向苏联释放不会干涉苏联出兵的信号。

正是在得知了日本的态度之后，苏军的大规模进攻才随之开始。

中东路事件期间，密切观察事态发展的美国大使对日本与苏联配合默契印象深刻：

“日本决定了中东路争端的整个进程；日本与苏联合谋；日本为苏军的行动设定了时间和范围。

”

2、趁着中苏大战，日军借机不断向东北增兵并开展军演

借中苏战争的机会，以保护其权益为由，日军开始大规模向华增兵，据张学良8月2日发给蒋介石的电报称：

“日本为巩固南满势力，南满路已集中五千余人，闻陆续尚有增加。

长春日领通告南满路各地知照，并由关东军司令部，在长春建筑大规模陆军营房，建筑费一百余万元，工人一千六百余名，拟八月中旬开工”。

日本也有报道称：

“增派炮兵二大队一千八百名，分驻铁岭及鞍山站，日本在满洲之兵力因此次增加，达一万三千名”。

除了大规模增兵外，日军还趁东北军应付苏联之际，开始在沈阳附近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据东北军当局报告称：

“在此中俄国交吃紧，人心浮动之际，关东军司令部，怀有特别作用，突令驻全满日军作长时间之围城演习。

长春日军第三十八联队，且于昨夜越出租界，举行夜间行军。

事先即未通知我地方当局，事后则践毁田禾甚多。

所经村屯，莫不饱受虚惊。

日本松井司令于7月18日，由大连来长，检阅军队。

沈阳日军第三十三联队之包围沈阳演习，将全军分为攻守一队，互换演习。

日人直以沈阳城为其目的物矣！

”8月18日，“日军四千人，前昨在沈城四周演习作战，意在示威，我国民众团体人愤，促交涉署向日方速提抗议。

日军不俟抗议书提出，今复在沈垣城外，演习炮战枪炮声不绝。

日人这种肆无忌惮的横行，不啻就是武力侵略的先声。

”日军此时的猖狂可见一斑。

3、阻止东北军通过南满铁路向中俄边境运送军队和武器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苏联陈兵中国边境，张学良为应对危局开始调兵遣将，而正在此时，据报：

“满洲日军司令部已训令南满铁道不得装运中国军队及军械，亦不许中国兵穿行南满铁路区域，准解除武装者及由当地日兵司令核允者，得以通过。

”8月21日，“中国运兵火车现为南满路日员所阻，不能驶过长春车站。

中国当局刻正筑一枝路，使吉长路与中东路连接。

”又据文汇报说：

“闻赤俄军队中有日本军官数人。

外传日俄已有成约，日本允助苏联，俄国则允将北库页岛之渔业利益让与日本。

并闻日本反对关国提议干涉中俄事件云。

”，此外，日军还向苏联提供粮食等援助。

美国助理国务卿詹森认为正是日军的做法“迫使张学良迅速屈从苏联压力”。

4、东北军大败让日军对其战力十分轻视，不久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当然，日军从中苏大战中捞取的最大好处还在于借此探知了东北军的真正实力。

此前，虽然东北军与日苏相比处于弱势地位，但张作霖和张学良坐拥30万大军，陆海军齐备，拥有较完整的军事体系，苏日任何一方都不可等闲视之。

然而“中东路事件”发生之后，日本通过观察，更加蔑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了，日人林三郎在描述“中东路事件”时写道：

“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简直是乌合之众。

他们只靠人多，可是一受到苏军攻击，便即溃逃。

之所以如此脆弱，是由于装备陈旧，官兵素质低下，教育训练不足，斗志不旺，团结力弱等因素所致。

”虽说此判断并不完全属实，但正如何柱国先生所说：

“这引起日本人的轻视，认为东北军不堪一击。

”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在此期间组织了“参谋旅行”，回来后石原莞尔奉命起草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也是极为轻视，这一计划就是后来“九一八”事变的蓝本。

结束语：

中东路事件的肇事、处理和结局都是三国四方复杂博弈的结果，这中间张学良和蒋介石确实有维护主权之意，但更多的是利益的考量和算计，加上因为对苏联情况缺乏了解，因此其决策和行动都充满了鲁莽和草率。

东北军惨败当然是实力使然，但也正是中国内部各方势力的相互掣肘，才更加使得苏日从中国谋利时更加肆无忌惮，此事无疑是个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