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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上)
1.山东——义和团的故乡
(1)
2.
义和团运动具有广泛的世界性意义。
但是,它的政治发展完全受中国国内政治趋向的影响,不过,归根结底,义和团运动的确是一次地区性的运动。
除1900年夏天在诸如山西、内蒙和东北等地方出现过一些由官府支持的义和拳"团练"这种特殊情况外,该运动实质上仅限于华北平原的山东和直隶部分。
在探讨其他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看一下这个地区,尤其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山东省的地理、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情况。
华北平原19世纪末,一位美国传教士医生描述了他到义和团运动中心地区的旅行:
我们现在穿过一片平原,那里的人口照样稠密。
大约每隔一英里就有一个村庄,村里有土坯房,屋顶用麦秸或芦苇盖成。
这些村庄大都有久经风雨的土围墙,有的甚至还有门楼和笨重的大门。
村里有树,但旷野上却根本没有任何树木或灌木,每一寸可利用的土地上都种着谷物。
这些沉闷的现象令我很想家。
到处都是肮脏的、行将坍塌的土坯房,一些过年时糊的褪了色的红对联依然残缺不全地留在破败的门洞上满乐道:
《中国人的现在与未来:
医学、政治和社会》(费城:
戴维斯出版社,1891年版),第40页。
满乐道那时经过的地方是山东平原县。
在一个刚到中国的西方人的偏见与厌恶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华北平原的一些最重要的特点:
平坦的土地、以粮为主的农业、稠密的人口和贫穷的村庄。
这里是浩荡的黄河与一些发源于山西边界太行山脉并注入渤海湾的小河所形成的冲积平原。
放眼望去,周围数百英里一马平川。
从黄河离开山西境内流入豫北平原到入海口,其中距离有550公里之多,而其落差仅为100米,每公里不足20厘米。
这条世界上最混浊的河流,淤泥含量达25%。
上千年的沉积孕育了肥沃的土地,使得该地区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农业产区之一。
但是,如此平坦的平原,使得排水成为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哪个地方的水不能被轻易地排走,哪个地方的土壤就会盐碱化,庄稼就要稀疏天野元之助:
《山东农业经济论》(大连,1936年版),第2-6页。
侯仁之:
《续天下郡国利病书:
山东之部》(北平:
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版),第57-58页。
该地区属大陆性气候:
冬季平均气温刚超过零度,刮寒冷干燥的西北风,夏季则炎热、湿润。
平原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降雨量不足500毫米,且大多集中在夏季7、8月份。
在山东沿海和半岛地区,降雨既丰富又稳定,但在平原上,每年降雨量的变化很大。
没有任何人工灌溉系统,农民完全靠天吃饭,靠老天在合宜的时间送来适量的夏雨。
老天一般并不友善:
降雨太多会淹没土地,太少又会带来干旱,导致土地坚硬、龟裂,土地表面经常覆盖上一层白色盐碱天野元之助:
《山东农业经济论》,第6-15页。
孙敬之:
《华北经济地理》(北京:
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页。
2.山东——义和团的故乡
(2)
尽管天气变幻莫测,常使该地区遭受自然灾害,但华北平原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区之一。
事实上,在19世纪末,农业是那里维持生计的惟一途径。
调查表明,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出现铁路和商业之后,大约90%甚至是95%的人口还是农民。
虽然有些地区种植像棉花这样的商品作物,但是,小麦、大豆、小米、高粱和其他粮食作物在本地区仍占统治地位张心一:
《山东省农业概况估计报告》,见《统计月报》第3卷,第1期(1931年1月),第20-45页;《统计月报》,第2卷,第11期(1930年11月),第1-56页。
这些作物供养着异常稠密的人口。
有一本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经济地理书曾作过统计,整个华北平原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0人以上,而且,大部分地区每平方公里平均在300人以上孙敬之:
《华北经济地理》,第15页。
19世纪末的人口密度大概会小一些,但是,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数字推断,我估计鲁西平原的平均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250人。
华北地区广阔的黄河平原位于施坚雅(G.WilliamSkinner)所称的"华北大区"的中心。
近年来,在分析中国文化地理方面,再也没有比施坚雅的区域系统理论更具影响力了。
他把长城以南的中国划分成8个大区:
华北、西北、长江上、中、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以广东为中心)和云、贵周围的西南地区。
华北地区北与长城毗邻,西与山西的太行山脉相接,南以淮河流域为界(参阅图1:
中国大区图[略——编者])。
根据施坚雅的估计,华北地区人口密度仅次于长江下游(1893年每平方公里163人,而8个大区的平均数为100人),但是农村的商品化水平却最低。
无灌溉系统的农业提供的可供销售的剩余产品极少:
华北平原较为单一的生态环境阻碍了大区内商品作物及辅助活动的地方专门化,而北方漫长的冬季则给农民们提供了一大段农闲时期,在此期间,农民们可集中进行手工业生产(尤其是纺织)以供家庭消费。
实际上,华北的贸易总的来说相当不发达。
在华北,几乎没有可通航的河流,而谷物陆路运输每200英里的代价就相当于其本身的生产值。
这种停滞的商业化的一个结果就是:
在都市化水平上,华北低于实际上是边疆地区的长江上游和西南一带。
考虑到华北是中国文明最古老的中心之一,而且自19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全国首都的所在地,这不能不是一个极令人惊讶的事实。
和中国的其他任何地区相比,华北大区都更是一个城市稀少、5人口稠密、贫穷落后和完全自给自足的乡村内地。
根据施坚雅的分析,划分中国各大区的标准是其基本独立的经济结构。
"大区内商业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比它们与大区之外城市的联系要多"。
在每一个大区内,平原核心地带人口稠密,边缘地带(通常位于大河间的分水岭多山地区)人口稀少。
核心地带不仅比边缘地区人口多,而且土地肥沃,灌溉条件好,商业化程度更高,运输网络较好。
与之相比,在边缘地带"社会呈现出最异端而且最多样化的外观"。
3.山东——义和团的故乡(3)
以盗匪、秘密宗教、会党及"一些数目不等的走私犯、流浪者、充军者、巫师和其他异常人"组成的异端社会为特色参阅施坚雅:
《晚清帝国的城市》(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一书中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都市化》以及《城市地方等级制度》,第211-249页,第275-351页。
引文见该书第283页,第322页。
施坚雅地域系统理论的分析力和说服力是毫无疑问的。
核心地带,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和广州一带的岭南地区,也许要比四周边缘山区更富裕和更商业化。
在这些平原核心地带,人工灌溉工程和水上运输条件要好得多。
边缘地区和边远地区不但为中国的传统暴乱而且也为她的近代革命提供了基地,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华北在几个方面并不太适合施坚雅的模式。
首先,凭经验就可以作出判断,该地区的南部边界与施坚雅的模式不太吻合。
大区的基本定义规定贸易重心基本在地区的地理中心,在华北尤其要以中心大城市北京、天津为主。
在华北,黄河不能通航,贸易的主载体是大运河。
挖通这一壮观的内陆水路是为了把长江流域、河南和山东的贡米运到北京。
同时,它也是南北方各种货物运输的一个主要途径,这些货物有的装在大贡船上,也有的在私贩小船上。
大运河从镇江开始,向北延伸至鲁南边界上的湖泊,再穿过济宁。
沿着汶河河道和以前的天然水道,大运河向北蜿蜒至山东直隶交界处的临清。
6运河从那儿沿着卫河道向东北一直流至天津,最后,又流过一小段路程到达北京外的通州。
大运河使华北和长江下游两大区相互渗透,这没有一点问题。
但是,这显然是两个彼此独立的经济地区。
关键的问题是:
在大运河上的哪个地方,货物开始往来于镇江和长江下游的城市;又是在哪个地方,贸易开始向北转向天津和北京。
很明显,这应该是华北和长江下游两个大区间的界线。
我们通过帝国海关报告完全可以确立这条界线,因为把经镇江进口的货物移到持有"过境证"的中国船上,可免交厘金。
这些过境证列出了货物的到达地。
镇江海关官员的报告说明,鲁南,起码黄河北道(1855年后)和运河相交接的地方处于镇江集货区之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中国通商口岸贸易报告》(以下简称《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报告》)。
请特别注意1876年卷,第92-93页;1875年卷的地图,第120页以后;1876年卷,第120页以后。
北方不用过境证,因为北方的厘金(陆路贸易可以轻易地逃掉厘金)比过境证的价值低。
因此,关于北方港口的贸易情况,我们仅有些一般性的叙述。
但是,天津官员的确注意到,随着太平天国起义后镇江的开埠,这个长江港口开始为河南和皖北市场服务,取代了以前天津的地位(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报告》,1871-1872年卷,第34-35页)。
第二部分4.山东——义和团的故乡(4)
后来,有一位官员注意到,只有"鲁北和豫北"是天津港服务的地区(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报告》,1888年卷,第258页)。
由于国内和进口货物的运输费一样,因此我们可以有充足理由肯定这反映了两个大区商业网的分界施坚雅好像把界线放在淮河以南,因为这里是一个人口密度小的"边缘区"的中心。
我猜想,这个"边缘区"实际上只包括人口稀疏的淮河涝原。
以下我们将看到,这个关于华北大区边界的修改使施坚雅模式的分析部分更合乎事实。
它确认鲁南的大部分属于边缘地带,这里盗匪活动猖獗。
在生计艰难时刻,该地区的盗匪、短工和乞丐都向南迁移张汝梅致刘坤一电,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见"山东巡抚档案",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巡抚档案"),往来电报档。
修改后的南北分界线表明,他们是向地区的中心而不是向边缘地带迁移,这更符合情理。
不过,这仅仅是地域系统模式的一个细小事实的修订。
更为重要的是,华北中心地带大部分地区人口稠密,但除了大运河附近地区外,那里几乎没有商业。
除了行进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的手推车外,其他运输工具很少。
实际这一中心地区的商业化程度要低于胶东半岛大部分地区,而半岛地区在施坚雅理论中属边缘地区。
山东省的大量绅士精英就出自这一地区。
最重要的是,正是华北平原产生了义和拳7"异端"活动,这些活动更适合发生在大区的边缘地带。
为了解释这些现象,我们要探讨一下除地区中心和边缘以外的地方差异的其他根源,将我们的分析对象由华北广大地区移至山东省内必须承认,我们将分析对象转移到一个省,其主要原因纯粹是实用性的。
省是一个行政地区,社会经济资料的收集以此为基础。
不过,我们也经常对华北平原其他地区的社会情况感兴趣,而且只要资料允许,我将探讨山东以外那些地区的情况。
②〓〖JP2〗关于资料来源,我得作一点说明。
这些资料可分为定量和定性两种。
后者主要是19世纪旅行家们讲述的故事以及县志,我将在书中合适的地方分别引用。
定量性资料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的介绍。
在研究过程中,我建立了一个包括山东省各县在内的一些变量资料库。
如果没有特别注明,下述所有定量资料均来自这个资料库(有兴趣查阅或使用这些原始资料者请与我联系)。
人口数字是我根据多种民国时期有关各县20世纪初人口的资料而得出的估计(在计算时,我将数字适当缩小,因为要考虑到诸如青岛、芝罘和济南这样的城市在20世纪的发展)。
关键性资料是《中国实业志:
山东省》(上海: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4年版),它包括1933年的统计数字、1928年内政部的不完全数字和1930年山东民政厅的数字;关于家庭和农户的统计,参阅张心一的《山东省农业概况估计报告》,官蔚蓝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划及土地人口统计表》(台北,1955年版)。
第二部分5.山东——义和团的故乡(5)
实际上,其人口数字来自张育曾和刘敬之的《山东政俗视察记》(济南:
山东印书局,1934年版)。
我的第一选择是使用官蔚蓝的资料,这也是施坚雅资料的来源,同时仅对明显的誊抄错误作修正。
但是,官蔚蓝的估计,尤其是对胶济铁路一带人口的估计要比其他人的高。
尽管这些估计可能正确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但它们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不太相干。
在官蔚蓝的数字看起来过分高的地方,我采用《实业志》上一个适当的居中数字。
县级人口密度来自官蔚蓝的资料。
耕地面积一般按照《实业志》的估计,不过也参考有时还采用张心一的统计,颇似农商部《农商统计表,1918》(北京:
农商部,1922年版)中的做法。
一般程序是,考虑附近地形相似各县耕地百分比,采用最精确的估计。
农作物产量、分布类型和指数以张心一的数字为基础,但他对花生和烟草的统计被认为是大大超出了19世纪末的水平,而且他断定多数地方曾种植小米。
地主所有制程度(更精确地说,是耕地出租的百分比)的估计以《实业志》为基础;巴克:
《中国土地利用统计学》(上海:
南京大学,1937年版);景GAE64、罗仑: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济南:
山东省新华书店,1959年版);天野元之助:
《山东农业经济论》。
这些资料大部分都提供了地主、雇农和半雇农的数目,我把这些数字变成一个土地出租的百分比数值,具体方法见我的文章《数字游戏:
关于中国解放前土地分配的一个注释》,载《近代中国》第7卷第4期(1981年)。
各县士绅力量系根据《山东通志》中明清会试记载列出的举人数统计而成。
各县产生的官吏数字包括:
1879年秋的《大清缙绅全书》、1889年和1899年秋的《大清爵秩全览》中列出的全部京官。
商业税额系上述资料1899年版中列出的银两杂税。
〖BT2〗山东的社会经济区1900年夏天,当外国军队步步进逼包围北京使馆区的义和团时,这些义和团期待着山东老团的到来,以支援其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
虽然山东是整个义和团的发源地,但这个运动并未包括该省的全部。
义和团出现在山东黄河以北通称为"鲁西北"的地区。
而义和团的先驱"大刀会"则是在山东与江苏、河南交界的鲁西南一带产生的。
现在我们要弄清的是,这些地区如何区别于山东省的其他地区〖HT6SS〗②。
〖HT11.S1〗让我们先从胶东半岛开始(参阅图2:
山东省六大区域边界图[见书后——编者]和表1:
山东省六大区域对照表)。
在胶东半岛的顶端,荒山秃岭和岩石质土壤到处可见,然而,从南岸的胶州湾到北岸的渤海湾之间,却伸延着一片广阔的低平原。
平原很平,东晋时,桓温曾开凿新河,连接泗水和济水,修筑了一条横跨整个半岛的运河〖HT6SS〗①〖HT11.S1〗。
1897年,德国人占领了胶州湾,他们打算在胶东半岛东南岸修建青岛港,不久,他们就开始勘测连接港口和省会济南的铁路。
不过,铁路和青岛的发展在20世纪,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
在19世纪,烟台是惟一的外贸通商口岸,它于1862年开埠。
烟台的贸易发展规模不大,主要限于半岛和山东北部沿海〖HT6SS〗②〖HT11.S1〗。
第二部分6.山东——义和团的故乡(6)
自然灾害的次数和程度系根据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的资料统计而成。
我采用两种方法,第一种旨在计算各县1892-1895年自然灾害的发生率、严重性和受灾村庄数目。
4个编年录列出:
全部受灾、80%、70%、50-60%受灾,庄稼减产"比较严重"和"比较轻微",相应免税或缓征税的村庄数目。
我根据庄稼歉收的百分比扩大受灾村落的数目,从而制出一个各县"灾荒目录"。
资料来自李秉衡的四个奏折,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户科题本,光绪二十年,第21号),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光绪二十一年,第27号),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七日(光绪二十二年,第25号),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光绪二十三年,第25号)。
第二种方法是,简单计算1868年到1899年间一个县因自然灾害而免税的次数。
李秉衡奏折,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户科题本,第27号)提供了1868-1891年间的数字。
上述四个奏折只计算了因减产50%或更多而得到免税待遇,没记录减产50%以下而缓税的那个部分,这包括1892-1895年的情况;《大清实录》(沈阳,1937年版;以下简作"实录"),卷398,第10页;卷413,第6页;卷435,第22页;卷456,第3页,包括1896-1899年情况。
(注意:
实录记录的实质上是那些诸如1892-1895年间上奏的长奏折的一个节略。
)按照免税程度和受灾的严重程度排列各县。
在同一豁免水平内,按传统的,即所有官方出版物都遵循的顺序而排列。
这样,尽管表面上看是一堆县名,但仔细注意它们在排列顺序上位置的变化,就能琢磨出哪些县受灾严重。
各县按受灾程度分类,每一类里边又按各县的常规顺序排列。
虽然各县在分类表中的顺序看起来是连续的,但有些县按常规序列本应出现在前面,但在这种分类排列中却出现在后面。
这意味着排列在它前面的县属于不同类别。
我在计算中,排除那些仅仅缓交税,而不是免税的县,以便与其他材料保持一致。
应当指出,虽然这些材料在对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各县进行分类时有用,但是,它们对水灾地区进行分类的效果,要比分析因旱灾引起的歉收(鲁西北的一个永恒难题)效果好得多。
按理说,官方半年度的收成报告应该说明旱灾引起的歉收情况,但遗憾的是,一直到清末,山东省的报告都完全以一种例行公文形式出现(与李鸿章管辖的直隶相比)。
实际上,1890-1898年每年各县都毫无例外报告收成是"稍过半"。
不过,应该说明的是,胶东半岛上的几个县,尤其是掖县和胶州,一般都报告60%的收成。
参阅张汝梅奏,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户科题本,光绪二十三年卷,第24号)。
最后是刑部记载,我翻阅了有关山东以及江苏、河南、安徽和直隶的边界县盗匪案的107个奏折。
据说,在49个山东盗案和58个邻近州县盗案里有171个盗匪来自山东省。
各县盗匪分布情况都已记录在案,至于盗案发生的时间、规模、武器和赃物,在我们讨论盗匪问题时,我都将列表说明。
全部资料都来自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19世纪90年代的刑科提本(盗案)。
典型例子,参阅张曜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奏(光绪十六年,第108号)。
①〓史念海:
《中国的运河》(重庆:
历史出版社,1944年版),第139-140页。
②〓参阅本书第3章,第62-66页。
第二部分7.山东——义和团的故乡(7)
早期一位传教士发现,这里"水源充足,土地富饶多产,谷物、水果和蔬菜丰富"丹佛斯1861年10月21日报告,美国长老会国外传教团有关中国的通讯和报告,1837-1911年(缩微胶卷,以下称"长老会"),第196盘。
其经济在山东省恐怕是最多样化的。
除果树外,山上还长着桑树和栎树,在这个古老的丝绸之乡里,前者用来喂蚕,后者为著名的柞丝提供树叶。
有些溪流中含有金沙,它吸引着当地的淘金者。
作为商品作物的烟叶被大量种植。
草编和竹编是这里非常重要的手工业。
在沿海地区,捕鱼业也很发达马安:
《山东省游记:
从芝罘到孟子家乡邹县》,《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下称:
《亚洲学会杂志》)第6卷(1869-1870年)第1-5页;庄士敦:
《华北的狮子和龙》(伦敦:
约翰默里,1910年版),第59、162-166页;阿姆斯特朗:
《山东省地理、历史概况》,《教会概况和孔林游记》(上海:
上海默卡丽,1891年版),第4-14页,第56-83页。
虽然山东半岛相对稀少的天灾意味着陷于赤贫、沦为乞丐和盗匪的人数极少庄士敦:
《华北的狮子和龙》,第74、158页。
在20世纪,对山东各县的一次调查中也同样提到胶东半岛上盗匪稀少(张育曾、刘敬之:
《山东政俗视察记》,第651-727页)。
〖ZW)〗,但是,有事实表明这里的社会两极分化严重。
在这里,地主所有制的程度(275%的耕地出租)和地瓜的产量均高于山东其他地区,而地瓜一般是赤贫者的食物关于山东农业地区,孙敬之指出,20世纪中叶胶东半岛生产的地瓜占全省的418%(见《华北经济地理》,第134-135页)。
富人和城里人吃的很好(一般都饮酒)。
他们住瓦房,穿质料讲究的衣服张育曾、刘敬之:
《山东政俗视察记》,第651-727页。
尽管这些区别看起来很平常,但是张、刘二人对鲁西并未作这样的区分。
一位到过胶州的人对许多建筑精湛的房屋印象尤其深刻,房"门前矗立着高高的旗杆,这表明那家有人曾做过朝廷命官"韦廉臣:
《华北的生产和交通》,载《亚洲学会杂志》第4卷(1867年),第59页。
登州是另一个重要的士绅权力中心,阿姆斯特朗(见《山东省地理、历史概况》,第61页)发现它"主要以衰落的贵族制闻名"。
沿鲁中山脉的北坡,东起昌邑、潍县,西至历城和长清的15个县组成了山东的第二个地区。
在许多方面,尤其是经济多样化方面,该地区与胶东半岛非常相似。
这里的丝绸生产也很普遍。
潍县有大煤矿和铁矿,博山也有大煤矿,那里还生产陶器和玻璃制品。
该地区丘陵面积小于胶东半岛,人口密度大(每平方公里311人)。
其中,农业生产与胶东半岛最为相似。
从山上流下的溪流再加上地下水位浅,使这里成为山东省灌溉最发达的地区。
此外这里土地肥沃,因此谷物平均产量在山东省最高。
第二部分8.山东——义和团的故乡(8)
商业同样繁荣。
周村是最有名的集镇,虽然它连县治都不是,但它被描绘成"山东省内除济宁以外最重要的集市"阿姆斯特朗:
《山东省地理、历史概况》,第52页。
参阅景GAE64、罗仑: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24页。
周村是整个鲁中丘陵地区的丝绸集散地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报告,1899年,第2卷,第81-82页。
潍县有十万人口,早在1866年就是一个"在商业和生产方面都相当重要的城市"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报告,1866年,第81页。
〖ZW)〗,11而且是胶东半岛和芝罘港货物的主要集结地。
在一位旅行家笔下,潍县和省城济南之间的交通十分拥挤,时常堵塞,以至于妨碍旅行马安:
《山东游记》,第6-13页。
〖ZW)〗。
这与鲁西北平原地区形成了鲜明对照。
另有一条道路从潍县穿过鲁西北平原直通天津,它被说成是"极不重要"的一条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报告,1866年,第81页。
〖ZW)〗。
胶东半岛和济南昌邑一带不仅是山东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政治上的重心。
在1900年前的50年间,山东省58%的举人皆出自这两个地区,每个地区各占一半。
济南昌邑一带的举人大多来自省城和该区东部水土肥沃的县镇,这与它的人口比例极不相称。
这一地区50年间每5万人中有举人44个,是鲁西北平原的2倍多、鲁西南的4倍。
在入仕人数上,胶东半岛更为突出,山东省38%的达官显贵都来自这里,使得该地区在省城中的政治影响最大。
鲁南山区与鲁北对比鲜明,这里是真正的区域边缘。
该地区耕地面积的百分比(27%)在全省最低。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90人,低于胶东以外的任何其他地区。
这里大部分为丘陵地带,作物产量低。
不过,夏季的暴雨带来了相当稳定的降水量,使该地区与鲁西北平原地带相比,少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孙敬之:
《华北经济地理》,第119页。
但这里商业不发达,农民仍然很穷。
人们把丝绸从这里运输到济南昌邑一带的城镇。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该区所产的大量花生被南运到大运河,并通过镇江出口鲁南和苏北出产、通过镇江出口的花生,从1888年的61担增加到1897年的558,933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报告,1897年,第2卷,第206-207页)。
少量豆油、丝绸和草编也经大运河,最后转运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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