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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
论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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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李振宏[摘要]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
当代史学已经呈现出三种清晰可见的史学研究形态,即传统史学研究形态,新史学研究形态,扭曲的史学研究形态。
互联网时代的史学变革,最主要的表现是:
由事实性史学向思想性史学转变,由知识性史学向问题性史学转变,历史贯通性研究日益发展。
这场史学变革,要求史学研究工作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历史学专业基础训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提升自己的史学理论水平;重视关键词合理设置的极端重要性;重视选题问题,把提出问题看作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志。
新史学时代对史学基础的重视,对提升理论水平的要求,对问题意识极端重要性的强调,将会使未来的史学更深刻,更诱人,更繁荣!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史学变革;史学研究形态;思想性史学;问题性史学两年前,《史学月刊》曾经编发过一组题为《计算机技术与史学研究形态》的笔谈文章,我在给这组文章写的“编者按”中说:
“最近30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普及,学术研究的路径、手段以至研究形态,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向被认为是最古老最传统的历史学科也不例外。
如今的历史学研究,不光是搜集资料的方式或手段由于电子文献检索的推广而变得极为便捷,以往竭泽而渔、将材料一网打尽的梦想轻易而举地变为现实,而且数据库方法也渗透到逻辑分析的领域,影响到学者思维方式的改变。
古老的历史学科,似乎正在展开一个学术科学化的发展方向。
但也不容否认,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不少新的问题,诸如以材料检索代替读书的便捷路径是否可靠,读书与检索的关系如何处理,数据分析与逻辑分析、历史分析的关系,如何看待数据库方法的局限性,在数据库方法日益推广的条件下理论思维的价值和意义,如何估价计算机技术带来的研究形态的变化,在新的科研条件下新一代史学研究人才如何培养,等等,都是需要认真面对和慎重思考的问题。
”*【注】《计算机技术与史学研究形态笔谈》“编者按”,《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本期笔谈共发表论文五篇,分别是:
乔治忠:
《历史研究电子资源运用的兴利除弊》,王子今:
《“史识”与计算机“利器”》,王文涛:
《信息时代的文献阅读和史料检索》,陈爽:
《回归传统:
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周祥森:
《空间转向:
电子传媒技术与当代史学形态》。
所以会组织这样一组笔谈文章,就是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在计算机网络技术日益普及的今天,传统历史学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如何正确地面对这场变革,是当代史学发展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注】事实上,关于史学研究形态的变革及其应对,史学界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关注了。
除了所谈《史学月刊》组织的笔谈之外,《史学月刊》2001年就开始增设“电脑与史学应用”栏目,积极组织编发这方面的论文;2011年第4期《史学理论研究》杂志,编发了一组六篇《互联网与史学观念变革》的笔谈文章;2015年12月,上海大学举办了以“大数据时代下的历史研究”为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最近《史学月刊》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新史学青年论坛:
大数据时代的史料与史学学术研讨会”,于今年11月在南开大学举行;最近几年来,基于互联网的“e-考据”的争论也方兴未艾。
凡此种种,都说明由互联网、大数据、传统文献数字化所带来的史学形态变化问题,已经越来越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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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场史学变革,人们都惊呼进入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并对之有各种称谓,诸如数字化时代、数据库时代、计算机时代、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时代,等等。
总之,这是一个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越来越深化发展,越来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并影响到学术研究形态深刻变化的时代。
本文将直面这个学术时代的种种变化,以期为我们更好地应对这场变革提供一些初步的思考,希望听到学界同人校正和批评的声音。
一当前学界关于史学变革的认识关于互联网、大数据、传统文献数字化所带来的史学变革,人们已经发表了不少看法,这些看法构成本文讨论的基础和前提。
所以有必要对学界已有的研究给予介绍和评述。
从资料获取方式方面所作的评论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大多都注意到了传统文献数字化和大数据、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研究手段的改变,特别是获取资料方式的改变,盛赞当今人们实现了传统史家将史料一网打尽、竭泽而渔的梦想。
文献检索的便捷,网络资料的丰富性,文献资源的共享,极大地改变了史学研究的速率和方式。
这一方面是最表面化的表现,最易观察的方面,同时也是传统文献数字化给人们留下的最初印记,是每个学者都有的切身感受。
譬如,陈爽写道:
30年间,古代历史典籍的载体大多已经由纸质书本转换为电脑可识别的文字符号,新一代学者对电脑写作和网络查询早已驾轻就熟,数字化检索已成为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史家对于史料的获取方式经历了亘古未有的革命。
数字媒介的引入,促成了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的改变,也使知识发现途径与处理手段都发生了变革。
甚至有学者十分乐观地断言“一个有机会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已出现”*【注】陈爽:
《回归传统:
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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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声发文赞誉新时代的历史学变革说:
传统时代的历史学者皓首穷经,有时可依赖对冷僻资料的占有、对新资料的发现、对浩瀚文献中某个词句的挖掘或解读而对学术有所贡献。
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占有所谓冷僻资料或发现新资料这类具有“学术积累”意义的工作,已经越来越成为普通史学工作者日常研究过程的一部分,毫无惊喜可言。
更为重要的是,在“数字人文”的时代,由于“数字仓储”和“数字图书馆”的大量存在和在互联网上的利用便利,由于海量的资料文献可以“全文检索”之类的方式便利地查询,由于“文本数字挖掘”蕴含着几乎没有限制的“创造”与“重构”史料的可能性,传统条件下一位学者需要花费数月、数年光阴,甚至要花费毕生精力进行比对、校勘、辑佚、考订才得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可能在计算机网络上花费数秒钟、数分钟就可以有相当确切的结果;而原来因为缺乏史料,许多传统历史学家认为不能研究的重要问题,在“数字人文”的背景下,变得有点“唾手可得”*【注】陈春声:
《新一代史学家应更关注“出思想”》,《史学月刊》2016年第6期,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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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华撰文《大数据催生史学大变革》,也主要是强调由于历史资料利用方式改变所带来的变革。
他说:
大数据使历史资料利用产生革命性变革……大数据具有速率、体量、多样性、价值密度四大特征。
在历史学领域,大数据成百倍、成千倍地扩大了历史资料的范围。
尤其突出的是,除传统的文献与遗址、遗物外,人类存留的所有纸质的、音像的和其他物质的、非物质的资料,几乎都可被用来协助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大数据通过数据采集、数据储存、数据分析、数据管理为大范围、中时段、长时段定量分析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历史学研究与大规模基因检测相结合,有力推动了家族史、宗族史、移民史、民族史研究,就是一个成功的实践。
大数据使历史资料利用产生革命性变革,更集中表现在大数据有助于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因为它可以较好地用数字模拟方式在一个大范围内展现历史场景。
大数据信息系统还可以较方便地将历史活动中各种要素全面、综合、动态地展示出来,这样,它就可能为历史研究创造新的价值基准*【注】姜义华:
《大数据催生史学大变革》,《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9日,第B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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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年,台湾学者黄一农提出一个著名的“e-考据”概念,即基于互联网、电子资源所进行的历史考据。
“e-考据”说引起了一些讨论,不时地有相关论文问世,而究其实,所谓“e-考据”,也是从文献利用的角度对新形态史学研究方法的一种表述。
一篇介绍黄一农“e-考据”的文章说:
1994年,黄一农曾经以利玛窦在中国最亲密的友人瞿汝夔为素材写过一篇3页的《瞿汝夔家世与生平考》,十年后,当他准备将该文收为其研究中国天主教史的新书《两头蛇》中的一章时,黄一农选择了重写……通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所制作的《明人文集联合目录及篇目索引资料库》,黄一农从其中收录的2500多种明人文集中检索到了丰富到难以令人相信的素材。
通过这些素材,黄一农不仅可以了解到瞿汝夔家族中其他人的资料,甚至还可以知道其研究对象的外貌、身高、性格及其人脉关系,并有条件探索瞿汝夔与嫂嫂发生暧昧关系的背景环境,而这之前仅仅有三四本文集可以参考。
通过运用这些资料,黄一农得以像写侦探小说一样细致而逻辑严丝合缝地还原历史现场,这一次,他写了30页,并且在《两头蛇》一书中严肃地提出了“e-考据时代”这一新的概念*【注】②熊彦清:
《要为e-考据时代做范例》,《中华读书报》,2006年11月1日,第0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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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前傅斯年先生大力提倡以科学方法治史,但是以其为代表的史料学派,无可否认尚未能令中国史学界的治学方法普遍发生质变……但是随着现在网络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我们有机会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来填补探索历史细节时的许多缝隙,或者透过逻辑推理的布局,迅速论断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
西方已经把18世纪以前,几乎30万种的书籍全文送到网络上面去,而且有相当比例可以全文检索的……黄一农认为一个有条件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正在悄然来临,而史学工作者应责无旁贷地将历史研究深化并提升到新的阶段②。
这就是说,黄一农的“e-考据”概念,也是由于文献电子化利用的产物,是从数字化文献的丰富性系统性角度提出的问题。
黄一农提倡“e-考据”,也是意在提醒人们充分利用因特网和丰富的电子文献数据库,借鉴前人的科学考据方法,将历史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所谓“e-考据”,在其方法论上,在其科学属性上,和傅斯年提倡的“史料即史学”的科学治史方法并无二致,仅只是利用资料的方法、广度不同而已。
以上诸说,大抵都是人们从电子文献检索之便、随着文献数字化程度的加深所带来的文献资源的空前丰富、电子文献利用方式等方面所感受到的史学变化。
大数据与互联网带来史学形态的改变姜义华指出,大数据将“推动历史学从庙堂之学走向公众之学”。
他说:
随着信息化在全社会的普及,历史书写进入寻常百姓家,人们可以自由地书写自己的历史,自由地在网络上参与书写地方的、国家的及其他各种专门的历史,自由地对历史问题发表评论。
这样,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便不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专长,公众也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
实际上,大数据已经刺激了大批非历史专业的人们参与到历史研究、历史书写队伍中来,他们没有受过历史研究的基本训练,但又各有自己专业之所长,常常可以发专业史家之所未发……大数据使得千千万万社会成员可以很方便地对历史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对所有与历史相关的著作及其他成果自由进行评论,并迅速扩散、传播,对真实历史、专家之学、庙堂之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注】姜义华:
《大数据催生史学大变革》,《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9日,第B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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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庙堂之学到大众之学,当然应该视为是史学形态的重大改变。
这是姜义华先生对大数据时代史学发展的憧憬。
李剑鸣在《“网络史学”的神话与实际》一文中,探讨了网络史学由于资料和信息的共享,所可能造成的作品发表形式的改变,从而造成一定的史学“民主化”。
他说:
在网络平台上出现的资料和信息的共享性,为改变历史研究的方式和性质埋下了伏笔。
过去一些机构和个人借助资料便利而取得的学术优势,可能遭到削弱,甚至颠覆。
那些原来远离资料与信息中心的人,现在也能接触和利用同样的资料,于是就可能从原来的知识的接受者变成知识生产者。
这就无异于敞开了史学的门户……网络世界跟纸质出版界相比,可以说是一个众声喧哗乃至混乱无序的地方。
发表之前无须经过身份验证、资格审查和学术评议等程序,这样就难免造成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
但是也恰恰由于这种灵活性和随意性,许多“另类的”知识和观点便获得了面世机会,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变得十分便捷。
有一些题材由于某些缘故而难以通过纸质媒介发表,而借助网络则可越过这些限制……借用美国学者罗伯特·伯克霍弗的话说,网络世界有助于历史表述在视角和声音上的多样化。
长期以来,专业史家总是力图垄断历史的话语权,但他们始终没有做到这一点。
到了网络时代,这种可能性更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史学的“民主化”。
同政治民主中的商议和决策辩论一样,史学中的“民主”一方面表现为参与者的增多,另一方面则是学术声音的多样化*【注】李剑鸣:
《“网络史学”神话与实际》,《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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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网络技术的发展将造成史学观念和史学研究范式的改变也有学者认为,随着大数据、网络技术和电子文献数字化及其资源共享的纵深发展,还必将造成史学观念的改变,以及史学方法论体系和史学形态的改变。
马建超认为,大数据时代的历史学,将出现史学研究范式的改变。
他说:
第一,大数据时代带来历史学方法论预流与范式突破……大数据时代伴随着新的文献载体,史学研究的新方法论也正在形成。
借用陈寅恪的“预流”观,我们可以发现,大数据时代下史学方法论的新潮流也正在成型,今天的文史学界正在经历一场由技术革新带来的方法论预流。
第二,计算历史学可能成为大数据时代史学的新趋向*【注】马建强:
《计算历史学:
大数据时代的历史研究》,《学术论坛》2015年第12期,第103~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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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佳认为,互联网的普及,将带来历史观念的变化。
他说:
现有的一般论著,比较注意互联网的运用如何有助于历史知识的获取和传授,但并不侧重其在历史观念层面的影响。
依我管见,互联网的普及同时也造成了历史观念的显著变化。
我们或许可以从两个方面对此加以论述。
第一个方面与人们的历史观相关,而第二个方面则有关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形式。
当然,这两个方面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开*【注】王晴佳:
《互联网的普及与历史观念的变化》,《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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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王晴佳的文章没有能把互联网如何造成了、在哪些方面造成了历史观念的变化,明晰而集中地论证起来。
陈春声对未来史学有过一段畅想:
我常常在想的问题是,50年后的历史学家想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要到哪里去找资料?
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技艺和功底?
除了今天我们在大学历史系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讲授的这一套东西之外,也许他们更需要懂得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古老的网络技术、古董电脑的硬盘修复技术、数码资料恢复技术、个人密码破解技术等等,因为他们要搜集、发掘、整理、利用的资料,基本上是非纸质的,要在旧电脑、旧硬盘、旧数据库、云端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获取。
在使用历史资料的技艺层面上,其实我们这一代已经落伍,现在就理性地认清这一点,对学术的发展大有好处。
因为史料利用技艺的进步,在本质上预示着史学研究规范和研究价值的根本性转变*【注】陈春声:
《新一代史学家应更关注“出思想”》,《史学月刊》2016年第6期,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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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这样,这是不是也在强调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呢?
谨慎看待当代的史学变革也有人主张不能过高估计网络技术、大数据所带来的史学变革。
如陈爽写道:
我们这一辈人,追随着计算机技术在人文学科应用和普及的大潮蹒跚而行,体验了惊喜,经历了喧嚣,也见证了历史。
驻足回眸,令人略感失望的是,当我们以数字化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比如我所从事的汉唐历史研究)“穷尽史料”之后,我们所期待的“史料大发现”的时代却并没有到来,我们依旧要在那几部最基本史著的字里行间寻求突破;技术手段的更新,也并没有带来终极意义上的学术思维革命,前辈学者经典学说的理论框架短期内尚难以全面突破,我们所做的只是在修正、完善和细化。
数字化时代的史学论著呈几何级增长,令人目不暇接,学者或成为局促在某一领域自说自话的“专家”,或沦为批量生成“个案研究”的工匠。
而那些立意格局令人耳目一新、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研究成果,却寥若晨星*【注】陈爽:
《回归传统:
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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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爽所谈,的确是我们的普遍感受。
大数据、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就目前来说,的确还没有给我们带来学术思想上的新突破,除了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的量的堆积之外,真正有价值的著作还真是并不多见。
王子今也是把大数据和互联网的发展,仅仅看作是技术层面的进步,而这种技术上的进步能否形成革命性的积极影响,现在还不能证明。
他说:
回顾史学进步的各个关键点,技术层面的进步,似乎都并没有形成显著的决定性的推进力。
也许计算机技术与此前的学术手段的进步有很多不同,但是要断言这种技术提升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史学的学术走向或说形成革命性的积极影响,除了开发想象力之外,还需要实践的证明*【注】王子今:
《“史识”与计算机“利器”》,《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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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鸣的观点也很明确,他认为,就目前的情况看,网络史学带给人们的也仅仅是历史研究方式的改变,至于在历史观方面并没有因之而出现实质性的变化。
他说:
当我们在谈论“网络史学”的时候,如果仅仅把它界定为“电子史学”,那就只是一种基于介质和载体的表面区分,似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那么,“网络史学”一旦真正登台亮相,它会给历史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从目前的情况看,网络主要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方式,却没有在历史观方面造成实质性变化*【注】李剑鸣:
《“网络史学”神话与实际》,《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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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这场重大的史学变革面前,人们有着不同的感受和态度,热情讴歌者有之,满怀期待者有之,怀疑观望者有之,相同之处是,人们都对它所带来的文献检索之便有着共同的赞誉,不会加以拒绝。
从科学史的角度看,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变化,都会带来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甚至是社会历史进程的重大变革,当前的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不会有这样的动能呢?
它在史学上引起的变革,会不会仅仅表现为检索方式的改变呢?
史学观念、思维方式、学术规范、学术形态,甚至历史学的学科属性等重大方面,会不会因之而有所改变呢?
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当代史学的三种研究形态不管这场变革带给史学的未来前景会是怎样,就眼下的事实说,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到传统的研究形态已经明显有所改变。
就当下史学界的状况看,可以描述的史学研究形态有三种,试约略述之。
1.传统史学研究形态所谓传统史学研究形态,是指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阅读文献、爬梳材料、历史考据为基础,以分析归纳、抽象概括、历史评价为主要研究方式的史学研究活动。
这也是在计算机技术普及之前,史学研究的一般程序。
这种研究形态,遵循下边依次递进的研究程序:
(1)现实启迪→历史感悟→问题意识
(2)掌握问题状态,明确研究方向(3)文献阅读→搜集材料→材料甄别(4)分析材料→凝练思想,形成观点(5)结构文章→编排材料→论文写作在传统史学研究形态下,历史研究活动一般是经历提出选题,阅读文献、搜集资料,分析材料、形成观点,结构文章、写作成文这样几个研究阶段。
当然,其中的搜集资料,则是有针对性的文献阅读、手工摘录卡片的过程。
大体上,现在六十岁以上的人,主要的科研训练阶段,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传统史学研究形态下的史学研究,基础是比较扎实的。
因为,问题的提出,就是在一定的历史积累的基础上实现的,不然就不可能有所谓历史感悟。
在这样的基础上,一旦确定了选题,还要根据选题的需要做有针对性的阅读,或者说是为写作而进行阅读,带着已经确立的问题意识,精读主要文献,泛读相关文献,在浩瀚的文献中寻找有价值的历史论据,并提出尽可能将有关材料一网打尽这样的严格要求。
如此下来,传统史学研究,在基础资料方面用的工夫最长,研究的过程、思想酝酿的时间都很长,所形成的研究结论,也可能更成熟,更稳妥,更可靠。
传统史学研究形态的优势就在于这个读书时间的拉长,因为,这不仅仅是夯实了读书的基础,其不可忽视的副产品是拉长了思考的时间。
譬如,在20世纪80年代,笔者在初入史坛时做两汉地价研究,就是个很真切的案例。
汉代地价,之前人们基本上没有做过,是个新的课题,因此,整个搜集资料的过程完全靠自己去完成,没有多少现成的材料可以借鉴。
为了尽可能完全地占有材料,尽可能地将相关材料一网打尽,就给自己制定了读书方案:
需要精读的书有《史记》汉代部分、《汉书》《后汉书》。
这是在选定了题目之后的读书,是有针对性的为搜集地价资料而读书。
所谓精读也不是逐字逐句都要弄懂它,而是要求全覆盖,一篇不拉,就像《史记》《汉书》中的表也不能放过,因为那些表的注文中,都可能夹杂有对物价有用的资料。
需要泛读的书有《全汉文》《全后汉文》《风俗通义》《两汉博闻》《三辅黄图》《两汉纪》《盐铁论》《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秦会要订补》《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九章算术》《四民月令》《隶释》《贞松堂集古遗文》《睡虎地秦墓竹简》《居延汉简甲乙编》,等等。
另外,还要查阅近代以来的汉代出土材料,譬如要系统翻阅《考古》《文物》《考古学报》等刊物,以收集考古出土的汉代地券资料。
诸如以上文献,即使很匆忙地翻阅,也不是一两个月所可以完成的,记得当时这个读书搜集资料的过程持续了半年多时间,最后获得了一本包含两百多条材料的汉代物价资料集。
我们现在要讲的问题是,在这个半年多的时间内,笔者所做的不仅仅是收集资料的问题,而是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对论文主题的思想酝酿。
期间,对每一条材料的发现及其价值判断,同时也是对自己学术观点的一次证实或考问,是对问题意识的一次检验。
搜集材料的过程,实际上是文章观点思考、酝酿的过程,也是问题意识反复酝酿的过程。
这是传统史学研究形态下进行研究工作的实质性阶段,最后的思想成熟、观点形成,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孕育的。
2.新史学研究形态所谓新史学研究形态,是在计算机技术普及、数字化程度日益加深条件下,形成的史学研究形态。
这种研究形态的一般程序是:
(1)现实启迪→历史感悟→问题意识
(2)掌握问题状态,明确研究方向(3)关键词设定→电子检索(互联网、数据库)→材料甄别(4)分析材料→凝练思想,形成观点(5)结构文章→编排材料→论文写作很显然,和传统史学研究形态相比,新史学研究形态的最大特点,是文献检索技术的改变,他不需要再由作者穷尽心力地去博览群书,一页一页地查找翻检,省去了史学研究中这个阅读原始文献的漫长的过程,可以在电子文献数据库中,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之内,搜索到过去几个月所不能穷尽的文献资料。
而如前所言,传统史学研究状态下的阅读文献,则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实质性阶段,如今省却了这个阶段,研究的形态自然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是研究的过程、时间大大压缩,很可能过去要半年、一年才可能完成的一篇论文,现在也就是十天半月就可以落笔;其次,它不仅仅是研究过程和时间的压缩,而且是对那个十分必要的读书阶段的超越,在选题确定之后,已经不需要再经历那个查阅原始文献的过程,不需要作者一页页翻书的那个直面文献并与文献信息反复交流的过程,于是,上述所言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对问题意识的反复酝酿,这个过程中对历史本身的一再感悟,都统统被省略掉了。
或者说,它是省略掉了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
于是,如此完成的论文,其思想厚度就会大打折扣,就会有人们无法感知的缺憾。
这些年来,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史学研究的虚假繁荣,论文数量激增,但学术思想贫乏,真正的问题突破无从谈起,而快餐式成果大量累积。
这种状况是不是与由于文献搜集技术的改变而挤压了思想挖掘的深入所造成的结果呢?
如此说来,数字化时代所造成的学术研究状况是不是就只是负面的效应呢?
对于任何新生的而且是必然的历史发展,我们都不宜做出这样的判断。
从现代理性出发,科学技术的任何真正的进步,以及它所带来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变革,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
科学技术的发展,延伸着人类能力,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影响绝不可能只是负面的。
它既是人类创造力的展现,也推进着人类创造力的发展,问题是我们如何去发现去看待它所带来的改变。
笔者以为,新史学研究形态所以为“新”,的确有它新的方面,有对传统史学根本性的改造,有传统史学研究形态下永远不可能企及的史学研究境界。
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文做专题讨论。
3.扭曲的史学研究形态所谓扭曲的史学研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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