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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欧洲的中国风
18世纪的欧洲的中国风
历史阅读:
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摘选)作者:
叶廷芳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产物,是人情和人性表现的载体。
所以文化不管什么类型,产生自哪个民族或地域,因为有人性这个媒介,一经接触,就会相互吸引,进而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乃至相互交融。
当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会很快交融,有的甚至还会发生摩擦,以至战争,例如宗教文化,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和17世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都是。
但大的趋势是交融,而交流是它的过程。
一般来说,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
除此以外,生产力发展的先后,也会对文化产生明显的影响。
比如欧洲人自17世纪起就开始摆脱农耕文明,开始了工业文明。
他们的文化遂转型为工业文化,而我们直到现在,虽然生产方式已经工业化了,但文化形态基本上还保留着农耕文明的特点。
因为一种新型文化形态的形成需要时间的沉淀。
工业文化的背景是雄厚的物质力量和以普济众生为己任的基督教精神,所以这种文化的特点是阳刚文化,强力文化,它是进取性的,是岀击型的。
而我们的农耕文化是一种阴柔文化,它是封闭性的,是守成型的。
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就跟西方这种工业文化的特点很有关系。
因为是岀击型的,所以它要输出他们的文化,首先是他们的宗教文化,即基督教文化,这就必须派传教士;因为是进取性的,求知欲很强,急于了解世界的事情,并且拿回自己想要的东西。
最初的西方传教士就起着这双重作用:
一方面向非基督教国家输出教义,同时从对象国获取信息和情报。
这就形成了欧洲人对中国发生兴趣的初潮。
这股初潮的主要弄潮儿是欧洲的传教士。
这些传教士都有双重的素质:
虔诚的布道士和执著的科学家、探险家。
初潮直到元代,西方人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
此后,传教士们开始翻译中国文化典籍在元代以前,西方人对中国所知甚少。
最初他们只知道有个产丝的地方,就把那地方叫赛丽斯,后来又叫契丹,再后是奇那。
中国有史料说,罗马人曾在6、7世纪派使团来过中国。
但欧洲却找不到这样的证据。
反正西方人直到忽必烈的骑兵横扫欧洲大陆时,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
13、14世纪之交马可波罗的历险,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
但那是个别人的行为。
官方行为约两个半世纪后,即1583年才获明代万历皇帝的准许。
在这前后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国都派出了传教士来中国。
其中最成功的是天主教大本营梵蒂冈派出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利玛窦于1582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采取聪明的策略,首先融入中国的社会和生活,他的工夫并没有完全用在公关上,而用在对中国国情首先是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研究和翻译上。
1593年他已经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语翻译了出来,呈送给梵蒂冈教皇。
高潮高潮形成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叶。
主要标志有下列几个方面中国学成热门这些西方传教士为了达到更有效的传教布道的目的,作了坚忍不拔的知己知彼的努力,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可以说全方位的了解,不仅是典籍,对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医学、农业、园林等等都进行了研究,著书立说,出版了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许多人因而成了了不起的学者。
哲学家唱出最高音17、18世纪是欧洲近代哲学的高峰时期,德国是这个峰巅的所在地:
康德、黑格尔、谢林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都在德国。
而莱布尼茨是他们的先驱。
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vonLeibniz,1646-1716)是文艺复兴时的、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学者,他是德国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狄德罗称之为德国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此外他还是外交家和科学活动家,曾创办了当时被看做世界四大科学院之一的柏林科学院,他甚至还应俄国彼得大帝的要求,帮助俄国建立了彼得堡科学院。
欧洲人的进取精神在莱布尼茨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
你看他对遥远而陌生的中国表现出巨大的兴趣。
他从21岁起就对中国进行孜孜不倦的研究,直到老死也没有停止过。
在这方面他比黑格尔更有眼光。
黑格尔只拘泥于对中国人国民素质的批评,而莱布尼茨则着眼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发展潜力和前途。
他的《中国近事》一书相当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态度。
在他看来,中国与欧洲正好代表了世界的两极。
两地相较,可以说各有长短,无分轩轾:
欧洲人长于思考,而中国人善于观察。
他列举了一系列欧洲人最引以自豪的几个方面。
这时他话锋一转,说:
然而有谁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
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以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一特点。
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他认为,人类最大的恶源自人类本身,以至人与人相互为狼,这是最大的愚蠢。
谁来匡正它呢?
他认为唯有中国!
因为中国人较之其他的民族无疑是具有良好规范的民族。
他认为中国人尊敬长辈和老人;中国的等级观念不像欧洲那么森严,比如农民与仆人之间平等相待,相敬如宾,完全可以与欧洲贵族的所有社交礼仪相媲美。
而达官显贵之间的交谈也温文尔雅,从不侮辱对方,即使有愤怒之情,也不诉诸于辞色,而在家庭、邻里之间都保持着这种礼仪,这跟欧洲大不一样。
应该说,莱布尼茨在这里讲的未必句句都中肯。
但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各个民族都有优缺点,匡正缺点的最好方法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这无疑是正确的,即使用我们现代的尺度来衡量,也是站得住的。
因此他提出:
相隔遥远的民族,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交流各自的才能,共同点燃我们智慧之光。
为此他给即将从罗马回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的两封长信中,向他提出了30个有关中国的问题,请他详细了解。
这些问题大到天文地理、生产技术、医药卫生,小到养蚕方法、棉絮制作,直到推荐几种值得欧洲人借鉴的舒适的生活方式。
他相信通过这样的借鉴,我们的求知欲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得到大大的激发。
莱布尼茨把他对中国的态度传给了他的弟子沃尔夫,沃尔夫也成了中国迷,发表文章,四处演讲。
他因此而受到普鲁士国王的绞刑威胁,从而丢了饭碗。
他是德国重要的启蒙学者之一。
他把他的观点又传给他的学生康德。
但康德这位18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却不像他的两位前辈那样一味赞美,而是有肯定亦有所否定。
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刚才提到的几位哲学家都是德国的。
现在来看看欧洲另一个大国法国的态度。
兴起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启蒙运动是反对封建贵族的专制主义统治,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思想解放运动。
客观上它为新兴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作了必要而且有效的舆论准备,直接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启蒙运动席卷了欧洲所有主要国家,但他的中心在法国。
法国的启蒙运动以法国百科全书派为核心,包括狄德罗(百科全书发起者)、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霍尔巴哈、拉梅特里、爱尔维修、波维尔、魁奈等一批杰出思想家。
他们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至今仍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础。
他们的关注点涉及各个领域。
他们在思想领域的主要矛头是基督教统治,提倡无神论哲学,主张自然神论。
大家知道,文艺复兴挣脱了神的统治,确立了人的尊严。
但是那时教会势力仍很强大,人们是不敢公开提出反对基督教、否定上帝的口号的。
所以马克思说,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地请出古代的幽灵,来为自己壮胆,也就是借古喻今的意思。
现在启蒙学者们敢于公开这样做了。
他们认为基督教用谎言蒙蔽了世人,掩盖了世界的真实面貌,把基督教统治的世界美化成世界上最好的世界,最文明的欧洲,因而他们无情抨击和嘲弄基督教神学的种种谎言,揭露欧洲的所谓文明。
百科全书学派们当时从传教士那里深入了解中国的情况,发现中国恰恰是个属于自然神论的国度,对中国很快产生热恋。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推伏尔泰。
他把中国视为人类社会最好的标本,说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国家。
他用中国的历法驳斥《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
因为《旧约》记载的创世年代是公元前3761年,而中国整个民族的聚居与繁衍有50个世纪以上。
而且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无不从中国肇始,并且早就遥遥领先。
于是他以鄙夷的口吻嘲弄那些以最高文明自诩的基督教徒:
当中国已是泱泱大国,而且治理有方的时候,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哩!
他称赞中国的历史记载几乎没有丝毫的虚构和奇谈怪论,绝无埃及人和希腊人那种自称受到神的启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国人的历史一开始就写得合乎理性。
(理性是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伏尔泰也高度称赞中国天文学的成就和神奇,说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们的史籍持续不断地记下了日蚀和星球的交会。
我们的天文学家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靠。
伏尔泰把孔子的儒家学说看做他心目中的自然神论,认为这种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原则的理性宗教足以取代盛行于西方的带有迷信色彩的神示宗教。
在伏尔泰看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啻是道德的最高准则,应当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
百科全书学派的另一名主要成员霍尔巴哈(德国血统的法国学者,撰写的百科全书条目达376条之多)也把中国的政治伦理视为治国良策,说: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
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
因此他提出了德治的主张,并且号召:
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狄德罗与上述两位的思路是相近的,他视线里的儒教只须以理性和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
以此他把孔子与古希腊的圣哲苏格拉底相提并论,甚至认为荷马与孔子相比不过是糊涂虫。
波维尔也把中国人的治国方略看做欧洲的方向,他指出:
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境界。
可见,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都以中国为理想的坐标去构想欧洲的未来。
此外中国的科举制度也为百科全书学派们普遍叫好,认为铲除了贵族的世袭制,每个人靠自己的本事,学而优则仕。
(当然欧洲的贵族也可以凭本事取得,如以往的歌德和当代的英国建筑师N福斯特。
)启蒙思想家中有一支重农学派,又称自然主宰学派。
这个学派主张以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替代上帝的神权(这实际上是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回归自然观点的延伸。
这在稍后德国浪漫派那里也得到反映,他们已经嗅到了工业化发展的弊端)。
欧洲的中国热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其高潮是18世纪60年代。
他的创始人是法国的魁奈。
他于1767年发表的《中国专制制度》一文,肯定了中国实行专制制度的合法性。
此文使他获得了中国的孔子的声誉。
他的《自然法则》一书强调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
在他看来,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依据,而人类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
他提倡以农为本,极为赞赏中国历代君王重视农业的政策,认为只有发展农业才能增加财富,贬低货币和商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魁奈死后,他的学生继续鼓吹他的思想。
有一位重农学派的改革家叫杜尔戈,一度当上法国财政大臣,一心想仿效中国,致力于发展农业的改革。
那时他认识了两个中国留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两人正要回国,杜尔戈便挽留他们再待一年,以便让他们熟悉重农学派的思想和理论,并且交给他们52个调查提纲,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与历史等进行广泛的了解。
这两人回国后根据提纲了解的情况定期向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汇报。
同时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也根据重农学派的要求,收集丰富的资料寄回法国。
在整个18世纪,中国的花木嫁接技术也传到了欧洲,推动了欧洲的园林建设。
总之,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对人类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文学、艺术激起的反响(左图)慕尼黑英式公园里的中国木塔当时西方的文学界对中国的反应要晚一拍,主要是因为,西方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中,都是思想家和学者,却没有文学家和艺术家。
所以尽管中国文学非常丰富,但信息传递不及时。
直到18世纪中叶,即中国风的尾声中,中国文学才开始远征西方。
而它的第一个引领者不是传教士,也不是文学家,而是一位英国商人,名叫詹姆斯魏金森。
他在广东生活多年,通过英语和葡萄牙语译了一个四卷本的中国小说、戏剧、谚语和诗歌合集,包括《风月好逑传》、《中国戏提要》、《中国谚语》以及《中国诗歌》,1719年这部合集由英国人汤姆士帕塞刊印了出来。
13年后,法国传教士马若瑟把元代纪君祥杂剧《赵氏孤儿》译成法文,题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翌年被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所收,很快就有了英、德、俄等译本。
但马译本没有唱词,所以1741年英国出了全译本。
刚才讲的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中,至少有一半都是文学家,如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等。
伏尔泰对《赵氏孤儿》赞美有加,1755年特地把它改编成《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
这出元杂剧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记载,它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是一则舍生取义、替友人救孤复仇除奸的故事。
伏尔泰则从人文主义出发,把故事挪到成吉思汗的年代,用那些大善大德的事例感染成吉思汗,使他从热衷于血腥征服的暴力迷狂中转变为懂得体恤爱护民众的君王。
伏尔泰对于中国文学的西征作了前导。
几年之后,即18世纪60年代,中国十才子书《风月好逑传》除了英译本外,很快有了法译本和德译本。
但中国文学在德国大作家中首先引起反响的也是《赵氏孤儿》。
德国著名诗人歌德认为这个剧最深刻动人。
1781年歌德曾着手根据《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改编一个剧本《艾尔彭诺》,可惜没有完成。
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学的愿景,也是他最先在一部重要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中塑造了世界公民的形象。
因此歌德把眼界朝向东方,朝向中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歌德对中国的了解不是通过传教士,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
就像当年的中国人不了解外国人而一概视之为蛮人一样,当歌德早年不了解中国的时候,对中国也是有误解的。
但当他先后读到中国文学中诸如《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百美图咏》、《今古奇观》以及戏剧《赵氏孤儿》等作品的时候,很快改变了原来的成见,发现中国人是一个和德国人非常相像的民族,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觉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纯洁、更明朗也更合乎道德。
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容易理解的,平易近人的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苔》以及英国理查孙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之处。
尽管他知道,这些书肯定不是中国最好的小说。
他相信中国有千百部这样的小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
歌德还把中国诗人与法国诗人贝朗瑞作了对比,指出中国诗人那样彻底遵守道德,而现代法国第一流诗人却正相反,这不是极可注意的吗?
于是他认为,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数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期存在下去。
中国艺术对西方的征服比古代经典要晚,但比文学要早,在18世纪上半叶即引起反响。
主要是法国、意大利和英国。
法国有两位代表这个时代欧洲画风的画家对中国艺术情有独钟,一位是瓦托,另一位是博歇。
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发生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园林艺术。
结语一种文化,魅力昭昭,走出深闺,风情万种。
坐等膜拜,时久魅收。
留下血缘,再催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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