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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家族在上海
孙家鼐家族在上海
孙家鼐(1827.4.7-1909.11.29),安徽寿州人,字燮臣,号蛰生、容卿、澹静老人,咸丰期间状元,清末大臣。
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累迁内阁学士,擢工部侍郎,署工部、刑部、户部尚书。
1898年为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被聘为总教习。
主张阅报去皇帝壅蔽,然要严禁“渎乱宸聪”。
建议酌置散卿,广集人才,以资议政。
甲午战起,力言“衅不可启”,主张妥协。
孙家鼐,1851年中举人,八年后成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1868年,孙家鼐提督湖北学政,任满之后,奉旨入值上书房授读。
十年后,授德宗皇帝读。
直至1887年,他和资历较深的同僚翁同龢一起教授年轻的皇帝。
在此期间,历任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兵部侍郎,以及吏部侍郎等职。
1890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两年后擢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府尹。
1894年,孙家鼐强烈反对为朝鲜的宗主权与日本开战,和李鸿章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的见解不谋而合。
从而与主战派翁同龢对立。
1895年,列名北京强学会。
1896年主持官书局。
1898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京师大学堂。
建议增设中心学堂、速成学校及医学校。
戊戌维新时,向光绪帝推荐冯桂芬、郑观应等人的著作,但又奏称康有为“学术不端”。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逃往西安。
后授礼部尚书,任体仁阁大学士,历转东阁、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充学务大臣、政务大臣、编纂官制总司核定等。
1907年,任资政院总裁,参与“立宪”事宜。
谥文正。
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
去皇帝壅蔽,然要严禁“渎乱宸聪”。
建议酌置散卿,广集人才,以资议政。
甲午战起,力言“衅不可启”,主张妥协。
1895年,列名北京强学会。
1896年主持官书局。
1898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京师大学堂。
建议增设中心学堂、速成学校及医学校。
戊戌维新时,向光绪帝推荐冯桂芬、郑观应等人的著作,但又奏称康有为“学术不端”。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逃往西安。
后授礼部尚书,任体仁阁大学士,历转东阁、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充学务大臣、政务大臣、编纂官制总司核定等。
1907年,任资政院总裁,参与“立宪”事宜。
谥文正。
孙家鼐(字系臣,号蛰生、容卿、澹静老人),1827年4月7日--1909年11月29日。
官吏。
安徽寿州人。
1851年中举人,八年后成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1868年,孙家鼐提督湖北学政,任满之后,奉旨入值上书房授读。
十年后,授德宗皇帝读。
直至1887年,他和资历较深的同僚翁同龢一起教授年轻的皇帝。
在此期间,历任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兵部侍郎,以及吏部侍郎等职。
1890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两年后擢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府尹。
1894年,孙家鼐强烈反对为朝鲜的宗主权与日本开战,和李鸿章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的见解不谋而合。
从而与主战派翁同龢对立。
这两位师傅对德宗皇帝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翁同龢凭借口才与众多的门生、故旧占了上风。
1895年战争结束,皇帝开始通过教育试行改革。
1896年命孙家鼐筹建政府出版机构,其中包括一个图书馆,一个印刷厂以及一所学堂。
1896年中,按照李端棻的建议,皇帝命在北京建立一所大学堂,委派孙家鼐筹建,并兼任管学大臣。
但是,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对,历时两年未能开学。
在此期间,孙家鼐任礼部尚书,旋迁吏部尚书。
1898年,兼任内办大学士,并受命加速开办大学堂。
在1898年6月至9月的“百日维新”时期(见谭嗣同条),设立大学堂是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
8月9日,“京师大学堂”成立,后为北京大学,孙家鼐为第一任管学大臣,被聘为总教习。
孙家鼐卒于1909年,即资政院成立的前一年。
身后溢“文正”,入贤良词。
孙家鼐生平简约谨慎,在激进派和保守势力之间,常取中间立场。
他和翁同龢是当时最有威望的两位大臣,然而翁同龢的名气大于孙家鼐。
孙家鼐赞同1898年的许多新政,但是,他上疏反对康有为的政治理论。
这或许能说明维新运动失败后孙家鼐何以能在朝中继续留任。
金榜题名
——孙家鼐题清朝资盛咸丰九年朝廷举行会试。
孙家鼐告别亲人,进京赶考。
殿试后,咸丰皇帝召见前十名进士,命以清朝资盛为内容,各写一副对联。
孙家鼐略一思索,即挥笔写了这副对联:
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民意,雍和其体,乾见其行,嘉氮遍九州,道统继义皇尧舜;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煦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
此联既歌颂了清朝的丰功伟业,又巧妙地把历代皇帝的年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嵌入联中。
咸丰帝盾后,赞不绝口地说:
“写得妙!
”于是,欣然举起朱笔,钦点孙家鼐为新科状元。
阜丰里——大上海的“寿州部落”
苏州河进入上海市区后,一路上曲曲弯弯,勾勒出许多美丽的三角洲。
靠近恒丰路桥的是面积最大的一处,两面临水,一面临街,莫干山路从中间穿过。
尽管如今杂草丛生,瓦砾遍地,几栋百年老厂房正在等待新一轮开发,但它在中国工业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第一家面粉厂——阜丰面粉厂就诞生在这里。
数年前笔者来此采访,想不到竟走进一个“寿州部落”。
工厂门卫是寿州口音,商店营业员是寿州口音,小饭馆老板也是寿州口音,住在工厂隔壁阜丰里和“三十间”的几乎全是寿州人。
厂区和生活区方圆几十亩地,寿州话大行其道……原来,当年孙家来上海办厂并不在上海招工,而是把寿州老家的穷亲戚、富朋友,一拨一拨地带来上海,久而久之沾亲带故、投亲靠友的都来了。
这个厂最兴旺的时候有2000名职工,寿州人占三分之二。
百年来,老工人退休了儿子顶替,儿子老了孙子顶替……不少家庭三代都在阜丰厂工作。
这个厂像个小社会,办了两所职工子弟小学和一所职工医院,凡本厂职工孩子读书、治病一律免费;弄堂口的老虎灶免费供应开水;家里来了客人可以到厂食堂打菜;到了冬天,厂里会拉来一卡车木柴往弄堂口一倒,供各家取暖……
改革开放后,有本事的年轻人都“飞”走了,老人们还守着阜丰里,操着乡音,一脸的沧桑……近几年,工厂也“飞”走了,空旷的三角洲上,只剩几栋拆空的老厂房,倔强地与对岸的中远两湾城对视。
创业——晚清“富三代”的大手笔
孙家原本书香门第,孙家鼐的曾祖孙士谦是乾隆年间的刑部郎中,其祖父孙克伟是贡生,其父亲孙崇祖是池州府的教谕。
他父亲治家极严,要五个儿子都读书做官,总算天如人愿,于是寿州状元府就有了对联:
“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
后来不知哪位酸秀才又给续了个“尾巴”,那对联就成了“一门三进士三不进士;五子四登科四未登科”。
仔细一算,倒也不假,孙家鼐五兄弟中孙家泽、孙家铎、孙家鼐都是进士,而老三孙家怿不是进士,故云“三不进士”。
老四孙家丞未举孝廉,故云“四未登科”。
毕竟读书有出息,他们五兄弟竟有四个在朝廷任侍郎官,孙家泽是礼部侍郎、孙家铎是户部侍郎、孙家怿是工部侍郎、孙家丞是吏部侍郎,最小的孙家鼐却做到了“正部长级”:
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吏部尚书,还是晚清第一任管学大臣、光绪帝师。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
孙家鼐深知政潮之险恶,不主张后代从政,因此他的两个儿子都成了中医。
他这一支都远离了政坛,只有一个人与政界搭了点边,就是他的曾孙女孙琪方,嫁给孔子的第77世孙孔德成(世袭衍圣公),孔德成后来在台湾当了考试院院长。
孙家在上海呼风唤雨的,最初是孙家鼐的两个侄孙即孙多鑫(1865-1906)、孙多森(1867-1919)兄弟,他们靠着家族的势力,原本在北方都有官职,吃穿不愁,但是受了外公、母亲和舅舅的影响,决定弃官从商,自己创业。
他们的外公是李翰章(李鸿章的大哥、官至两广总督),母亲是李翰章的二小姐,二舅舅是李翰章的二儿子李经楚是交通银行第一任总裁。
老外公李翰章是个理财能手,曾把他们带到两广总督衙门里生活。
广州五方杂处的商业环境,给孙家兄弟带来了活跃的商业细胞,他们后来办盐业、办面粉厂、办银行,步步得发,竟带出一个孙氏家族实业集团,使孙家从一个官宦型大家族变成了一个实业型大家族。
孙家的企业后来在大江南北遍地开花,先后创办和投资了几十家企业,涉及面粉、水泥、纺织、金融多种门类,其中有河南新乡通丰面粉厂、山东济宁济丰面粉厂、哈尔滨滨丰面粉厂、上海信大面粉厂、通益精盐公司、通森采木公司;租办了无锡泰隆面粉厂、上海裕通面粉厂、上海祥新面粉厂、上海长丰面粉厂;另外还投资通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实业银行、耀华玻璃厂、江南水泥公司等等,成为一个实力雄厚的家族财团。
但是开办最早、最著名的还是阜丰面粉厂。
“老车牌”——大举推进上海滩
阜丰面粉厂最早的商标叫“老车牌”,那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祖先,当年是推着一辆小车从山东逃难到安徽的。
十年前笔者到安徽寿州寻访孙家遗迹,在濒临倒塌的孙家祠堂前,还隐约看见墙上画的那辆小车。
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原先到扬州办盐,他们向姑父何维健(扬州何园的主人、何祚庥院士的曾祖)租用盐票(清廷颁发的经营和运输食盐的执照),从事食盐运输,利润十分惊人。
可是也有很大危险,尤其是长途运盐,常遭土匪抢劫,地方政府也无法制止,久而久之,他们决定改图他业。
他们发现扬州大街小巷面馆林立,面粉的销路非常大,尽管进口洋面粉的售价很高,是中国土制面粉的4倍,但糕点店、面馆都乐于采用洋面粉。
洋面粉每包40斤,售价1.60元至1.80元;而国产土制面粉每袋180斤,售价不过1.90元至2元,洋面粉的利润之大可以想见。
他们又打听到,当时只有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增裕面粉厂能生产机制面粉,于是派老管家宁钰亭前去打探。
到增裕面粉厂时,该厂也是刚刚建成,正在试机出粉,他们采用进口小麦,成本较高。
宁钰亭请求用国产小麦试磨面粉,以便分析研究,并在扬州买了300石小麦运沪交增裕面粉厂代为加工。
宁钰亭在该厂呆了两天一夜,详细了解了情况,亲见国产小麦的出粉率约合八成,粉色较进口小麦无大差别,只是粉质较潮,可能与小麦原料潮湿有关。
结算一下成本,可净赚320余元。
本轻利厚,舍我其谁?
孙氏兄弟决心创办一座中国人自己的面粉厂。
1898年,他们在苏州河边购得了30亩地作为建厂基地,又在北京东路租得一幢楼房办公,大胆地上马了。
孙多鑫亲自远涉重洋,到法国和美国考察磨面机器的性能,订购机器,随行翻译是颜子庆(仙山)先生,即我国外交界前辈颜惠庆先生的长兄。
在美国购买机器期间,得到了时在美国读书的施肇祥先生(著名外交家施肇基的兄弟)的大力帮助。
孙多鑫得知施肇祥尚未成家,遂将妹妹介绍给他。
后来施肇祥的女儿施智元又嫁给了孙多鑫的儿子孙璧微,成了孙多鑫的儿媳妇。
老派人讲究亲上加亲,肥水也就不会外流了。
1899年,孙多鑫花2.2万美元(当时约合5万两白银)订购的美商爱立斯厂的机器运抵上海,厂房也建造了。
1899年年底机器安装完毕,共有24英寸、26英寸的钢磨16部,昼夜生产,可产面粉2500包,于1900年正式投产,1904年又增加一倍设备,每昼夜可产面粉5000包。
由于孙家的面粉质量、色泽与洋面粉不相上下,而每包的价格只售1.20元至1.40元,比洋面粉便宜得多,很快赢得了市场,大获其利。
当初投资30万元,到1920年,工厂资本已升值为100万元。
1927年又建新车间;1929年再建新车间;1932年再新添40英寸的钢磨39部,至1936年,资本已升至300万元,日产面粉达2.6万包,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面粉厂。
暗算——孙多森“摆平”中国银行
孙家兄弟办面粉厂大获成功后,继而投资金融业。
中国银行1912年8月正式成立,孙多森积极参与了该行的筹办,并出任第一任总裁。
这期间,他解决了该行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大清银行中的商股问题。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晚清政府的大清银行,然而该银行并非完全的国家资本,而是有一半民间资本(即商股)。
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大清银行自然随之垮台,其中的官股部分由民国政府接收毫无问题,但其中的商股怎么办?
新生的民国政府起初并不知道还有500万商股的问题,于是引起大清银行股东们的巨大恐慌。
当时孙氏家族及他们的亲戚中,很多人都是大清银行的股东,手里捏着大把的股票,眼看有变成废纸的危险。
这时股东们成立了一个商股联合会,选出代表去南京,向孙中山先生呈文,请求不要将大清银行没收,而建议改组为中国银行,保留商股,继续营业,于国于民都有利。
主要代表叫何世模,是孙多森的表侄,何维健的孙子,凡事均与孙多森商量。
当时的南京政府恰逢最最缺钱的时候,因要对付北方的袁世凯,在长江一线集结了大批部队,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
而民国初立,银行和税收机构均未就绪,致使军饷无着,每天到陆军部催讨军饷的人有数十拨,急得陆军总长黄兴吐血,孙中山先生也不得不亲自设法借款……在这种情况下,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的请求很快就被批准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很快开业。
可是孙中山先生这个临时大总统仅当了一个多月就辞职了。
还好,袁世凯继任后并不推翻前案,认可“改组”计划,但新上任的财政总长熊希龄不买“商股”的账,他要把商股的股本全部转成存款存入中行。
这么一来,中国银行就要变成一个无股本的银行,因为原先的500万官股已经耗尽,再去掉500万商股,银行的信誉和生存都成问题了。
自然,熊希龄的决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这时候孙多森开始暗中活动。
由于家族背景的关系,他在政界和商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辛亥革命时他曾作为清廷内阁的代表之一,随唐绍仪在上海参加南北议和。
他坚决支持商股们的立场,多次暗中为何世模出谋划策,并向北京的实权人物传递信息、施加影响。
在亲戚周学熙即将继任新财长时,抓住时机向周学熙申明利害,促其抛弃熊希龄的决定。
待周学熙正式上任时,何世模等旧议重提,周学熙就“体恤民情”,顺水推舟,做出了“如有股东不愿改换存单,仍愿改换中国银行股票者,亦听其便”的决定,终于使这一悬案得到解决,中国银行方才站住了脚跟。
好险——中孚银行的大风大浪
现在外滩滇池路上的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大厦,原是中孚银行的老房子。
中孚银行是孙家的家族银行,1916年由孙多森牵头创办,资本200万元,最初有一部分官股和商股,后来孙家把绝大部分股份陆续买下来,变成孙氏一家的了。
中孚银行总行原设于天津北马路(即天津中国银行旧址),1929年迁到上海。
孙多森1919年病故后,家族事业的担子主要落在其弟孙多钰身上。
孙多钰继任中孚银行总经理,孙元方是中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中孚银行曾经非常风光,有钞票发行权,在各地建立了很多分行,大大促进了孙家事业在各地的发展,尤其在上海和武汉各以60万元建起了中孚银行大厦,轰动一时。
但是上海分行由于用人不当,曾掀起轩然大波。
1925年,当时的沪行副经理谢芝庭长期瞒着经理孙元方做外汇投机生意,亏累已多。
天津总行接到上海行员的密报,曾两次派员到沪查账,但谢芝庭设法迷惑孙元方,使之对其盲目信任,拒绝总行查账。
总经理孙多钰为此曾亲自到上海查询,由于孙多焱的袒护,亦未能深究。
后来谢芝庭亏累实在太多,无法弥补了,竟然避不到行,这才引起注意,调查下来,亏累竞达200万元之巨,上海分行大有倒闭之虞。
孙元方大惊,急电总行,请示办法。
孙多钰也吃惊不小,他力挽狂澜,即刻向孙家各房发出指示,中孚是孙家的金融根子,必须由各房齐心协力,共挽危局。
他再次南下“救火”,召集各房负责人会议,决定由天津总行调拨100万元到沪,成立协孚房产公司,由各房立凑现金60万元,交上海中孚作为购买协孚股份的资金;其余40万由上海分行偿付。
由于孙氏家族有很强的凝聚力,危难时刻同舟共济,中孚上海分行总算度过难关。
俗话说“恶有恶报”。
谢芝庭在汪伪时期一心投伪,准备出任中储银行要职,就在他去南京就职的前一天晚上,被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在大都会舞厅门口,一枪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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