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改不可能一蹴而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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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不可能一蹴而就
鲁迅说“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
”教改诚如是。
2、城管局应加强对城管队伍综合水平的建设
据网友@刘郁闷兰州微博爆料:
9月5日早上9点30分左右,兰州文理学院新生报到,正门口挤满了报到的新生,其中有摆摊设点迎接新生的学生队伍,此时兰州城管开着五六辆皮卡,见到摊点不由分说哄抢学生摊点东西,学生上前劝阻理论,不料7、8个城管逮住一学生暴打起来。
(9月6日中国新闻网)
事件在网上被披露之后,甘肃省教育厅官方微博马上做出了转发回复,质问城管人员“敢问是谁赋予你们这样的特权”。
这种行为激起的愤怒是全体性的——在国内,城管不分青红皂白动辄动武的事件屡见不鲜,只不过这次被动的一方由社会摊贩变为了学生,但性质别无二致。
“城管”的本意原为:
中国地方执法者、处理轻微犯罪和无序状态的雇员。
被卷入或多或少的公共冲突中在所难免——由于与商贩等有着明显的利益冲突,有时动用武力尚可理解。
然而如今,“城管”俨然成为了野蛮、冲动、邪恶的代名词,与“校长”、“表哥”、“干爹”等代词一样逐渐被扭曲魔化。
正是因为有个别城管人员不成熟、作风野蛮的行为,为“城管”一词蒙上了灰色的外罩。
倘若说被他们毁坏的物资尚可得到赔偿,那敢问除此之外,城管作为一个群体的道德声誉,谁来赔偿?
越是在民众对城管的理解俞低迷的情况下,越是要做出力挽狂澜之势。
不仅要加强城管人员的筛选工作,提高城管群体的道德素质。
更重要的是,城管局应大力提高城管队伍的综合水平,整理出一套有规范、有秩序的城管执法工作模式。
如若不采取任何行动听之任之,那么距离下一次的城管打人事件,便并不遥远。
3、踩踏旭日旗T恤并非爱国壮举
“日本”在中国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暧昧的国家名称。
由于近代的日本侵华历史,使中日关系里难以修补的一道缺痕。
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将历史问题转化成盲目而不经大脑的爱国冲动。
“9月6日,某论坛一网友发文称,在当天的泰山国际登山节上,一名天津男子身着印有‘大日本帝国海军’字样的T恤,被现场民众包围,身上T恤随后被人撕扯下来踩在脚下。
”(9月7日《法制晚报》)
在具体的事件描述中,有人表示该男子在公共场合公开叫嚣日本军国主义,因此其自身的道德问题,我们可以不予置评。
然而我有疑问的是,我国并没有哪一条法律允许任何人可以强行脱去他人衣物,因此无论该男子的作为如何,周围民众的行为并不受到法律的承认。
更甚的是,由于一股脑的爱国冲动而采取非必要的暴力举措,实在不应该。
这件事与前几年的“误把汉服当和服”的事件相类似。
2010年,一位成都女孩身上的汉服被误认为是日本传统服饰和服,遭到周围一群大学生的围剿,最终在被逼将身上的汉服脱下得以脱身。
当时的有人事后评论便表示,“不识国体,不认汉服,实是让人在贻笑大方之余更添一份失望的悲凉。
”
怎能不悲凉?
当代不少成年人,甚至上述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一遍嘴里喊着“爱国爱国”,却连中国古代服饰与别国衣着都区分不出来,何其可悲!
而退一万步讲,即使当日女生真的身着和服,逼迫对方这一行径也充斥着种种自负、自欺、自乐……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指责对方所谓的“不爱国行为”,却不知自己廉价的爱国冲动,才是真正为国“打脸”,爱国有很多种方式,但没有一种可以叫做“打砸抢”。
历史不该被仇恨着,它更需要的是谨记和更新。
如果硬将“旭日旗T恤”当作政治仇恨的对象,最终只会显得不够坦荡。
5、中国食品企业发的毒誓越来越难信
“民以食为天”,而在众多民生生意中,唯食品企业与百姓的生活最为相关。
然而,随着各种低成本食品添加剂、原料的出现,个别商家为了攫取更多利润,宁愿选择制作更多价廉质劣的商品。
蒙牛、麦当劳、双汇……各类食品企业在此之前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食品信任“落马”的事故,然而其之前的统一口径,都曾坚称其旗下商品“纯天然”。
保障信誉本应是一种姿态,而如今看来,却成为了丑态。
“康师傅9月14日下午发布公告,确认该公司产品使用了馊水油作为原料的劣质猪油。
这不是康师傅第一次卷入食用油安全风波。
去年11月,中国台湾地区曝出橄榄油用铜叶绿素掺混造假的传闻,康师傅也深陷其中,魏家兄弟信誓旦旦表示,要用国际最高标准管控产品,魏家四兄弟之一的魏应充还主动向台湾食品GMP发展协会请辞理事长一职。
”(9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
昔日魏家兄弟的言之凿凿,如今看来更像是一句不负责任的玩笑话。
然而在其之前,类似康师傅企业这样向消费者郑重担保的并不仅此一家——被爆出“苏丹红”、“过期牛肉”等一系列信誉不良问题的肯德基,从原来担保的“肯德基的白羽鸡都是选自美国的优良品种”到如今的“肯德基的原料,精选来自像雀巢、中粮等值得信赖的供应商”。
每一次的保证都显得诚意十足。
但由于连续多次的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不少人纷纷表示,已经“不会再相信了”。
肯德基在一场信誉的角逐中成为最大的丑角,究其原因,是太过轻易以及不负责任地公开发布那些名不副实的保障。
随着民间各种“毒瓜子”、“注水肉”、“地沟油”在各类媒体被揭露和发现,一些民间食品商们将食客的健康安全让位于“利”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然而,越是在此时,部分作为品牌和拥有正面公众形象的食品企业更应严格把控食品安全环节,确保食品制作流程安全可控。
为中国的食品行业做好榜样,逐渐提升中国食品业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而如今,一些大型食品企业却屡次轻视食品安全,频频向食客许下不存在的安全承诺,最终竟沦落到一发表承诺就引来哄然大笑的境地,陷食品行业于更深的不义,岂不悲哀?
信誉本该是一个企业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拿公司的信誉做担保,本身就是一件等同于刀架脖子一般严肃的天大事,属于做过一次最好就永远别做第二次的行为。
但反之,倘若一味地挥霍宝贵的企业信誉,向消费者保证这个保证那个,而依旧不做好质量的把关,令残次商品流出。
最终只会落得个放羊孩子的下场,越来越难取信于民。
商业社会,利益为大。
只不过商业利益固然重要,却也不能失去作为商人的良心,在关心着百姓健康的食品行业中,这一点显得更为尤甚。
6、院士作报告台下学生睡,事情不能看绝对
随着物质社会的发展,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越来越低,无论好的烂的、从三流学校或著名一本毕业的学生,都统称为大学生。
如今的大学生,早已不是几十年前尊贵高尚、学识渊博的象征。
在一些类似“XX大学毕业生卖猪肉”、“女大学生涉淫”事件发生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当代大学生的群体性指责,有人称如今的大学生或脆弱而敏感,不懂得专心钻研学术;或轻浮浪荡,心智不成熟。
而放眼如今的大学,学生在课上低头或浏览手机、或蒙头大睡的场景比比皆是,这更教不少人觉得,当代大学生已走向落寞。
这样的话虽然显示着某些事实,但有时仍需辩证看待。
越是在舆论一边倒的时候,我们越是要看清事实,别轻易站队。
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2014年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上,92岁高龄的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主吴良镛院士用35分钟讲完了以《志存高远身体力行》为题的报告。
半个小时之多,他坚持站着做完了报告。
……但放眼台下,就在吴老做报告的过程中,大批后排的学生一片片“倒”下,趴在桌上睡去。
当天,台下坐着的是首都多所高校近6000名新入学的研究生。
(9月16日中青在线)
此事一出,首先从舆论中脱颖而出的指责便是对大学生现行教育的一番“无用功”断言,声称如今的大学生整日不学无术,这样的行为不仅不尊重老师,同时也是在浪费父母的血汗钱,大学生上大学根本是一场无用功——这样的论述结论未免太过武断。
一些人不断地用“可悲”、“教育的失败”来形容此事。
然而,在新闻发布后,在该条新闻的评论区中也出现了类似在场研究生的用户留言,他们表示,当时的报告通篇在讲一些空泛而不切实际的东西,“毫无吸引力”。
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面对有趣或新生喜爱的人时,人就会不自觉的与之亲近,甚至侃侃而谈。
而对着一个无趣的人时,我们的本能反应就是拒绝接受。
同理,在面对一场对年轻人而言毫无吸引力、不能与之相联系的报告时,我们的本能驱使我们感到疲倦而困乏。
更现实的说,哪怕是那些醒着的学生,究竟有几个是真正在听这场报告呢?
在这一场“九旬院士台上作报告,台下千名研究生睡倒”的闹剧中,看热闹的人不能轻易地因此就对大学生群体妄下断论,进而对大学生的素质作出猛烈的道德批判。
在我看来,学生没有错,老院士更加没有错。
倘若组织方可以更好的协调报告内容与学生内在需求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进行带有要求意味的安排,可能今后的报告,可以以完美的姿态收场。
7、“职业乞丐”谴责容易管制难
“白天装残疾扮可怜,晚上数钱数到手软,没事儿逛逛奢侈名店,这群人就是职业乞丐。
近日,央视揭秘职业乞丐的一天,让所有人大跌眼镜,月收入过万,家购两套房,怀揣港澳通行证,职业乞丐不惜出卖尊严为代价,蒙蔽公众双眼,挥霍着这个社会的善良与爱心。
”(9月17日中国青年网)
我们的身边总是有着形形色色的行乞之人,他们衣着污浊,皆是一副弱不禁风、浑身是病的样子,更有一些乞讨人士形状凄惨,令人不忍直视,教人不禁伸出援手。
过去的大多数人,都对乞丐有着或厌恶或同情的情感,但其对于乞丐的认定,皆是基于“在没有劳动能力或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唯有出此下策”的观念。
然而在近几年,随着各类媒体曝光各类乞丐群体后,人们对乞丐这一存在许久的群体产生了更复杂的看法。
在一片舆论对乞丐群体声讨的现在,爆出了类似“职业乞丐月收入高达两三万”的新闻事件,更有人提议,应对“职业乞丐”严加惩处。
从感性的角度说,这无可厚非。
利用路人的同情心,从而达到牟利的目的。
在不为社会做一丝一毫贡献的前提下,仅靠欺骗他人与出卖尊严就轻轻松松赚到钱,实在教许多人恼怒。
相比如今当真有相关部门针对此事而严厉打击职业行乞行为,定会获得一票人的支持。
但从理性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行为的可行性其实并不高。
首先,我国并没有正规的法律规定行乞行为的底线,也没有哪一条条文曾经表示,扮可怜博同情的行乞行为触犯了我国法律。
换句话说,“聚宝盆”就端在哪里,判断看个人。
即使职业乞丐们存在着扮演弱者的可能,但施赠金钱仍然是一种正当的给予行为。
而“职业乞讨”究竟是不是“职业行骗”,至今并没有权威的人物或机构给过我们真正的答案。
其次,我国的乞丐群体太过庞大。
在管制清理上,存在着很大的难度。
且不说是否能区分“真乞丐”和“假乞丐”,就算将两者分辨明白,开始清理所谓的“假乞丐”,但由于其存在时间过长,在全国内的活动范围太广,导致目前现有的警力和人力物力,在“清理职业乞丐”这一操作行为上,并不是一蹴而就。
然而,即使从表面上暂时除去所谓的“职业乞丐”,而这一表现也不会维持多久,因为瘀血难除,旧的一批被政府拔掉,很快将会有新的一批顶上,实乃“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因此,在面对着如何对待“职业乞丐”的问题上,我们唾骂他们、站在道德高点上对职业乞丐群体进行谴责实在太过容易。
然而,要如何令职业乞丐消失于人们的视线当中,并实现真正的肃清,其实际可行性并不如所想般乐观。
9、医患问题应寻找长久之计(在9月初,学习评论一开始写的一篇,如今补上)
【8月31日20日20分,新浪微博认证为新浪女性论坛休闲生活版版主的网友“赖清辉”发微博称:
“30日下午,沧州市人民医院神内七科突然涌入20多名社会闲杂人士蓄意滋事,囚禁医生、护士……”9月1日,澎湃新闻联系到涉事医院沧州市人民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护士向记者确认了此事。
(2014年9月2日新浪新闻)】
沧州市人民医院因探视时间未到而拒绝了病人家属的探视请求,随即家属便将医生护士囚禁了近两个小时。
事情发生后,沧州市公安局立刻表示案件正在进入侦查,“但具体情况不方便透露”;随后,河北省公安厅新闻中心主任贾永华回应称,当地派出所以及公安局已介入事件调查。
事已至此,像之前许许多多的医患纠纷一样,这一起病患家属囚禁医护人员事件也进入了后续模式化的处理之中。
医患问题就像是一锅时不时被人拿出来炒一炒的冷饭般,看热闹的人一去,病人家属照旧打,医护人员照就被打,然后进入一系列的调解中去。
事件淡去,再逐渐被人遗忘。
在温岭杀医、产妇手术台死亡等一凡事件发生之后,不少人早已对医患事件感到麻木。
但在淡忘之前,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疑问:
在医患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
医者救人是本分,是道德和职业操守。
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与任何病人之间有着某种“必须救活不然就XXX”的契约。
由于条件受限或个人水平的问题,即使真的出现意外,病患家属也不能将医者置诸死地拉去填命。
换句话说,倘若病人本身回天乏术,医生并无致命的过失。
而如今某些病者家属,动辄将医者视作自身利益以外的对立一方,甚至乎连拒绝探视这样的小事都可以大动肝火,在这样的氛围中连呼吸都将变得如履薄冰般凝重。
试问,以后谁敢再去行医?
21世纪,人际关系变得疏远,加上生活节奏加快,人与人之间的耐心变得越来越少。
在医患矛盾中,部分病者家属连解释都不愿意听,一有不爽直接“开战”。
打完了吵完了,民事调解完了,这事儿也基本结束了,而医生们也基本给打跑了。
医患问题不该有如被蚊子叮咬的包,时间一过,伤痕也就消失了。
它更应该是一道消不去伤疤,时刻提醒着每一对医患。
只有双方都冷静下来,不再在问题发生时剑拔弩张,医患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
12、学术不端行为应严惩以正本清源
在学术界,学术抄袭、学术造假等不端行为无疑是最为人所不齿。
早前日本女科学家小保方晴子承认学术造假行为之后,小保方的导师、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发育生物学中心副主任笹井芳树由于感到羞耻而自杀身亡。
可见学术不端行为一旦被揭露,将对当事人及其近身以多大的破坏力。
但即便如此,仍有部分研究人员铤而走险,做出一系列学术腐败的行为。
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来肃清早已乌烟瘴气的学术界。
“河北将对研究生教育实施改革,以往存在的研究生导师资格终身制将被打破,对导师的考核监督也将加强。
如果研究生发生学术不端行为,导师应承担相应责任。
”(9月20日新华网石家庄电)
河北省的“研究生导师资格终身制的打破”改革政策,表明着国家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打击又晋升到了另一个层面:
从过去的个别对待到如今制定普适的规定。
早在四年前发生的“西安交大六教授举报晚辈学术造假”事件中,国家科技部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正式撤销西安交通大学原教授李连生等2005年获得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后,学术造假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无论是过去的“旧账”,还是随后发生的“新帐”,都开始暴露在阳光之下:
2004年,北大英语系副教授黄宗英因学术剽窃行为而被院方解聘;2006年3月10日,清华大学教授刘辉被爆在网上公布的论文发表记录有水分,经查询后清华大学撤销其清华大学教授职务,解除与刘辉的聘任合同;2014年,北大历史系博士于艳茹刊发的一篇论文,有大量内容为抄袭;事情发生不久之后,又一所名校身陷囹圄——北京邮电大学硕士生刘海洋学位论文涉嫌抄袭。
种种事实不一一枚举,最主要的是,对于一向以“纯净、清明”自居的学术界来说,这些不端的行为无不是的巨大耻辱。
做学术的人,最重要品格之一就是“不做假”。
如果每一个研究的人都琢磨着如何去写一篇论文、研究一个项目才可以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如金钱、名誉等),那么整个学术圈只会出现一种现象——大量的抄袭与造假,产生大量无用的学术垃圾。
浏览之前的实例,无不是一些本该安心做研究的人在以权钱为中心的社会中迷失了方向,忽略了学术不端行为带来的巨大危害。
最终的结果,只可能是舞弊的人名声大噪,而真正的学者却默默无闻。
在这样的环境中,国家出台政策并严加实施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罚便显得尤为重要。
在对学术不端“零容忍”的前提下,建立完善的学术评价体系。
目前我国的学术评价体系,仍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走过场”的不足。
换句话说,现行的评价体系过于量化,将排名和作品发表数量与职称评定、科研资金申请挂钩。
只有软硬兼施,只有更加严厉的打击学术不端,高调对造假行为说“不”的同时,对科研人员循序诱导,才会对一些想要蒙混过关的研究者起震慑作用,达到净化学术界的目的。
14、“拼爹”时代过后,改“拼血”了?
“无偿献血”是一项常见的社会公益事业,代表着献血者崇高的社会品格;中考,是建立在义务教育基础之上的选拔性考试,是青少年进入高中的必修课。
两项原本毫不相干的事,近日却被连在了一起,以“献血就加中考分”的形式。
“浦江县于7月24日公布的《浦江县无偿献血优惠政策实施意见》中,钱江晚报记者看到以下规定:
荣获国家级无偿献血奉献金奖、银奖、铜奖的献血者(金、银、铜奖获奖者献血总量分别达到8000、6000、4000毫升),其直系子女参加中考的,分别给予3分(金奖者)、2分(银奖者)、1分(铜奖者)的加分。
”(9月24日《钱江晚报》)
浦江政府的初衷,本是鼓励更多的人去积极献血,但很明显这样做,并无实际成效:
消息一传开来,就惹来一片吐槽声,大呼这条政策不靠谱,更有甚者批评这项政策是“用鲜血来给孩子铺路”。
鼓励无偿献血本应是好事,但一旦与“中考加分”政策扯上关系,就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了。
让人不禁联想,浦江县是得有多么的缺血,才会出台这样的政策。
然而,如果我们冷静分析这项无偿献血的政策,会发现其实际操作起来并不会简单。
首先,献血不应该建立在功利性之上,即使这项政策实施后可能会出现一部分家长盲目献血的现象,也是出现在“帮孩子加分”的不情愿心理之上。
即便从功利的角度来看,用8000毫升的鲜血去换取三分(在一般的考卷中,三分大抵是一道选择填空题的分数),对于家长们无疑也是得不偿失的。
孩子们只要认真一点,少错一道选择填空,从理论上来讲就相当于少让父母丢8000毫升的献血。
其次,根据我国“献血法”规定,一次一人最多献血400毫升(最大献血量),两次采集间隔期不少于6个月。
也就是说,如果一位家长开始献血,要花大概十年的事件才可以拿到所谓的“国家级无偿献血奉献金奖”,即便父母双方都参与其中,也要花五年的时间,这个时候,孩子可能连高中、大学都上了。
提倡无偿献血本是好事,但不应该是利用这种手段。
浦江县开了“献血加分”的先河,不保全国会有别的地方进行模仿,提出“献血就XX”的更具诱惑力的条件。
也许,真的会有一部分地区通过这样的方法保障了献血人数的增加,但在精神上层面之上,始终为“献血”行为蒙上了有偿利益的阴影,对社会精神的发展绝无任何进步意义。
如今现在有言“做什么都得拼爹”,莫非以后要改为“做什么都得拼血”了?
15、先管好自己的手,再去谈别的
河南新乡举行科普展,在展后“放生蝴蝶”的环节中,数万只蝴蝶还未展翅飞向天空,早就被在场观众一抢而空。
由此看来,我们每天都在强调“讲文明、树新风”,但是有时候先把自己的手管好了,再去谈这些也不迟。
“2014年9月27日,河南新乡市在境内黄河湿地举行首届凤湖蝴蝶科普展,来自世界近百个品种的万只珍贵蝴蝶及标本展出,并在展后现场放飞万只蝴蝶。
然而,蝴蝶刚一放飞就遭到现场市民的哄抢抓捕,就连主办方在蝴蝶园里展示的蝴蝶也被抢。
现场有市民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声疾呼“蝴蝶也是有生命的,要保护动物。
”(9月27日中新网)
在生活中,有太多类似哄抢蝴蝶的例子在我们眼前发生:
公厕里的刚装上的卫生纸不到一天就用尽;在超市买东西时,总能看到多撕好几个塑料袋揣在兜里的人;公园里的盆装盆栽刚摆上去不久,就被市民们一扫而光……这一类的行为,大抵可以全部归纳为“哄抢”现象。
看到以上一幕幕不禁让人联想,这些人是真的缺了买那一卷纸、一只塑料袋亦或是一盆花的钱,要靠“薅社会主义的羊毛”过活才行?
其实不尽然,大多数当事者,仅仅是抱着“不要白不要”的心态,所以才造成了这样一拥而上,“大家一起抢”的尴尬局面。
地铁上、公交里,总有无数的公益广告或公益宣传画提醒我们不要吐痰、不要乱扔垃圾、不要扰乱公共秩序,却鲜有提示我们不要滥占公共财产、不要乱贪小便宜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很少有人意识到作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人,自己多拿一点公共的东西有什么不对的,事情这样一想,不免被贴上“中国式”的消极标签。
人拥有私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如何把握和控制自己泛滥的私欲,又是另外一回事。
“哄抢”现象的出现,只会导致这样一种结果的发生,那就是“所有人都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才能拿到最大份额的免费‘馅饼’”的社会怪象。
一只普通的蝴蝶,再名贵可以名贵到哪里去呢?
或者可以这样想,在场的市民真的都是所谓的爱惜蝴蝶之人吗,也不尽是。
之所以哄抢蝴蝶,只不过是上述贪小便宜的心理在作祟,认为“你抢了而我没抢,那岂不是很吃亏?
”殊不知这样的行为恰巧暴露了自己短小的气节和浅薄的自尊。
一个和谐社会的构建,靠的不仅是正义、信任和秩序这些口头上反复强调的定义,同时,每个人还应该长着一双管得住自己的手,一颗管得住自己的心。
(文/宋晓璐)
16、执法虽好,可不要贪多
作为我国的执法人员,地方公安有权利做到严格执法、合理执法。
倘若矫枉过正,对一些本没必要予以判刑的事件以重罚,未免会给人一种“报复性执法”的感觉。
此外,在执法行为中是否存在执行失当,造成伤害当事人经济利益的行为,以及造成这样的事件该如何追究,也应成为我们关注的一面。
“9月23日,四名河南新乡耍猴艺人因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于黑龙江遭刑拘。
日前,一位被拘者在接受采访时声称,当地公安存在暴力执法行为;此外,被拘者还表示,自己饲养的猕猴在被扣押期间死亡,但目前‘无人担责’”(9月30日澎湃新闻网报道)
近日,这则“猴戏艺人遭刑拘”的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
一方面,河南新乡猴戏拥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已被国务院正式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按理来说,理应对其保护和继承。
另一方面,拥有有驯养繁育证却没有野生动物运输证,几名耍猴艺人也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违法行为。
因此在这次的事件中,双方都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正方和反方。
猴戏艺人确实存在失误,稍加小惩则矣,然而黑龙江牡丹江市警方将四人判刑拘留,并在没收其赖以谋生的猕猴,甚至乎事后造成猕猴的意外死亡,这才是问题的严重所在。
牡丹江警方的行为,无疑可以被称为“小题大做”。
根据专业法律人士的分析指出,有驯养繁育证而无运输证,四人的行为充其量只构成行政违规,上升到刑罚,很不妥切。
既然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就应以正面支持的态度来对待。
按理来说,耍猴并没有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即使耍猴艺人们在某些流程方面存在不规范的举动,也不需大动警力,非闹到刑事层面不可。
而从另一角度来看,根据新野县猕猴艺术协会会长张俊然的表述,耍猴艺人们普遍流动性大,办证流程也甚是麻烦。
“办证需要当地林业厅向河南林业厅发函”,操作起来十分不方便,因此当地的耍猴艺人们并没有随时随地办理运输证的习惯。
因为“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而遭到刑罚,这还是第一次。
凡事讲求“量体裁衣”、“对症下药”,对新乡耍猴艺人未办运输证、公安的惩戒措施也是如此。
要不要从行政处罚的层面上升到刑事处罚,视乎公安方面对此是否存在有失偏颇的裁定标准。
以至于在之后还造成了当事者财产上的损失,警方没有任何表态或承诺赔偿的行为,也令人感到不平。
严格执法本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但过于严格,只会造成民众对其诟病。
(宋晓璐/文)
18、别让“突击敬老”变了重阳节的味儿
中国的“面子工程”向来体现在方方面面,为了保证完成一定额度的工作和任务,可以想出五花八门的招数。
不仅表现在部分政府的建设工程中。
也表现在一些社会团体为取得良好的报道效果而堆砌出来的“美好假象”。
这样来看,与其将面子工程当做一种“新奇”,不如更像生活常态。
但倘若诸如此类的面子工程与中国传统美德想联系在一起,却令人感到无比的尴尬和难堪。
“10月2日重阳节,近期记者观察,各地纷纷组织敬老活动,或聚餐,或文艺演出,或发放慰问品,或为老人理发洗脚,忙得不亦乐乎。
有些敬老院的老人,甚至一天有好几拨“接待任务”,一天要被洗好几次脚。
”(10月2日新华网报道)
重阳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之一,最早的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
古时,重阳这天所有亲朋好友都要一起登高“避灾”,这才有了诗人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名句: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989年,我国正式将每年夏历九月初九定为“重阳节”(即老人节),以旨在倡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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