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海音《城南旧事》中的女性形象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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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林海音《城南旧事》中的女性形象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论林海音《城南旧事》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城南旧事》通过儿童视角揭露了部分新旧女性的婚恋悲剧，真实地展现了女性的普遍生存状态，并通过描绘旁观女性英子的心态变化与成长，展现林海音对女性命运的深切思考。

论文以“娜拉”觉醒的不同程度阶段为标准，将女性形象分为三类：

未曾出走的“娜拉”、被迫出走的“娜拉”、主动出走的“娜拉”，并深入挖掘旁观女性英子的成长变化，结合林海音的生平经历，浅析女性婚恋悲剧的原因，启迪女性要争取独立的经济权利、树立鲜明的自我意识、构建平等的两性关系。

关键词《城南旧事》娜拉女性形象

TheimageofwomeninLinHaiyin'sMyMemoriesofOldBeijing

AbstractMyMemoriesofOldBeijingrevealstheloveandmarriagetragediesofseveralwomenfromoldandnewgenerationsfromtheperspectiveofchildren,whichtrulyshowsthegenerallivingstateofwomen,andshowsLinHaiyin'sdeepthinkingaboutthefateofwomenbydescribingthepsychologicalchangesandgrowthofthefemaleonlookerYingzi.Basedonthedifferentstagesoftheawakeningof"Nora",thispaperclassifiesthefemaleimagesintothreecategories:

the"Nora"whohasnotgoneaway,the"Nora"whohasbeenforcedtoleave,andthe"Nora"whohastakentheinitiativetoleave.ItalsodeeplyexploresthegrowthandchangesoftheonlookerYingziincombinationwithLinHaiyin'slifeexperiences,analyzesthecausesofthetragedyofwomen'smarriageandloveandinspireswomentostriveforindependenteconomicrights,establishaclearsenseofselfandtheequalrelationshipbetweenthetwosexes.

KeywordsMyMemoriesofOldBeijingNorafemaleimage

引言

五六十年代台湾女作家多受五四启蒙思想影响，并且出于性别原因，对妇女解放运动多为关注，一定程度上受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形象影响。

她们能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反思旧时代女性的悲惨命运，多以旧时代女性婚姻悲剧与新时代女性恋爱、婚姻问题为题材，抒写对女性经济独立、意识觉醒、地位平等的美好诉求。

林海音作为台湾女性文学的开山人，她自称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长大，曾说“我像一块海绵似的，吸取着时代的新和旧双面景象，饱满得我非要借写小说把它流露出来不可。

”[]其作品多体现对女性的命运与独立解放的思考。

娜拉的觉醒对林海音影响很大，她在《城南旧事》中就把《玩偶之家》作为兰姨娘思想觉醒的启蒙读物。

其实不仅是这一处，“娜拉”的形象还贯穿整本书，书中通过不同女性的命运演绎了“娜拉”命运的多种未知可能。

目前，对林海音《城南旧事》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从主旨意蕴角度，分析文中蕴含的乡愁与人性美；二是从抒写方式角度，分析儿童视角与女性视角的写作特点；三是从艺术特色与风格角度，分析作品语言及人物塑造手法；四是从女性命运角度，分析文中女性悲剧成因。

对《城南旧事》的相关研究虽多，但对其中女性形象的分类研究较少，对文本中女性形象挖掘不够深入。

论文以启蒙兰姨娘主体意识觉醒的读物《玩偶之家》为切入点，以新角度“娜拉”意识觉醒的不同程度与多种可能为界，将文中女性形象进行分类。

通过分析不同女性的命运，启迪女性争取独立的经济权利，树立鲜明的自我意识，构建平等的两性关系。

一、新旧交替时代的“娜拉”形象

（一）未曾出走的“娜拉”——英子的母亲

林海音在《城南旧事》中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

有的人物看似平凡无奇、未经雕琢，但正是这种在生活中很平常的人物，才更能体现当时社会女性普遍的生存状态。

女性地位不高等现象，皆在不经意间流露于纸上，秀贞被随意抛弃的悲惨命运、妞儿被苛待毒打的惨痛遭遇、宋妈不经意间回答的话语“反正是个姑娘不值钱。

要不是小栓子死了！

丫头子，我不要也罢”[]等等，都揭露了当时女性地位低下的现象。

其中最能细致展现当时普通家庭主妇们悲惨遭遇的，要数贯穿英子童年生活的母亲。

作为一名普通中层阶级的家庭主妇，她贤惠能干、忠于家庭、任劳任怨，但她同时也失去了自我。

她没有自我主体意识，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利，在思想上依赖家人，在经济上依靠丈夫，几乎成了生产工具，英子的母亲“黑丝花葛的裙子里，年年装着一个大肚子”[]。

她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如同玩偶一般，缺少了“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的意识。

她对英子的父亲无限地忍让，在日本时父亲吃花酒，她便独自守到天亮；父亲好面子，在外客面前故意挑刺母亲做的客家菜以彰显自己在家中的最高地位时，她默不作声；甚至当父亲有意纳了兰姨娘时，她也只是生气地攥紧布匹却又松开了手，同意父亲给兰姨娘买衣料，不敢反抗。

如果没有英子“从中作梗”的话，或许父亲就纳了兰姨娘了。

英子的母亲内心不愿让丈夫找别的女人，但在传统观念的压迫下，她不敢反抗，甚至连反抗的念头也没有，一味忍让，只是在丈夫想纳姨娘之事被破坏后偷偷地表露自己的喜悦，着实可怜。

英子的母亲可怜中又带点可悲，她不仅自己不敢反抗，还劝宋妈不要反抗，跟男人回去。

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不仅束缚着英子的母亲，更令其成为帮凶，不断去束缚更多的女性，使她们否定自己是与男性一样的平等个体，默认男性可以纳妾，不断退缩、逐渐懦弱并最终依附于男性。

这恐怕也是造成当时部分女性婚姻悲剧的原因之一吧。

大部分家庭主妇们没有独立自主、男女平等的观念，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利，在封建思想和旧社会现状的压迫下不敢反抗、逐渐懦弱、甘于顺从。

她们思想上没有反抗的念头，行动上从未出走，英子的母亲便是典型的未曾出走的“娜拉”。

（二）被迫出走的“娜拉”——宋妈、秀贞

在社会规则与传统观念的束缚下，嫁个好男人似乎成了女性的“唯一出路”，但在遇人不淑的情况下，不是默默承受、悲惨一生，就是另辟蹊径、开始反抗。

在婚姻的不幸和生活的压力下，出现了外出工作获得经济权的女性——宋妈。

宋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奶妈，她虽未读书，但口边常说着、唱着各类谚语、儿歌。

她爱孩子，为了英子的弟弟能在英子家多留几年，她把孩子们照顾得井井有条，家里的几个孩子都离不开她。

最终迫于无奈离开时也不忘叮嘱妈妈每一个孩子的照料事宜。

她是一个善良能干的农村妇女，丈夫的无能令她只能扛下养家的责任，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她将劳动所得都寄回家给孩子和丈夫。

她是一位勤劳贤惠的妇女，但她绝不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她并没有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平等的个体，外出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她将自己与家庭牢牢捆绑，以一己之力支撑家庭，虽然获得了独立的经济权利，但从未意识到自身的独立，“自觉地”将自己置于家庭底层，让自己成为家庭的养料，无私奉献。

一心想为儿女攒钱的她多年未曾归家，孩子的消息仅能从别人口中得知，若非侄子态度的可疑，恐怕她都难以发现自己早已儿女尽失。

哪怕在痛失儿女后，她产生过离开丈夫的想法，但这个想法也在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以及外界客观因素的干扰下化为泡沫。

虽然她获得了经济的独立，但是最后仍然回归了家庭，这正应了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言“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

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女性的独立不仅仅受经济权的影响，还受到思想观念、社会状况、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社会时代不改变，女性的地位问题也难以得到解决，最终只能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宋妈勇于外出工作，这在一定意义上对传统女性相夫教子意识有所突破，但是由于她文化水平较低，人生经历有限，在思想上存在较强的局限性。

男尊女卑的思想与阶级观念，对她有极大的影响。

女儿被送走，儿子溺死，固然悲惨，但她在不经意间说出女儿不值钱的话着实令人惊讶，同为女性却轻视女性，缺乏男女平等意识，这也正是她的悲哀之处。

她对自己的定位是极低的，不仅把女性置于男性之下，阶级观念也很强，常把不幸归结于阶级。

“乡下人有你这好命？

”“俺们乡下人命苦呀”[]诸如此类的话，她也常放在口边。

她虽然获得了独立的经济权利，但是思想观念封建，在社会的压力下，终究还是“回来”了。

宋妈随着丈夫回去后的生活状况，我们不得而知，但她若是不能改变思想观念，觉醒自我意识、争取平等地位，想来生活也不会有多好的变化。

新思想的流入，必定会与原有思想产生冲突，而处于新旧思想冲突下的人们，能否全面接受新思想也成了一个问题。

女性片面地选择自己容易接受的新思想，往往导致悲惨命运，成为新旧思潮抗争洪流中的牺牲品，成为女性独立解放征途中的垫脚石。

自由恋爱的观念不可谓不先进但绝不是可以独立存在的，虽然家长制包办婚姻造成了许多婚姻悲剧，自由恋爱看似能拯救女性，但是没有经济支撑、家人支持、社会包容的恋爱，在封建观念的无形重压下又能支撑多久，所谓的自由恋爱又造成了多少婚恋的悲剧？

如《惠安馆》中的秀贞，情窦初开的少女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与大学生思康相恋,最后却沦落到疯癫惨死的地步。

究其原因，有外界的干扰：

旧道德伦理、社会舆论的压迫；也有其内在原因：

盲目地选择自由恋爱的蜜糖罐却未能规避其中风险。

她与思康偷尝禁果，却又惨遭抛弃，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利和自我主体意识的秀贞没法去追寻思康，只能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思康未曾兑现的迎娶她的诺言之上。

终于，秀贞在传统思想的压迫之下、在思康没回来找她的悲痛之下、在亲生女儿被父母因难忍外界压力而遗弃之下，疯癫了，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美好幻想中无法自拔。

秀贞主动接受新观念固然很好，但应意识到新观念的生存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差距，仅仅接受自由恋爱的观念，却又不能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为爱做出反抗，那么终究是无路可走的。

虽然她在英子的帮助下寻回亲生女儿并与女儿一起去寻找思康，但最后的结局仍是悲惨的——母女一起被火车压死。

或许有人会想，如果没有发生意外，秀贞找到思康后事情会不会就有转机了。

先不论她能否找到思康，单看这整整六年时间，若是思康想回来或能回来找秀贞，势必早就回来了。

疯癫的秀贞带着女儿，即使找到思康，这么多年过去，思康想必也已结婚生子，又何必徒增秀贞与妞妞的悲痛呢？

母子一同死去仿佛是最好的结局了。

被迫出走的“娜拉”们，缺乏自我主体意识，对新思想亦没有深刻的认识，即使拥有了一定的经济权利，在那个新旧思想激烈冲突的时代，也终究是难以成功“出走”的。

（三）主动出走的“娜拉”——兰姨娘

面对压迫，有人逆来顺受；有人被迫反抗，却又终究难逃内心的禁锢与外界的干扰，功亏一篑；也有人勇于反抗，抓住机会，汲取新思想，为自己的新生活、时代的新变化而斗争。

《城南旧事》中的兰姨娘是个惨遭世俗陈规与旧道德伦理荼毒的女子。

因要给哥哥看病，她三岁时便被重男轻女的父母卖掉，十六岁沦为风尘女子，二十岁被一个六十三岁的老头纳了当姨太太，五年时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不得不说她是一个奇女子，尽管生活历经磨难，却没有磨灭掉她的乐观与骨气。

她温柔乐观、热爱生活、勇于反抗，先是敢于从家中逃出，而后敢和德先叔自由恋爱，毅然决然地参与革命，积极地调适自己的心态，并不因之前的遭遇自轻、自贱，而是将自己摆在与男子同等的地位，视自己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与德先叔并肩作战，投身到改革的阵营之中，为自己与祖国无数女性同胞而奋斗。

兰姨娘的觉醒并非偶然，首先，她是个善于交际、有主见而又乐观的女子，积极的心态与良好的适应能力令她能正视自己，敢于直面恶劣的环境并勇于做出反抗；其次，她在德先叔的引导以及《玩偶之家》中娜拉“出走”行为的启蒙之下，觉醒了鲜明的自我意识；再次，她正好生活在新旧思想激烈冲突对抗的时代；最后，她能意识到单凭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成功的，投身到革命的队伍中去，为自己能成为真正的“密斯黄”而奋斗。

兰姨娘逃出施家的行为与娜拉的出走可谓不谋而合，但她最终没有走上鲁迅先生所说的两条路，而是抓住机会、勇敢拼搏，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女性仅仅解放个人、追求个人自由是没有用的，必须要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与男性并肩作战，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而奋斗。

兰姨娘正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女性征求自由平等的地位做出贡献。

二、儿童视角下的潜在女性形象

（一）成长中的旁观女性——童年英子

《城南旧事》的一大写作特色是儿童视角。

儿童拥有一颗赤子之心，复杂的问题往往被其简单化，一语中的，更能发人深思。

旁观女性英子作为一个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共同成长的女性，饱览时代的新旧双面景象，成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及产生的疑惑皆对其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成年人皆以疯子来定义秀贞，人们对她的经历感到好奇，却没人真正愿意与她接触，反而以谈论她的私事为乐，成为逼疯秀贞的助推者。

只有单纯的英子不按照别人给秀贞贴的标签来看待她，以真心相待，感受到秀贞的思念、痛苦与绝望，更真切地看到了成人避而不见的悲剧。

正所谓童言无忌，儿童的话有时恰恰会给人直击灵魂的拷问。

宋妈的丈夫有着一张像驴一样的大长脸和一口黄板儿牙，英子看不起这个没出息又打宋妈的男人。

了解到宋妈痛失儿女的悲惨遭遇后，英子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愤慨:

“宋妈为什么嫁给黄板儿牙，这蠢驴！

”[]年少懵懂的英子无法理解善良能干的宋妈为何要嫁给没出息的“黄板儿牙”。

正是这孩童的疑惑，为我们揭开了成人世界复杂悲惨的一角，揭示了封建包办婚姻的悲剧性。

年少的英子还未遭到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和阶级观念荼毒，她敢于替母亲打抱不平，机灵的她通过撮合德先叔与兰姨娘来维持家庭的和睦。

成长中的英子对母亲的态度是不断变化的，由开始的不耐烦，到不懂，再到同情。

文中通过孩童视角展现的兰姨娘与父亲横躺在床上，枕着母亲绣的绣花枕调笑、抽大烟的场面，不禁令人觉得讽刺。

再与母亲挺着大肚子做饭，热得满身汗的场面对比，令英子更加心疼同情母亲，更加了解母亲的不易，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男女地位的不平等。

英子对兰姨娘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变化的，由一开始因她比母亲会打扮，性格开朗、亲切有趣而喜爱她；到又恨又怕，恨她是“刮男人的钱，毁男人的家的坏东西”[]，怕她破坏自己的家庭，父亲会抛弃母亲与自己；再到想笑，也想哭，笑的是终于破坏了父亲想纳兰姨娘之心，维持了家庭和睦，哭的是对兰姨娘的不舍和对父亲的愧疚与同情。

兰姨娘由一个身世悲惨的姨娘，变成自由先进的“密斯黄”，这对英子的成长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英子一系列的思想变化，体现着她对复杂悲惨的成人世界的认知与理解，思想的变化正体现着她的成长。

“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对妇女的影响要比对男子的影响深得多。

因为她紧紧底局限在自己的历史范围内。

她往往永远不可能摆脱早年生活给她留下的烙印。

”[]不管是秀贞盲目恋爱、疯癫惨死的悲剧，宋妈儿女皆失、无奈回归的结局，母亲毫无主见、懦弱顺从的后果，还是兰姨娘敢于反抗、投身革命的行为，这些童年时代的见闻皆对旁观女性英子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英子又不仅仅是在旁观身边婚恋悲剧中成长，更是在父亲严慈并济的教育下成长。

父亲焕文先生为人热心、乐于助人，他关照年轻学生，常常借多余的房间给他们住，义助学生解决困难或帮他们调解纷争。

他注重培养英子的独立性，教导英子迎难而上，勇闯难关，让英子独自去银行寄钱到日本；他还鼓励英子阅读书籍，给英子订阅喜欢的杂志与图书，培养她对文学的喜爱，父亲的教育对英子的成长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父亲去世后，英子便成了母亲商量家中事宜的对象，是家里有担当的大姐。

她勇敢独立又有主见，常常帮助母亲照顾弟弟妹妹，处理家中大小事宜。

她欣赏《小妇人》中的乔伊，那个与她一样率直勇敢、有理想、爱文艺的女孩。

英子热爱文学，常去书局看书并与店员谈论新出的文学作品，初三时曾被邀出演了戏剧《茶花女》，并发表了相关诗作《献给茶花女》，她追寻文学的脚步从未停止过。

虽然爸爸的花落了，英子提早结束了童年，但是好奇天真的英子从未离开过，七十六岁的林海音写道：

“英子的心，还是七十六年前的那颗心，把家人和朋友紧紧搂在心上，到老不变”[]。

正是她不老的童心，造就了一部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二）女性书写下的自我——中年海音

《城南旧事》虽是以儿童视角叙述，但作者写作时人已中年。

她从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曾担任《世界日报》负责妇女新闻方面的记者和编辑，后来和同事夏承楹自由恋爱，并于1939年结婚。

二人思想观念相合，成为人妻的林海音也未曾放弃她的事业，而是寻找到了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平衡，做到家庭与事业双丰收。

她热爱文学、关心女性，喜欢写女性婚恋故事，特别是在旧道德伦理重压下不断挣扎的新旧女性的婚恋故事。

她的创作贴近生活，令人感到舒服。

当被问及如何写作时，林海音曾说：

“我不知道它们的结构如何，因为那些人物的典型、故事的经过和给我的感触，是早就结结实实存在我脑子里很多年了”。

[]生活中的见闻是林海音创作中最宝贵的财富。

林海音善于观察，人到中年，写作时仍能还原孩子的童真童趣、抓住孩子的心理，正是因为她爱孩子、喜欢观察孩子的言行。

她的善于观察，在她童年时就有所体现，她能敏锐地发现父亲与兰姨娘之间的暧昧，发现妞儿与秀贞相似的梨涡并通过辨认胎记帮助二人相认。

童年旁观秀贞的悲剧、宋妈的挣扎、母亲的顺从与兰姨娘的反抗，这些都成了她成长中的重要教材，也成了她构思创作的素材。

她从儿童视角和旁观者的角度展现了女性在新旧更迭时代顺从、挣扎与反抗等不同的状态，提出对社会现状的质疑，她善于思考，能从日常生活的小事中发现问题并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那新旧拔河的时代，“新的虽然胜利了，旧的被拉过来了，但手上被绳子搓得出了血，斑渍可见。

”[]林海音对于女性争取独立平等地位过程中的牺牲从未忘记，她也很珍惜这通过大代价牺牲换来的自由与平等。

她用一支笔，创造了一个女性书写空间，为女性争取经济自主、人格独立、地位平等而不断奋斗。

三、新旧更迭时代女性形象的启迪

（一）独立的经济权利

旧道德伦理将“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等价值追求强加于女性身上，“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逐渐剥夺了女性独立的经济权利，使女子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剥夺其实现自身主体价值的权利。

经济上的弱势地位使没有职业的家庭主妇们逐渐沦为男权压迫下的玩偶。

经济上的独立与平等是实现人格平等的前提，女子若想摆脱男权压迫，挣脱玩偶的身份，经济独立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鲁迅先生一语道出女性获得独立的经济权利的重要性。

女性有权获取独立的经济权利，获得独立自由的职业，实现自身价值，而非仅仅将保姆、佣人、裁缝等非社会主要职业对女性开放。

独立的职业能提供女性基本的经济保障，提高她们的经济地位，进而提升她们其他方面的地位，一定程度上还能改变女性的心态与思想，给她们以底气，激发她们内心深处的反抗意识，促使她们重新获得自信与尊严，提高改变自身命运几率。

如果秀贞能拥有独立的经济权利，那么在经济的支撑下她将更有勇气去寻找思康，即使结果不能得到保证，但至少她能以清醒的面貌为自己的幸福做出努力，她的人生就有改变的几率。

如果英子的母亲能拥有独立的经济权利，那么她在丈夫想纳兰姨娘、给兰姨娘买衣料时，也能多一份底气来阻止丈夫的行为。

获得独立职业的女性能参与国家经济的建设，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的进步。

独立的经济权利能让女性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给她们以自信与尊严，使之能与男性并肩作战，参与国家民族的建设。

独立的经济权利是女性获得独立平等的一项条件，但也并非唯一。

宋妈虽然拥有了独立的经济权利，悲痛之下也曾想过不再回归，想过反抗，但在许多其他因素的干扰下仍选择了依附于丈夫。

独立的经济权利能给女性以力量，但这股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并真正实现从量到质的变化，还需要许多其他条件的支持与支撑。

（二）鲜明的自我意识

在旧道德规范横行的时代，女性是男权统治下的提线木偶，男人可以纳妾、可以随意抛弃女性，而对于女性则要求“夫为妻纲”“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女性对自己的定位也常常是某某的女儿、某某的妻子或某某的母亲，而非“我”。

大部分女性对男尊女卑观念持默认的态度，并形成了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势，认为女性地位的提高必须要通过依附、讨好男性来实现，这种所谓的地位的提升仍是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并不能使女性获得独立与平等。

女性要想真正提升自身的地位就要树立鲜明的自我意识，有“首先我是一个人”的意识，才能获得自由与独立，摆脱旧道德伦理的桎梏，争取平等的地位。

希望摆脱玩偶身份的娜拉，最终抛弃家庭，去追寻自我。

她虽觉醒了自我意识，但却有些矫枉过正。

女性要树立自己是与男性一样独立平等个体的自我意识，但是追寻自我价值与兼顾家庭之间并不矛盾。

树立鲜明的自我意识不是让女性完全脱离家庭，而是寻求家庭与实现自我主体价值之间的平衡。

郁风是这样评价林海音的：

“海音那握笔的手，除了提携文坛后进，还把照顾先生和拥抱孩子当做天然乐事”[]，他认为林海音赋予了“贤妻良母”这个词新的意义。

林海音所提倡的树立鲜明的自我意识不是让女性自私的仅以自我为中心，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是启发女性要善于从不同角度实现自身价值，不仅从事业中获得快乐，更是在照顾孩子与丈夫等更多事情中实现自身价值，获得更多的快乐。

林海音所提倡的女性独立，也并非完全脱离文化传统，而是将中西方优秀思想相融，“含英虽然新派，对大家庭的习俗却一点也不马虎，更不排斥，她乐意遵从那些老规矩，只要老规矩合情合理，让大家快乐，又有什么不好呢？

她保持着这些中国传统的礼俗，一直到老。

”[]林海音在接受新思想的同时，也在不断回望旧社会时的女性，并通过积极的思考与反思来促进自身的成长。

与那些过度觉醒或一直沉睡或半梦半醒的女性不同，她一直都“醒”着，她将东西方女性追求的价值取向相结合，树立了鲜明的自我意识，活出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自我。

（三）平等的两性关系

在封建伦理纲常重压下形成的病态两性关系中，女性往往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囿于一隅，没有正常的社交、没有平等的地位、没有发展的机会。

但社会的进步与历史的发展，仅仅依靠男性的力量来推动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在女性温柔之力与男性阳刚之力的相互辅助之下，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形成健康和谐的社会。

男女平等才是最舒适的两性关系，在英子的父亲与德先叔之间，兰姨娘选择了视她为独立平等个体的德先叔，而非仍想纳她当姨娘的英子的父亲。

跟随英子的父亲固然生活稳定，但她仍是男人的附属品，而跟随德先叔虽然生活奔波，但是能放下过去的不幸经历，成为被人尊重、平等相待的“密斯黄”。

在安稳的男性附属品与奔波的独立平等个体之间，兰姨娘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得到尊重的兰姨娘在德先叔的帮助下见识到了更广阔的的世界，而英子的母亲未能得到丈夫尊重与认可，变得越来越软弱。

互相尊重是构建平等的两性关系的重要条件。

平等的两性关系能更好地满足个人的发展，是调动女性巨大创造潜能的基础。

当女性成为与男性一样的平等个体，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时，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生命的特质，在更广阔的社会领域绽放光彩。

与丈夫志同道合的林海音，便在女性文学领域展现了其非凡造诣。

她用优秀的文学作品展现人文关怀与对女性的关注，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个人含有男女两性。

男性与女性结合,成为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