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只存在8年的大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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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只存在8年的大学

这所只存在8年的大学，何以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拾遗物语很多专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

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2016年，中国启动了大学“双一流”建设：

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双双进入世界前列。

实现“双一流”目标，很难，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

联大长征1937年8月28日，本是个平常日子，但因为一封公函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别日子。

这一天，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

公函要求：

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

一个多月前，“七七事变”爆发，硝烟弥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长沙临时大学旧址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

但课桌未稳，部分教授和学生还没到来，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

淞沪会战失败，上海沦陷，1937年12月，南京又陷落。

日军进逼武汉，长沙立成危卵。

“国家亡了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亡了。

”为了保住文化血脉，临时大学决定西迁。

“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

”其中一路，完全徒步，得翻山越岭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

“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长征”路上的西南联大师生清华泰斗陈寅恪的父亲，乃著名爱国诗人陈三立。

日军打进北平后，陈三立绝食而亡。

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丧事，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邀请陈寅恪到宪兵司令部做客。

陈寅恪知道，若拒绝去日伪大学任教，肯定会遭到日本宪兵的迫害。

于是，父亲丧事还没有办完，他就含着悲愤悄然离开了北平，汇集到“联大长征”的南迁队伍之中。

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学者闻一多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加入了长征。

当时，日本人公开承诺：

“留下来教学，照样保证丰厚年金。

”作为教授，像闻一多，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还可配两个文书，生活舒适又体面，但他一声“呸”就拂袖而去。

教授赵忠尧，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冒着杀头危险，化装成难民，“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

”把装镭的铅筒，贴身紧抱在怀里，坐火车时，数天数夜不敢合眼。

抵达昆明时，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但赵忠尧却为此雀跃不已，因为他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闻一多1937年，北平沦陷时，北大教授邓一哲的儿子邓稼先正读高三。

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会上，邓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国旗。

当晚，志成中学校长赶到邓一哲家，“开始追查了，赶快把孩子送走。

”临别之际，邓一哲对邓稼先说：

“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

”邓稼先逃出北平，辗转跋涉来到昆明。

“我随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后来，邓稼先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李政道几乎和邓稼先有着相同经历：

高中一毕业就遇上日军入侵，经历九死一生，才从沦陷区逃到云南，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吴大猷，195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8年2月，“联大长征”队伍抵达常德县。

1938年4月28日，经过数月跋涉，“联大长征”队伍终于抵达昆明。

这段艰苦卓绝的长途迁徙，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后人将其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

这一场旷世的文人长征，不仅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英血脉，更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壮丽探险”。

六天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西南联大”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刚毅坚卓到昆明后，西南联大没有校舍，主要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

为了恢复正常的教学功能，学校把大部分经费用来购买了图书和设备。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

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

但这个一流设计方案立马被否，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

此后两月，梁思成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

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

1938年，西南联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时，联大建设长黄钰生满脸无奈地说：

“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覆盖茅草，砖头木料再减一半，麻烦您再作一次调整。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校长办公室，把设计图狠狠砸在梅贻琦办公桌上。

“改！

改！

改！

你还要我怎么改？

茅草房？

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梅贻琦把图纸一张张收好，歉疚地说：

“思成，以你的大度，请再谅解我们一次。

”梁思成接过图纸，喉咙哽咽住了：

“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

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梅贻琦喉结上下滚动，声音颤抖：

“思成，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

”半年后，一幢幢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校园。

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梅贻琦职位在政府可与总理平级，但他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司机，为了组建承揽工程与项目的学生服务社，以赚取外快贴补教师们的困苦生活，他几乎卖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

1940年后，梅家常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偶尔吃一顿菠菜豆腐汤就是过节。

为了回请云南省主席夫人，梅夫人韩咏华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

为维持一家生计，她只好上街摆摊卖米糕。

有次大雨，卖糕的梅太太被淋成了落汤鸡。

梅贻琦接过篮子，把泡烂了的糕舀到碗里，一边吃，一边抹泪：

“咏华，我对不起你。

”

梅贻琦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装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

后来，夫妇俩小茅屋遭日机轰炸，瓦缸里的面粉掺满了碎瓦片和泥沙，吴大猷只好把碎缸里的面粉捧起来，用洗面筋的方法把泥沙与淀粉洗掉，把仅剩的面筋留下来作为半月口粮。

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出生的，那一夜，日寇飞机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

身无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装裹着孩子，从农民家里乞来了一件件小破衣褂。

“孩子是穿百家衣长大的。

”后来，费孝通女儿读大学时选择了农业，费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西南联大遭日机轰炸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把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租下来。

牛住下头，华罗庚一家住上头。

每天很早，华罗庚就拖着瘸腿，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

晚上，又伏案于牛棚潜心研究学术。

老牛常借柱子擦痒，搞得楼棚地动山摇，人坐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

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华罗庚充饥。

但就是在这样的牛棚里，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

华罗庚一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清高，以谈钱财为耻。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为维持一家生计，闻一多不得不挂牌治印，其内心之纠结和痛苦，可想而知。

有一次，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

“这是不是发国难财？

”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好半晌，末了说了一句：

“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淡淡一句话里，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闻一多治印不少学生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昆明，失去了家庭支持，几乎一贫如洗，只靠学校发放的一二十元补助金维生。

学生潘琰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因为可用饭费一半价格买到锅巴，那锅巴一半以上是砂子、老鼠屎，连倒泔水的农民都不要，猪都害怕。

潘琰把锅巴买回去，用开水淘一遍，然后再用盐巴水泡着吃。

那时候，联大师生就是这样清苦。

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说了一句：

“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

”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

连乞丐都知道：

“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

西南联大校训：

刚毅坚卓虽然清苦，但师生们一片刚毅坚卓。

为躲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

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

刘文典说：

“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但联大师生全体投票，一致同意：

“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

”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但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

“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这就是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

学生宿舍精诚合作战乱年代，执掌一所大学，都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痛的事。

要执掌三所名校组成的联合大学，更是难上加难。

联合大学，究竟该怎么管？

一开始，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人轮任主席。

但三个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个和尚。

联大成立后，一系列矛盾开始显现。

从左至右：

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最大的矛盾，就是职位配置。

各校教授为此争得面红耳赤。

情况严重时，甚至“群议分校，争主独立”。

这时，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站出来，说了一句：

“此乃何时？

”一听这话，教授们立即安静下来。

北大校长蒋梦麟接着站起来说：

“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

”从此，再没有教授出来争抢职位。

西南联大校徽不久，南开校长张伯苓对蒋梦麟说：

“我的表，你带（戴）着。

”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

然后，他去重庆开办了南开中学。

不久，蒋梦麟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

“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

”然后，他也去重庆另兼他职。

就这样，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张蒋两人把权力“让”给了梅贻琦。

后来，傅斯年责怪蒋梦麟不管联大事。

蒋梦麟说：

“不管者所以管也。

一校三校长，好比一条裤子三人穿，如果三个人都去抢这条裤子，来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

”

二排左起：

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蒋梦麟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

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想组建东南、西北、西南三所联合大学，但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只有西南联大成功坚持了下来，这既得益于蒋梦麟、张伯苓的让，也得益于梅贻琦的“公”。

“自从联大成立，梅公心中就只有联大，没有清华。

”清华有庚子赔款作后盾，设备经费远胜其它两校，但三校共用之。

清华工学院建立了学生服务社，对外承包工程、建设房屋、开办工厂。

当时三校在财务上各有各的“房头”，这笔钱本算是清华的“私房”收入，但梅贻琦却拿出来补贴其他两校。

左起：

朱自清、罗镛、罗常培、闻一多、王力在课程设计上，为了公平，联大开放性地放宽了口径，同一门课程，大家可以同时讲授，清华闻一多和北大罗庸都研究《楚辞》，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都可讲《楚辞》。

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开讲《楚辞》，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去听。

这样的安排，不但体现了公平，而且促进了良性竞争，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

不仅是课程设计开放，思想把关也开放，“校方从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

”不管是进步的、保守的，还是中间的，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虽各有所执，但都能以大局为重，互相包容。

孔子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联大师生间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正因为“兼容”，各方大师才纷纷投奔联大。

因为她“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西南联大的教授夫人们教授治校1946年1月29日，文学院教授闻一多，为研究生王瑶毕业事宜致函梅贻琦（字月涵）——“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

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

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

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

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

至纫公谊，敬颂，道安。

”

这封短笺，让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如今感慨万端：

“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

”

梅贻琦接到公函，批示：

照办，琦。

“照办两字，可见教授地位之高。

”谢泳说。

这地位，就是联大倡导的“教授治校”。

西南联大部分教授1952年，艾森豪威尔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他在致词中称教授们为“雇员”，后来的诺奖得主物理学教授拉比说了一句名言：

“教授不是哥伦比亚的雇员，教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但梅贻琦有句名言，比拉比说得更经典：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梅贻琦说。

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有才有实力，不必害怕校长，觉得这所学校不爽，换一所同样教。

梅贻琦很清楚：

“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

”所以，他极其推崇教授治校。

张狂不羁的刘文典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

所以西南联大成立了教授会。

教授会是联大最高学术机构，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处理学术事务。

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

校务委员会还包括校长、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大家一起商讨学校大事，制定各项规章。

校委会秘书长是中国文学教授杨振声，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

“校务委员会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

当年联大每决定大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

”谢泳说。

教授治校，不仅体现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尊重，也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他们对教育事业的参与。

吴宓联大学校里流传着一首诗：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这首诗说的就是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在种种事情上从不断然决定，而喜欢用这些词语来谨慎表达意见。

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策略，梅贻琦发表意见通常只说三个字：

“吾从众。

”但每一个“吾从众”后，处事却极其坚定。

所以梅贻琦便有了“寡言君子”的雅号。

正因为梅贻琦的无为而治，教授治校才得以成为西南联大的标志。

陈寅恪说：

“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

沈从文1938年11月，西南联大作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决定：

聘请“乡下人”沈从文为教授。

当时，西南联大的教员，

大多都是留学欧美名校归来的名师，

再差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已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

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他是作家，没任何学术著作。

但梅贻琦根本不看重这些，“我看的是才华”。

唯才是举——这就是西南联大的用人标准。

“1939年，我在西南联大入学那年，学校又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聘请钱锺书、华罗庚、许宝騄当了正教授。

那一年，这三位先生都只有28岁。

”“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何兆武说。

年轻教授里的“人之龙”钱钟书就因为唯才是举和尊重教授，西南联大才成为大师们的“向往之所”。

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曾撰文回忆他在联大读书期间的课表，“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

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

”这阵容，简直太豪华太奢侈了。

西南联大大师云集，从文学院教师名单便可窥斑见豹“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能用13种文字阅读，学问之博大精深，被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

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的课，旁征博引，指点中西，内容涉及历史、宗教、语言等多方面，能完全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但却吸引了冯友兰、吴宓等教授去旁听。

著名学者许渊冲说：

“哈佛大学也找不到陈寅恪这样的‘四不讲’教授。

”大师们极重创新，素以照本宣科为耻。

正因如此，才创建了一系列奠基性著作。

陈寅恪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汤用彤写下《中国佛教史》钱穆写下《国史大纲》冯友兰写下《贞元六书》金岳霖写下《知识论》《论道》陈序经写下《文化学系统》潘光旦写下《优生原理》《性心理学》王力写下《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华罗庚写下《堆垒素数论》吴大猷写下《多原子分子的机构及其振动光谱》周培源写下《湍流理论》赵九章写下《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写下《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这些论著，后都成为各学科的奠基之作。

大师们完成了一大批奠基性论著唱京戏，“王帽”不是主角，大学，亦同此理，校长不是主角，主角是教师。

“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

”这是梅贻琦说的另一句名言。

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正因如此，这所很穷很破的大学，汇聚了300多位中国最负盛名的老师。

学生们正在上课思想独立1939年，陈立夫做教育部长后，以战争为由，要管制西南联大，“做院长的人，一定要加入国民党。

”对此，西南联大不以为然。

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公然抵制：

“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

”教育部对梅贻琦一再示意，“要开除闻一多等进步教授。

”但是梅校长一直拖延不理。

联大教授会因此撰文说：

“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要予他们研究的自由、选择人才的自由。

”

下课了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当年在联大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

“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

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

”针对当时把宣传灌输与教育混为一谈的情况，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批评说：

“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没有拒绝与权势苟合的信念，就没有学术与思想的独立与进步。

所以西南联大始终坚守“思想之独立”。

西南联大图书馆1941年，教育部强制要求：

“西南联大必须开设三民主义课。

”此举遭到联大师生的强烈抵制。

学生马灿华撰文说：

“即便三民主义是正确无误的思想，它也得在思想的市场上自我证明。

”1942年，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要求联大务必遵守其核定的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

联大教授会对其规定逐条予以批驳：

“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从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尚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最终，联大没有采用统一教材，保住了教育的独立、自主与尊严。

化学系在做实验蒋介石想拉拢傅斯年做国府委员，但被傅斯年断然拒绝。

于是，蒋介石转而想拉胡适。

傅斯年便写信给胡适，劝其保持名节：

“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

西南联大教员不做官，但不表示不议政。

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有4位：

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钱端升。

而这四位，都是西南联大的教员。

张奚若常常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一次，蒋坐不住了，插了一句：

“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

”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第二年，当局寄来路费，邀他再去重庆，他当即回电一封：

“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

西南联大常委会会议记录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有一个著名主张：

“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这个主张在西南联大得到很好继承。

后来，不少专家这样总结：

“西南联大学术之所以能彪炳史册，就在于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外界的干预和控制，保证了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西南联大研究者杨立德，写过一本《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

他在解谜时这样说：

“联大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点是她就是大学本来的样子，而不是衙门。

”

西南联大地质系学生在考察中学术自由1980年代，沈从文出国访问，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

“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

”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

自由。

1940年就读联大的学生心田这样说：

“你想知道什么是联大吗？

这里没有升旗早操，更没有纪念周训话，也不像别的大学，进去有一个月新生训练，灌输你什么校史和总裁言论。

”

西南联大学生，著名诗人穆旦西南联大做学术有多自由？

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和决定权。

联大学生、小说家汪曾祺回忆说：

“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

”正因自由，教授们极重创新，“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

”教授之间，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

如贺麟欣赏王阳明“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

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很受学生尊重。

旁听，更是在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可随意旁听老师的课，老师之间也互相旁听。

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

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部分教师及家属联大学生、诗人郑敏后来回忆说：

“我觉得西南联大教育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教授所教的东西跟他所学的东西是融为一体的。

所有教授跟自己思考的问题合成一身，好像他的生命就是这个问题的化身，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思考，这对我熏陶极深，这种无形的感染比具体知识的传授要大得多，像是注入了一种什么东西到我的心灵里面，以后我对艺术的尊敬、对思考的坚持，都是从这里来的。

”

吴晗在学校演讲联大学生、后成为清华教授的何兆武，这样评说联大“学术自由”对他的影响，“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就行了。

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

比如学习历史，孔子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

老师的作用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

联大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比死盯一个角度好得多。

我的思路因此而开阔，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

”

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也很自由。

在联大，学生转系相当容易，“我从外语系转到哲学系就填了一张表格，其他什么要求都没有。

好多人入学后发现不喜欢原来所报考的专业，于是纷纷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

”诗人郑敏说。

在课程设计上，联大也放得很宽，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

“但学校也有一项硬性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

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

”郑敏说。

为何强调自由选择又作出硬性规定？

因为西南联大提倡“通才教育”。

梅贻琦说：

“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

著名翻译家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的一天，我在教室静静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嚷着推门进来，一看，竟是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学生。

他们在黑板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

“你们看，是不是这样？

……”又一个人站起来大叫：

“你错了，看我的！

”他走上前去，在黑板上飞快书写。

跟着，华先生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

“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几个人越争越烈、越吵越有劲，大约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

“十二点了，先去吃点东西，我请客！

”这样的“师生争论与打擂”在联大随处可见。

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回忆当年读书时说：

“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

课堂上，学生可以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不会生气，反而对学生更加欣赏。

那时，做学问的风气就是这般纯良。

”

西南联大操场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就是师生之间，存在一种平等诚挚的教学相长的风气。

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教师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也可拿高分。

曾经有个同学不同意讲课教授的观点，宁可放弃学分，也不再听这位教授的课。

但教授很大度，同意该生不听课，“学期结束时交一份合格的课程论文就行。

”后来，这位同学交了篇反对老师观点的论文，因质量较好，竟得到教授高分。

“现在大学有标准教科书，考试还必须弄个标准答案，我不认为学问需要一个标准，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去想，科学怎么进步？

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否则永不可能超越，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

”邹承鲁院士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非常喜欢联大的学术自由氛围，60年代，他搞出了轰动全球的胰岛素。

杨振宁当年准考证1943年，课堂休息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

一个年轻人问另外一个：

“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文章，看了没有？

”对面答道：

“看了，你觉得怎么样？

”问者很不屑地摇摇头：

“毫无创新。

”这样的对话，无疑是狂妄而自负的，但当时周围的学生听了，毫不觉得刺耳。

这两位年轻人，后来一个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另一个成为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拓者。

他们就是杨振宁和黄昆。

“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

”联大学生就这般养成了“自由”的习惯，独立思考在学校蔚然成风，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