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建设曾国藩超级精英团队的社会来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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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建设曾国藩超级精英团队的社会来历
(团队建设)曾国藩超级精英团队的社会来历
曾国藩“超级精英团队”社会来历分析
曾国藩集团的成员,大致可分为三部分:
首脑人物、骨干分子、壹般成员。
首脑人物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李鸿章五人[1]。
他们密切配合而又各自独立,思想、政治上壹致而又于组织上自成体系。
尤其曾、左、李三人,他们虽最初目标壹致,结为壹体,而后却各自独立,成鼎足之势,不仅谈不上统属关系,如曾、左之间,甚至不通书问。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起初的原因,大约可追溯至该集团形成之始。
也就是说,他们是个联合体,既可为成事而合,亦可为事成而散。
出于种种原因,同治三年后该集团虽未解体,但同当初相比,关系是大大的松散了。
所以,这五人地位、作用虽有不同,但各有各的系统,相互不能取代。
曾国藩像
然而,他们亦且
非没有差异。
于此五人中,曾、左、李较为重要,而其中又以曾国藩最为突出。
这不仅因其为官最早、地位最高,能将他们集结成团、联为壹体,仍因他于壹些重大问题上能够提纲携领、先走壹步,如改革军制、首创湘军、首倡洋务运动等,故而成为这个集团的领袖。
他的思想政治路线,也成为这个集团的灵魂。
因而,这个集团应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之为曾国藩集团,或曾国藩军政集团。
以往,人们往往把它称之为湘淮军集团,有似意于突出军事,强调战争。
而我的研究侧重于政治方面,意于从思想和政治上探讨这个集团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所以,不再采取过去的称呼。
左宗棠像
所谓骨干分子,主要指重要幕僚和军官。
重要幕僚指所任职事重要或同幕主关系密切者,如主办粮台、厘金局、盐务局、编书局、营务处等,可谓职任重要,而于幕主身边办理咨文、奏折、信函、批札之人,则属二者兼而有之。
重要军官指前期的统领、主要营官和中、后期的统领、分统(又称小统领)。
有的兼有双重身份,既为幕僚又曾领兵,更无疑是骨干分子了。
有的人物,主要是后期壹些人,文职位至实缺盐运使之上、武职位至实缺总兵之上者,亦足以说明其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故将之归入骨干分子之列。
根据这几条原则,经粗略统计,该集团首脑和骨干分子共有475人,经查证核实,其中文职实缺按察使之上125人,武职实缺提督之上58人,位至督抚、堂官之上者67人。
这个统计虽难称精确,但亦可大致反映出这个集团于清朝统治阶级中的实力地位。
至于壹般成员,则主要指壹般幕僚和壹般官兵,如前期次要营官及哨官以下、中后期营官以下弁兵。
壹般幕僚即地位较低、作用不大,入幕前没啥名气、出幕后未太发迹者。
也就是那些虽入名幕,但做官未至三品、为学亦没有成名成家的人。
曾、胡、左、李等人虽奏保人员甚众,但壹般均是候补、候选、即用、记名之类,得任实缺者所占比重不大。
尤其那些高级职位的实缺,只有那些重要幕僚和分统之上军官才有可能得到。
战争结束时,湘淮军保至记名提、镇大员者成千上万,欲补壹个实缺千总、把总亦不可得,甚至壹副红顶子只能换得壹醉。
因而,壹般幕僚和军官虽为这个集团出力卖命,但不过为了挣口饭吃,且
没有获得太大的利益。
况且,他们于政治和思想所能产生的影响有限,也不能决定这个集团的性质、方向和根本成败。
再者,他们人数众多,资料阙如,也无从加以统计。
所以,本书对之基本采取略而不计的办法,只从总体上概述,不作具体分析。
这个集团的成员,就家庭出身而言,曾国藩集团的首脑人物和骨干分子多为中小地主出身,而士兵和下级军官则多为农民出身,其中很大壹部分属贫苦农民。
就骨干分子而言,其职务(包括候补、候选等)的升迁则分为文武俩途。
就任文职的官员,除由武职转为文职的杨载福、刘铭传、田兴恕三人外,均具有文童之上学历,其家境壹般不错,多为中小地主或富裕农民。
而就任武职者则情况有所不同,多数人家境较为富裕,有的人仍具有武生、武举、武进士之类的功名,但少数由士卒升迁而来的将领,家境却相当贫苦。
其充任幕僚者无论地位、作用如何,文化程度均比较高,家庭也较富裕,多为中小地主,尚未发现家境贫苦者。
当时虽有不少因衣食困难、居无定所而投入幕府以求生存者,但且
非由于家境原本困难,而是由于家乡被太平军占领,急急逃出避难,沦为丧家之犬的缘故。
不过,从总体上见,这个集团主要成员的家庭出身虽然贵贱不同、贫富不壹,但无论军官仍是幕僚,家境贫苦者人数不多,出身豪门贵族者更是极少数。
于首脑人物中,除左宗棠之外,曾、胡、江、李均出身地主,有的仍是中、小官僚,甚至攀上高亲。
曾国藩自称“家世寒素”,“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2],亦只能说明他家尚不是贵族和豪富,且
非真的贫困。
他曾对其心腹幕僚赵烈文说家“有薄田顷余”[3],雇有长工,当是个中小地主,最低是个富农,且正处于上升之中。
据曾国藩自己讲,他和曾国荃小时候均曾参加过劳动,他曾到十余里外的蒋街提篮卖菜,曾国荃推过小车,而很少读书的曾国潢仍曾从事过推车运石之类的繁重劳动。
而他的祖父曾玉屏和曾祖父曾儒胜,“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4],及至他的小弟曾国葆和子侄壹辈,就没有听说过参加劳动的事。
只是他壹生勤俭,生怕子女懒惰败家,壹定要他的儿媳和成年未嫁之女学做针线,且
年年寄送鞋袜,以考评她们的女工。
曾国藩仍把他们家发家致富的经验总结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5]八字诀,作为治家的信条,用以教育其诸弟子侄。
据他的解释,“书、蔬、鱼、猪”就是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早”即早起、“扫”即打扫庭院,“考”即祭祀祖先,“宝”即周济亲友、乡邻。
这些情况,均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曾家的经济地位和发展经历。
此外,曾国藩家仍干过有似高利贷之类的活动。
有壹户名叫王大诚的农民,于道光初年向他家借过“百千”大钱(大约相当于白银百俩)的债,以自己家的土地作抵押,从此沦为曾家的佃户。
曾家每年向王家“收租十石者十余年,收租六石九斗者又二十余年,实属子大于母”,利息已超过本金壹倍之上,直到咸丰七年十二月他于家丁忧期间才“检券发仍”[6],蠲免了王家父子的这笔债务。
不过,于他之前,家中无人做过官;于他父亲考中秀才之前,家中也无人考取过功名。
其经济收入亦不甚丰厚,有时仍“不足于用”[7]。
道光十六年曾国藩会试落第南归,仍曾因买书而发生过借贷之事。
若同官员、富商相比,确实不太富裕,所以,曾国藩富贵之后,和人谈起自己的家庭出身,总是满口“素贫”、“寒微”、“贫窶”、“贫贱“等等。
但若同周围的农民比较起来,则不仅是曾氏家族中的首富,而且是称霸壹方的小豪绅了。
亦正因如此,他的祖父曾玉屏才能够遇事强梁,经常出头解决乡邻间的纠纷。
胡林翼的家境比曾国藩好得多,少年时代也比曾国藩活得潇洒,能够说基本上属于纨绔子弟。
郭嵩焘称:
胡林翼“家故有田数百亩”[8]。
曾国藩亦说:
“润帅本有恒产,私用当不至空乏。
”[9]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为嘉庆二十四年壹甲三名进士,曾任詹事府少詹事,官至正四品。
他的岳父陶澍曾任俩江总督近十年,是清朝的壹代名臣。
据此可知,胡林翼家应是个地主官僚家庭,而且是个相当大的地主。
而若论其家庭出身,则应算作大官僚、大地主家庭。
因为他曾长期于岳父家生活,年十九岁即入赘陶家,于陶家生活了六七年,直到中进士、点翰林,为官京师。
故其生活环境相当优越,为曾国藩、左宗棠所远远不及。
也正因为这壹点,胡林翼自幼养成负才不羁、挥金如土的习性,“于江南幕中,常恣意声妓”[10],入仕之后仍间为狭斜游。
徐宗亮亦称:
“文忠公少年,有公子才子之目,颇豪宕不羁。
”[11]
左宗棠出生于壹个知识分子家庭,“积代寒素”[12],家境不如曾、胡,其经济地位大约相当于富农或富裕中农。
左宗棠的父、祖俩代均是县学生员(即通常所说的秀才),以教书为生,靠学生交纳的“束修”度日,仅能维持壹般生活。
遇有荒年,例如嘉庆十二年湘阴大旱,家中乏粮,不得不靠糠饼活命。
左宗棠出生(嘉庆十七年)不久,母亲缺奶,又无钱雇乳母,只好以米汁喂养。
后来他回忆起这段家史,仍不免潸然泪下。
他于壹篇序文中说:
“先世耕读为业,以弟子员附郡县学籍者凡七辈。
”又于给长子孝威的家书中称:
“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
尔母归我时,我已举于乡,境域较前稍异。
然吾和尔母言及先世艰窘之状,未尝不泣下沾襟也。
吾二十九初度时,于小淹馆中曾作诗八首,中壹首述及吾父母贫苦之状,有四句云:
‘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飧,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
’”仍于“研田”和“糠屑”句下自注道:
“父授徒长沙先后廿余年,非修脯无从得食。
”“嘉庆十二年吾乡大旱,母屑糠为饼,食之仅乃得活。
后长姊为余言也。
伤哉。
”[13]左宗棠成年后,家境略有好转,但仍不富裕,和周氏夫人成婚后,入赘于湘潭岳丈家。
其父去世时家中有田“数十亩,岁收租谷只四十八石”,不足家用。
故于兄弟析产时,他和“终岁旅食”的次兄左宗植均没有分取,全部家产均给了长兄(左宗棫,二十五岁时去世)的儿子左世延[14]。
直到十年之后,左宗棠才靠历年课徒授馆的余资,于湘阴柳庄购田七十亩[15],营造出自己的小巢,结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虎将江忠源像
江忠源道光十七年举于乡,是新宁县第壹个举人。
咸丰二年曾“出私财增募千人”[16],带赴广西攻打太平军。
募勇千人月饷、途费需银当于六千俩左右,壹下子出得起如此壹大笔款子,家产当为不薄,可能是个不小的地主,家境当优于曾国藩,而和胡林翼相埒。
李鸿章像
李鸿章的家庭情况,和胡林翼颇为相近,均属于官僚地主家庭。
于其祖父李殿华壹代,李家号称“耕读之家”,家有佃户、雇工,四个儿子皆入学读书,大约是个小地主。
及至其父李文安由科甲入仕,官至刑部督捕司郎中,李家就成了“庐郡望族”[17]。
此外,主要成员中也有类似情形。
如刘蓉的女儿嫁到曾国藩家,居安庆督署仍和婆婆夜夜纺线,其家境大约和曾家差不多。
吴坤修咸丰六年因“江西饷绌”,“倾家资且
劝族里富人出银米饷军,又筹银四万俩解省垣,收集平江溃勇。
”[19]其家境似和江、胡相近。
郭嵩焘则自称:
“自曾祖父母以来本为巨富,吾父和伯母分析时已日趋虚乏,各得岁租数百石,每岁衣食足资取给。
道光辛卯以后连年大潦,所受皆围业也,坐是益困于水。
吾年十八入邑庠,则已岁为奔走衣食之计,总是十余年以馆为生。
”[20]虽家道中落,其经济地位似仍不于曾家之下。
胡大任于原籍湖北筹饷期间,曾有“毁家纾难”[21]之举,家境亦当于中资之上。
骨干成员中家境贫寒者是壹部分由士兵升为分统、统领或保至实缺提镇大员者,主要有李成谋、黄翼升、宋国永、威应洪、田兴恕、鲍超等人。
据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载,李成谋“家贫,以补釜为业。
父死不能葬,舅氏赙之”。
而“兄弟三人皆嗜博饮,私相谓曰:
‘今借舅氏力,仅可举丧事,无以治酒食待乡里吊客,孰若携资入博局,以冀壹得,足自豪。
负则吾三人舁父而葬,何如?
’皆曰:
‘然’。
壹夜竟罄其资,遂用苇棺葬父于黄牛墩。
”[22]家中壹贫如洗,而又嗜赌如命,应该算作流氓无产者。
已知湘军将领中,似无比李成谋更贫困者。
其余如宋国永“贫时刺船自给”,威应洪“初家贫甚,为人佣”,黄翼升“少业铁工,又设肆鬻炮竹,岁荒不能自给”[23],大概均属于农村无产者、半无产者。
仍有壹些营兵出身的将领,如田兴恕、鲍超等人,家境也不富裕,吃粮当兵,壹般均是为了谋取最低生活保障。
据传,田兴恕少年家贫,“刈草为业”,卖和邻家“官均司者”以谋生。
“壹日往后,均司家已买草,兴恕沮懊,依门嗟叹。
均司女闻之,谓其父曰:
‘贫儿待此以餐,盍留之备来日用?
’父从其言,兴恕大喜。
归途自誓曰:
‘妮子解事,苟富贵,当和共之。
’后数年,田兴以军功官贵州提督、钦差大臣,乞假归省。
均司女犹未嫁,竟媒娶之。
”[24]其最初家境之贫困无助,概可想见。
骨干成员中的文幕人员也有家境较为贫寒者。
于曾国藩幕府中主持俩江采访忠义局的“拔贡陈艾,甘贫最久,日仅食粥壹顿及衣被不完者,岁以为常”[25]。
吴汝纶“少贫力学,尝得壹鸡卵,易松脂以照读。
”[26]
将领中有些人出身商贩,如周达武“少时为私贩”[27],应属于劳动人民之列。
其余如刘腾鸿“少读书,未遇,服贾江湖间”[28],则属壹般商人,生活水平大约高于壹般农民,但也算不上富商,其社会经济地位仍处于中下层。
于就任文职的将领中,也有家境不太富有者,那就是出身教员家庭的李续宾、李续宜、潘鼎新和长期靠课徒授馆度日的罗泽南。
罗泽南“少好学,家贫,夜无灯,读书月下。
年十九,靠课徒自给”[29],应属于农村中的贫苦知识分子。
他年过三十始补县学生,四十岁后举孝廉方正,生活虽有好转,而“假馆四方,穷年汲汲”[30],遇有灾年,或竟无米为炊,仍仍说不上富裕。
他于给朋友的信中亦称:
“泽南和阁下贫士也,饥寒交迫,变故频加。
泽南之贫较阁下为尤甚。
”[31]潘鼎新的父亲潘璞以教书为生。
他中举前,其父曾向青阳司巡检求婚,本名士所不屑者,竟遭拒绝,遂和同乡同学刘秉章“担簦徒步入均”,“至均,穷困不能入郡邸[32]。
中举之后,巡检“反求焉”。
潘璞要以重聘,“曰:
‘和我二百金者,吾子和尔婚。
’巡检不得已而和之。
”潘鼎新便“以二百金鬻为富家赘婿”。
[33]可见,潘鼎新当时的家境,虽无饥寒之虞亦仍尚不富裕,大约和左宗棠差不多。
李续宾之父李登胜(字振庭、南轩)原为岁贡生,未出求官,筑家塾以教子弟。
因生计日艰,家用不给,“货其田且强半”。
又以家庭开销太繁命李续宾“兄弟析爨,债负亦共任之”[34]。
李续宾兄弟五人,排行第四,因家道中落,长、次、三兄皆外出经商,自己亦于二十岁那年中途退学,操持家务,间或进山打猎,从事贩运。
[35]他和王錱的胞兄王勋为挚友,二人志同道合,对讲学里中的罗泽南心仪已久,曾“相约执贽其门,而皆以家事纠缠未克竟学”[36]。
其后家境逐渐富裕,不仅将早年卖出的四十亩田重新购回,仍于咸丰元年出资“捐纳从九品衔”。
这时,李续宾于家运营土地,年“得谷百六十余石”,“诸兄懋迁益丰,丁口蕃庶”。
咸丰二年他于乡里办团练,“招募二百人”,“官中又不名壹钱,皆公(指李续宾)取于私家以食之。
”[37]其经济地位大约已上升到中小地主的水平。
将领和幕僚中出身名门贵族者亦为数甚少,只有钱鼎铭、栗燿、帅远燡数人。
钱鼎铭的父亲钱宝琛,曾先后担任湖南、江西、湖北巡抚,故于咸丰十壹年被菌集上海的苏南官绅选中,派赴安庆向湘军乞援。
钱鼎铭先效申包胥秦廷之哭,继带洋轮迎接湘淮军赴沪,后又为李鸿章参谋军事,为湘淮军主办粮运,遂成为曾国藩、李鸿章的重要幕僚。
栗燿为东河河道总督栗毓美之子,道光十五年举人。
以父恤荫,特赐进士。
咸丰三年授湖北汉阳知府,赴任时汉阳已被太平军占领,遂受委综理营务,以廉干为巡抚胡林翼所赏识。
复受命管理厘税、粮台,积官至道员。
咸丰八年署荆宜施道,寻加按察使衔,授武昌道。
十壹年授湖北按察使,同治元年病卒。
帅远燡的祖父帅承瀛,自嘉庆十五年起曾先后担任均察院左副均御史,礼、工、吏、刑部侍郎,浙江巡抚,道光四年丁忧免职。
帅远燡道光二十七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系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的同年,极受曾国藩的赞许,称“少荃及筠仙、帅逸斋、陈作梅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未四君子。
”[38]咸丰七年于江西投军,自募千人独成壹军,依湘军老将周凤山对太平军作战。
不料,初经战阵即遇翼王石达开来攻,周凤山部率先逃溃,帅远燡随之败死。
帅远燡自视甚高,贵族习气甚重,求功甚切,其败亡是不可避免的。
他于京服官时,即忿于清军屡败,“上封事历诋军机、封疆大臣,大臣切齿,非立奇功不足自表异。
”[39]而初到江西时,又和湘军军营风气格格不入。
“时湘军朴鲁,凡京朝官从军者,皆帕首腰刀,习劳苦,无敢鲜衣美食。
”而帅远燡“雍容文儒,舆服均丽”放不下贵族架子,完全不适于带兵打仗。
当时有人劝他“宜居幕府”,帅远燡“奋欲自将”[40],又依屡将屡溃的周凤山为靠山,皆由其年轻气盛、不懂世事所致。
于湘军史上,象帅远燡这样的例子是极少见的。
原因不外二端。
壹则就壹般而论,家过富有的子弟多不愿从军犯险。
咸丰五年曾国荃曾推荐壹个名唤曾和六的人入营,曾国藩复函称:
“其人有才,但兵凶战危,渠身家丰厚,未必愿冒险从戎。
若慷慨投笔则可,余以札调则不宜也。
”[41]其后不见下文,大概尚未下定投笔从戎的最后决心。
壹则带有壹定的偶然性。
他本来是投奔曾国藩的,而曾国藩恰好丁忧于籍,不于军营,否则,这件事或许不会发生。
就个人学历或文化程度而言,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则分为几种情况:
壹是幕僚高于统兵将领,壹是任文职者高于任武职者。
清朝有关任命制度规定,以军功保奏文职官员者,必须有壹定文化程度,也就是说要有壹定的学历,否则,不能保奏文职,只能就任武职。
当时的学历,也称“出身”或“功名”,主要有俩类,壹是各种官学的生员,如国学的贡生、监生,府、州、县学的廪、增、附生等;壹是通过国家科举考试取得的“功名”,如举人、进士、庶吉士。
贡生分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六种,监生分恩监、荫监、优监、例监四种。
地方官学的府、州、县学廪生、增生、附生统称诸生,全部通过考试,择优录取。
入学考试分为院试和府、州、县试俩级。
府、州、县试由府、州、县官主持,取中者称文童,或儒童、童生。
它是科举时代最低壹级学历,有了它即可担任文官。
这个集团官至督抚大员者,如刘蓉、刘岳昭、李续宜、蒋益澧,均是文童出身。
而战功远于其上的鲍超,因没有这个资格,官职最高只能升到提督,壹再要求转任文职而不可得。
院试由学院大人,即各省学政主持,轮回于各府举行,取中者为秀才,只有秀才有资格参加乡试。
庶吉士通过朝考选取,由皇帝亲自主持,俗称点翰林。
清代科举除开文科外,仍开武科,其情形和文科略相仿佛,有县试、院试、乡试、殿试名目,取中者分别称武童、武生、武举、武进士。
所以,于武职人员中,仍有壹部分出身武童、武生、武举、武进士者。
自咸丰末年以来,洋务运动兴起,各地纷纷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筹办新式海军,开办技术、外语学校和武备学堂。
从此,于这些学校毕业也成为壹种学历。
据粗略统计,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共有477人,其中武职及当任武职者253人,文职及当任文职者224人。
除汉军正白旗李云麟(以四品京堂改任武职,系秀才出身)和另壹军校毕业生外,武职人员多不识字,或识字不多。
即使其中有读书数载、粗通文墨者,也没有获得犹如文童那样的学历。
不过,有些人参加过武科考试,获得壹定资历,也算是壹种功名。
据不完全统计,于253名武职人员中,获得武童之上功名者计有26人,其中武进士3人,武举6人,武生4人,武童13人。
另有秀才1名,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1名,共计28名。
占武职人员总人数的11.5%。
不过,除李云麟外,这些人员文化程度且
不高,同其他武职人员没有多大差别。
只有其中的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文化程度较高,受过近代教育,具有壹定的近代军事技术和科学文化知识,多半仍会外语,同文职人员较为接近,而和靠弓、马、刀、石争得功名者大不相同。
于224名文职人员中,杨载福、刘铭传、田兴恕三人属武职改授文职者。
杨载福由福建水路提督升授陕甘总督,刘铭传由前任直隶提督改授福建巡抚,田兴恕以贵州提督署贵州巡抚。
此三人虽就任文职,但既无学历,文化程度也不高。
所以,文职人员具有文童之上学历者实际上只有221人。
于这221名文职人员中,已查明其学历者计有142名,其中翰林24名,进士24名,举人33名,秀才23名,文童8名,贡生17名,监生11名,孝廉方正1名,留美学生1名。
此外,确知其具有壹定学历、但不知其具体名称者36人。
其中标明为“士人”者25名,标明为“生员”者11名。
于这36人中,除1人官职不明外,其余则或实任,或署理,或实缺,或候补,或实官,或虚衔,自总督至从九,官职高低不等,但皆有官品或名称。
其中(含实缺、候补、即用、记名等名目)总督1名,巡抚1名,布政使4名,按察使4名,道员15名,知府2名,知州、直隶州知州、运同5名,训导1名,从九品官员2名。
另外,仍有未注明学历者33名,连士人、生员的字样也没有,但确实具有壹定官职和文化程度。
其中查明其所任官职(含实缺、候补、署理等名目)者26名,自四品以下中、下级官员11名,自三品之上高级官员15名,计署理总督1名,巡抚2名,布政使7名,按察使4名,盐运使1名。
其余未任官职或职衔不明者10名,则包括著名科学家名2,著名学者1名,著名古文学家1名,办理函、奏的幕僚1名,担任贴身秘书的幕僚1名,主办粮台的幕僚4名。
最后仍有10名如商人胡嘉垣等,既无法归入武职,只好算作文职的人员,因资料缺乏无从查明或推测其文化程度,也只好作罢。
即使不讲什么学问和科学知识,仅就学历而言,幕僚也普遍高于统兵将领。
于这个集团的474名主要成员中,幕僚人员计有155名,占总人数的32.7%。
非幕僚人员计有319名,占总人数的67.3%。
于确知其学历的139人中,幕僚人员为101人,占72.5%,非幕僚人员为38人,占27.5%。
于101名幕僚人员中,计有翰林17名,进士18名,举人29名,秀才14名,文童4名,贡生12名,监生6名,留美学生1名。
于38名非幕僚人员中,计有翰林6名,进士6名,举人4名,秀才9名,文童4名,贡生4名,监生4名,孝廉方正1名。
值得注意的是,于级别较低的三种学历,如监生、秀才、文童的总人数41人中,幕僚人员为24人,非幕僚人员为17人,双方的人数相差不远,其比例大约接近于4:
3。
而于较高级别的四种学历,如翰林、进士、举人、贡生的总人数96人中,幕僚人员为76人,非幕僚人员为20人,双方的人数极为悬殊,其比例为7.6:
2。
这就是说,俩者相较,非幕僚人员具有学历者不仅所占比例小,而且所处级别低。
这个集团主要成员的所隶籍贯,就其地域分布而言,则南方多于北方,江、淮流域多于黄河淮流;就其行政区划而言,则俩湖、三江多于其他省份,其中尤以湖南、安徽最为突出。
据粗略统计,这个集团主要成员有籍可稽者,计有445人,占总人数的94%。
其中,湖南257人,安徽84人,江苏24人,江西15人,四川13人,广东9人,浙江、湖北各8人,贵州7人,直隶、河南各5人,广西、河南各4人,福建、云南各3人,陕西2人,山东、山西、甘肃及顺天府各1人,满洲镶黄旗、蒙古正白旗、汉军正白旗各1人。
值得注意的是,籍隶俩湖、三江五省者即有388人,占总人数的82%。
,其中湖南占54.3%,安徽占17.8%,俩省合占72.1%,其余各省(包括顺天府和旗人)所占比例仍不到28%。
就湖南、安徽而言,湘乡县79人,人数和安徽全省差不太多,合肥县40人,占安徽总人数的将近壹半。
其次如宁乡22人、湘潭17人、新宁15人、长沙14人、湘阴10人,也超过湘、皖、苏、赣、川以外的所有省份。
究其原因,则不外湘、淮军为曾国藩、李鸿章所创建,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也均是湖南人,他们于自己的本省、本县募勇最多,保奏升迁者最多,所出的统兵将领也就最多。
虽然招聘幕僚的人数也会多于外省、外县,但究竟不会这样悬殊。
因为这个集团毕竟靠军队和战争起家,统兵将领占了主要成员的大多数,仅于大帅手下充任幕僚或属员、从未带兵打仗的人不多,能够处于重要地位、保奏三品之上实缺官职或于科学、文化、教育方面取得成就者人数更少。
据粗略统计,于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中,没有带兵经历而又有籍可考者只有100人,计湖南19人,江苏19人,安徽15人,江西9人,浙江7人,广东6人,贵州5人,四川、河南各4人,湖北3人,陕西、福建各2人,山东、山西、直隶、广西及顺天府各1人。
如果拿这个统计数字同前面的统计相比较,人们就会发现,二者的差异全于统兵将领身上。
正是由于统兵将领所隶省份的相对集中,遂造成这个集团主要成员所隶省份之间,人数上的悬殊差别。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此外,仍有壹个重要人物,那就是清朝地方官员、先任湖南巡抚后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
他于这个集团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逊于上述五人,是壹位不可或缺的人物。
但种种情况表明,他不是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只能算是这个集团的亲密可靠的朋友。
若把他屏之门外,似亦不妥。
故暂将其放于骨干成员之中,不入首脑人物之列。
[2]曾国藩: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以下简称《曾文正公书札》),湖南传忠书局版,第12卷,第1页;第1卷,第45页。
[3]赵烈文:
《能静居日记》,台北学生书局,同治六年九月初十日。
[4]曾国藩:
《曾文正公家书》,商务印书馆,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5]《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
[6]《曾文正公家书》,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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