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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嵌入与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农村嵌入与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结构分析与政策建议
闫春
2012-11-1614:
45:
17 来源:
《人口与经济》2012年第5期
摘要:
在分析广西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就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探索适合广西特点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路径的重要性。
然后剖析了现有研究主要从城市视角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忽视从农村视角进行解读的不足。
借鉴格兰诺维特嵌入理论的观点,在文献分析基础上提炼出农村嵌入影响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结构维度,以收集的1177份有效问卷分别进行了劳动力整体分析和分代对比,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农村嵌入,广西,转移就业
2006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分布在西部地区比重最高(36%),在西部地区分省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排序中,广西排名第三(前两位分别是云南和四川),但如果结合总人口数量分析,广西剩余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在西部地区非常靠前。
根据张国胜的测算,广西在劳动力跨省流动数量方面甚至超过了四川省。
从2000年以来,广西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40多万人,造成农村和农业劳动力过度供给,加大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压力。
胡德巧的调查显示,截至2009年底,广西全区农业人口占到总人口的83%,其中有就业需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有300多万人。
本文在总结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有研究理论和实证观点的基础上,收集1177份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有效问卷,从农村嵌入的视角剖析了农村结构性因素对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动和阻碍作用,并据此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虽然本文的研究样本来自广西,可是研究结论对西部地区其他省份,甚至国内其他省份也都有着较好的借鉴价值。
一、农村嵌入对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影响的结构分析
1.农村嵌入的内涵
现有研究在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动力与模式时,“推一拉”理论应用较为广泛,而且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及政策措施识别出了更符合我国国情的推力和拉力因素。
可是整体而言,在已经识别出的推力和拉力因素中,绝大多数仍然没有跳出“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框架,而且又以城镇的拉力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缺乏从农村视角对推动和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相关研究。
推一拉理论本身也有局限性。
吴兴陆的研究表明,经济收入虽然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首要因素,但农民的迁移决策,特别是持久性迁移,更多地受到社会、文化、心理和个人特征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城乡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组成的社会情境决定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定然有其独特模式。
李明桥指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是难以运用西方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来加以解释的,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钟摆现象”。
格兰诺维特(Grannovetter)在提出嵌入观点时指出:
理性行动理论本身并没有错,只是其假设太狭窄,需要补充以社会情境的解释变量,并且批判了从社会情境中抽离出行动主体的“社会化不足”及忽视个体行动者能动性的“过度社会化”两种观点。
罗家德将Grannovetter的嵌入观点分为两种:
一种是广义的,即把经济行为放入社会与文化的架构之中去探讨,另一种是狭义的,也是Grannovetter原初的观点。
从本质上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可以视作一种经济行动,因此,在分析中抽离劳动力长期生产和生活所处的农村情境因素违背了Grannovetter的嵌入观点。
嵌入是一种社会形塑机制,劳动力由于长期身处农村或城市中与农村相似的边缘化环境,他们的转移就业行为决策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并且也会因为嵌入的社会形塑功能而形成对转移就业相关因素的固化认知。
墨菲提出,深植于社会的价值观强化了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的一种期许,外出打工和返乡是社会行动者为实现目标所采取的策略,只有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语境下进行解读,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才有意义。
钟德友也指出,社会文化因素是进城农民工由农民向市民转化、融入现代城市的过程中影响更为长远和深层次的决定性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嵌入就是从广义的视角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行为受到哪些农村固有因素的单独和/或联合影响(积极和消极),也可以理解为劳动力农村嵌入性特征对他们转移就业的推力和拉力。
2.农村嵌入影响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结构
张宗益指出,由于我国特殊二元经济的存在,农民工的迁移决策被置于“农村推力+城镇拉力二继续外出”与“农村拉力+城镇推力二回流或留在农村”两个各自封闭的循环圈内;秦方兴构建了由农村本地推力、本地拉力、流入地拉力和流入地推力构成的转移空间选择次序判别矩阵。
本文认为农村因素对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同样存在推和拉两方面的影响,并分别构成了农村推力和农村阻力。
农村推力构成主要包括经济、制度和社会三个维度,其中尤以经济因素最为重要。
蔡防指出收入的绝对差距与相对贫困构成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双层动因,改革开放以来扩大了的地区收入差距为劳动力流动提供了追加的动力;盛来运研究指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1%,外出可能性相应扩大1.2%;黄素心的研究揭示,在考虑了城镇居民部分隐性补贴及城乡生活费用的差异之后,广西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在2倍左右;朗佐拉(Lanzona)对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研究表明教育在影响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同时,也影响年轻人的迁移倾向;刘传江指出追求数量的生育动机和行为所导致的人口快速增长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因素,特殊的少数民族生育政策以及落后的家庭保障制度强化了养儿防老的意识和多生多育行为;程名望分析表明,较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和较少的土地资源禀赋是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始动力和内在根本原因;周大鸣证实,农民工有意识地培育和扩展的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他们投资型输出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此类关系网络与他们的城市融入与发展呈正相关性;钱文荣指出迁移社会网络对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有很重要的影响,并且往往与农户的农业生产没有关系。
农村阻力则可以从制度、社会和符号三个维度进行解读。
庞丽华证实了扩展家庭劳动力迁移的概率低于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刘传江认为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都没有割断自己与农村承包耕地的“脐带”,而且将农村和耕地作为“退可谋生”的底线;墨菲认为土地对农民工外出打工发挥了“失业保障”的功能,由家乡提供的心理上和经济上的保障加强了农民工及其家庭对最终必定返乡的信念;罗明忠指出农村转移劳动力还基本保留着转移前的社会交际网络,而且偏爱原有的生活模式,成为导致他们回流的重要因素之;郭云涛的研究显示,家庭整体责任、利益是影响成家后的农民工回流的最重要因素;孙文凯的研究中,反映外出务工的社会网络环境的变量——所在村外出务工人数,几乎在所有方程中都有显著的正的影响;张国胜指出城市市民的傲慢形成了对农民工群体的排斥,而农民工本身由于这种排斥而逐步产生了自我群体的认同周大鸣得出结论:
恋乡是农民工返乡的主要动因之一,农民工在表述广东本地人排斥外地人的同时,潜意识里其实也排斥着广东本地人;段进朋曾经形象地概括了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状态:
传统的户籍制度使农民望城兴叹,现行的土地流转制度使农民欲走不能,落后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心有余悸。
据此,本文提炼出影响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农村因素的推力和阻力维度结构:
推力因素包括3个分类维度9个细分指标:
经济(农业收入低、农村收入来源窄、乡城收入差距大)、制度(农村人口制度、农村教育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和社会(多子多福观念、农村人际网络、没面子);阻力因素包括3个分类维度11个细分指标:
制度(农村户籍制度、农村人口制度、农村教育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多子多福观念、农村人际网络、个人素质)和符号(农村根的观念、农民工被污名化、对城里人的看法)。
二、农村嵌入对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影响的二项Logistic分析
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是研究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用得较多的一种方法,二项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可以在一定的筛选标准下得到预测精度相似的简效模型,本文也采用这一方法进行分析。
考虑到第二代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主力军的现状,本文在对广西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进行整体分析后再进行劳动力的分代研究,为最后的政策建议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1.整体模型参数及解释
按照CI=0.95进行变量筛选,转移就业推力模型的9个自变量全部进入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模型(见表1)。
变量进入后模型的预测准确率从57.8%提高到了90.4%,-2Log
(1)值为302.462,Cox&SnellRSquare为0.597,NagelkerkeRSquare为0.803,对数据集分组后计算的Kappa系数为0.803,ROC曲线几乎沿着理想预测模型的轨迹发展,说明模型的拟合非常好(见图1)。
阻力模型回归分析中,11个自变量有10个进入最终模型,模型的预测准确率从73.3%提高到82.5%,-2Log(L)数值较高(598.294),Cox&SnellRSquare和NagelkerkeRSquare的值分别只有0.298和0.434,对数据集分组后计算的Kappa系数为0.508,整体来看模型的拟合度一般但还可以接受;ROC曲线也验证了这一结论(见图2)。
从表1可以看出,广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受农村因素的影响不仅广泛,而且深厚。
所有维度的自变量全部通过了显著性筛选进入模型,而且每一个维度中细分维度的因素载荷都不低。
其中经济维度的因素影响最大,主要是农业收入低和农村收入来源窄,表明经济目标依然是现阶段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最重要动机,可是劳动力对乡城收入差距大的感知不是很强烈;制度因素的影响同样深厚,尤其是农村教育和人口制度;社会因素的影响相对弱些,然而与农村人口制度紧密相关的多子多福观念也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在农村阻力因素方面,制度维度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农村人口、农村户籍以及与农村户籍挂钩的农村土地制度;社会因素的作用虽然较弱,可是个人素质与其他变量的作用方向相反,说明整体文化程度偏低的广西农村劳动力因为自身素质不满足城市需求而被迫回流是一种普遍现象;符号维度对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消极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尤其是农村根的观念和对城里人的看法。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提炼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受农村因素影响的6个特征:
①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最强烈动机依然来自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可是他们感知的出发点是农村收入的绝对水平和收入来源渠道,或许是因为劳动力在城市生活的边缘化状态所致,他们对乡城收入差距的感知并不强烈,这与现有研究中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首要推动力的结论不完全一致。
②向农村倾斜的计划生育制度以及多子多福的观念共同作用导致农村劳动力的家庭人口数量普遍较高,并且成为诱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动因,而且由于家庭人口多、整体迁移难度大,家庭人口数量也成为劳动力回流的最重要原因。
③与农村户籍挂钩的农村土地制度在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上的推动作用不是很大,可是它对劳动力的回流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或者说,劳动力对农村土地的心理依赖比较重。
④劳动力已经认识到个人素质与转移就业之间的紧密关联性(转移就业阻力因素中个人素质符号与其他变量相反),所以广西农村教育发展滞后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推动因素,可是它对劳动力的回流影响作用较弱。
⑤社会因素对广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与回流影响都比较小,尤其是得到多次验证的农村人际网络也是如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劳动力已经习惯了当前转移就业过程中的农村人际网络环境,因而感知不强烈。
⑥在城市受歧视和被边缘化已经内化为广西转移就业农村劳动力的一种文化认知,并且形成了与城市和城里人较为严重的群体心理对立,由此在回流归因时劳动力把城市因素摆在一个远远高于自身原因的位置,而对自身素质的不足却显得认知不够。
2.分代模型参数及解释
第一代和第二代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农村推力与阻力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的拟合结果都很好。
分代农村劳动力农村推力模型的预测精度分别由59.9%和56.7%提高到90.9%和91.1%,分组计算的Kappa系数分别为0.803和0.839,ROC曲线下的面积比例分别高达96.7%和98.2%,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良好。
农村阻力模型中,模型的预测精度分别由77.9%和71.5%提高到86.9%和81.1%,分组计算的Kappa系数也达到了0.628和0.594,ROC曲线下的面积比例为84.4%和85.6%,虽然没有推力模型的拟合效果好,可是也算不错。
模型参数分别如表2和表3所示。
从表2和表3的广西农村劳动力分代对比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受农村制度因素的推动作用超过了经济因素,表明它们的推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被动的成分,或者是因为历史和继承性原因(如家庭人口多)等客观原因的影响;可是第二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经济推动却远远大于制度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且他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感知要大于第一代劳动力。
第一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受农村人际网络的拉动和普遍社会观念的推动(没面子)具有一定的非理性成分,第二代农村劳动力身上这些因素的影响已经不显著,说明对他们而言,转移就业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或者说是他们人生过程中一种无法跨越的阶段和必备的经历。
③第一代农村劳动力的回流主要是受到个人选择的影响,换言之是他们无法离开农村现行制度(关键是土地制度)提供的物质保障,以及他们对农村浓厚的精神依赖(农村根的观念),主观的成分较大;影响第二代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因素要广泛和分散得多,他们对农村的物质和精神依赖要远远小于第一代农村劳动力,但是他们也不敢完全放弃,相对而言客观的成分更加突出。
第一代农村劳动力把自己定位在城市的过客层面,因此,他们对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歧视的感知都较弱;第二代农村劳动力有着强烈的市民化意愿,可是由于他们无力改变自己在城市被歧视的现状,由此导致他们对城市有着一定的心理排斥,并强化了他们对农村的依赖倾向。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理论构建和实证检验,本文的分析结论揭示,农村结构性因素极大地影响了广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与回流,而农村劳动力由于长期嵌入在这些因素构成的情境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已经被打上了深深的农村烙印。
研究结论对推动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良性发展也有着积极的政策启示。
一是深化广西农村的制度改革,重点是通过政策组合,改革农村户籍与土地制度。
尽管阿马蒂亚·森提出,一个没有土地的家庭就好比是一个肢体不全的人,没有土地就会使该家庭遭受进一步的经济与社会的剥夺。
可是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下农地细碎化导致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阻碍、家庭耕种带来的粗放经营对农业科技和资本投入的消极影响已经得到广泛认同。
前面的分析结论也证明,土地不仅成为第一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劳动力市场“退出保障”,而且由于土地在农村家庭的自然继承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第二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回流的动机。
乐其顺指出,“恋土守常”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影响了他们到外面世界淘金、挣钱的勇气和冲动。
事实上,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广西农村就已经冻结了土地的分配,相当多的第二代农村劳动力并未实现农村户口与土地之间的挂钩,而这部分人无疑也是市民化意愿最为强烈的群体。
韦伊净的研究证实,广西农业生产对种植面积依赖程度高,亩均必要劳动时间的下降客观上要求减少滞留在土地上的劳动力。
因此,在明晰农村土地产权、继承次序的基础上,建立竞争性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并通过城市的配套户籍改革,有条件地赋予没有土地的农村劳动力完全的市民身份与权益,既可以让没有勇气,也缺乏完全脱离农村土地保障能力的第一代农民工继续当前的转移就业模式,又可以促使实际上缺乏土地保障的第二代农村劳动力抛开对农村的依赖心理,全心全意投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去。
此外,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建设、提升农村土地的商品功能也有助于释放土地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潜力,从而将更多的第一代农村劳动力固定在域内流动甚至不流动,既为第二代农村劳动力城市转移就业创造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市场上的压力和阻力。
重庆的“地票”模式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相关的经验需要提炼总结,是否适在合广西农村推广也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二是加大对广西农村教育的扶持力度,重点是义务(基础)教育阶段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
戎建的研究深刻揭示了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不愿留在农村背后的迁移与教育回报率之间的关系。
中国人口流动迁移已呈现家庭化的普遍趋势,目前我国农民工随迁子女人数近1500万,而农村基础教育培养目标的内卷化却极大制约了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升,并导致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教育回报率远远低于东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
广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遇到的最大困难中,没有技术专长、文化水平低的占到53.3%文化素质低,不能适应岗位要求也是广西农民工返乡的重要原因之一。
樊中元从广西农民工用语的角度证实,农民工普通话水平进程比较慢,普通话运用水平不高,这同样可以看出是文化素质不高的一种体现。
当前,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迁移以及家庭迁移的特点已经引发了广西农村教育格局的深刻变化,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农村中小学的大规模合并,一些地方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就已经需要住校,小学四年级就全部统一到乡镇所在地上学,初中以上全部迁往县城。
从资源限制和投入效率上分析这是政策对现状的一种积极响应,可是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角度衡量,这种做法将会进一步削弱广西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强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动机。
都阳的调查也显示,贫困地区初中教育得到的支持力度明显高于小学阶段的投入;庄孔韶归纳了目前学术界关于农村教育应该采取“离农”还是“为农”倾向的争论后提出,各地区应根据社会经济和文化特点选择适合路径,并随城乡二元结构的动态变化而不断调整。
因此,重新审视广西农村基础教育的政策措施,加大对广西农村地区基础教育阶段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整体提升农村劳动力的个人素质,将有利利劳动力转移就业效率和效果的提升,避免劳动力反复流动和低水平循环。
三是继续执行严格的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破除农村落后的传统生育观念。
蒋乃华提出,经济不发达地区应更好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和生活水平,本文的分析也显示,多子多福观念与农村人口制度的组合成为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并且出现了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村劳动力之间的代际传递。
对经济收入较低、教育发展滞后的广西农村家庭来说,人口因素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必然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影响到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教育回报。
因此,虽然目前出现了有关是否应该适时放开二胎生育的争议,一些研究也得出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刘易斯第一拐点已经出现的结论。
可是对广西来说,继续执行严格的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并辅以宣传教育,让农村劳动力了解孩子数量与质量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数量控制换取质量提升不仅必要,而且重要。
四是对广西分代农村劳动力实行差别化的帮扶措施。
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村劳动力在外出目的、身份认同、留城意愿等转移就业特征上的差异已是共识,本文的分析也揭示了广西分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回流受农村因素影响上的巨大差异,缑文学也指出,制约广西农民工就业的主要因素是新生代农民工已适应不了农村生活,但又不愿意留在农村就业。
因此,也需要对他们采取差别性的政策举措,对“离土不离乡”的第一代劳动力可以采取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降低非户籍农村人口城市入学门槛等措施满足他们获得更高工资性收入和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动机;对第二代劳动力则可以将重点放在加大教育培训力度上,在提高他们的个人素质与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基础上,创建公平透明的就业竞争,倡导无城乡身份歧视的社会观念,实行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如强制性企业职工五险一金)、倾斜性的居住照顾(如保障性住房指标分配)等举措,为他们提供更好的职业竞争和发展平台。
个人素质的提升在帮助提高第二代农村劳动力教育回报的同时,也有助于他们顺利跨越二级劳动力市场门槛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渐进式消融市民和农村劳动力两个群体在文化和心理上的主观隔阂,缩小双方之间的意识与文化鸿沟,当二者的差距降低到一定程度时,第二代农村劳动力无论在物质上和还是在精神上都能与城市实现一种融合的自然机制,实现真正、完整的迁移而不再是简单的转移就业的经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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