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祖上是包衣兼谈明清两朝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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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祖上是包衣兼谈明清两朝事

金庸祖上，是包衣？

——兼谈明清两朝事

一

我决不相信世界上某一种或某一人的历史观是完全正确的。

每个人，只要感兴趣，都可以就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发表自己的看法，或以史著，或以小说，或以杂谈，都可以的。

有自己的观点并且坚持自己的观点，总是好的。

无奈这种坚持，往往走到偏执。

似乎某人已经掌握了全宇宙的绝对真理，可以排斥、压倒一切不同意见。

各人意见不同，是正常的。

对某一人某一事，只允许表达一种意见，才是变态。

专制思想，在草民阶层，居然更是根深蒂固。

面对不同观点，可作商榷，亦可痛驳。

至若造作谣言，以攻击持不同意见者，毋乃太无力，太无耻，太无聊？

！

难以想像，一个人，对自己的观点，有着怎样的不自信，才会出此下策想到要靠谎言来撑持？

于是，金庸的祖上，经某些朋友引荐，终于在今天光荣地入了“旗籍”，成了“包衣”。

证据呢？

“应该”，“可能”，“也许”，一堆臆测之辞，提供不出哪怕一点正史或野史的记录。

曹雪芹的“包衣”身份，无损于《红楼梦》的价值；某人如确是“包衣”后裔，也不代表他对历史的看法必然错误。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靠臆测之辞指称他人祖先的身份，很龌龊；以诬指他人祖先的手段来否定他人的历史观点，够下作。

祖先是否“包衣”与此人的观点正确与否没关系，可是，一旦造起谣言，这人的人格先已站不住了，他其它论点，有理也变无理。

一个人，对清代的治绩有所肯定，他，或他的祖先，就是“包衣”？

如此“包衣”，何其多也！

我发现，“包衣”的后人，集聚在了史学界。

金克木先生指出：

“陈寅恪在论李唐氏族时曾说：

‘盖以塞外新鲜之血液注入中原孱弱之躯’，以此解说唐代之盛，实际也影射清朝前期之盛。

”

金庸在北大，说：

“在中国的皇帝中，我对康熙的评价很高，他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外国的学问。

”（《金庸散文集》238页）

吕思勉先生则认为：

“圣祖是个聪明特达的君主。

他乐于求学，勤于办事。

于天文、地理、律历、算术……学问，多所通晓。

又颇能采用西洋的学问。

……他能励精图治，确是实在的。

……他能俭于用财，也确是真的。

所以当三藩平后，国内已无战事，政治亦颇清明，百姓就得以休养生息。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

吕思勉与金庸，在对康熙的评价上，高度一致。

余英时先生经常在《明报月刊》发表文章，是《明月》的资深作者。

1974年，《明报月刊》“百期纪念”，余先生回答《明报》记者提问，其中谈到：

“如果我们肯撇开民族的偏见，撇开大汉族主义的观点，撇开汉族自大的观念，然后整理历史，我们可以发觉清代的皇帝不一定比明代差……康熙有他的长处，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少见的好皇帝……明太祖没有康熙好。

明太祖本身当然有功有过，可是从改善一般人民的生活来说，就比不上康熙……（满清政权）并不见得比汉人政权更专制。

”（余英时《从中国传统看学术自由的问题》）

在对康熙的评价上，余英时与金庸二人的观点也很接近。

再如刚过世的唐德刚先生，说得更为斩截：

“从中国传统史学（包括《二十五史》和《通鉴》）的观点来看，满清二百六十八年实在是中国史上最值得称颂的一个朝代。

论武功，它开疆拓土、四向扩张，幅员之广阔在中华民族史上是没有前例的。

……论文治，则清初康雍乾三朝一百三十余年的国泰民安，制度上轨道、政治有效率，真是‘三代以下无斯盛’！

——满清也是我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全国性‘徭役制’的一个朝代。

若论政府对人民的剥削，清朝实在是最少的啊！

……所以我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朝的满清，实在是不可小视的。

可是近百年来它却为中外史学家糟蹋得不成个样子，实在是很不公平的。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殷海光先生也讲过：

“中国在清朝统治之下，文治武功之盛，几乎可以比得上汉唐。

”（《中国文化的展望》）

李劼先生直陈：

“康乾盛世，其景象几近盛唐。

”

陈寅恪、余英时、唐德刚、殷海光、李劼诸大师所说，一定正确？

当然不是！

问题是，您的观点，就绝对正确而完全不容置疑？

谁人观点与您不同，他祖上就只能去做“包衣”？

二

历史没有真相，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接近真相。

当年满清入关时的斑斑血迹，种种事实，不应因后来的转变以及现世的需要加以淡化，扭曲，篡改（金庸前段时间随官府起舞，参加歌颂施琅的大合唱，就很失格）。

但是，我绝不希望今日的汉满蒙藏彼此间再有仇恨。

再大的冤仇，几百年下来，也不必对仇人的后人那么强烈的恨意。

　　历史，不能忘记；仇恨，不可延续。

　　今天各族间只能是兄弟，否则，在今日世界的情势下，必然分离。

甚至欲求和平分离也不可得。

　　“每天我被打10耳光，他，只挨了5下，甚至哪一天没挨打，我恨死他了。

”——这种心态，未必要得。

所有屁民，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三

非洲裔美国人当选总统，算是进步。

一旦美国从华府到各州，一半以上的高阶职位只可以由黑人出任，性质就变了。

　　由一个小部族，统治一个庞大的国家，当然悖情逆理。

然而，中国历史已经这样走过来了，我们只好面对。

　　说白了，明清之际，顺服异族统治的，是我的祖先，您的祖先，我们大家的“历史共业”。

　　张三无故遭李四殴打，在旁观者王二看来，自然是张三无辜而李四全错。

然而，假如你就是那个被打的张三，就不必自觉无辜、一味抱怨了。

也不想想：

你块头那么大，李四怎么就敢揍你？

怎么就能揍你？

怎么就揍得你俯首帖耳那么多年？

　　如今，李四衰弱了，阁下这才来了劲头，骂骂咧咧，喊打喊杀，算什么本事？

　　汉人亡国主要责任不在满人，在汉人。

是自己没出息，才被征服。

　　那么多人被那么少人征服，这个民族、这个“我大明”没有毛病吗？

我们不都是亡国奴的后代吗？

不需要反省自己吗？

伟大人物与伟大民族，都是尽量多找自己缺点而少夸耀自己所长。

自己一点问题没有，所有的不堪都是别人造成的，这是三岁小儿的心态。

　　被异族统治，不合理。

但不承认异族的治绩，更是极度自卑的表现。

东北、台湾被倭族占领，应该反对，但是，近世的东北与台湾，在日治之下，发展比国统区要好，比苏区，更强太多。

这，也是事实。

　　看到、承认敌人的长处，有一份痛彻的觉悟，才能“知耻后勇”，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使历史的耻辱不再重现于今日、后世。

　　一味地埋怨、卸责于别族，只足以证明汉民族越发地没有出息。

　　清朝200年的治绩，不容我们视而不见。

未必一定要说好，一律只允许说坏话，是否过于霸道？

更可笑的是，为了贬抑清朝，刻意抬高明室。

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汉民族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国粹所在,妙不可言。

　　亲娘的拳头，未必比后妈的拳头来得好受。

甚至，亲娘虐待子女，更见其无人性。

明朝的种种不堪，实不宜仅因其汉族政权性质而加以讳饰。

　　看到今人口中与笔下“我大明”三字，就想起《法门寺》中我大明的大太监刘瑾那两句定场诗：

“四海腾腾庆升平,锦绣江山咱大明。

”一样的声口，回声悠远，回味悠长。

　　找替罪羊，把文明衰落的一切责任全推到满族人头上，于是我们每个人皆一身轻松，合适吗？

好玩吗？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从1912年算起，汉人治理这个国家，过百年了。

我们已经学习了西方最先进的思想，而国家仍未臻于富强，公民社会杳如黄鹤，“德先生”被搁置神龛尽着他打鼾，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迄未生根……

　　按照安格斯·麦迪森（在“经济历史学”方面，目前为止，他是最权威的）计算，清朝末年的1870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GDP总量的17.2%，清亡不久时的1913年是8.9%。

1998年以后，终于上升到了11.5％，仍不及清末1870年所占份额。

　　交出这样一份成绩单，仍口口声声，宣称：

明代之后若仍由汉人掌权，中国即可从容应付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免除近代的一切屈辱。

　　我们怎么好意思做这样的假设？

怎么好意思？

四

　　不与他人他家他国作比较，则世上根本不存在“贫”与“富”的问题。

　　来在今日中国，瑞士人会看到“普遍的贫困”，缅甸人会看到“惊人的富裕”。

　　同一个中国，究竟穷耶？

富耶？

　　有朋友对比明代欧洲人在中国看到的相对富裕与乾隆朝马戛尔尼使团看到的“普遍的贫困”，得出“清不如明”的结论。

　　可以这样比吗？

　　当然可以！

——如果我们很能确定这二百年内的欧洲，一直停滞不前。

　　这二百年，欧洲停滞不前？

如果不是,则这位朋友就难免于刻舟求剑的嫌疑了。

　　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时，英国正在发生的创造着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的运动，叫做工业革命。

　　1793年英国使团在中国看到了“普遍的贫困”，20世纪70年代末，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看到了“普遍的富裕”：

到英国后，王震听说英国大部分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即约占英国人口70%的普通百姓，都拥有在中国人看来相当阔绰的私人住宅和家用轿车，每年都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

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要求访问一位失业工人。

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王震来到一个失业工人的家。

王老有点眩晕，这是失业工人吗？

他看到了什么呢——

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器，房后还有一个约50平方米的小花园。

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

王震看后，感慨良多。

原来想当然地以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国的副总理都高。

王是五级高干，那时每月工资不到400元，周工资不到100元，相当于英国一个清洁工周工资的六分之一，电梯工周工资的八分之一。

据专家计算，1978年中英两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是1：

42。

英国正在发生而我们置身局外（“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封锁吗？

封锁吧，封锁上十年八年，中国什么都有了！

”）的运动，就是新科技革命。

　　安格斯·麦迪森计算，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32.9%，从1950年到1980年一直徘徊在4.5%左右。

能否由此得出结论：

1978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准，远低于嘉庆（乾隆的儿子）年间？

比一二百年前，我们更穷了？

　　同样道理，不能因为乾隆时代来华的英国人觉得中国“普遍贫困”就认定清代比明代更贫困。

五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遇到的，是以往从未遇到过的强大的竞争者。

　　明代科技文化，还有部分领先于世界，因为我们的竞争者，正在成长，还未成年。

　　他的“成年礼”，是十八世纪（在中国，是清代）的工业革命。

此后，中国在各领域全线溃退，“百事不如人”。

　　陈寅恪、余英时诸位史学大师对清代治绩的高度肯定，是拿清代与本国的各朝代对比，是“纵向比”；不是与同时期的欧洲各国比，那是“横向比”。

　　晚清时期，我们的经济总量仍然很高，质量与人均，则越来越瞠乎欧美列强之后。

六　　人类发展，有无“客观规律”在？

　　无有也！

　　退一步，即使有所谓的“规律”，这“规律”，也应以中国为准，不当以欧洲为据。

　　中国是常态，欧洲是特例。

　　这五百年中国的发展或不发展，很正常啊，跟世界各国一样的正常，——除了欧洲。

　　明清中国，是“停滞的帝国”，其他各民族也都“停滞”。

唯一的例外，仍是欧洲。

　　明朝中后期开始，中国衰落。

明朝皇帝中如果没有那么多混蛋玩意儿，也改变不了（相对于欧洲文明的）衰落的整体趋势。

　　欧洲文明所包孕的“民主”与“科学”的因子，之前也没见有什么了不得的造就。

这五百年，却猛然发力，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一日千里、万里、光年！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

　　要想不落伍，必须彻底更换轨道。

我们准备好了吗?

　　如果明清中国，没有闭关锁国，能否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这份自信，不始于清，也不始于明，“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死心塌地，向欧洲学习？

　　不能！

　　半心半意地学习，可以缩小差距，改变不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