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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讨论与中国新文学的自觉
“大众化”讨论与中国新文学的自觉
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化”讨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精神和文体自觉,
是五四文学自我更新和发展的体现。
“大众化”讨论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民族化觉醒,也为新文学与大众之间实现良好的接受关系做出了探索。
在现实政治环境的要求下,讨论表现出较强的现实功用色彩,这对新文学与社会现实关系是一种良好的促进,但也对讨论的客观性和深度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学的大众化问题至今仍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大众化”讨论对当前文学创作具有很强的现实启迪意义:
民族性应该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在作家与大众之间应该建立密切、科学和有效的关系,同时应提倡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精神。
关键词 大众化 中国新文学 理性自觉 文学接受 民族化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发生了两次有影响的文学讨论:
一是1930年开始,持续了八九年以“文艺大众化问题”为中心的系列讨论;二是抗战爆发后以“民族形式”为中心的讨论。
它们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围绕文学大众化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时间上也有紧密的连续性,它们是一次整体性的讨论。
对这一讨论,学界进行了大量的考察与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然而,我以为,这些研究往往存在着方法和思维上的缺陷①。
首先是观点的一元化。
研究者大都持比较绝对的观点,对讨论者也多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评价,缺乏客观细致的立体分析。
其次是非文学的外在视角。
不少论者立足于政治、历史等角度进行考察,侧重探究的是它与时代政治的关系,对文学本身的问题关注不够。
再次是感性化的方法。
研究者大都缺乏必要的理论高度,对讨论缺乏学理上的探讨和辨析。
因此,“大众化”讨论的价值尚未得到准确的揭示,它与新文学发展的整体关系和意义也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本文试图突破原有方法和视域的限制,主要从新文学发展的内在视角理性地审视“大众化”讨论,希望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一
“大众化”讨论何以能够发生,现有的研究大多从历史背景、政治环境上考察,然而我以为,时代因素固然对讨论起了诱导和推进作用,但主要原因还是在文学内部。
正如胡风当时的反思:
“八九年来,文学运动每推进一段,大众化问题就必定被提出一次。
这表现了什么呢?
这表现了文学运动始终不能不在这问题上面努力,这更表现了文学运动始终是在这问题里面苦闷。
”①这一讨论蕴涵着新文学的自我焦虑,是其自我发展愿望之体现。
从“五四”到发生“大众化”讨论的30年代,新文学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路程,虽然取得了对旧文学的成功,但也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越发显得严峻和迫切。
“大众化”讨论之发生,是这些问题的集中爆发。
问题之一是新文学的形式自立问题。
新文学是从对传统文学的反叛和对西方文学的借鉴中孳生出来的,它欲走向真正的自立,既需要对二者进行协调和转换,在借鉴和吸收中丰富自己,也需要最终走出影响的阴影,建立起独立而成熟的主体形式。
大体而言,新文学对西方文学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摆脱影响,而对传统文学采取的办法则主要是如何从对立走向融合。
新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冲突,以及新与旧转折上的艰难,决定了它们之间关系的复杂,也决定了新文学自立过程的艰巨性和曲折性。
以语言问题为例。
语言的变革是新文学兴起的最初动因,也是它最醒目的外在特征。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都将“白话文”作为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决裂的
最重要标志,五四新文学运动也普遍被人们称为“白话文运动”。
为此,胡适对白话文有过明确
的要求:
“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
……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
白,……是‘黑白’的白。
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②并创作了《尝试集》作为这一要求的直接实践品。
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白话文运动是具有很强合理性的,在短短几年间,白话文就取代文言文获得了在中小学校教材中的主导地位,主流文学界更成为白话文的天下。
一种新的文学语言似乎已经建立起来。
但实际上,新文学语言建设的难度远在倡导者的意料之外。
从最根本的方面来说,文学语
言本身就是一个包含着悖论的难题。
著名语言学家雅各布森说过:
“文学的特殊标志是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词是被当作词来感受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所指客体或一种感情爆发的代表,词以及词的安排、意义、内在和外在形式要求有自己的地位和价值。
”③文学语言与口头语存在着必须的差别,也是文学“陌生化”特征的外部体现,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语言的要求,胡适提出的单纯口语化显然过于简单和浅陋;另一方面,新文学的语言还面临着“影响的焦虑”问题。
新文学的白话文虽然与传统白话文学有形似,但五四文学承载的是西方文化,与传统白话文学有本质的不同,这自然影响它从传统白话文中借取营养的限度。
而且,尽管白话文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它一直处在民间和边缘地位,发展还不够成熟,与已臻纯熟阶段的文言文比较更是相形见绌。
这样,新文学语言必然会受到两方面的严重影响:
一是传统的文言文。
尽管受意识形态制约,作家不可能主张学习文言文,但他们受原有知识和文学习惯,以及文学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可能真正摆脱文言文的影子,成为白话文的“顺民”;二是“翻译体”语言。
由于“翻译体”是伴随着具有强大精神优势的西方文学而来的,它自然会对新文学产生巨大的辐射力。
新文学语言的成熟不可能离开文言文和“翻译体”的影响,但它又必须走出二者的阴影,找到自己的真正位置。
新文学的语言实践就体现着这一艰难。
尽管胡适以《尝试集》为范例,但它并未得到大家的认可,在新文学进一步的创作实践中,像胡适一样完全“口语化”的作家非常之少,而是大都走上了另外的道路。
新文学的代表作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周作人、朱自清的散文,郭沫若、徐志摩的诗歌,都不是完全的口语化语言,而是不同程度地借用了传统文言文和西方文学语言。
因此,有学者认为“在五四文学中形成的‘国语’是一种口语、欧化句式和
古代典故的混合物。
”①
周作人和鲁迅还对新文学的语言要求作了自己的阐述。
周作人从与传统语言的关系入手,对民间口语进行了明确的批评:
“我们决不看轻民间的言语,以为粗俗;但是言词贫弱,组织单纯,不能叙复杂的事实,抒微妙的情思,这是无可讳言的”。
“民间的俗语,正如明清小说的白话一样,是现代国语的资料,是其分子而非全体。
现代国语须是合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和而成的一种中国语”,②并清晰地表达了对文学语言的理想:
“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且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
”③鲁迅则更侧重于借鉴西方文学语言,他后来在翻译上的“硬译”要求是这一思想的明确体现,而在20年代他就表示:
“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
”“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
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
”④他们兄弟二人代表的是新文学语言不同发展方向的现实要求,也是对胡适过于简单的“口语化”要求的反拨和补充。
从文学语言的雅致和规范角度来说,鲁迅和周作人的要求显然是合理的,但他们对“口语化”的拒绝,却也影响了新文学在大众中的影响和传播,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提出的“平民文学”初衷也有所背离。
史华慈曾对五四文学语言有过这样的批评:
“‘白话文’成了一种‘披着欧洲外衣’,负荷了过多的西方新词汇,甚至深受西方语言的句法和韵律影响的语言。
它甚至可能是比传统的文言文更远离大众的语言。
”⑤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也因此,新文学作家的语言思想并没有形成完全的固定和统一。
胡适、傅东华等人就曾通过批评“语体文欧化”表示过不同的声音。
⑥即使是鲁迅,在思想和行动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他尽管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主张“欧化”方向,但又始终对“真正的平民文学”⑦有所介怀,并为此而赞同放弃汉字和“世界语”的极端主张。
显然,如何在选择和融合中完成语言建设是新文学作家一项深重的难题。
“大众化”讨论将新文学语言问题引人注目地提出来,从“大众化”角度对五四文学的语言方向进行反思和批评,可以看作是新文学语言发展和寻找自我过程中的又一次反复,甚至可以说是胡适语言思想在经历过挫折之后的又一次复苏。
⑧瞿秋白将大众化运动称作是“第三次文学革命”,是有一定道理的。
问题之二是大众对新文学的接受问题。
这也是新文学一个始终难以摆脱的困境,它的形成直接关联着新文学的基本观念。
五四文学是启蒙主义的文学,它的诞生带着强烈的文化批判意图,作家立足于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将新文学理解为精英文化范畴,主体内容是现代思想的引进和自我情感的表现,对大众尤其是对普通百姓,考虑的是如何启蒙和改造,很少在意他们的接受与喜好。
在这一思想主导下,五四作家的文学观念中基本上没有大众接受的位置,当遇到大众接受上的矛盾时,他们往往批评的是大众而不是自己。
20年代初,茅盾对大众审美观有这样的批评:
“中国一般人看小说的目的,一向是在看点‘情节’,到现在还是如此;‘情调’和‘风格’,一向被群众忽视,现在仍被大多数人忽视。
……若非把这个现象改革,中国一般读者赏鉴小说的程度,终难提高。
”①当有读者对新文学的“接受”问题表示异议,茅盾也是将问题还给“大众”:
“我觉得现在一般人看不懂‘新文学’,不全然是不懂‘新式白话文’,实在是不懂‘新思想’”,并认为:
“民众文学的意思,并不以民众能懂为唯一条件;如果说民众能懂的就是民众艺术,那么讴歌帝王将相残民功德、鼓吹金钱神圣的小说,民众何尝看不懂呢?
”②茅盾的思想并不是个别,而是代表了五四新文学的主流意见。
如周作人尽管主张“平民文学”,但他的前提是教育平民,因此他对大众读不懂新文学作品的反应是:
“正因为他们不懂,所以要费心力,去启发他。
”③即使到了30年代“大众化”讨论伊始,也还有人将“大众化”理解为改变大众,而不是改变自己:
“你要去教导大众,老实不客气的是教导大众,教导他怎样去履行未来社会的主人的使命。
……你是先生,你是导师,这个责任你要认清!
”④接受问题还涉及新文学与旧文学,以及与通俗文学的关系问题。
因为与新文学忽视大众接
受不同,通俗文学对这一问题很看重,并借助传统文学形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五四”后的文学舞台中,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在社会影响力上,新文学则远远不能
和通俗文学相比拟:
“现在的中国欧化青年读五四式的白话,而平民小百姓读章回体的白话。
”⑤通俗文学所运用的是传统文学形式,其内容也与新文学运动存在较大差异(正是因为这两点,一直到现在,许多新文学史家还坚决拒绝接纳通俗文学),因此,面对在大众接受上的落后处境,新文学作家虽有尴尬之心,但更易于产生不以为然乃至抵触的情绪。
即使到了抗战时期,聂绀弩还流露出这种观念:
“看见《啼笑因缘》销路广,《姊妹花》卖座好就眼红,这是机会主义的办法。
”⑥
在20世纪初,新文学的接受问题是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如在内容方面,缺乏必要文化水平的大众不可能迅速认可西方的现代新思想;在形式方面,新文学的西方化特点也难以被习惯于读传统文学的大众所接受。
加上新文学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新文学接受问题之难是可想而知的。
正因此,在新文学早期发展中已有作家意识到接受问题的重要性,如鲁迅在20年代末就开始呼唤“真正的平民文学”,期待新文学走进普通大众,但他对其难度有清醒的认识:
“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
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
”①最后只能寄望于“世界语”和“拼音化”的极端方式。
同样,茅盾在1928年也表达过对新文学接受困境的不满:
“事实上是你对劳苦群众呼吁说‘这是为你们而作’的作品,劳苦群众并不能读,不但不能读,即使你朗诵给他们听,他们还是不了解。
……你的作品的对象是甲,而接受你的作品的不得不是乙;这便是最可痛心的矛盾现象。
……我们应该承认:
六七年来的‘新文艺’运动虽然产生了若干作品,然而并未走进群众中去,还只是青年学生的读物;因为‘新文艺’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为地盘,所以六七年来不能长成为推动社会的势力。
”②感受虽然沉痛,但也没有提出真正切实的解决办法。
正因为这样,瞿秋白批评“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
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以及纯粹从这种文学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初期革命文学和普洛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了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现在,平民群众不能够了解所谓新文艺的作品,和以前的平民不能够了解诗古文词一样。
”③虽然极端却不无针对性。
而在现实方面,接受困境也成了五四启蒙文学一个不可突破的瓶颈:
“‘五四’传统所获得的大
众化的内容终于没有在文艺运动底号召上争到表现。
”④在这一情况下,接受问题成为“大众化”讨论的导火索,直接促动了讨论的发生,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新兴文学的初期,生硬的直译体的西洋化的文体是流行过一时,这使读者———就是智识阶级的读者———也感觉到非常的困难。
启蒙运动的本身,不用说,蒙着很大的不利。
于是大众化的口号自然提出了。
”⑤
二
“大众化”讨论源自新文学的困境和强烈的自我发展要求,讨论也关涉到新文学的精神品格、文体特征和发展方向等核心问题。
讨论对五四文学有方向性的调整,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和推进,并直接影响到时代文学观念和作家的创作实践,对此后一段时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具体而言,讨论最突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民族化方向的自觉。
“大众化”讨论对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形式之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强化了新文学的民族化特征和发展方向。
它在理论上最大的贡献是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⑥口号。
虽然毛泽东不是文学中人,他的文章针对的范围也不局限于文学,但由于毛泽东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这一要求促进了新文学对民族化品格问题的思考,直接导引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从对新文学发展的影响来说,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口号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它可以看作是新文学对民族化审美品格的首次倡导,是新文学本土意识和目的意识最早深层的觉醒。
虽然“民族形式”讨论对这一口号的理解存在着片面化和简单化的缺陷,但它对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关系的认识依然作了有意识的推进,突出了新文学的民族化发展方向,可以看作是新文学自我确立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我们应该对毛泽东的这一口号做出更高的文学史评价,肯定它对于新文学民族化自觉的积极意义。
宏观的理论之外,讨论中提出的具体文学思想也表现出民族化自觉的倾向。
如在语言方面,它通过对五四文学语言西化倾向的批评,提倡与现实大众生活更为切近也更具民族化色彩的“口语化”方向。
瞿秋白最早提出“中国现在人的普通话”,尽管概念内涵含混,但它体现了对新文学语言回归现实生活和本土文化的建设意图。
此后,茅盾提出“方言文学”和“土语”,鲁迅进一步明确了“大众语”的内涵:
“在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又有一种语文,是比较普通的东西。
它已经采用着新字汇,我想,这就是‘大众语’的雏形”,①陈子展、陈望道等人也以同样的角度对新文学语言提出“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写得顺手”②等建设性意见。
这些语言主张的内涵有差别,但基本方向都是更切近现实生活,强调民族化的内涵和个性。
到了40年代“民族形式”的讨论中,语言问题的理论不再有大的推进,而是如姚雪垠所说“民族形式的理论应该看做是民众语文学运动理论的深化和丰富、继承和发展”,③大家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以口语化为新文学语言建设的基本方向,从而直接促动了以赵树理、周立波、孙犁为代表的解放区通俗化和口语化语言创作潮流。
对“大众化”讨论所倡导的口语化语言方向的价值很难做简单的评价,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对新文学语言发展有充分的启迪意义,至少可以看作是新文学语言在螺旋式上升和成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民族化自觉在文学形式的另一重要内容———文学体裁(狭义的“形式”)上有更突出的体现。
与语言一样,新文学的体裁也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西方到本土的演变过程,其结果同样是“西化”占据了绝对优势。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毫不掩饰地以西方文学形式为母体,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中更对“散文”、“戏剧”、“小说”等体裁确立了向西方文学学习的具体蓝本。
④新文学创作阵营中没有旧体诗和古典戏曲的位置,即使是在理论中得到部分肯定的传统小说,在事实上也被新文学作家彻底弃置。
在30年代“大众化”讨论中,文学体裁的“西化”问题受到了激烈的批评,瞿秋白指出:
“现在新式白话作品的体裁,大半已经是很欧化的了,老实说,是很摩登化的了”,然后提出了利用传统“民间形式”问题:
“革命的大众文艺必须开始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群众读惯的看惯的那种小说诗歌戏剧,———逐渐的加入新的成分,养成群众的新的习惯,同着群众一块儿去提高艺术的程度。
”⑤初步地将新文学形式与大众阅读习惯和民族文化特点联系起来。
但在当时,讨论者还没有突破“旧形式”中的意识形态藩篱,因此,只是强调借用传统形式,未将民族化的要求明确地提出来。
到40年代“民族形式”的讨论中,对传统文学体裁的认识才进入一个新阶段。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论者将以往讨论中运用的“旧形式”概念转换为“民族形式”,赋予它以民族化和本土化的内涵。
“我以为要特别提出来的是,‘旧形式’这个名词不妥当,我们要着重地说‘民族形式’。
为什么呢?
因为说旧必有新,但是中国诗的新形式是什么呢?
它只是欧化的,洋式的,这不能说是中国的新形式。
它不是中国的民族形式。
因此写出这样的诗来,不合中国人的口味,中国人不喜欢读,读了也记不得。
”①虽然这一转换显得比较简单和仓促,没有真正辨清两个概念之间内在的不同,但是,这一姿态本身就富有强烈的文化意味。
因为“旧形式”的“旧”所包含的是与“新文学”中“新”的对立,而“民族形式”则祛除了这一色彩,将与新文学的关系变成了“民族性”与“本土化”的问题。
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民族形式”讨论对传统文学形式的态度有了较大的变易,思考的深度也有所提升。
首先,他们不再像五四时期一样简单地否定传统文学形式,而是认识到它的生命力:
“事实是:
二十年来旧形式只被新文学作者所否定,还没有被新文学所否定,更其没有被大众所否定。
这是我们新文学作者的耻辱,应该有勇气来承认的。
”②更重要的是,部分讨论者开始超越以前将“旧形式”作简单“利用”的理解方式(虽然他们中许多人也依然没有彻底摆脱“利用”的意图),开始立足于文学形式本身来思考它与新文学的关系。
他们在肯定传统形式价值的前提下,努力寻找五四新文学中的传统因素,试图弥合它和传统文学形式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国新文艺,事实上也可以说是中国旧有的两种形式———民间形式与士大夫形式———的综合统一”,“而益之以外来的因素”③。
对传统文学形式及它与新文学关系的重新评价,改变了人们以往惟西方文学是举的观念,客观上促进了作家对传统文学形式的依靠和回归。
第二,亲和大众的努力。
“大众化”讨论在与大众关系问题上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其主要方式是改变文学自身,使自
己更适应大众的要求和接受基础,实现与大众的亲和。
态度上的转变是这一努力的最基本体现。
从30年代讨论开始,虽然鲁迅等人对能否改变现状提出保留性意见,但包括鲁迅在内的几乎所有参与者,都对新文学与大众关系的历史表示不满和检讨,并表达出改变这一现状的愿望。
这当中,瞿秋白的批评最激烈,也最有代表性,他从创作立场和态度上反思新文学,认为新文学作家“大半还站在大众之外,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④将新文学脱离大众的现实与作家的文学观念直接相联系。
40年代,受大的抗战环境影响,讨论者对“大众化”的要求更为迫切,批评也更为明确:
“作为反帝反封建思想斗争之一翼的新文艺,虽然是天经地义的在内容和形式上必须是大众化的,可是二十多年来,我们仅是向大众化走而已,还没有做到真正大众化。
……我们的读者圈子还很狭小,广大的市民阶层也还没有争取到,更不用说‘下乡’而深入群众。
”⑤这些几乎一致的批评声音,蕴涵的是新文学的自我反省和亲和大众的愿望。
与此同时,讨论者对如何改变现状、实现新文学与大众的密切关系做出了有益探索。
这其中,将传统形式问题与大众接受问题相结合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正如前所述,在传统文学形式与新文学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障碍,而现实大众的接受能力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传统文学形式,如何消除及多大程度上消除这一障碍,对新文学与大众关系的改善至为重要。
对此,茅盾较早作了思考:
“我们应当在‘文字本身’以外搜讨旧小说比之‘新文艺’更能接近大众的原因,这原因并不全在旧小说的文字易叫大众上口”,并对形式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大众是文化水准较低的,他们没有智识分子那样敏感,他们的联想作用也没有智识分子那样发达。
他们不耐烦抽象的叙谈和描写,他们要求明快的动作。
……一篇大众文艺的故事应有切切实实的人名地名以及环境。
听去好像明明是想象出来的故事,大众不要听。
”①到“民族形式”讨论中,茅盾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检讨:
“事实已经指明出来:
要完成大众化,就不能把利用旧形式这一课题一脚踢开完全不理!
一脚踢开是最便当不过的,然而大众也就不来理你。
”②茅盾的发言是一个代表,随着“大众化”讨论进入“民族形式”阶段,原有的“新”“旧”障碍已经基本上被祛除,讨论者主要思考的是如何运用这一形式,又多大程度上保留新文学自身特点的问题。
其次,讨论者对运用传统形式以获取大众接受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和困境也作了探究。
如对新文学自身的思想艺术要求与传统文学形式和大众接受基础之间冲突问题的思考。
因为中国大众的接受能力普遍较低,传统文学形式所能承载的思想艺术内容也有限制,如何在“传统”、“接受”和思想艺术要求之间寻找平衡点,是非常现实也是很迫切的问题。
讨论中曾经出现过非常极端的观点,如向林冰就完全以“接受”为前提,忽略了思想主体和艺术性的要求,他将毛泽东提出的“喜闻乐见”主张解释为“习见常闻”,主张新文学要俯就大众的接受基础,往彻底的“通俗化”方向发展。
③这一观点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如茅盾的《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一文,就寻求着在“实用”和“艺术”、“通俗”和“高雅”之间的必要平衡。
胡风则坚持继承五四启蒙传统,明确表示:
“现实主义的、民族形式的文艺固然要争取大众化的方向,而和大众的现实认识的深度相应的启蒙的文艺也要争取现实主义的、民族形式的完成。
”④反对为了大众接受而放弃五四文学传统。
讨论者的观点尽管有较大分歧,但都是立足于将借鉴传统形式和接受问题相结合的前提。
与此同时,也有讨论者超出形式领域,从更深广的角度来探索新文学的大众接受问题。
如老舍指出:
“通俗文艺须是用民间的语言说民间自己的事情。
”⑤其他讨论者也认为:
“我们不但应注意到我们所用的话和形式大众是否能明白,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我们所写的事情,大众是否都能明白和都能感到兴趣,……我们要写的东西,应该是写大众能感到兴趣的东西,或是大众所要求知道的东西。
”⑥虽然阐发得还不够具体,但将接受问题纳入内容层面来思考,却是对原有的单纯形式层面的突破。
由于参与“大众化”讨论的作家众多,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因此,讨论所产生的影响不只是局限在单纯的理论层面,而是深刻地体现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和整个社会的文学观念中。
如果说30年代的“大众化”文学实践还显得简单和粗糙,没有表现出民族化特征也没有被大众所接受的话,那么,正如胡风所说:
“被战争底任务所激动,被投身到那里面的民众要求所激动,作家们不能不用民众所熟悉的或能够接受的语言来创造能够教育民众、发动民众的作品。
”⑦经过抗战初期老舍、老向等人对传统民间文学形式的大量探索和实践,文学的民族化倾向已经成为时代潮流,总的趋向是越来越走向成熟,也越来越被大众所认可。
可以说,正是经过了“大众化”讨论的积极倡导和探索,才有可能在40年代文学中出现像赵树理这样成熟的民族化特色的新文学作家,才能产生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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