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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评论
话剧《茶馆》
1956年12月2日,老舍先生来到北京人艺,在"205会议室"亲自给大家朗读新创作完成的三幕话剧《茶馆》。
1958年3月29日,由焦菊隐、夏淳导演的《茶馆》在北京人艺首都剧场公演,反映强烈。
身为北京人艺院长的曹禺在看戏后兴奋地对老舍先生说:
"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
"
1963年5月,本剧复排上演。
当时受到来自"左"的干扰,在重压之下,剧中被硬加进了所谓的"红线"。
文革初,《茶馆》被打成黑样板,大毒草。
老舍先生被诬陷为反动文人和黑线人物,先生威武不屈,投了太平湖。
1979年2月,在老舍先生八十诞辰之际,北京人艺以原班人马重排上演《茶馆》。
1980年9月至11月,北京人艺演出的《茶馆》应邀赴西德、法国、瑞士三国进行了访问演出。
全程50天,访问15个城市,共演出25场。
这是我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
1983年,《茶馆》赴日本演出。
1986年,《茶馆》赴香港及加拿大演出。
同年,《茶馆》赴新加坡演出。
1992年7月16日,在北京人艺建院四十周年时,老一版《茶馆》在首都剧场演出第374场,成为告别演出。
1999年10月12日,北京人艺以全新阵容重排的《茶馆》在首都剧场公演。
导演:
林兆华
2002年6月26日至7月1日,新版《茶馆》作为北京人艺建院五十周年献礼剧目再度公演。
2003年2月8日,《茶馆》举行外事专场演出,特别邀请各国驻华使馆官员、外国记者、留学生及驻京外国专家观看。
2004年5月27日,《茶馆》迎来第500场演出。
2004年7月1日至8日,《茶馆》应邀赴台湾演出。
8场
2005年6月28日,为纪念焦菊隐先生诞辰100周年,北京人艺举行《茶馆》建组会,恢复焦菊隐版《茶馆》。
复排执导:
林兆华
2005年10月,恢复后的焦版《茶馆》在首都剧场演出16场后赴美国华盛顿、纽约、休斯敦、洛杉矶、伯克利五城市巡回演出。
2007年1月18日至21日焦版《茶馆》赴香港演出4场。
2007年1月26日至27日焦版《茶馆》赴澳门演出2场。
话剧《茶馆》是老舍在1956年完成的作品,1958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排,此剧以茶馆作为社会缩影,透过半个世纪的世事变化,由70多个角色演出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层面。
作者老舍
剧情梗概
故事讲述了茶馆老板王利发一心想让父亲的茶馆兴旺起来,为此他八方应酬,然而严酷的现实却使他每每被嘲弄。
最终被冷酷无情的社会吞没。
经常出入茶馆的民族资本家秦仲义从雄心勃勃搞实业救国到破产;豪爽的八旗子弟常四爷在清朝灭亡以后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
故事还揭示了刘麻子等一些小人物的生存状态。
全剧以老北京一家大茶馆的兴衰变迁为背景,向人们展示了从清末到抗战胜利后的50年间,北京的社会风貌及各阶层人物的不同命运。
在满清王朝即将灭亡的年代,北京的裕泰茶馆却依然一派“繁荣”景象:
提笼架鸟、算命卜卦、卖古玩玉器、玩蝈蝈蟋蟀者无所不有。
年轻精明的掌柜王利发,各方照顾,左右逢源。
然而,在这个"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整个社会令人窒息的衰亡:
洋货充斥市场、农村破产、太监买老婆、爱国者遭逮捕。
到了民国初年,连年不断的内战使百姓深受苦难,北京城里的大茶馆都关了门,唯有王掌柜改良经营,把茶馆后院辟成租给大学生的公寓,正厅里摆上了留声机。
尽管如此,社会上的动乱仍波及茶馆:
逃难的百姓堵在门口,大兵抢夺掌柜的钱,侦缉队员不时前来敲诈。
又过了三十年,已是风烛残年的王掌柜,仍在拼命支撑着茶馆。
日本投降了,但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又使人民陷入了内战的灾难。
吉普车横冲直撞,爱国人士惨遭镇压,流氓特务要霸占王掌柜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茶馆。
王利发绝望了。
这时,恰巧来了两位五十年前结交的朋友,一位是曾被清廷逮捕过的正人君子常四爷,一位是办了半辈子实业结果彻底垮了台的秦二爷。
三位老人撒着捡来的纸钱,凄惨地叫着、笑着。
最后只剩下王利发一人,他拿起腰带,步入内室,仰望屋顶,寻找安然了结一生的地方。
人物形象
人的精神危机是时代文化危机的一部分。
《茶馆》对旧社会民众精神危机的刻画,主要是借助剧中三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来完成的。
“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贯穿全剧。
他父亲死得早,二十多岁就独立应付生活,他懂得,“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顶要紧”,所以按着老辈儿留下来的老办法,以为“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岔子”。
他每天满脸堆笑逢迎来自官僚权贵、外国势力、恶霸、地痞、特务、警察多方面的敲诈滋扰,他心地不坏,却因为地位比赤贫阶层高出一截,对世间的苦难早已熟视无睹。
他是个本分买卖人,希望社会安定,自个儿的生意也顺心点儿,可社会总跟他拧着劲儿来,他不敢跟社会较劲,只能俯首当“顺民”,常劝茶客们“莫谈国事”。
世间兵荒马乱,城区别的大茶馆都破产歇业了,他还苦撑着,时不时第想出些个小招数,抵挡街头商业全走背字儿的潮流,晚年,眼瞅着茶馆撑不下去了,他不嫌丢人,打算添女招待。
但是,社会的魔掌越来越紧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国民党党棍创办的“三皇道”要砸他的茶馆,特务们也来勒索,要他交出根本拿不出来的金条换老命,流氓们开办新式妓院,在当局怂恿下要霸占他的铺面……王利发一筹莫展,走到了人生尽头,这才明白,几十年来的小心谨慎苦撑苦熬,全算白饶,面对死的诱惑,他到底喊出了从来没敢喊出口的话:
“人总得活着吧?
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
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
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王利发的这点儿心理危机很有代表性,不坑人、不害人、逆来顺受、没有过高的生活要求,是当时小市民最普遍的心态。
身份地位稍稍高于一般平民的小商人王利发,力求小康而不得,最后结局这样凄凉,生活在那个世道下面的贫苦市民,就更没指望了。
王利发走到人生最后一站喊出来的几句话,也正是萦绕在社会底层小人物们心头的一致的困惑和愤懑。
秦仲义是个民族资本家。
第1幕登场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势衰落,他凭着一颗报国之心,变卖祖业创建工厂,想实业救国。
他耗尽40年的心血办起不小的企业,觉得这样就足可以“富国裕民”。
他错了,抗战刚结束,他的产业就被政府没收了,当局不但没有接着好好办厂,还把机器当成碎铜烂铁给卖掉了。
眼看着工厂的废墟,秦二爷痛心疾首,怨气冲天:
“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
”他的人生结论比王利发的还惨:
“……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
”秦仲义有过比王利发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志变革中国现实,可是,他的人生也没能逃脱世道的钳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寡头和官僚买办共同控制的国家经济形势,没给他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
何况,他自视高人一头,跟大众无法沟通感情。
他在黑暗岁月里单挑独斗了一辈子,终于惨败下来,也是必然的。
常四爷,在《茶馆》这出戏里,是最少受到挖苦、批判的一个形象,这跟他特定的身份、经历——由老北京旗人中间走出来的自食其力者——有相当的关系。
满族出身的作家老舍,毕生写了许多带有满人性格特征的人物,可是,直到年近花甲,才破天荒头一回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写了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勤恳的满族人!
作者写常四爷的主要用意,一是要写出旗人下层的确有一批忠肝义胆的爱国者,二是要写出满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三是要反映出从清末过来的满族人,并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窝囊废”。
常四爷的身上体现了直到晚清时节八旗将士的多数人仍在坚守的爱国情操,打清朝末年他还吃着钱粮、坐得起茶馆的时候,就很瞧不上“吃洋饭”的马五爷,瞧不上崇洋媚外的国人“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儿”,看到鼻烟壶也从外洋进口,他心疼“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
”尤其是感觉到了国不国民不民的惨状,他能冲口喊出:
“我看哪,大清国要完!
”当局的侦探以他说这话为理由要逮捕他,他据实相告:
“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
”还是没用,被抓去坐了一年多大牢。
出狱就赶上了义和团运动,为护卫国权,他跟洋人刀枪相对地打了几仗。
后来大清国到底亡了,他也并不意外,认准了这是历史的惩罚:
“该亡!
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
”他一生保持着满族人耿忠、倔强的脾气,不向恶人低头,不向命运让步,在民国初期到处排斥满人的时候,就像松二爷说的:
“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
可是,谁又要咱们旗人呢!
”哪怕是靠担筐贩菜、挎篮子卖花生米,照样活得腰板挺直。
那么,像常四爷这么一条硬汉子,是不是能有好一点的命运呢,不是,他也照样逃不掉人生悲剧。
七十多了,他还是一贫如洗,这才弄清楚:
“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他预感到,这么下去,“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他“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
常四爷,一个多么希望依靠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好前途的中国人,他的悲剧不是来自胆怯、懒惰,而是来自他的落伍了的观念,属于旧时代也属于满族传统的人生观,叫他总以为凭着一身正气和不服输的精神,就可以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黑暗间闯开一条生路,这样天真的愿望根本没法实现,邪恶社会永远张着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食着贫寒的个体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罢。
常四爷的失败,除了社会的责任之外,也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已然不合时宜。
就这一点说来,他与终于跌进厄运的王利发、秦仲义,是殊途同归。
话剧《茶馆》赏析
(2013-02-2022:
5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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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校园
教育
摘 要:
戏剧是一种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多种艺术成分组成的综合舞台艺术。
由于戏剧演出在时间、空间上受到严格的限制,所以要求剧本在有限的时间和场景中表现尖锐的矛质冲突、展现人物活动,反映社会生活。
《茶馆》是我国话剧的典范,尤其是其鲜明的人物形象,独特的戏剧结构,特殊的戏剧冲突,幽默诙谐的语言值得我们去深深体会与赏析。
关键词:
人物形象戏剧结构戏剧冲突语言艺术
《茶馆》由老舍先生于1956年创作。
老舍先生以独特的艺术手法,把三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变迁状况,以话剧的形式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茶馆》前后塑造了六七十位个性鲜明的人物,展现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三个时代的生活场景,概括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势力的尖锐对立和冲突,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历史命运。
该剧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是我国当代具有世界性深远影响的优秀剧作之一。
茶馆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茶馆》具有鲜明的人物形象,独特的戏剧结构,特殊的戏剧冲突以及幽默诙谐的语言。
一、鲜明的人物形象
《茶馆》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
全剧出场的人物有七十多人,有名有姓的就有五十多人,而且这些人物大多个性鲜明。
下面对以王利发、秦二爷、常四爷、刘麻子的形象进行分析。
王利发是一个贯穿全剧的人物。
他精明、干练,谨小慎微,委屈求全,善于应酬。
在剧中,他巧于应付巡警的敲诈,耐心倾听崔久峰的牢骚。
作为商人,他还具有胆小怕事和自私的特点。
如他对李三的苦处、康顺子的处境和难民的哀告虽然同情,但也很有限度。
他对社会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得十分含蓄,如唐铁嘴说“感谢这个年月”的时候,他说“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
”这句话中蕴含了他的愁苦和愤恨。
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
秦二爷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
他完全可靠着祖上的财产,吃喝玩乐一辈子,但是面对国弱民穷,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他决心搞实业救国,变卖了家里所有的房产、地产,办了个“顶大顶大”的工厂,但是,在那黑暗的、腐朽的时代,他的努力最终只智能化成泡影。
当他从自己亲手办的工厂被赶出来时,只带了签支票用的金笔和在工厂门口捡到的两个螺丝帽。
他对王利发说:
“人哪,有钱就该吃喝嫖赌,决不能做好事,做好事绝没有好下场!
”他的失败有力地证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靠实业救国是行不通的。
常四爷是个旗人,但他对腐败的清朝政府不满,对帝国主义更加痛恨。
他正直、倔强,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乐于助人。
剧中他对抓过他的特务不服软,为正发愁的王利发送来了咸菜和鸡。
他的身上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爱国精神。
刘麻子,这是一个靠说媒拉纤、拐卖人口挣钱的地痞无赖。
话剧中他又同两位逃兵谈生意,还没有谈成就被当做逃兵枪毙了。
这个人物形象表现了当时社会的病态和畸形。
二、独特的戏剧结构
《茶馆》的戏剧结构是独特的,剧作突破了传统的戏剧手法,而且与《雷雨》紧凑集中的戏剧结构不同。
《茶馆》不求故事情节的连贯,矛盾冲突的紧张激烈,称为“图卷戏”结构。
作品没有一个完整的情节线索,没有贯穿始终的矛盾冲突,而是以众多人物的活动带动情节的发展。
《茶馆》第二幕出场的人物有30多个,有台词的近20人,但这些人物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每个人的台词都不多,在茶馆中一闪而过,各自说着自己的事情,对深化作品的主题,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剧中人物的活动,都是截取他们在茶馆中的一个横断面。
这无数个画面组织起来,便构成了一幅卷轴画,随着剧情逐步展开。
三、特殊的戏剧冲突
《茶馆》所采用的是特殊的戏剧冲突。
剧中虽然集中了各样的人物,但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具体的、针锋相对的冲突,人物与茶馆的兴衰也没有直接关系。
剧中的人物仿佛是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下,按照自己的轨迹必然地运行。
正直、善良的人无法摆脱厄运的袭击,那些异常活跃的社会渣滓,各自遵循着自己的道德准则行事。
作者把矛盾的焦点直接指向那个旧时代,人物与人物之间每一个小的冲突都暗示了人民与旧时代的冲突。
如李三的报怨,巡警的勒索,难民的哀告,逃兵的蛮横,都表现了帝国主义指使的军阀混战给社会造成的黑暗,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通过特殊的戏剧冲突,展现了清末社会的众生相,深刻地反映了帝国主义的渗透、侵略和封建统治的荒淫、腐败所造成的农民破产,市民贫困和社会黑暗。
表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月即将来临。
四、幽默诙谐的语言艺术
老舍作品的幽默诙谐早已家喻户晓。
在《茶馆》中,他没有继续早期创作中的油滑保持和发展了他的幽默,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喜剧风格。
《茶馆》以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的内容,把人世间那些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使人发出憎恶鄙弃的笑声,把悲剧与喜剧有机地融合起来,让人们带着辛酸含泪的笑向旧时代告别。
从而收到对黑暗的旧社会无情讽刺的强烈艺术效果。
尤其是关于唐铁嘴的。
在第二场,吸毒成性的唐铁嘴宣称自己“已经不吃大烟了”王利发顿生疑窦,还以为他是戒掉恶习了呢,谁知道唐铁嘴话头一转:
“我改抽‘白面儿’啦。
你看,哈德门的烟是又长又松,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
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个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儿福气还小吗?
”在这里,作者巧妙地吸收曲艺相声的语言技巧,于关键时“甩包袱”,把一些合乎情理但出人意外的“笑料”一甩出来,就产生了强烈的幽默效果。
只是笑过之后,并不是产生喜剧的开怀大笑,而是伤感与沉痛,这是“带泪”的幽默,其幽默的深意就在于揭示时代与人物的悲剧性。
这种例子在剧中还很多,显示了老舍作为一个京城旗人作家,对语言内涵葆有的高度的敏感和绝妙的把玩。
他把这种敏感和把玩,搁到特定的戏剧语境当中,就成了“既明快又深刻的惊人之语”,收到了“一碰就响”的艺术奇效,将老舍先生的幽默艺术风格完美地引向了极致。
五、结束语
很庆幸这次匆忙的看完了《茶馆》。
《茶馆》全剧虽然不长,却把维新变法失败后——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横行的社会面貌通过人物的种种对话与关系中很巧妙地表露出来,不得不敬佩老舍先生的伟大。
《茶馆》看完了,我们现在的生活依然继续,但是现在的茶馆是否依然能反应社会的世事呢?
匆忙的人们也许只有少数会去光顾茶馆吧。
话剧话剧本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剧作、导演、表演、舞美、灯光、评论缺一不可。
话剧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话剧具有它着独特的美。
在闲暇之时,欣赏一下话剧,娱乐的同时也思考着世事,不也是一种享受吗?
参考文献
[1]刘青.论话剧《茶馆》的结构艺术[J].艺术百家,2004,6:
46-48
[2]王颖.原型的魅力—论《茶馆》戏剧环境的设置[J].淮北煤师院学报,1998,3:
103-105
[3]梁素芳.《茶馆》语言艺术初探[J].河南农业(教育版),2007,10:
61-62
《茶馆》艺术特色分析
老舍先生的《茶馆》创作于1956年,1958年由北京人艺首演,此剧以老北京地区的一个普通茶馆作为舞台背景,浓缩了清末,民初,抗战胜利等3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每一幕写了一个时代。
由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领衔的多达70多个不同角色演绎了一副跨越时代的历史画卷。
《茶馆》的经典意义就在于它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揭示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矛盾,表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中国社会人物,表达了既有时代局限性又富有超越价值的社会主题。
一.扁平化的戏剧结构
冲突构成戏剧,戏剧就是冲突,按照经典的戏剧结构和戏剧理论,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组成一个有起伏的完整的故事链,动作要紧凑,集中,冲突要激烈,热闹,戏剧要基本符合三一律的结构框架,最高任务要清晰有力明确,出场人物不宜太多等等行之有效的丰满立体的戏剧结构。
《茶馆》的结构类似于清明上河图的社会画卷,社会生活细节丰富,登场人物各色人等不一而足,一个个断断续续的生活片段组成了《茶馆》整个篇章结构,戏剧主旨就是要把旧中国行将灭亡的规律性特征一一展现。
这样的扁平叙事或者说散点式的剧作特征曾经也一度折磨着作者老舍,老舍在创作《茶馆》的时候也非常敏锐并明确地意识到这部剧是一种戏剧观念,戏剧结构,戏剧章法的创新和改良,据说曾经有朋友和友人力劝他在剧中设置一条主要线索和主要人物去按照古典章法来设置冲突,发展剧情,都被他一一否定,老舍坚持说,“那样写的话可能比我写的更加像是戏剧,我十分感谢这种建议,但是不能采用,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不希望被老套子捆住。
”
《茶馆》所采取的这种全新的戏剧结构使得整个剧目呈现出一种自然主义的古朴状态,人为编排的痕迹被各色人等之间的交际和交集的凌乱和繁琐所打破,每个人的行为逻辑符合他们的人物身份,仿佛都是在按照自我的理念和逻辑行使自己的意志,他们留下的往往是时代的背影和人生的剪影,就像我们在昏黄的老照片下看到的一张张国人的面孔,既熟悉又陌生,如飘浮的浮萍和脱线的风筝一般,每个人存在的价值都是模糊不清的,区别于传统话剧要树立的典型形象和典型人物,《茶馆》里奉献的就是一个个悲剧命运笼罩下的芸芸众生像。
但是这种社会画卷似的扁平化的叙事逻辑并没有取消戏剧的矛盾冲突的根本,只不过没有一个十分明确和强烈的主线作为支撑。
《茶馆》的矛盾冲突更多的是隐性的而不是显性的,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小冲突折射出时代的大矛盾和大冲突。
二.抽象而又具象的戏剧人物
《茶馆》全剧登台亮相的70多个大大小小的人物,作者将戏剧冲突相对集中于三个主要人物身上:
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民族资本家秦仲义,以及刚正勤恳的满旗人常四爷。
他们三个人既是有着独特身份的具象性的个体人物的代表,又是社会大图景中社会各阶层,社会各势力的集中代表,是一种具有符号式的抽象形象。
王利发的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恰如他的名字,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手工业者,一个略高于贫苦大众的相对生活温饱的小资产阶级,对生活无甚指望,只求社会稳定,天下太平,整日活在生活的挤压下,为了一点可怜的基业而随波逐流,忍辱偷生,他懂得这个社会的潜行规则,“在街面上混碗饭吃,人缘顶要紧”,按照祖宗遗训认为“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欢喜,就不会出岔子。
”的圆滑心态。
王利发的视角是要和普罗大众做着广泛的接触,官僚权贵,地痞流氓,外国势力,警察特务不停地对他敲诈滋扰,他选择了忍让,选择了一个老实巴交的顺民形象,并且非常懂得政治生活的变幻无穷和危险,他常劝食客们“莫谈国事”,以为可以讨好各界,置身事外,甚至眼瞅着茶馆的生意撑不下去了,还不嫌丢人,妥协着添加一个女招待,而这些无尽的妥协换来的确实社会对其盘剥和讹诈直至一穷二白的无情现实,国民党的党棍匪徒要砸他的管子,警察特务也不停的滋扰敲诈要他拿出金条去换命,而流氓阿飞乘机开办新式妓院,要抢占他的铺子,等等这一切使得本来还抱有一丝生活幻想和幸福幻象的王利发终于一筹莫展被逼上了绝路,在人生的劲头,他终于喊出了多年未曾敢喊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办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滴包袱,我可没做过缺德事儿吧,那些狗男女都活的有滋有味的,就是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
作者对王利发的命运际遇只能报以深深的同情和无奈,一个最不该自灭的生命,一个苟延残喘的生命,一个琐碎的生命的消逝,就是当时普罗大众的集中代表。
民族资本家秦仲义区别于茶馆老板王利发,是个心怀报国之心,积极向上,乐于进取的国人形象,他主张实业报国,耗尽了多年的心血办起民族企业,以为这样就可以尽报国之情,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责任感,但社会的结构注定了这样的民族企业生活在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双重夹缝中,混乱的时事使得他的产业被政府强夺,不但无法实现人生抱负,还眼看着多年的基业被消耗殆尽,秦仲义面对着工厂的废墟痛心疾首,怨气冲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
“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
”
常四爷是一个老北京旗人中间走出来的相对正直,勤恳,淳朴的形象,这个作者老舍本身也是旗人的身份有关,他对比王利发和秦仲义更能被大众的道德趣味所认同,首先他是个爱国者,一个满族旗人的爱国者,而不是那种遛鸟儿作揖的八旗子弟,他的耿直的个性使得他瞧不上吃洋教的马五爷,瞧不上崇洋媚外的国人,他最能一针见血的瞧出社会的弊病和问题的根本,当他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
”的口号被当局的密探所缉捕,他并没有选择退让,软弱和妥协,而是说“我是爱大清国,怕它完了”,被抓入大狱服刑后释放就碰上了义和团运动,爱国的基因让他与洋人干了几仗,后来大清国果然亡了,常四爷一针见血的指出这是历史的惩罚。
常四爷的命运也逃不出历史的窠臼,老年的常四爷一身清贫,感慨道,“我爱我们的国啊,可是谁爱我啊?
”常四爷的失败,比起王利发以及秦仲义更加被人叹息,因为这样的人物最有希望担当起中国的脊梁,脊梁没了,国家和社会肯定是散了架了。
三.现实意义的主题思想
《茶馆》写于1956年,一个具有理想主义的崭新的国家燃起了所有国人的激情和希望,无论是出于作者创作的激情和现实政治的考量,《茶馆》对于旧中国的社会,旧中国的人的描述是带有典型的当时时下的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政治观点的,虽然整个戏剧的主旨是悲情的,但剧末五四运动学生青年的出现代表着未来希望的方向,明确表明新旧社会两重天,新中国对于打碎旧时代,建立一个理想国度的灿烂幻想。
半个世纪过去了,世界的发展和变迁仿佛我们的社会又进入到了另一个相似的轮回,《茶馆》虽然被尊为国剧常年保持着高度的注意力,但近年来《茶馆》更多的被当做具有批判现实主义力度,对于当下社会风气和政治局势有着明确指向性的剧目而重新被更多的人关注。
社会的不公正和社会各阶层贫富悬殊的不断拉大,使得民间疾苦和底层呼声越发的嘹亮,《茶馆》剧目当中提供的各色人等和社会图谱被发现和当下社会有着强烈的贴合以及印证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茶馆》虽然不如《雷雨》或者其他叙事性强的故事更有娱乐价值,但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剧的代表,《茶馆》的社会革命价值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力度仍然是历久弥新的。
3月,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茶馆》在深圳公演,再次引起争论:
老舍先生的《茶馆》,可以被改编么?
从焦菊隐版的《茶馆》到林兆华版的《茶馆》,再到今天虽由林兆华执导但仍回归焦菊隐版的《茶馆》,这种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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