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革命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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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革命文化

沂蒙革命文化

题记：

沂南县地处沂蒙根据地中心，革命战争年代，这里被誉为山东的“小延安”，山东省政府前身－－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于该县古镇青驼寺，并涌现出“红嫂”明德英、“沂蒙母亲”王换于等一大批先进英模人物……

临沂市委书记李群说过，沂蒙革命文化具有广泛影响，全市现有省级以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８处，沂南县就有３处。

这些教育基地正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巨大精神财富，也为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和社会实践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有利条件。

红色文化不仅是沂蒙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和井岗山文化、延安文化一样都是革命老区特有的红色文化。

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沂蒙的传播和实践，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党人及沂蒙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光辉历程中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是沂蒙特有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沂南县早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有一大批共产党人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并为红色文化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抗日战争时期，沂南县是沂蒙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以“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为主旨的沂蒙精神这一红色文化，经历一个较为完整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沂蒙具有着十分典型的意义。

早期红色文化在沂南的传播

沂南县是早期共产党人在沂蒙活动的地方之一。

１９２３年，在上海大学就读的沂南苏村镇门家庵子村进步青年刘鸣鸾，就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期间，每回乡省亲便传播马克思义，如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周刊，就是他带到沂南的。

１９２７年春，在沂南一批土生土长的进步知识分子，也相继接受共产主义，加入共产党。

如苏村镇北良水的杜润芳、依汶乡朱家里庄的朱寿年。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沂南的面貌也就焕然一新了。

到１９２８年，苏村和朱家里庄这两个地方成为共产党人活动的基地并

待。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把三个不满１６岁的孙子送给八路军。

并动员两个外甥参加抗战。

１９４０年，大孙子牺牲后，老人以坚强的毅力挺了过来。

在抗战最艰苦的１９４２年，老人写下了“对面灵山存八宝，一家五抗无限乐，抗战到底”的春联。

１９４７年，沂南县委为徐相南出殡下葬后，老人走完了他漫长的人生。

在徐丁谊老人身上，不仅表现了沂蒙人民“爱党爱国、无私奉献”这一沂蒙精神的主旨的红色文化，而他本身同时也为这红色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正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和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实践不仅唤起民众，使沂南的农民运动在沂蒙红色文化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同时，也为抗战时期沂蒙精神这一红色文化的形成、发展、完善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红色文化在沂南的形成与发展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具有着光荣传统的沂南儿女，在党的领导下，便积极地置身于民族的解放之中。

从１９３８年８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进驻沂蒙腹地沂南县岸堤镇一带，从此拉开了创建沂蒙根据地的序幕。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到１９４０年８月，山东全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在沂南县青驼寺的召开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沂蒙根据地创建的完成和沂蒙根据地达到了鼎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内，以岸堤、孙祖常山、依汶为沂蒙中心区内，八路军第一纵队、山东分局、战工会、八路军山东纵队、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抗大一分校、大众日报社、鲁中区党委等各群团机关均集于此地，从而在沂南境内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敌后抗日战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沂南县也成为中共山东分局的直属县。

正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优势，红色文化能以在以沂南为中心的区域得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和发展。

在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各抗日团体，在沂南境内派出大批的工作组、工作团及文艺宣传队，并创办抗日小学、冬学夜校、青年识字班，在宣传组织发动群众的同时，把红色的革命文化迅速而广泛地传播，而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实际行动与国民党政府及军队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徐向前元帅看见房东老人穿得单薄，便脱下自己的大衣送给老人，吃了房东一个地瓜也要照价付钱。

正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实践，使得党和人民建立了鱼与水、血与肉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普遍的广泛的和深入民心的。

爱党爱军、无私奉献已成为一种文化实践。

在根据地内，不论妇孺老幼纷纷起来投身抗战，有许多村庄青年人几乎全参加八路军。

如朱家里庄村、石泉村，在１９３８年秋冬就出兵各一百余人，成为当时抗日模范村，朱家里庄村的杨次章家一下就有三兄弟全部参加八路军。

刘家店子开明绅士刘佛像也毁家纾难，拉起２００多人的队伍交给八路军。

还有许许多多的妇女和儿童，也纷纷走出家门投身抗战，如“沂蒙母亲”王换于，在１９３８年５０岁的时候，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４０年３月，当徐向前元帅指挥的孙祖战斗时，许多妇女和老太太就主动地参加支前，她们冒着炮火到阵地上送水送饭，给战士们莫大的鼓舞，支前的民工田大，在关键时和战士们一块推倒石墙，砸死三个日军，立了大功。

１９４０年７月，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在沂南东高庄创作的歌曲《跟着共产党走》不仅仅喊出了根据地人民的心声，同时也是红色文化发展的概括。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明确地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

“革命的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可以这样说，在根据地内红色文化的形成，也是抗战的总动员，正是红色文化的总动员，使得人民充分地发动起来，从而为迎接艰苦抗战岁月的到来直到打败日本侵略者及消灭蒋家王朝，做好了文化和思想的准备。

红色文化在沂南的丰富与完善

以沂蒙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在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得以形成，而她的丰富和发展则是伴随着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

沂蒙根据地，从一开始创建，便处在日伪军的包围之中。

从临沂到沂水、蒙阴到临沂及北部泰石路三条公路上，敌人碉堡林立，对根据地层层封锁，除此之外，一次次治安强化运动，一次次大规模的“扫荡”，“蚕食”，从而形成了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封锁和进攻。

为粉碎敌人的“扫荡”封锁，保卫和发展根据地，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在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中，共产党人和八路军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战胜了空前绝后的困难，保卫和发展了根据地。

正是在这艰苦的年代中，沂蒙儿女以朴素而崇高，平凡而伟大的行动，把沂蒙精神的主体、爱党爱军，无私奉献表现得淋漓尽致。

１９４３年冬天，沂南县马牧池乡横河村普通农村妇女明德英从鬼子的枪林弹雨中抢救了１３岁的小八路庄新民，当时明德英见伤员流血过多昏了过去，就毅然将自己的乳汁灌进了伤员的嘴里。

用乳汁救伤员的红嫂明德英，她那普通而又伟大的壮举，和战士们在战场上拼杀，没有质的区别。

在这里，沂蒙精神从甘甜的乳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还有“沂蒙母亲”王换于，这位１９３８年５０多岁入党的老人，从一入党后，便把她后半生的精力和全部心血无私地奉献给党，她们家，曾是山东分局、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部等高级机关的所在地，徐向前、罗荣桓、朱瑞、黎玉等高级领导常住她们家，为了照顾好领导干部，她一天做七八次饭还不黑天。

她创办的战时托儿所，历时数年，她抚养的罗荣桓的女儿罗琳、陈沂的儿子陈小聪及胡奇才将军的儿子等４０多个孩子都健康地成活了，可她却有亲骨肉因照顾不周而夭折了。

在１９４１年冬，日军５万人的大“扫荡”中，她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救护了大众日报社的工作人员白铁华，卖掉了赖于生存的土地，厚葬了烈士陈若克。

她每当附近发生战斗便和儿媳张淑贞就要穿几身衣服到战场附近，去收容掉队的干部战士，为他们化装，然后再送他们归队，最多的时候，一天要穿七八身衣服。

连儿子儿媳的衣服都给穿完了。

其中几次差点被搜山的日军抓去。

为了使藏在山里的干部战士能吃上饭，每到天黑，就要煮上一锅地瓜，半夜同志们进屋后，总是先到锅里去找吃的，每次看着孩子们吃得又香又甜，她总是心疼得直掉泪，临走时，总是要孩子们多带一点，一个冬天下来，她家三窖子地瓜全吃没了，到了春天，连种子都没留下。

在王换于身上，只有奉献，没有索取。

当然，红嫂和沂蒙母亲仅是作为典型的代表，作为群体意识的沂蒙精神是由沂蒙儿女这一群体表现的。

仅１９４１年冬的大“扫荡”中，在沂南的北大山、大青山、五彩山、孟良崮，群众就掩护了山东纵队的总医院、一所、二所、三所、五所等大批的伤病员，仅艾山前后五六个村庄，就掩护了２０００多伤病员和机关干部。

为掩护伤病员和机关干部，民兵英雄徐梅山不仅率民兵６０天作战７０多次并以爱赠分明的立场亲自镇压了叛变投敌的亲姑家表哥。

依汶乡五空桥的刘世矩，被敌人三次按到铡刀刃上，也没说出一个字，张庄镇石麦亭的村长，为保护伤员和公粮，被日军活活地烧死。

依汶乡滑石崖村高乃贞一家，就掩护了１８个伤员和抗日干部，高乃贞的母亲，为掩护伤病员，故意引开了搜山的敌人，最后倒在敌人的枪口下，这个仅有４户人家的小山村，在抗战中，就掩护了５０多位伤病员。

还有鲁庄乡的范桂军，就是在敌人枪口下，把八路军伤病员当作自己的丈夫掩护下来。

同时，还有许许多多从敌人的刺刀尖上，枪口底下冒着生命危险去认丈夫、认儿子的动人事迹。

还有儿童团长刘乃斌率领儿童团员下到冰冷刺骨的汶河当中，在敌人快要到来时，撤掉了敌人扫荡时架起的便桥，使敌人不能过河扫荡。

正是沂蒙儿女这一伟大的群体，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用朴实而伟大的行动，使得沂蒙精神为主体的红色文化得以发展和完善。

沂蒙精神含有丰富的内容，因而她的组成具有着全面性和完整性。

１９４１年冬和１９４２年冬，日军对沂蒙根据地的大“扫荡”，使根据地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沂蒙根据地（沂南县）这个不足２０万人的地区，青壮劳力被抓１万多人，房屋被烧四分之一，耕牛牲畜大部被抢，生产生活资料大部被毁，根据地进入了空前困难的时期。

为了渡过难关，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艰苦创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如省长黎玉在横河村亲自带头拉犁，开展生产自救，各级领导也率先垂范，县委书记王介福就带领机关干部开荒７０多亩，开设了工副业项目，不仅改善了生活，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人民群众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面战斗，一面生产。

变工组、互助组、合作社在根据地内到处涌现。

通过生产运动，我们不仅战胜了困难，改善了军民生活，同时涌现了朱富胜、王兑一、马星祥三位劳动英雄和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及李家庄子、尤家埠子、后交良等先进集体。

日寇投降后，根据地在未实行土改之前，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参军运动，仅今沂南县这一区域内，就组建了３个子弟兵团，同时大批干部被抽调随军进军东北，支援新区的开辟。

在大参军中，出现了许多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相送的动人场面。

在随之而来的解放战争中，老区人民又极力支前，从鲁南战役到渡江战役，老区人民派出担架团、小车队，为新中国的解放再次作出了沂蒙儿女的贡献。

如劳动英雄朱富胜率领的担架团，从济南战役转向淮海战场。

在淮海战场上转战６５天，在紧要关头３５００多人连续作战６天６夜，及时抢救伤病员６０００多人，被华东支前司令部嘉奖为华东第一模范担架团。

还有最为感人的是，在孟良崮战役中，有３２名妇女，在汶河上扛着７块门板，架起了火线桥，当主力部队通过后，干部战士看着累倒在沙滩上的妇女都流下了眼泪。

有谁能想到，这些妇女中有的已经怀有身孕。

在解放战争中，沂南这一沂蒙根据地的中心区仅有２８万人口，可支前人数却达到了３３万人次。

在解放战争时期，沂南更涌现出“活烈士”韩成山这一先进代表人物。

１９４７年春，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黄崖山阻击战中，弹尽粮绝的他毅然与四名战友一起跳下悬崖。

３０年后，“活烈士”才被发现，１９９２年，他受到了江泽民的亲切接见。

正是在沂蒙精神的作用与鼓舞下，沂蒙儿女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也完善和丰富了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在沂南的继承和发扬

任何文化，都有着较强的传承性，作为优秀文化的沂蒙精神，更体现了她所特有的传承性和生命力。

建国后，沂南人民在继承和发扬红色文化的同时，也为红色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

在沂河岸边的周锡芬和周锡芳两姐妹，从小就生长在一个红色的家庭，受到母亲爱党拥军的熏陶。

姐姐的丈夫陈学文是位军人，１９６４年，在部队训练时因掩护战友双眼几乎被炸瞎，右手被炸掉，右胳膊被炸去，身上多处负伤，在评为“爱兵模范”和荣立一等功的同时，也被评为一等残废军人。

在母亲的鼓励下，周锡芬担起了护理丈夫和照顾家庭的重任。

从丈夫受伤到去逝整整２３年。

２３年，人生能有几个２３年。

在这２３年中，她不仅要照顾好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还担当起抚养７个孩子的重任。

其中许多困难都咬牙挺了过去，从未向部队向组织开过一次口。

孩子成人后，她又先后把四个孩子送到部队，支持国防事业，并教育孩子听党的话，好好工作，不能给老区人丢脸。

她被部队称为编外指导员。

妹妹周锡芳，是位６０年代初的回乡知青，在母亲的鼓励下，也找了位军人做丈夫，她在村妇女主任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后半生。

除所负责的计划生育、幼儿教育、调解工作样样出色，深受群众爱戴外，她还几十年如一日照顾残废军人孤寡老人，为５０多个现役军人介绍对象组成家庭，并先后把４个孩子送到部队，因教育孩子有方，被群众的领导亲切称为“兵妈妈”。

因周锡芳出色的工作，１９９５年被临沂市妇联授予“临沂市十佳新红嫂”和“三八红旗手”称号。

有“红嫂”便会有“红哥”。

每一位“红嫂”的身后，站着的便是一位“红哥”。

而有一位“红哥”便直接地站在台前。

改革开放后靠党的致富政策富起来的王振玉，致富不忘乡亲，致富不忘拥军，致富不忘党的恩情。

２０多年来，一直无微不致地照顾一位残废军人，１５年来，交党费已达２．２万元，他还做了许多公益事情。

１９９２年，他被省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的同时，还被省政府和山东军区授予“爱国拥军模范”光荣称号。

任何文化在具有传承性的同时，也具有着普遍性。

红色文化也不例外。

原鲁庄乡珠宝村老“红嫂”范桂君，在建国初期任村支部书记时，不仅村里的工作样样干头里，对军烈属和残废军人也格外地关心和照顾，她组织起来的拥军组，几十年如一日地照顾军烈属和残废军人。

当南疆发生战事时，她又和乡妇联组织全乡妇女，像当年支前一样，为子弟兵纳鞋垫、做军鞋，南疆的战士们收到慰问品后都纷纷来信，一定要多杀敌、多立功，不辜负老区人民的希望。

为照顾好军烈属，使现役军人们安心服役，支持国防建设，她又组织起“红娘”组，并带动全乡成立“红娘”协会，先后为近５００名现役或退役的大龄青年牵线搭桥，组织起美满的家庭。

她们拥军的优秀事迹，先后受到国家民政部、省民政厅的表彰。

原鲁庄乡妇联被全国妇联评为“新时期拥军优属先进集体”。

在范桂君的带动和培养下，鲁庄乡拥军优属蔚然成风，范桂君培养出来的乡妇联主任李秀莲也被总政部和民政部授予“全国拥军优属先进个人”。

范桂君本人也被省妇联、省民政厅、省军区授予“山东红嫂”和“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

以沂蒙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文化在沂蒙长期实践的产物，同时也为沂蒙革命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沂南县，还产生过一位“沂蒙红嫂”的典型代表。

在她的身上，完完全全地反映了沂蒙人民沂蒙精神。

他就是１９９２年被辽宁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授予“拥军优属模范个人”、“模范共产党员”、“学雷锋标兵”光荣称号。

１９９５年被中央军委、国家民政部授予“全国爱国拥军模范”、“爱国拥军好妈妈”光荣称号，受到江泽民的亲切接见，并于１９９９年光荣出席建国５０周年庆典的胡玉萍。

胡玉萍是沂南县张庄镇和庄村人，１９３９年，她刚结婚第二天便把新房让给八路军伤病员居住，１９４７年又把年仅１６岁的弟弟送到前线，参加解放军。

孟良崮战役时，快要临产的她，又动员丈夫支前，生了孩子后，又将亲友送的鸡蛋、小米、老母鸡送给解放军伤病员。

并带领妇女积极支前，是当地有名的支前模范。

抗美援朝时，她一家就捐献大豆５００斤，她还常照顾３位烈军属老人，她是临沂地区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个人，她做了许许多多爱党拥军的事。

在沂南县六七十年代就曾出现过“远学雷锋，近学胡玉萍”的热潮。

１９７８年，５７岁的胡玉萍被转业到抚顺的儿子安度晚年，而她又把沂蒙精神在雷锋的第二故乡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抚顺２０多年的时间里，她艰苦朴素、省吃俭用，常年累月为雷锋团无偿养猪，关心抚顺的驻军，常年照顾８户烈军属老人。

１９８９年，她发现一户军属没房住，便把区里照顾她的新房让给了人家。

她先后把自己辛勤劳动价值１１万元的猪和物品捐给了部队和烈军属，仅１９７８年以来就交党费近万元，为新战士入伍买书赠书近万元。

在她的身上，不仅仅是表现了沂蒙人民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精神，而且也代表着共产党人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

她被雷锋团誉为编外指导员、编外政委。

雷锋团原政委肖林发曾这样说道：

“我们要像学雷锋那样学习胡妈妈，要像胡妈妈那样学雷锋。

”２００１年，抚顺群众、驻军自发地为胡玉萍建立了“个人荣誉室”。

一个城市的市民为外地而且是一个尚健在的普通妇女建荣誉室，古往今来，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胡玉萍，把沂蒙山的红色文化传到了辽河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