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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众人物的体育名人名誉权隐私权法律问题探讨
作为“公众人物”的体育名人名誉权、隐私权法律问题探讨
作者:
韩 勇
来源: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04期
摘要:
采用案例分析法对体育名人作为公众人物在名誉权和隐私权方面受到的限制进行研究,解决体育媒体侵权的相关法律问题。
体育明星因其特殊才能、成就和表现,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成为公众瞩目者也就是“公众人物”。
我国现行法律并无公众人物的法律规定。
但我国司法实践已经逐步倾向于将体育名人视为“公众人物”,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对其名誉权和隐私权加以限制。
根据美国的判例,判断运动员或裁判是否是,公众人物的主要因素包括参加的比赛等级,参与的年限,比赛是否被转播,当事人在某一项目中的声望等。
虽然美国司法判例确定了“一旦成为公众人物永远是公众人物”的原则,但在体育名人名誉权隐私权案件中法官并非直接适用,而会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况来判断。
关键词:
体育名人;公众人物;名誉权;隐私权;体育法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章编号:
1009—783X(2009)04—0411—05 文献标志码:
A
公众人物(publicfigure)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广为人知的社会成员。
在世界新闻史上,公众人物的概念起源于美国的萨利文案。
美国最高法院通过该案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
为了保障宪法权利,公共官员起诉新闻媒体诽谤,不仅要证明普通法要求的有关内容已经发表且给自己造成了损害,而且要证明被告具有“实际的恶意”(actualmalice)方有可能胜诉。
最高法院又通过1967年的两个判例把“实际的恶意”原则推广到“公众人物”上。
公众人物的概念脱胎于公共事务或者公共利益观念,公众人物在名誉权、隐私权方面与一般个体的差异,本质上体现了保护公共议论与允许信息有限错误,以及公共事务信息公开与个人隐私保密之间的均衡关系。
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保护之所以有别于一般人,也是因为公众人物的言行直接影响到公共事务,因此他们的言行或者特定阶段与公共事务相关的言行应当接受公众的检验,而不能聚之为私,密不示人,或者要求媒体不出一点儿错。
也就是说,公众人物的公共性使得他们应当忍受暂时的非恶意错误报道。
限制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隐私权的核心原因在于为新闻自由扫清道路。
如果没有这样的特别规则,媒体报道将受到很大限制,使得新闻自由名存实亡。
如果像对待一般普通公民一样对待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隐私权,许多情况下就无法向公众传递必要的基本信息。
本研究采用文献法、案例分析法,参照美国司法实践,对体育名人作为公众人物在名誉权和隐私权方面受到的限制进行研究,解决体育媒体侵权的相关法律问题。
1 “公众人物”与我国司法实践
体育明星因其特殊才能、成就和表现,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成为公众瞩目者也就是“公众人物”。
我国现行法律并无关于公众人物的规定。
杨立新指出,新起草的民法典草案第157条原来规定“为社会利益进行新闻宣传和舆论监督为目的,公开披露公众人物的隐私,不构成侵权。
”但是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草案中却删除了这一条。
但在侵犯体育名人的名誉权诉讼的司法实践中,有律师和法官都提出了“体育名人是公众人物”的观点。
案例一:
1998年3月24日,《羊城体育》的报道说主裁判(陆俊)收了大连万达俱乐部的20万元贿赂。
被告在诉讼答辩中提出,原告是“公共人物”,应当比一般老百姓接受更严格的舆论监督,但是法院并没有接受该辩护,最终被告败诉。
案例二:
2001年2月12日,《南方体育》刊登《知情人惊爆旧闻:
力帆为何放弃截杀曲圣卿》,文中说主教练李章洙因私下收受了上海申花20万元人民币,才在摘牌大会上放弃了曲圣卿。
《南方体育》认为自己的报道不存在任何侵权,被告的律师在法庭辩论阶段反复强调“李章洙作为公共人物必须接受公众的评论、监督”。
以上两个案例中“体育名人是公众人物”的观点都是律师提出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2年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名誉权侵权案中,法院判决指出范志毅这样的体育名人是公众人物,在本案的判决书中,十分简要地对公众人物进行了论述,但是它指出了法律在对待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保护方面特殊规则的核心精神,即在涉及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时,与这些内容相关的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应当被特殊对待,公众人物比一般公民更有义务忍受轻微伤害。
据此,法院驳回了范志毅的起诉,这是中国体育媒体在新闻侵权诉讼中为数不多的胜诉,不仅仅是体育新闻侵权,而且是新闻侵权的里程碑式案例。
案例三:
2002年6月16日,《东方体育日报》在题为《中哥战传范志毅涉嫌赌球》的报道中转载了《体坛周报》“某国脚涉嫌赌球”的报道(该报道援引未经核实的消息透露说,6月4日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的中哥之战,某国脚竟然在赛前通过地下赌博集团,买自己的球队输球)。
文章进行排除式分析后指明,涉嫌球员为本案原告范志毅。
文章同时报道了范本人的否定意见及足协、国家队其他队员的反应,还引用了网友的文章,并注明还将进一步关注此事件。
6月17日、19日,《东方体育日报》报道了对范志毅父亲的采访和范志毅本人没有赌球的声明。
6月21日,《东方体育日报》以《真相大白:
范志毅没有涉嫌赌球》为题报道说,事实表明范志毅没有赌球,所谓范赌球的谎言已不攻自破。
法院认为,2002年是中国国家足球队第一次打进世界杯,国足在世界杯上的表现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范志毅系中国著名球星,自然是社会公众人物,此期间关于国足和范志毅的任何消息,都将引起社会公众和传媒的广泛兴趣和普遍关注。
6月14日《体坛周刊》刊出“某国脚涉嫌赌球”的报道后,引起社会公众和广大球迷的猜疑、议论,足以影响到整个国足的形象乃至中国足球的纯洁性。
作为《东方体育日报》依据这一客观情况撰写报道,其消息来源并非主观臆造,从文章的结构和内容上看,旨在连续调查赌球传闻的真实性。
即使范志毅认为报道指名道姓有损其名誉,但在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作为公众人物的范志毅,对于可能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
从表面上看,报道涉及的是范志毅个人的私事,但这一私事与社会公众关注世界杯、关心中国足球相联系时,这一私事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社会公众利益的一部分,当然可以成为新闻报道的内容。
新闻媒体对社会关注的焦点进行调查,行使报道与舆论监督的权力,以期给社会公众一个明确的说法,并无不当。
本案判决书写道:
“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道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
”这段话很清楚地表明在名誉权保护方面,公众人物与普通公民之间,法律应当区别对待,由于公众人物的行为涉及到公众广泛关注的公共事务,因此,其行为有接受公众监督的义务,而公众舆论具有时效性,追求信息本身的迅捷,在隐私权领域,公众人物关乎公共利益的那些个人行为,都应当可以被报道,虽然其中的界限有时很难把握,极容易出错。
本案审判长吴裕华说,这段判词引进了英美法系里“微罪不举”这一比较先进的理念,所以有人说判词大胆。
所谓“微罪不举”就是,媒体的报道可能造成了对公众人物名誉在一定程度上的损害,但如果媒体没有捏造事实,公众人物应该“容忍”,而不应去追究媒体的责任。
比较这一理念,法院判词里加上了“即使”、“可能”两个词。
法院经审理认定,本案争议的消息来源并非被告主观臆造,且从其文章结构和内容看,旨在连续调查“赌球传闻”的真实性。
被告主观上不存在过错,行为也不违法。
据此,法院驳回范志毅的诉讼请求。
有学者认为,范志毅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名誉权纠纷一案,其本身就是“活法”。
其判决书在法律精神上,具有明显的突破性进展,使得“公众人物”这个概念首次登录中国的判决书,学界对于这样的判决理应高度关注,并且认真对待,轻视案例研究的传统思路应该在学界逐步得到改善。
但也有专家认为,由于公众人物是美国宪法概念,在我国法律上并无规定,因此从法律上无法确定,更不能写入判决书。
还有专家认为,新闻自由优先于个人人格权是十分危险的观点,法律应首先保护个人的人格权,关于“微罪不举”的观点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体育名人的知名不能作为媒体侵权的理由,并因媒体不代表公共利益,因此媒体应对其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其后,2005年海淀区人民法院在奥运会跨栏冠军刘翔诉《精品购物指南》报社、精品卓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中友百货侵犯肖像权一案的一审判决中指出,刘翔在第28届奥运会上夺得男子110米栏冠军一事,成为2004年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刘翔因此成为知名公众人物。
这是“体育名人是公众人物”第二度被写入法院的判决书,由此可见,该观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被法院采纳。
体育明星与一般主体在法律上平等地享有名誉权和隐私权,但体育明星的名誉权和隐私权的现实享有却要受到限制,如公众合理兴趣、新闻价值等,这样对于公众人物是否公平呢?
首先,公众人物由于媒体对他们的关注而获得巨大利益;其次,公众人物比普通公民更有机会保护自己的名誉,例如他们接触媒体的机会就远远多于普通公民,当媒体上出现关于他们的错误信息时,他们往往随时可以召开新闻发布会,找到媒体发表声明澄清事实。
2 体育名人作为“公众人物”的几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虽然“体育名人是公众人物”的观点已经为司法实践采纳,但是由于我国法律对此并无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案例数量很少,理论上更缺少对此类问题的探讨,因此有些问题尚未涉及或语焉不详。
下文将结合英美法体育名人名誉权和隐私权侵权案例进行分析.探讨关于体育名人作为公众人物的相关法律问题。
2.1 谁是体育名人?
体育参与者成为“公众人物”前提首先要是“体育名人”,那么,判断体育名人的标准如何呢?
作为判例法国家,美国并未给我们提供成文法的衡量准则,但是,从案例中可以发现,职业运动员是体育名人的主体。
那么,其他体育参与者,如教练员和裁判员是否能够被认为是公众人物呢?
美国有两位既是律师又是篮球官员的作者指出,近年来体育裁判提起的名誉权诉讼会有所增加,主要原因是裁判不愿意继续忍受批评和语言暴力了。
是否所有的裁判都应被认为是公众人物呢?
两位作者认为,基于广播、电视、纸媒对于NBA篮球运动的覆盖,NBA的裁判应该被认为是公众人物,而由于媒体覆盖较少,职业拳击赛的裁判不能被认为是公众人物。
因此,判断裁判是否是公众人物的主要因素包括他执裁的比赛等级,执裁的年限,比赛是否被广播或电视转播,裁判在某一项目中的声望。
作者认为,这些因素同样适用于对运动员的判断。
2.2 一朝公众人物,永远公众人物?
体育名人参与体育竞赛、尤其是作为运动员的工作是有一定期限的。
运动员退役以后,常常会有不同的生活状态,有的成为教练员、体育官员,有的继续高调生活在公众面前甚至成为娱乐明星,有的可能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
那么,退役以后的运动员是否还是公众人物呢?
在我国为数不多的关于体育公众人物的研究中.许添元认为,借鉴美国西迪斯诉F-R出版公司一案确立的“一旦成为公众人物永远是公众人物”的原则,体育明星的这一身份不会因时间和生活状况的变化。
但是作者认为这一看法过于绝对,下面以一个美国体育名人的新闻侵权案例加以说明。
被告美国《体育画报》是一份体育周刊,每年都要选出“体育年度人物”。
在1968年,来自职业棒球队——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比尔·罗素(BillRusell)当选。
体育领域的一位知名作者写了介绍比尔的文章。
在文章中,作者引用了熟悉比尔和他作为篮球运动员的惊人才艺的人的访谈内容。
在引用比尔的教练RedAuerbach的访谈内容时,作者在文中写道:
“你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罗素),他是摧毁性的运动员。
以尼尔·约翰斯顿(NeilJohnston)为例……,罗素摧毁了他,罗素在心理上摧毁了他,将他击败。
他盖帽成功太多次,以至于约翰斯顿开始在离篮筐越来越远的地方钩手投篮。
这是非常滑稽可笑的,板凳上的队员们开始大笑,可能是相信他们自己不需要担心这样一个家伙”。
上述所说的约翰斯顿就是本案的原告。
在文中所述比赛发生时,他是费城武士篮球队的一名出色的职业篮球运动员。
他随后从职业篮球退役,成为北加利福尼亚州一所大学的篮球助理教练。
文章发表后,他对被告提出了诉讼,认为上文引用的段落损害了其作为篮球教练的职业选择。
在那篇有争议的文章中讨论的事情发生时,原告无疑符合“公众人物”的要求。
“公众人物”概念萨利文案中首次提出,并在随后的一系列的案例中得以扩展,“那些虽然不是公众官员,但涉及那些公众有重要利益的事件的人”也是公众人物,也包括“艺术家、运动员、商人、艺术爱好这和其他因自己或自己的行为变得出名的人”。
根据以上的界定,大学的运动员指导者、篮球教练、职业拳手和职业棒球运动员都是“公众人物”。
原告也符合对“公众人物”的界定。
作为一个受薪的表演者,他向公众提供服务,将招来对他的表现的评论。
因此,他应预料到被公开评论的风险,该评论可能或好或坏,但这种评论应与他的公众表现有关。
本案争议的作品与他的公共特性密切相关,它并没有干涉它的私人生活,它完全与其作为职业篮球运动员的表现密切相关,它讨论的是一个公共事件,原告是作为公众人物自愿加入到这一个公众事件中来的。
原告并没有着重置疑被告提出他在文章讨论的事件发生时他是公众人物的观点。
于是地区法院认定原告是“公众人物”。
但是,原告指出,文章中所写的比赛是发生在文章发表前12年,在原告做为一个职业运动员退役前9年。
原告认为,在文章发表时,按照萨利文案的标准,他已经不是公众人物了。
这是原被告双方在本案中最根本的争议。
一审法院接纳了原告的观点。
一审法院是根据ROSEN案中确定的一个观点得出该结论的:
“一个人如果已经远离了他的权威位置,则对他的行为的评价不再适用萨利文案的标准”。
但是,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不能使用该原则。
主张原告是1958年退休的,离文章发表有9年之久,因此不再是公众人物是错误的。
虽然他从职业篮球中退役,但如其自己所述,“直到1966年仍在有组织的职业篮球中。
”他承认了在文章发表的2年前他还在从事职业篮球运动。
在文章发表时,他是大学篮球教练,仍然是篮球中的公众人物。
虽然可能作为一个大学篮球教练并不像当职业运动员时那样广为人知,但是,对于很多热爱篮球运动的人来说,由于他当年出色的表现,他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原告在本案中提出的关于该评论影响了他现在作为大学篮球教练也证明,他作为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并没有为人们所淡忘。
为了证实该文章对他造成的伤害,他提出了作为大学篮球教练位置,主要依靠人们对他作为职业运动员的表现的重温和追忆而来。
因为他仍然在从事篮球运功,任何对他作为篮球明星的历史和成就的评价都会影响他,因此他才提出损害赔偿。
由于他求偿的基础在于此,意味着他同意了他作为公众人物的生涯非常明显,并不能作为对公众利益或评价的反对意见。
而且,有争议的报告中的事件仍然与公众利益有关,不仅仅与上文中提到的与原告自己的公共事业有关,而且,在文章发表时,它仍然引起了关于罗素的讨论,引起同样、甚至更大的公众兴趣。
该比赛用报道它的作者的话来说是:
“对于联赛有巨大的心理影响”。
在文章印发时,它仍然鲜活地存在于教练Auerbach的记忆中,很可能也同样存在于其他该运动的追随者的记忆中。
这样的推测应该是公平的:
在篮球迷的记忆中,关于该比赛的描述既不遥远也不曾被忘记,也不是不再具有新闻价值的。
而且,仅仅时光的流逝并不能导致萨利文案原则的不适用。
没有规则规定禁止评价那些时间很长、失去了新闻价值的公众人物的公众行为。
因此,在此类案件中,需要判断在公众人物过往的事业中,时间的流逝是否带走了萨利文案所确定的宪法特权。
二审法院认为,由于原告是公众人物,被告享有萨利文案和其他相关案例确定的宪法确定的权利。
原告认为,即使被告被赋予了第一修正案的权利,但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被告根据常识应该知道它是错误的,或轻率地放任了它是否真实,因此失去了宪法权利。
二审法院认为,并无证据显示被告有确实的恶意或远未达到一个负责人的出版者的行为标准。
没有争议的是Auerbaeh的陈述是被正确引用的。
如果媒体准确地引用他人对于公共事务的评价,没有任何删节或扭曲,准确地标明来源,那么最近的判决显示,这样的引用将受到萨利文案确立的原则的保护。
但是,原告认为,虽然被告准确地引用了Auerbach的谈话,但被告知道谈话是错误的。
他指出两处错误的用语“摧毁性”和“心理上的摧毁”,他认为根据文章的上下文和它们的通常含义,它们是诽谤,并不能被被告自己的文章所证实。
法院认为,有争议的词语用的并不是它们的书面意义。
没有人在读这篇文章时会推断是在说原告事实上被“摧毁”了,只是试图证明罗素作为一个篮球明星的能力,讲述者通过回顾这场他亲历的比赛来描述罗素这位明星,偶尔提及了原告这位明星。
在描述该比赛时,他使用了一些生动的词语,这种夸张的手法在体育新闻写作中非常典型。
萨利文案并不禁止正常的夸张。
如果否定新闻界可以使用夸张的手法,则新闻界只能仅仅对事实进行干巴巴的陈述。
为了证明罗素在当时“控制”和击败了原告,被告提交了证明文件来证实这些用词的使用比率。
其中,同样《体育画报》刊登的对罗素的访问中,罗素称自己在他们初次相遇时他在心理上战胜了约翰斯顿。
对于原告和罗素之间的比赛的评论得到了《纽约时报》体育记者的报告的验证,这篇文章写道:
“全国的篮球迷几天内都在谈论它(例如罗素神奇的防守)”。
形容词“心理上的”在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中都被用来描述罗素在此场比赛的防守方法。
因此无法得出“被告很有可能知道可能是错误的”的结论。
基于此,法院做出了有利于被告的二审判决。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美国法院并非简单地认定约翰斯顿“一日为公众人物而终身为公众人物”,而是因为其作为篮球教练在有组织的篮球运动中工作才认定其为公众人物的。
2.3 公众利益与个人隐私
虽然当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舆论监督权发生冲突时要服从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最大。
但是,媒体也不能因为有了公众人物这个概念就不顾职业道德,为了制造新闻而随意报道,甚至为了投庸众之所好,捏造新闻败坏公众人物的名誉,或者为了满足一些人性中的阴暗心理而过分暴露公众人物的隐私。
隐私的内容包括私人生活、私人信息和个人私事的决定。
公众人物完全个人化无关公众关注的事务,是隐私权保护的对象,媒体不能抱着不恰当的好奇心过度曝光。
在大多数美国体育名人名誉权侵权案件中,体育名人都被视为公众人物,尤其是媒体所述的内容是与体育名人的运动表现有关的时候。
例如,在Cepedav.CoMesMagazinesandBroadcasting,Inc.,392F.2d417(9thCir.1968)中,原告被杂志说成是“不是团队型的”,“喜怒无常、不合作和能力不足的”,这显然与运动表现有关。
但是如果提及的事实是私生活则很难判断,如报道某个运动员是同性恋,法官将如何判断?
假如这不是事实,则原告的诉讼请求应该是侵犯名誉权,法院会要求原告提供被告有实际的恶意的证明;假如这是事实,则原告的诉讼请求应该是侵犯隐私权而不是名誉权。
体育名人的隐私中哪些与公众利益相关,哪些与公众利益不相关有时候并不容易判断。
下面以美国的一则案例加以说明:
《体育画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在加利福尼亚海滩冲浪的冲浪者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该画报雇员的作品。
原告麦克?
维吉尔是这些冲浪者中最知名的。
该文章的作者几次采访了维吉尔,文章中的材料来自这些采访,还配了维吉尔的照片。
在文章中写到:
“对于常人来说,他有些奇怪,部分是因为他很安静和退缩,人们相聚的时候他总是独处;部分是因为他被认为有些不正常。
”“维吉尔的行为方式来源于他年轻时候异常出轨的行为,例如有一次在一个晚会上有位年轻女士走近他问哪里能够找到烟灰缸,维吉尔说,‘这里’,接过她燃着的香烟在自己嘴里熄灭了。
还有一次,他打赌在自己手背上放上一张纸币在上面烧一个洞,在此过程中他的手腕上也烧出了两个洞。
”
在出版前,这篇文章被《体育画报》的一名检查员检查,他致电维吉尔核实文中的有关信息。
维吉尔表示,他不愿意在这篇文章中被提及。
他告诉检查员他认为文章应该描写关于他作为冲浪者的一面,而不是和冲浪不相关的内容。
《体育画报》不顾维吉尔的反对刊发了这篇文章。
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都认为,维吉尔起诉的实际上是“媒体披露了个人隐私”。
如果媒体披露的私生活符合下列条件则认为其侵犯了他人隐私:
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是无理的,并且与公共利益无关。
显然《体育画报》刊登了原告的这些事实。
《体育画报》认为,维吉尔主动向记者透露了这些事实就意味着它们不再是隐私了。
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都不同意该观点,上诉法院认为愿意接受采访并不意味着发表这些事实。
《体育画报》认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所有真实的陈述。
上诉法院不同意这种看法。
虽然新闻报道有广泛的特权,但是发表隐私需要以合法的新闻目的为基础。
问题的关键在于有关维吉尔的事实是纯粹个人隐私还是与公众利益相关。
最后上诉法院决定将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交给陪审团,由陪审团代表公众来以社会的普遍标准进行判断。
由以上案例可以发现:
一,当媒体报道与体育名人的运动表现有关时,法院一般认定体育名人是公众人物。
二,当报道与体育名人的私生活有关时,如果报道不是真的,则体育名人应起诉侵犯名誉权,被证明媒体有实际的恶意,如果报道是真的,则体育名人应起诉侵犯隐私权。
三,被媒体披露的事实到底是体育名人的纯粹个人隐私还是与公众利益相关,法官可交由陪审团判断。
我国由于并无陪审团制度,争讼双方需要尽力举证证明该事实是纯粹个人隐私还是与公众利益相关,参照范志毅案中被告律师的做法,可以由公证机构主持民意调查,来代替陪审团的意见并使法院能够采信。
2.4 “公众人物”与“实际的恶意”
所谓实际上的恶意,包括两种心理状态:
明知内容虚假或者毫不顾及内容的真假却轻率予以发表。
公众人物如果要对媒体提起指控并且胜诉,除了要证明新闻不实并且伤害了自己以外,还必须证明对方含有实际上的恶意,即明知新闻虚假或者毫不顾及新闻的真假轻率地予以发表。
这就为新闻媒体提供了宪法上的保护,在美国的新闻法上被称为诽谤指控的宪法性抗辩。
第一,在这个原则之下,在涉及“公共人物”的报道中,只要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不是有意地制造虚假的新闻,法律允许报道出现失误甚至是重大的失误,而在此之前,此类案件实行的是“严格责任”,也就是说,不管媒体有什么样的理由,只要是报道错了,就要负侵权责任。
第二,证明被告有“实际恶意”的举证责任在原告即“公共人物”一方。
原告一方负有证明媒体被告报道的情况失实的责任,如果不能证明被告的报道是失实的,就要承担败诉的后果,相反,被告没有义务证明自己的报道是属实的。
而且,“实际恶意”不是一般的过错,它几乎接近于“故意”和“明知故犯”,是一种“重大的过错”,在证明被告存在这样的一种过错状态的时候,原告的举证必须明白无误和令人信服。
这一条的深层意义实际上是假定作为媒体的被告在报道的时候是“无罪”的,假定它们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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