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岛通夫思想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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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岛通夫思想研究

森岛通夫思想研究

张玉柯徐树林

内容提要：

森岛通夫作为数理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劳动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价值转型理论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作为社会科学家，从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多学科交叉综合的角度对日本社会兴与衰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日本社会复兴的对策。

本文从这两个角度分析森岛通夫的思想，以加深对其思想的理解。

关键词：

森岛通夫思想兴衰论

森岛通夫（MichioMorishima,1923—2004），著名数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1923年生于日本大阪，大学时在京都大学经济学部读书，1946年获学士学位。

1950年在京都大学开始任教，1951年转入大阪大学。

1956～1958年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员在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工作两年。

1963～1964年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

1965年当选经济计量学会会长。

他于1968年移居英国，先在埃塞克斯（Essex）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68～1970年），1970起在伦敦经济学院任经济学教授，兼任该院经济学及有关学科的国际中心主席，直到1988年退休。

1969～1970年任《经济计量学杂志》副主编，《国际经济评论》主编，1974年后任《经济学》编委，1975～1980年任《经济学文献杂志》编委。

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荣誉成员和美国经济学会荣誉成员。

1976年获日本文化勋章。

森岛通夫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很可惜于２００４年去世。

森岛通夫的思想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１）作为数理经济学家对一般均衡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

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经济增长论》（１９６９）、《瓦尔拉斯经济学》（１９７７）、《李嘉图的经济学：

分配与增长的一般理论》（１９８９）、《资本与信用：

一般均衡的新表述》（１９９２）等。

（２）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马克思的经济学——价值和增长的双重理论》（１９７３）、《价值、剥削和增长》（与卡特福尔斯合著，

１９７８）等。

（３）作为社会科学家，从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多学科交叉综合的角度对日本社会兴与衰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日本为什么“成功”》（１９８２）、《日本为什么将会衰落》（１９９９）。

本文从后两个方面对森岛通夫的思想进行研究，以加深对其思想的理解。

一

森岛通夫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价值转型问题、再生产理论、资本周转等方面。

用他自己的话说，讨论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一般均衡模型，这个模型有两个主要的组成要素：

价值理论和再生产理论。

研究的目的是用现代先进的经济理论和方法来认识马克思的伟大之处，也就是用数理方法使马克思的理论模型化，证明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主要论题）的内在逻辑以严密到完全可以用数学方法来重新论述的地步。

森岛通夫认为，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劳动价值理论有两个职能：

（1）解释商品的均衡价格（或交换价值），商品的实际价格随时围绕着它上下波动；

（2）提供总和工具，或总和的权数，以便运用它把许多产业部门（或最初的部门）总和为少数“部类”。

大多数人包括马克思的追随着和反对者都只关注劳动价值理论的第一个方面，他则认为第二个职能更为重要，并对总和职能进行了数理论证。

森岛通夫指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两个关于价值的定义，马克思的表述是：

（1）“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他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

这些物，作为他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

”

（2）“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

”这两个定义是对价值的不同见解，它们的等同性只有提出严密的证明才能被确立。

根据这样的定义，森岛通夫建立了两个数学模型：

“设想一个生产谷物和肥料的社会。

为了生产一个单位的谷物（商品1），需要a11单位的谷物，a21单位的肥料（商品2）和l1小时劳动。

令λ1为谷物的价值，λ2为肥料的价值。

根据第一个定义，谷物的价值是由体现或物化在一个单位的谷物里的总劳动量（以小时来表现）所决定的。

在消耗了a11单位的谷物和a21单位的肥料的一个单位的谷物产品中，包含了a11λ1和a21λ2小时的劳动。

另外，在生产谷物的过程中直接消耗l1小时的劳动。

这样，物化或结晶于一个单位的谷物中的劳动小时等于：

λ1=a11λ1+a21λ2+l1

另一方面，按照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要取得一个单位的谷物的净产出，就得生产q1单位的谷物的总产出和q2单位的肥料的总产出，为此谷物业使用了l1q1小时劳动，肥料业使用了l2q2小时劳动。

生产一个单位的谷物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

μ1=l1λq1+l2q2

这是根据第二个定义的谷物价值。

森岛通夫认为，对这两个数学模型的理解，关键是看λ1和μ1是否相等。

经过一系列的论证，无论是资本品还是工资和奢侈品，以上两个定义都是完全相同的，从而说明了马克思的论断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价值的两个定义具有等同性。

森岛通夫提出，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价值理论必须为了把许多产业部门总和为两个或几个大部类提供价值体系。

这就要求价值体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

（a）非负的；（b）唯一的；（c）不受市场行情支配的；（d）确立一个整个社会都相同的剥削率。

但考虑到联合生产、可供选择的生产过程和劳动的不均匀性等条件后，就会与以上四点相抵触。

首先，考虑联合生产的条件，他用数字例子说明，按照冯·纽曼的体系，可能会有一些产品（如旧的资本品）的价值出现负值；其次，当存在着可供选择的生产过程时，同样种类的商品可以同时用不同的生产过程生产出来，这样同种商品具有不同的价值的情况是可能的，这与价值唯一性的假设相矛盾；第三，考虑到劳动的不均质性，要把不同种类的劳动按照与它们的工资的比率转换为非熟练劳动（抽象劳动），价值由于受相对工资变化的影响而产生波动；第四，如果把非熟练的简单劳动或抽象劳动当作标准劳动，就存在熟练劳动向非熟练劳动的转换率，由于转换率并不同同种劳动的工资率成比例，更熟练的工人可能被支付更低的工资率，就会有几个在不同的比率下受剥削的工人集群，这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两大阶级的观点，或同剥削率相同的观点相矛盾。

据此，森岛通夫得出结论，把马克思的经济学同劳动价值理论分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能在当代的经济理论中获得合法的地位。

其依据就是用冯.纽曼的数理方法把马克思的经济学模型化。

森岛通夫指出，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讨论商品的价值和价格的决定问题时，所涉及的是微观经济学。

而在第二卷第三篇中论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两部类模型，这是考察产出的决定问题，这时，马克思是作为宏观经济学家出现。

森岛认为可以通过数理论证在关于价值和价格的微观经济分析和关于再生产和积累的宏观经济分析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森岛通夫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两部类模型，在分解与总和的关系上有三个基本问题:

（1）由分解开的价值决定体系所得到的结果是否与总和后的价值决定体系所得到的结果相符；

（2）由价格决定（或产出决定）体系进行的总和是否与总和前从各个产业体系所得到的真实价格相符；（3）对于价值、生产价格和产出的正确的总和之间是否存在连贯或一致的条件。

把资本品作为第

部类，把工资和奢侈品作为第

部类，森岛建立了价值决定方程、价格决定方程和投入—产出方程。

经过复杂的数学推导，森岛得出结论，不需要任何附加条件，总和的价值方程就能正确地决定混合商品的价值。

森岛通夫认为简单再生产是马克思的静态模型，而扩大再生产是动态模型。

在考察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森岛将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模型化。

他认为马克思的投资函数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1）第一部类的资本家把他们剩余价值中的一个固定比例用作积累；

（2）该积累被重新投资于第一部类，并按照K

:

1的比例转化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3）第二部类的资本家以能够保持资本品的供需平衡为前提进行投资。

据此假定，经过公式推导可以得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产出每个年度都是平衡增长的结论。

这个结论与马克思的均衡利润率形成的论证相矛盾。

于是，森岛对马克思的假定作了两点修改：

（1）两大部类的资本家具有同样的储蓄倾向；

（2）由于两大部类中具有相等的均衡利润率，资本家对两大部类的投资机会同样感兴趣。

但是，我们注意到，森岛在论证过程中并未将这两个假定导入模型中。

在经过一系列的论证后，森岛得出结论说，平衡增长是不稳定的，要么会发生剧烈波动，要么会发生单调偏离。

森岛认为马克思是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都把剩余价值的一半用于积累，也就是两大部类的积累率相等的假定条件下展开再生产研究的。

事实上，这一点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

在扩大再生产中，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是不同的，而且，两大部类内部的资本有机构成是不变的。

在使两大部类的积累率相等的再生产中，两大部类的增长率永远不会相等，肯定是发散的而不会是收敛的。

这就是森岛所说的不稳定。

但是，应该说，森岛对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原型。

实际上他的理论比得上冯·纽曼的理论，后者是当前最令人满意的动态经济理论。

看到冯·纽曼的许多新颖的思想在《资本论》中已经得到清楚的说明，确实使我们极为惊奇。

再者，马克思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是不受劳动价值理论支配的，它可以很容易地发展为马克思—冯·纽曼一般动态均衡理论。

因此，结论是：

不论我们的思想意识和政治观点如何，都应该把动态一般均衡理论——经济理论的核心——的创立归功于马克思。

”  

森岛通夫论证了《资本论》三卷之间的关系，认为《资本论》三卷可以看做是一个从第一卷的单一部门模型出发的上升系列：

第一卷中建立的是一个部门模型，假定价值与生产价格相等；第二卷发展到两个部门模型，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相等，价值与生产价格成比例；第三卷进一步发展到多部门模型，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不等，生产价格不再与价值成比例。

因此，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产生了说明生产价格与价值不成比例的要求，也就是价值转形问题。

由此推断，《资本论》各卷之间并没有矛盾，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从单一部门模型到多部门模型、从特殊到一般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正如森岛所说：

“显然，第三卷提出了……转型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资本论》各卷中没有矛盾，它们的联系确切地说是特殊情况与一般情况之间的关系。

”

森岛通夫指出：

“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包含两个问题：

其一是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的问题，其二是商品价值转化为商品价格问题。

”其目的是说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总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如何被价值向价格的转化所掩盖，活劳动如何成为资本家利润的唯一源泉。

森岛通夫认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双重的计算体系：

一个体系按照价值，另一个按照价格。

”剩余价值率属于价值计算体系，利润率属于价格计算体系。

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就是“马克思基本定理”（ThegeneralizedfundamentalMarxiantheorem），也就是森岛—塞顿—置盐原理，“当且仅当剥削率是正的时，均衡利润率才是正的。

”这个定理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只要资本家获得正的利润，工人就必然受资本家的剥削，剥削是获得利润的唯一手段。

通过这个定理，在价值计算体系和价格计算体系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经过一系列的数理逻辑证明，森岛得出结论说:

“在转型问题中，马克思并不打算在价值与价格之间建立一种比例性，而是相反，要揭示个别的剥削和个别的利润是不成比例的，除非假定一些限制性很强的条件。

我们认为马克思想要建立如下两个肯定命题和体格否定命题：

第一个是e>π，他涉及剩余价值率到均衡利润率的转化，第二个Pi,w>>λi（i=1,…,m）,它涉及到从价值到以劳动计的均衡价格的转化，第三个是πi≠aSi（i=1,…,m）它涉及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前两个命题的成立，不需要任何保留和任何外加的假定，而第三个仅被一个例外所限制，这就是：

所有各产业部门的资本价值构成相同。

”但森岛所建立的模型（森岛通夫模型）由于是以所有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为前提推导出来的，使得他的结论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能成立。

这降低了他的模型的说服力。

不过，森岛在以后研究（1974，1978）中有所进步，放弃了这一假定，转而认为总和一致命题是无条件成立的。

森岛指出：

“从逻辑—数学方面考察转型问题，并提出马尔柯夫过程的结果为依据的一种解法，即从价值开始，依照多次迭代之后导向正确、一致的生产价格的计算……马克思确实意识到投入品和产出品这两者都必须按照价值计算转化为按照价格计算，但马克思并没有完全转化它们；相反，马克思是按照一种迭代公式，利用别的方法，通过连续方式来转化投入和产出的。

”

森岛通夫证明了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总额等于价值总额”和“利润总额等于剩余价值总额”这两个命题同时成立，使得他的模型成为目前最接近马克思原意的模型，并对以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森岛通夫作为国际上著名的数理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森岛通夫将其杰出的才华倾注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上……出版于1973年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是第一部用数学语言分析这一主题的长篇著作……森岛通夫斯似乎成了系统探索有联合生产、固定资本和存在可替换生产过程所提出的劳动价值论涵义的第一人。

”需要指出的是，森岛通夫并没有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学，有些问题的理解也有失片面，对此森岛是十分清醒的：

“马克思的经济学实际上包含了社会科学的许多分支，要论述如此广博的议题，是一个专长于数理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所难以胜任的。

”单就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劳动价值论、再生产以及价值转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使森岛通夫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模型化及深入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

20世纪80年代后，森岛通夫把研究日本社会的兴与衰作为研究重点之一，从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多学科交叉综合的角度对日本社会兴与衰的问题进行了独到的研究。

我们先来看森岛通夫对日本社会兴盛的研究。

森岛通夫指出:

“本书的主题就是要阐明，日本是在那各方面成功，哪个方面失败，并究其原因何在。

”

森岛通夫认为日本历史上曾发生三次类似的历史过程，在这些进程中逐渐形成日本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与外来的技术与文化相结合，促使日本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他通过历史的考察和比较研究，试图证明民族精神不是一个随意建构的事物，而是历史的产物。

森岛通夫指出：

“我并不把日本局限于‘日本研究’的狭小视野，而是用马克斯·韦伯观察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的视角考察日本。

日本自古即有其自身的文化，在岁月的长河中，这种文化环境形成了日本人的气质。

当物质条件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时，气质当然也会相应地逐渐变化。

但是，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关系本身也受到国民精神的强烈制约。

即使物质条件相同，在日本可能的事情，而在欧洲也许就不可能。

反之亦然，这类情况是常有的。

”

中日儒教的比较研究森岛通夫研究的理论基础，他详细地论述日本儒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与民族精神的发展与结构内容。

中日两国同为儒教国家，为什么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巨大的差异？

原因在于“日本儒教和中国儒教在若干重要方面所存在的重大的不同。

另外，与儒教同时传入日本的道教，也有了重大的变质，转化为日本的神道……日本的儒教与中国的儒教虽然出自相同的教典，但由于学习方式、态度不同，结果在日本酿造成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国民气质”。

森岛通夫认为，与中国相参照，日本儒教的变化表现在“忠”、“世俗化”和“弹性组合”等内容，它们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的核心特征与内容。

首先，轻视仁而重视忠。

“在中国，儒教的‘忠’，其含义是对自己的良心或自己本身应当诚实。

但是在日本，则被解释为对君主的忠诚。

”随着儒教在日本的变化，忠代替仁而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德目。

越是近代越是如此。

其次，日本的儒教比中国的儒教更强调国家主义，日本的儒教是民族主义的。

“中国的儒教是人本主义的。

反之，日本的儒教则显然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

”

德川幕府虽然是以武力作为后盾的，但它却提倡对中国儒教的研究，以此作为一种压抑和禁止西方思想传播的政策。

这种持续了200多年的教育政策至少具有三种积极的效果。

第一，儒教作为一种哲学而不是作为一种宗教，从未在日本与神道教和佛教发生过激烈冲突，就连基督教徒都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

第二，儒教是理智的和理性主义的，因为它排除了神秘主义、巫术、魔法以及鬼怪幽灵。

这对日本来说是一种幸运。

第三，在200多年官僚主义统治的背景下，儒教教育在德川末年培养出了能够胜任官僚职务的武士。

森岛通夫指出，英国革命的结果是开始近代资本主义。

近代资本主义的成立需要两种类型的人，即资本家和工人，两者又都必须节俭成性。

而基督教是主张节俭的。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如何呢?

具备了实力雄厚的资本家，但他们受到政府的保护并经常寻求政府的保护。

日本人认为儒教是一种伦理体系，儒教教导日本人崇尚节俭。

这就具备了资本主义的第二个条件。

日本的儒教具有自己的特点：

“

（1）对国家（或君主）要‘忠’；

（2）对父母要‘孝’；（3）对朋友要‘信’；（4）对年长者要‘敬’。

从而，在儒教意识形态之下，日本很自然地发展了

以年功序列制和终身雇用制为基础的国家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

”

森岛通夫认为，与中国相比，日本儒教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世俗化发展，儒教成为国家的核心意识形态。

“在强有力的明治政府指导下，日本经济表面上顺利进入惊人发展时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

在奔向近代国家的起飞过程中，儒教和武士精神的世俗化（普及），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

儒教的世俗化发展包括儒教的普及化、“武士道”精神的社会化、伦理道德的大众化、“文凭社会”与教育的普及化、儒教国教化与国家主义。

总之，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儒教的世俗化不断发展，与日本的现代化相适应，推动日本的国家与社会现代化。

儒教和武士精神的世俗化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是日本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就特别强调以最快的速度从西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改进并使之产业化，以加强军事和经济实力。

但是，日本人偏重工程学，一贯忽视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

森岛通夫强调，日本至今仍没有出现重要的宗教改革，这一点似乎很明显。

“日本人只是在掌握异民族的各种宗教（或伦理体系）的过程中，相对地改变强调的重点，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面临国家危机之时，强调神道要素；而在政治形态发生大变革之后，强调维护体制性的儒教。

正是这样，他们在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时，得以获得理念上的原动力。

三种伦理体系的弹性组合，对日本的文化、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

根据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森岛通夫把宗教分为两种类型：

政治性宗教与非政治性宗教，“宗教有两类。

一类附着于统治势力，维护统治的正当性，起着使统治部族的血统神圣化的作用。

另一类则相反：

它背向统治势力，它不是向统治者，而是向不属于上层身份的被统治部族或阶级渗透，试图救济他们。

前一类宗教大多为政治服务，后一类宗教则批判现体制，或者是非政治性的。

”

森岛通夫把宗教又具体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型是为统治势力辩护的工具性宗教；第二类型是救济被统治者或个人的合理性宗教；第三类型是救济个人的神秘性宗教。

森岛通夫认为，清教教义是典型的“合理性宗教”，而儒教则是“工具性宗教”、道教则为“神秘性宗教”。

因此，在西欧，如英国，培育出了以新教为精神支柱的现代社会；而中国，官僚坚持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庶民则对政治毫无兴趣。

从日本的宗教来看，儒教、神道教与佛教被塑造为“工具性宗教”，三种伦理体系被弹性组合为“日本式的宗教”。

“仅仅拥有第一类型的宗教（以宗教名义把统治者立场正当化的维护统治体制意识形态）的日本，由于缺乏第二类型的宗教（旨在救助人类、以个人为基础上的宗教），个人主义和国际主义都不发展，民众由于没有自己的宗教而完全成为非宗教民众。

”

经过详细分析，森岛通夫得出结论为：

第一，日本的现代化成功来自于精神文化的更新。

“日本社会非常受其独特的社会精神支配，由于这种特殊的伦理精神，日本的资本主义，相当偏离典型的自由企业制度。

”日本的民族精神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换，成为日本现代化的精神支持。

积极与消极的历史意义都非常明显。

第二，民族精神或意识形态与现代化的辨证统一关系。

森岛通夫论证的核心实际上是强调特质与精神的辩证统一关系，当物质条件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时，气质当然也会相应地逐渐变化。

但是，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关系本身也受到国民精神的强烈制约。

“政治和经济的选择依赖于历史上意识形态如何配置。

意识形态本身又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变质乃至毁灭，这种反作用绝不可忽视……即使在相同的物质条件下，日本也能取得超过西欧各国的成就。

”

第三，经济发展也是历史的连续过程。

“任何国家，无视过去是不可能发展的，今后的发展道路必将受到过去的约束。

对于社会科学来讲，历史的考察尤为重要。

无视历史的社会科学思考，在向现实第一次接近时也可能是有效的，但常常非常危险。

缺乏历史考虑的经济政策，也同样是极其危险的。

不同的国家之间，由于国民气质、行为方式以及所继承的文化资质不同，在日本大获成功的政策在英国却未必可行，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

我们再来看森岛通夫关于日本衰落的研究以及提出的相应对策。

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盛极而衰,使学界愕然。

特别是90年代以后，日本更是步入了漫长的衰退期。

如何解释日本这种由盛而衰的历程，21世纪的日本社会又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对此，森岛通夫作出了自己的分析。

森岛通夫认为,人的素质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

“从以人口为基础的变动中推导出社会的变动这一思考，是不是可以称之为人口史观，在人口史观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不是经济学，而是教育学。

如果确定了人口在量与质方面的构成，继而可以推断出有这样的群体能营造出什么水平的经济。

”未来的50年，日本将处于人口锐减的状态。

这样的现象不是社会发展变化的产物，而主要是出生率下降的结果。

新生儿数量减少造成人口曲线下移的同时，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却在加重。

战后日本的教育改革是导致日本人口的质的变化的原因。

战前推行的是忠君爱国、举国一致的教育。

战后则形成了接受国家主义教育的成年人与接受自由主义教育的青年人共存的局面。

日本的危机为什么会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特定阶段爆发呢?

森岛通夫认为，这是同日本人口结构（反映着日本社会意识形态和心理构成）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的。

战后教育体制的改革割裂了传统儒教的价值观影响，强调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儒教思想逐步让位于自由主义、个体主义思想。

到9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在大范围上分为三大部门，这就是由接受新制教育的官僚组成的行政部门；坚守传统行动模式的政界；坚守儒家伦理，接受过渡期教育的企业上层和一直接受战后教育的普通社员所组成的日本商业社会。

”

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战后受教育的人群开始正式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的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从而国家主导型体制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支柱逐渐坍塌，人们精神颓败，国家对此没有应对之策，致使日本社会在转型中呈现产业萧条、泡沫膨胀、政治腐败等症状。

森岛通夫指出，日本金融业的危机是由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土地的泡沫经济所致；从国际来看，日本金融机构在国际化中经营不善导致了金融危机。

其根源仍在于日本人的内因（心理因素）造成的——自满和贪婪过度，即伦理道德“决堤”。

就产业而言，融资方式向资本市场倾斜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割裂了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主银行关系，政府赖以控制企业的渠道失控，传统的统制金融失灵。

银行为争取企业客户，推行恶劣的劳动定额法。

为了实现定额，银行对融资方式的审查敷衍了事；企业则因为缺乏好的投资项目，而将筹集到的资金用于投机购买土地。

泡沫破灭以后，土地成为不良资产。

“日本公司依靠

（1）终身雇佣；

（2）年功序列；（3）按企业分类组成工会这三个支柱，支撑企业的运营。

”深受欧美企业推崇的这三大法宝逐渐丧失其适用性,在90年代末开始退出经济舞台。

与此同时，政府当局的经济调控手段仍停留在计划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