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集易说初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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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集易说初探
《二程集》易说初探
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教授兼所长
黄忠天
一、前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序》将易学分为义理与象数两派,其中论及义理派又细分为王弼之「老庄易」,胡瑗、程颐之「儒理易」,李光、杨万里之「史事易」,此即《提要》所拈出之义理三宗。
惟义理派易学发展繁富多元,自不局限于上述三宗。
而独树一帜,堪为一代义理派易学宗师者,亦不乏其人,非仅止于上述五人。
不过,在千百家义理派易学典籍当中,论其影响最广,阅读最众,迄今盛而未衰者,殆属《易传》(即《十翼》)与《周易程氏传》(以下简称为《程传》)二书,《易传》奠定二千年来义理易学诠释体系,《程传》则将儒家解《易》,推阐发挥至极,即使程颐之后,义理派易学著作虽多,然大多仅能略作修正终究难以逾越,进而取而代之。
无怪乎清初大儒顾炎武亦慨叹曰:
「昔说《易》者,无虑数千百家,然未见有过于《程传》者。
」
历代易学著作可谓牙签万轴,汗牛充栋,然《程传》能独步千古,而为易学必读经典者,非徒其书于元明清三代成为官学外,更重要的是《程传》具有两种优点,其一是平实明白、说理精到。
盖能以浅近之言,寓醇实之理,故四库馆臣推誉为「言理精粹,自非汉唐诸儒可及。
」(《四库提要》.卷三.叶二》)其二是因时立教切于世用。
其书借《易》以明理,循理以论事,而多淑世之言,故宋.魏了翁云:
「程《易》明白正大,切于治身,切于用世,未易轻议,故无智愚皆知好之。
」(《经义考》卷二十引)因此,九百年来,《程传》成为学者必读之书,亦为诠释易理,研究易学者相与讨论对话之基础。
伊川积五十年之学,平生著书,惟见《程传》,其毕生精力,于斯可见,其高足尹焞云:
「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观此足矣。
」(《经义考》卷二十引)不过,据程颐门人杨时《跋》云:
「伊川先生着《易传》,方草具,未及成书,而先生得疾,将启手足,以其书授门人张绎,未几,绎卒,故其书散亡,学者所传无善本。
政和之初,予友谢显道得其书于京师,示予,错乱重复,几不可读。
东归待次毘陵,乃始校定,去其重复,踰年而始完」(《经义考》卷二十引)吕祖谦亦《跋》云:
「伊川先生遗言见于世者,独《易传》为成书,传摹浸舛,失其本真,学者病之。
某旧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标注皆和靖亲笔。
近复得新安朱元晦所订,雠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书,与一、二同志手自参定,其同异两存之,以待知者。
既又从小学家是正其文字,虽未敢谓无遗憾,视诸本亦或庶几焉。
」
从上述诸论观之,《程传》由于在伊川生前,始终未曾刊行,以致其亡殁后,书颇散亡,幸赖门下诸弟子及朱熹、吕祖谦等人多所校定,使后学得以观其书。
《二程集》为二程著作之总集,其中包含六大部分:
《河南程氏遗书》二十五卷暨附录一卷、《河南程氏外书》十二卷、《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暨《遗文》一卷、《周易程氏传》四卷、《河南程氏经说》八卷、《河南程氏粹言》二卷。
二程易说即分别散入在这六大部分。
其中在《遗书》、《外书》、《粹言》者,主要以语录的方式呈现,在《文集》者则散见于杂着、书启、遗文中。
除此之外,伊川易说以单独成篇或专书呈现者,其一集中于《经说》卷一<易说>,内容以解说<系辞>为主;其二即为《周易程氏传》四卷,分别包含<易传序>、<易序>、<上下篇义>、<周易上下经>几个部分。
据清康熙时,朝鲜.宋时烈曾将《二程全书》分类编辑为《程书分类》一书,其中将所收录二程易说,并为《易》类一卷,凡二八七则;(不含《程传》一书),惟据笔者自《二程集》所辑易说,则约有五百则,虽然上述统计,不全然为伊川先生语,其中尚杂有部分程颢(明道)之易说,惟就伊川部分言,已颇称繁富。
虽然朱熹曾云:
程子高弟尹公尝谓:
《易传》乃夫子自着,欲知道者,求于此足矣,不必旁观他书。
盖语录或有他人所记,未必尽得先生意。
(《文公易说》卷十九)
文中朱熹似以二程语录,多为他人所记,未必尽得二程之意,不过,吾人从中归纳伊川诸多易学思想,仍颇有可与《程传》推阐相发者,甚至可补其未备,诚不可等闲视之。
本文拟从《二程集》中所载伊川易说,尝试探赜索隐,比较其与《程传》之关系,并藉兹深入掌握程颐整体易学之思想。
二、《二程集》易说主要内容
(一)记录《程传》撰作与传习
《程传》为伊川先生积五十年之学,所完成唯一架构完整、思虑谨严之著作,宋.尹焞云:
「欲求先生之学,观此足矣」,惟《程传》撰作历程、传习情形,单从《程传》一书,难得其详,仅见先生自署「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颐正叔序」,故朱熹于《伊川先生年谱》亦云:
「元符二年正月,《易传》成而序之。
」因此,欲了解《程传》撰作与传习,仍须借助《程传》以外资料,特别是《二程集》来探求。
<系辞>云: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观伊川先生之《易传》亦可谓忧患之作,由于伊川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回避,致遭党祸,哲宗绍圣四年二月(一0九七年)诏毁伊川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十一月丁丑,复诏伊川涪州编管,时年六十五。
哲宗元符三年(一一00年)正月移峡州编管。
四月获赦归洛复官。
徽宗崇宁二年(一一0三年)又诏毁伊川文字禁绝讲学,并尽逐学徒。
大观元年(一一0七年),时年七十五岁卒,洛人畏党籍,惟尹焞、张绎、范棫、孟厚四人助理葬事,一代大儒其晚年遭遇如此,诚天人同叹。
《程传》撰作始末,据《程氏遗书》云:
「吾四十岁以前读诵,五十以前研究其义,六十以前反复紬绎,六十以后著书。
」(卷二四,页三一四。
)研判其《易传》,当潜心酝酿多时,不轻易著书,真正动笔应自六十岁(一0九七年)丁父忧服除,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始,而成书于六十七岁(一一0九年)贬于四川涪州之时,前后约八年。
不过,《程传》成书以后,却始终未曾出书,其主要原因,正如伊川所云:
「某于《易传》,杀曾下工夫。
如学者见问,尽有可商量,书则未欲出之也。
」又云:
「某于《易传》,今却已自成书,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书可出。
……某于《易传》,后来所改者无几,不知如何?
故且更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
」 又云:
「《易传》未传,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进尔。
然亦不必直待身后,觉老耄则传矣。
书虽未出,学未尝不传也。
」从上述诸说中,可见《程传》从成书迄其寿终,历八年之久,祇因其用心审慎,冀有少进,故原期以三年修改后出书,后又期以十年,不意在第八年即因病辞世。
以致《程传》亦几乎散乱亡佚。
当然,《程传》未能出书,除伊川对《易传》一书始终审慎谨严,精益求精外;北宋末年之党争,导致哲宗、徽宗两朝曾诏毁伊川文字,禁绝讲学授徒,甚至门弟子于伊川卒后,仍因畏惧党祸株连,竟不敢助理葬事,仅由尹焞等人料理之。
无怪乎伊川生前穷约晦处、俭德避难,始终不愿出书以邀誉贾祸。
至于《程传》当日传习,正如伊川所言「书虽未出,学未尝不传」,门人亦间或以《程传》请益,如《河南程氏外书》云:
「门弟子请问《易传》事,虽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卷十二,页四四一),再如《外书》云:
「和静(尹焞)尝以《易传序》请问曰:
『至微者,理也。
至著者,象也。
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莫太泄露天机否?
』」伊川曰:
「如此分明说破,犹自人不解悟。
」(卷十二,页四三一),另《外书》又云:
「门弟子请益,有及《易》书者,方命小奴取书箧以出,身自发之,以示门弟子,非所请不敢多阅。
」(卷十二,页四三九)
由上述观之,伊川确曾以《易传》示门弟子,并与学子多所论《易》,惟其书始终未曾付梓,门弟子虽偶蒙赐阅,终不敢多阅,即如程门高足杨时,于伊川生前尚未能亲受旨训,待得其书时,却又已错乱重复,难以卒读。
虽然《程传》于伊川生前未能广为流传,死后亦几遭散亡,然其说理精醇,切于时用,终能承先启后,成为宋以后学《易》者必读经典,盖其来有自矣。
藉《二程集》诸易说,使吾人得以想见伊川《易传》当日撰作与传习光景,其学术价值,诚不可小觑。
(二)说明读《易》之法
《二程集》多为语录之体,乃二程平日与师友门下讲学论道之纪录,其中论述易理者伙矣,其与门人论述读《易》之法,尤弥足珍贵,诚堪学《易》之津筏,《程传》一书虽偶或有之,惟其书旨在疏释各卦各爻,终不若《二程集》可以畅论读《易》之方,超然于卦爻之外。
兹归纳其主要论说如下:
1、首重三家易学。
《程传》固为伊川生平之学之所在,然其书取资于前贤者不少,尤其《程传》上承王弼以来义理派易学传统,集义理易学之大成,而为义理易学经典名作,吾人除藉由《二程集》可探求其易学渊源外,亦可藉兹知读《易》之门径。
如伊川与金堂谢君(湜)书云:
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贯,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功。
(《文集》卷九.页六一三)
又《遗书》云:
《易》有百余家,难为徧观。
如素未读,不晓文义,且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
理会得文义,且要熟读,然后却有用心处。
(卷十九.页二四八)
由伊川独推三家易学,或许正如宋.陈振孙所云:
「文义坦明、象数殆尽」之故,此与伊川揭橥「由辞以得意」之主张实相契合。
伊川曾答张闳中云:
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
《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
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管辂、郭璞之学是也。
」(《遗书》卷二十一,页二七一。
)
由是观之,伊川继承王弼以来义理派「得意忘象」之论点,指出儒者与术家治《易》态度方式之异同,伊川与师友弟子论述读《易》诸点,学者于治《易》之门径,当知所从事矣。
2、先识卦义卦体
夫卦爻始立,义理具之,所以伊川教人读《易》先识卦义、卦体,如其所云:
「古之学者,先由经以识义理。
盖始学时,尽是传授。
后之学者,却先须识义理,方始看得经。
如《易》,<系辞>所以解《易》,今人须看了《易》,方始看得<系辞>。
」(《遗书》卷十五,页一六四~一六五)又云:
「古之学者,皆有传授。
如圣人作经,本欲明道。
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尔。
如<系辞>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义,则看<系辞>不得」(《遗书》卷二,页一三)伊川于文中特揭「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之概念,然道不远人,故《程传》一书借《易》以明理,循理以论道,多援人事以证之,是以切于世用。
由上述观之,伊川揭橥读《易》本末先后之说,即以义理为本,象数为末;以卦义为本,以<系辞>为末,学者苟能明乎此,方不失学《易》之本务,而能发挥经世致用之功能。
(三)阐述经传义理
《二程集》中有关易说,颇称繁富,有阐释《周易》经传者,有阐释其它经传而关涉《周易》者,其中文字有近于《程传》者,详如下文。
亦有阐述《周易》经传,而其文未见于《程传》者,如《遗书》云:
「阴为小人,利为不善,不可一概论。
夫阴助阳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阳者小人也。
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
」(卷十九,页二四九)此论「阴为小人,利为不善」之疑义,可谓精辟扼要,虽未见于《程传》,仍颇值参考。
又如《外书》云: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盖人不当以利为心。
《易》曰:
「利者义之和。
」以义而致利斯可矣。
」(卷六,页三八三。
)
文中伊川虽主要就《论语》疏释,然其引《易》以解说,诚可相与左证说明。
藉由《二程集》于经传义理之发挥与阐述,其中颇有可与易学相参,似此类者,不胜枚举,是皆足以说明易理而辅翼《程传》也。
(四)评论前人易说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伊川《易传》自亦有因袭损益而踵继前贤者,唯伊川温柔敦厚,故其《易传》中罕有批评前贤者,如于<复.彖>: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下注云:
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
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
伊川注中虽不满王弼、孔颖达、周敦颐等以静为见天地之心,而谓「动之端,乃天地之心」,然即或不满于前人易说,亦未尝直指其名以驳之也。
至于直引其名者,如胡瑗等,则多持肯定之论,惟吾人倘欲观其评论前贤者,其必参阅《二程集》之易说乎!
《二程集》诸易说中,伊川直指其名者有扬雄、王弼、刘牧、胡瑗、王安石等人,惟其中即或与其师胡瑗立论有别,亦未尝有非之之意。
如《遗书》云:
问:
「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义。
」先生云:
「亦不妨,只看如何用。
当储贰,则做储贰。
使九四近君,便作储贰亦不害。
但不要拘一。
若执一事,则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
」(卷十九,页二四九)
除胡瑗外,于其它诸人易说则略见微辞,如《遗书》评王安石云:
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
六爻皆用九,故曰:
「见羣龙无首吉。
」
又如《遗书》评刘牧云:
或问:
「刘牧言上经言形器以上事,下经言形器以下事。
」曰:
「非也。
上经言云雷屯,云雷岂无形耶?
」曰:
「牧又谓上经是天地生万物,下经是男女生万物。
」曰:
「天地中只是一个生。
人之生于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为异?
」
此外,伊川于王弼、韩康伯祖尚庄老虚无之旨,则多所批评,如《外书》云:
自孔子赞《易》之后,更无人会读《易》。
先儒不见于书者,有则不可知。
见于书者,皆未尽。
如王辅嗣、韩康伯,只以庄老解之,是何道理?
(卷五,页三七四)
《程传》为伊川毕生心力所在,故语多谨严,多所隐讳,其散见《二程集》之易说,则为平日与弟子问答之语录,故语多直率真切,然从其论述前贤易说,尤可显发其易学思想,非徒为议论而议论耳。
三、《二程集》易说与《程传》之关系
《程传》于《二程集》中占四分之一篇幅,首尾完整,可独立成书,唯散见于《二程集》之其它易说,亦复不少,故本节拟援之以比较两者之关系,俾能普遍而深入掌握伊川易学。
以下拟从三方面叙述《二程集》易说在《程传》研究上之价值。
(一)藉资雠校《程传》
《程传》于伊川生前始终未肯出书,伊川殁后,又几至散亡,赖先生门高弟杨时、尹焞等搜罗校定,始成完书,惟《程传》涣而复萃,佚而复存,杨、尹诸人于校定时,或有取资于二程遗文语录者,况龟山另订定有《程氏粹言》诸书,于校定《程传》之际,参校斟酌,亦极寻常。
如《程传》于<无妄>序云:
震,动也。
动以天为妄,动以人欲则无妄矣。
《程氏外书》则谓:
《易.无妄》曰:
「天下雷行物与无妄。
」动以天理故也。
(卷十一,页四一四)
相较二书及《程传》上下文,则《程传》「动以天」一句,宜作「动以天理」为佳。
不过,整体而言,《程传》由于为专门著作,相较于语录体之《二程集》诸易说,遣词用字,显然较为严谨。
如<蒙.上九>:
「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程传》注云:
九居蒙之终,是当蒙极之时……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诛三监,御寇也;秦皇汉武穷兵诛伐,为寇也。
观《粹言》则云:
或问:
「<蒙>之上九,不利为寇。
夫寇亦可为,而圣人教之以利乎?
」子曰:
「非是之谓也。
昏蒙之极;有如三苗者,征而诛之,若秦皇、汉武穷兵暴虐,则自为寇也。
」(卷一,页一二0六)
比较两者,《程传》文字较具体明白,而「穷兵诛伐」亦较「穷兵暴虐」为妥,盖「诛伐」可兼用内外,而「暴虐」则多于对内,似与秦皇汉武穷兵之意不类。
再如<大畜.六四>:
「童牛之牿」,《程传》注云:
人之恶,止于初则易,既盛而后禁,则扞格而难胜,故上之恶既甚,则虽圣人救之,不能免违拂;下之恶既甚,则虽圣人治之,不能免刑戮。
观《粹言》则云:
止恶当于其微,至盛而后禁,则劳而有伤矣。
君恶既甚,虽圣人救之,亦不免咈违也。
民恶既甚,虽以圣人治之,亦不免于刑戮也。
比较两者文意相同,唯《程传》改「君」为「上」,改「民」为「下」,义较宽广,亦能免于文字贾祸之患,其用字审慎如此,亦可见《易传》确属伊川晚年定稿,正如《遗书》所云:
「某于《易传》,后来所改者无几。
」(卷十七,页一七五),由上述诸例观之,应属可信。
《二程集》易说与《程传》可为对比相校者甚多,诚可供治《程传》者之参考也。
(二)藉资发明《程传》
如前文所云《二程集》易说甚伙,其未见于《程传》者,固足以辅翼《程传》,其见于《程传》文句稍异者,固可藉以雠校《程传》,另《程传》虽有类似观念,然有叙述未明者,仍可援之以阐发《程传》者,如《程传.小畜》云:
小畜,谓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阴故也。
《遗书》则云:
或以<小畜>为臣畜君,以<大畜>为君畜臣。
先生云:
「不必如此。
<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
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这个道理,随大小用。
」(卷十九,页二五一)
观《遗书》论述<小畜>卦旨,非局限「以臣畜君」立论,而谓「君畜臣」亦是此理,颇能发明《程传》。
又如<蛊卦.象>:
「君子以振民育德」,《程传》注云:
君子观有事之象,以振济于民,养育其德也。
在己则养德;于天下则济民,君子之所事,无大于此二者。
观《遗书》则云:
先生曰:
「<虫>之<象>:
『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余无他为。
二者,为己为人之道也。
」
比较上述二说,伊川皆从内圣外王两者论「振民育德」之意,其精神实无别也,然两相参看,则更具体明白。
由此可见,藉由《二程集》与《程传》之比较,于吾人治《易》,特别是治伊川易学,尤弥具参考价值,亦可相互发明。
(三)藉资增补《程传》
元.董真卿云:
「《程传》正文只据王弼本,亦只有六十四卦,<系><序>传有及爻卦者,掇入《传》中,故无<系辞>以后。
至东莱吕氏始集周子、二程子、张子诸家经说、语录及程子门人共十四家之说为《精义》以补之。
」由董氏之说,可见伊川殁后,自宋代以来,后人颇有以《程传》未<系辞>以下,而从事增补者。
其中最著者,要推吕祖谦《周易系辞精义》,坊间多刻其书,增补于《程传》六十四卦后,俾为全书。
惟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曾引《馆阁书目》以为《系辞精义》二卷实伪托祖谦之名,清.杨守敞《日本访书志》亦谓「今按所载诸家之说,翦截失当,谓为伪托,似不诬」,不过后人藉程子语录、程门弟子语以补《程传》之未备,此一方式,仍颇足参考。
观《二程集》中,除《经说》七卷,其卷一<易说>即专解<系辞>外,其它有关《十翼》散见于《二程集》者,亦复不少,正可裒集以补《程传》未注<系辞>以下之缺憾。
惟《二程集》易说于<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尚不乏论述,然于<序卦>、<杂卦>则罕有说辞,其因或正如《遗书》所云:
「<序卦>非《易》之蕴,此不合道。
」(卷六,页八九),是以未见其多所论述也。
四、结语
《程传》固为伊川易学精华之所在,然其散见于《二程集》之易说,尚称繁富,倘能援以辅翼《程传》,则于伊川易学之掌握,当有更为全面、深入之了解。
本文即尝试运用《二程集》之易说,相较《程传》一书,发现其中颇有可以雠校《程传》者;亦有可以藉兹探求伊川治《易》之法,并逆溯《程传》当日撰作与传习之情景者,可谓深具伊川易学研究之价值,并有助于学者对《程传》之了解。
《程传》虽非尽善尽美,其中待商榷者仍多。
正如王弼注《老子》,议者以为乃《老子》注王弼,谓所注未必尽合老氏旨意,对于《程传》,或亦有作如是观者。
然自古以来,学者所务无非就其大者,即经世致用耳。
《程传》所以风行天下九百年者,正以其切于治身、切于用世也。
故李瓒曰:
「伊川之《易》,有用之学也。
自是程氏之《易》与孔子《十翼》同功,非特解经而已。
或者例以注疏观之,非真知程子者矣。
」观李氏之言诚程氏千古之知音。
方今科技日愈昌明、经济突飞猛进,惟风俗浇薄、人心不古,似有每况愈下之势,人文精神之建立,伦理道德之提升,均有待积极努力,凡治《易》者,自宜崇本务实,发挥有用之学,则《程传》之传习于嚣攘之今日,尤弥具价值。
大至于治国,小至于世道人心当有所帮助,吾辈于发扬易学之际,诚宜取精用宏,藉兹正本清源,重新审视《程传》之易学地位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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