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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浅析儒家思想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正面影响

韦元良

中国传统文化的定型期是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其五大主流派儒、道、墨、法、农中，又以儒家思想为文化正统，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两千余年中，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宰是显而易见，妇孺皆知的。

儒家思想，有着文哲相合、文史相合、文政相合、政经相合的特点，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没有独立的现代意义的经济学、管理学，至于20世纪7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人力资源管理学也就更无从谈起。

人力资源管理，是为了实现企业既定的目标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和手段，充分开发和利用组织系统中的人力资源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它看似与“儒家思想”毫无关联，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古至今，儒家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感化、教育、塑造并规范着每个人的品格、行为、道德观及价值观等；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正是以“人”——这种被传统文化影响、感化、教育、塑造并规范的个体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人才的开发利用来实现企业的经营管理目标。

现代企业身陷市场经济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如何从古老的儒家思想中汲取养分并最大限度地发挥、运用到人力资源管理中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一、重视人伦和谐，创造企业良好氛围

个体总是生活在群体中，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儒家非常重视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并以伦理关系解释群体生活的特征，强调人伦和谐。

其主要人伦思想包括：

（1）以和为贵，重视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强调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和为贵的思想，是积极地看待自然和社会中的差异，分歧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各自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与发展。

（2）“仁者爱人”[3]仁是孔子确立的最高道德准则，其核心是爱人，即对人的关心和尊重；为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人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4]己所不欲，勿施与人”；[5]（3）强调“五伦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6]要维系人际关系的和谐，就要明确每人在不同伦理关系中的位置，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将其以适当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确立下来；（4）“知礼以立”[7]“克己复礼”[8]“礼”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制度化体现，主张在等级秩序之下协调人们的行为。

孔子认为社会要安定团结，个人要发展完善，没有礼的约束熏陶是不行的。

19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崛起，使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在惊叹之余开始探索“东亚经济奇迹”的原因。

美国着名社会学家赫尔曼·卡思首先明确地以儒家伦理来加以解释，并称日本与东亚“四小龙”为“新儒教国家”。

日本筑波大学高桥进教授在分析日本企业经营与儒家思想之间的联系时说，日本企业的组织原则为“集体主义”“终生雇佣”和“年功序列制”；组织伦理强调忠诚，孝顺、智慧，否定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其中“集体主义”体现了“礼”“和”，“终生雇佣”体现了“仁”“孝”，“年功序列制”体现了“礼”“五伦十义”。

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兼大英百科全书主编弗兰克·吉布尼则认为，日本将中国古老的儒家文化与战后的美国企业引入的现代经济观念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运用，形成东西合壁的“儒家资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源思想”，“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这才是日本经济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现代生活中人际关系的社会化程度日益扩大，现代文明带给我们的不仅有法制、人权、民主等，也同时引发了个人至上、拜金主义、勾心斗角、缺乏社会责任感等社会新病症，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正好可以救治这些病症。

21世纪新经济时代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人力资源已成为企业各项资源中最活跃、最有价值、最具有创造性的资源，主宰着企业的命运。

企业是社会的缩影，在这个由人组成的以人为核心的小社会中，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企业之间具备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激发人们互助合作、友善宽容、互敬互爱的精神，从而产生强大的群体凝聚力，以无形的精神财富给企业带来有形的物质财富——内部管理的良好运作，产量销量的不断增加，企业就在竞争中不断地发展壮大……

二、育人为本,提高企业人才素质

重视教育是儒家思想的另一重要特征。

儒家思想既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也重视教育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礼记》中《大学》篇“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9]的着名论述说明了儒家进行教育的过程和步骤，也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

通过对事物、人心的了解（格物、至知）做到树立正确的伦理观念，不为各种私欲邪念所动摇（诚意、正心），从而形成完善的人格（修身）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积极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齐家）为国家的安定繁荣作出贡献（治国平天下）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孔子“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循序渐进”“举一反三”“性相近，习相远”等诸多教育理念从古至今对人类的影响、教育都有着重大意义和作用。

“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这是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该企业创造了完善的人力资源教育培训制度，遵循着循序渐进、不断更新岗位的原则让每个担任不同职务从事不同工作的员工都受到相应的阶梯式的教育培训。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培训教育，重视“资本知识化”，把培养人才比做“缝鞋垫”与“做西装”，首先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一步一个台阶，培养出很多复合型高层管理人才，不仅使企业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观念不断更新，而且对整个社会素质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全过程中，教育培训是基础的、根本的环节，培训如何做事、教育如何做人对企业的影响虽然不是一朝一夕可见到的，但却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打下了深厚坚实的基础。

世界上没有一个企业能够不依靠各领域的人才而跻身与尖端企业中，也没有一个企业能够不通过学习—探索—创新就长久不衰的，并且企业中每个个体素质的提高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教育培训人才应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使命。

三、以德为先，引导企业文化倾向

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是儒家思想的一贯主张。

《大学》开篇中就提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0]孔子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要求先做人后做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11]、“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12]；仁是儒家思想的最高思想境界，认为“能行五者（恭、宽、敬、敏、惠）于天下，仁矣”[13]，而“仁者能好人能恶人”[14]，“末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15]等观点也是要求人们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才能处理好同他人的关系。

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人物，是企业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的载体，大凡一个成功的企业，总与一位杰出的企业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例如微软与比尔盖茨，松下电器与松下幸之助，海尔电器与张瑞敏等。

埃森哲公司合伙人、政策及公司财务总监elizabethpadmore提供了他们的研究数字：

“与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几十万企业家进行访谈，其中79%的企业领导认为，企业家个人的人格魅力深刻影响企业的管理理念，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非常重要。

”在一个群体中，上行下效是一种普遍的心态，心理学叫从众心理，一个吃喝玩乐的企业领导决不会带出正直忠诚有道德有修养的员工群体；而一个严于律己、胸怀宽广、睿智而不骄，掌权而不燥的领导不仅能赢得下属的敬重和信赖，还会对员工的行为起到潜移默化的正面影响，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6]。

一个具有众多美德，“独善其身，兼善天下”的企业家，将决定企业群体的良好品格素质，左右着员工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也预示着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形象。

北京一家科技股份公司，一个已进入上市辅导期的高新科技企业，其总裁一直在公司提倡环保观念——任何场合都使用手帕而拒用纸巾，所用纸张除正式文件或对外文件外全部都是正反两面利用。

3年前他开始发出倡议，3年后700多人的公司中见不到用纸巾的现象。

所有去过这家公司的客户都认为这是个奇迹，而这个奇迹就是靠企业家的个人魅力、言传身教所创造的，使公司的口碑在客户中倍受赞誉。

说到底人力资源管理是对人性的管理、对心灵的管理，是对人类美德和智力的开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毕偃”[17]，以德行影响员工、以真诚感化员工、同员工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沟通是企业高速发展产生奇迹的催化剂。

管理不仅是一门系统学科，更是一门艺术。

在中国的特殊国情、特殊文化背景下，最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就是在制度化管理的基础上进行人性化管理，以德行影响人、以真诚感化人，建立制度化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相结合的灵活变通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模式。

随着21世纪新经济时代的到来，随着中国成为wto的正式成员，中国企业在面临更大发展空间的同时也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与国家，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与链接都存在一个文化差异的接轨与人力资源管理协调的问题，企业在考虑向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不可忽视这种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美国，企业注重个人的绩效评估，因此报酬是与个人绩效捆绑在一起的，但在日本，企业要求雇员将个人的奋斗同集体的目标结合起来，强调集体主义，那么以个人为基础的绩效评估及奖励制度在日本的企业中就是无效的。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者应逐渐从过去的那种行政、总务、福利委员会角色转变为学习型组织的推动者，高层管理的咨询顾问、战略业务伙伴，管理职能专家和变革的倡导者。

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也应从“权利中心”的地位走向“服务中心”的位置。

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我们应该注重古老的儒家文化中仁爱宽容、崇义尚德的道德观对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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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治人”

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

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儒家有一句话很能反映这个哲学。

“天地之性人为贵”。

所以贵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根本观念。

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

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人看成社会的最重要的财富有关，那时是以人口的多少来反映国家的强弱。

所以在儒家看来，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

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对人进行分析。

首先是对人性的假设。

在中国的古代就有对人性的假设，性善论是孟子的主张。

孟子认为，从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盖起来了。

另外，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且一个人对于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去追求善，则善就会丢掉，而表现出来的是恶。

至于恶的产生有两种情况，一是来源于耳濡目染，另外是追求感官刺激的结果。

如果人能把握住这两道产生恶的来源，人通过自我的追求就能够达到善的目的。

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则主张“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人生来就是这样的叫做“性”，由于人的本性是相调和而产生的，是由于人和外界事物相接触而反映的，经过后天的努力或者社会教化就自然而然是这样的，这才叫做“性”。

荀子的性恶论是直接为儒家的“礼”而服务的，也就是说荀子不是和孟子进行争论，而是在于为实现国家的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因为人的性是恶的，所以，作为圣人的管理者们，必须对一般的老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教化和管理，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才能把国家管理好。

儒家对于人性的假设好象和麦格雷格（1960年）的关于人性的“X”和“Y”理论相似。

这里确实是有共同的地方，但是也有许多不同点，一是社会环境的不同，一个是封建社会，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二是应用条件不同，一个是为社会管理或者说为政治统治而服务，一个是为企业管理服务。

从理论的深度来说，X和Y理论偏重于人的行为的研究，基本上是属于人的行为科学研究的范围，而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是偏重于道德。

从管理的对象来说，X、Y理论是着重于被管理者行为的研究，而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是着重于整个国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的研究，而且是偏重于如何管好管理者的理论。

至于恶的来源，麦氏理论认为是由于管理当局的组织方式和控制方式而引起的，只要改变这些，就可以改变人性。

而儒家的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来源于天生的，而改变人的本性主要是靠人自己的努力。

儒家在对人性的假设方面和对人性的改造提出了相当多的见解，认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解决，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

一个人最高的奋斗目标是做圣人，并提出向此目标奋斗的途径。

尤其是孟子的：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和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后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关于人性方面还有马斯洛的“五个层次需求”理论。

纵上所书，对人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

道德修养和行为。

儒家学派偏重于道德修养，西方理论偏重于行为研究。

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这两个方面都要兼顾并有所区分，我们的观点：

对于高层管理人员可以稍偏重于道德修养，对于基层人员可以偏重于行为。

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人做事的目的无非有两个“逃离痛苦，追求快乐”，现代社会更趋向于人们的这种心性，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对人的判断注重以上两个方面，“价值逻辑”不失为一个比较公平的法则。

因为企业存在的价值就是“利润最大化”

儒家对组织的独到认识

第二个方面是由谁来管。

劳心者治人，劳心者通过什么来管理呢？

荀子认为，就人类而言，论力气比不上牛，论行走比不上马，但牛和马都为人所役使，这是为什么呢？

他的回答是：

“人能群，彼不能群，人何以能群？

曰：

分。

分何以能行？

曰：

义。

”在中国2千年以前就明白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群——分——义，群是建立组织结构，分是实行分工，而人之所以能建立组织结构和实行分工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义”。

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

对于礼和义，儒学理论都有较多论述，当群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和谐，使之达到良好的组织运行。

荀子认为：

人们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则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的限度，则不能不引起争夺，一有争夺就会引起混乱，一有混乱就会导致贫穷。

国家的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的欲望而用尽。

这就是儒家对于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要旨。

儒家的“为政以德”和“仁政思想”

第三个方面是怎样管理，儒家的回答是“仁”、“德”和“礼”。

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对于仁的解释也是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解释。

但是其主要的内容有这样几点：

首先就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称上仁，才是一个完美的人。

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时，在不同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爱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三次则更为具体了：

“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也就是所谓的仁既是对自己与他人都能诚实相待的生活方式，也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则。

还有“刚毅木呐，近仁”，所指的是人在刚直坚毅而又不欲求表现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这样便愈来愈接近仁。

这就是说，人要有一种为集体的刚毅精神，但是又不去追求个人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

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

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理想的社会。

他认为：

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会稳定。

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

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

“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

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

这就像将“德”放在北极星的位置上，其他的人都是围绕着它而运转的。

因此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

在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唐朝的魏征提出的作为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必须要考虑的10个方面，即《十思疏》，全面地提出了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这对以后儒家“德“的管理思想起着重大的作用。

这10个方面是：

1）领导者一有欲望就要想到应有所克制；2）将有作为，就要想到如何安定百姓；3）位居高位，就要想到谦虚谨慎；4）担心自满，就要想到江海容纳百川；5）游玩安乐，就要想到世间事物不可能全部享受；6）担心松懈，就要想到凡事都应有始有终；7）担心闭塞，就要想到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8）打算赏赐，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之喜而滥赏；9）担心谗言，就要想到修正自身以远避小人；10）打算惩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之怒而滥罚。

孟子还具体说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

恃仗实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的实力本身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好象孔子的72位大弟子都诚服孔子一样。

所以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这样，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管理的。

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

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

这是要求管理者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把一定的价值观念，灌输到组织成员的头脑中去，使之转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的行为，不是通过外在的而是通过内在的把人性中的最积极的东西调动出来，实行内在的管理自我控制，来达到管理的目标。

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讲外在的管理规则，他们用的是“礼”，即所谓的“齐之以礼”。

所谓的“礼”就是：

先王秉承上天的意志而指定，目的是为了治理人间的事情。

所以，礼一定是来源于天，见效与地，贡献与鬼神，而表现在丧、祭、射、御、冠、婚姻、朝见、聘问等各种礼仪中，所以圣人按照礼来行事，天下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一项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

这是一种外在控制，但是儒家的礼的外在的控制和西方的控制是有所不同的。

孔子在《礼记。

礼器》中说了一段话。

大意是：

礼所以以多为贵，在于它是人心之外的规范，人们的道德规范可以施之于万物，礼仪宏大，万物广博，如此怎么不以多为贵呢？

所以君子乐于将礼发扬。

礼所以以少为贵，在于它来自人们的心灵深处，人们的道德观念至精至微，天下万物都无法与之并驾齐驱，如此怎么不以少为贵呢？

所以君子独处时十分谨慎。

从孔子的话看，礼既以多为贵，又以少为贵，既来自外力，又发自内心，这其中的奥秘全在于礼必须以德为核心，以德为转移。

君子乐于将礼发扬是把内心的道德自觉推广到外在的行为规范；“君子慎独”则是把外在的行为规范诉之内心道德规范，这样，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感化和规范化，内在控制与外在控制就巧妙地结合起来了。

总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的终极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对人的内外控制，以德而使之转化为诚服的臣民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来施行管理的。

这整个的儒家的理论体系无处不体现了如何成为管理者（统治者），如何当管理者，管理者又应如何管理，这是一个十足的做官理论体系。

它对封建统治者的统治确实提供了有利的管理武器，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主导文化理论，确实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性的后果。

试想，所有的国民，都向仕途这条路上挤，当上统治者的毕竟是少数，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却再也没有出路了，其结果是必然形成了一种中国特有的国民劣根性。

另外，儒家的学说，从来没有提到效率和发展生产，这就给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作为一个指导全国的文化体系却不能提高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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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理想人格思想与中国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作者:

爱博仁摘更新时间:

2010-2-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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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博仁人力资源网人才网信息中心【字号:

大中小】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103次【我要评论】【我要打印】　　在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理念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和意义。

儒家理想人格思想对于中国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具有双重影响,合理吸收其精华,再融入西方现代管理科学,结合国内相关实际,将有利于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与模式。

　　人力资源管理概念最早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于20世纪70年代逐步传人中国。

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也更加重视企业中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着诸多相通之处,探讨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认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及创新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与模式,均有重要意义。

　　一、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具有相通的基因

　　中国的传统文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基本定型,其五大主流派别分别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农家,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众说纷纭,百家争鸣,但在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

作为一种成熟的观念形态,儒家思想源于孔孟,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演变,确有其不容置疑的成就和价值,它重道、明德、信义、崇礼,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正统。

　　儒家创始人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

“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是孔子确立的最高道德准则。

他还系统阐述了所向往的理想君子人格,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人格修养方法。

《论语·雍也》记:

“子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句话道出了孔子所向往的人格形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从个人修养看,一个品格高尚、礼仪修养高雅的人必须具备两种素质:

文与质。

但并不是说只要具备这两种素质就可以了,而是要使这两种素质协调得恰如其分,才能成为君子。

那么二者应如何调配呢?

“质”即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质朴无华的天性,所谓“文”是指人的外表的修饰,及后天的“诗书礼乐”教养,是对人与生俱来的天性的修饰。

“质胜文则野”说明,这种与生俱来的质朴天性中有好的素质,也有不好的素质,所以需要后天的“文饰”来弥补其不足。

如果后天“文饰”不足,就会将先天本性中不好的一面暴露,使人看上去比较粗野、鄙俗。

“文胜质则史”说明,后天的文饰也应有一定分寸,而不是越多越好。

如果后天文饰彻底掩盖了先天本性,那么这将遮蔽人性本有的质朴纯粹的良好素质。

因此,要做一个有修养、有品格的人必须达到“文”与“质”的恰当协调,实现二者的最佳结合。

“彬彬”即文质的协调配合。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认为一个人应该做到“文”与“质”的完满统一,其言谈举止应该与内在的美好品质达到统一,“质”和“文”两者都不可偏废。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做才能体现出文质彬彬的君子风度呢?

孔子在《论语》中有大量关于内返“质”,外修“文”的言论,并要求将这些思想贯穿于君子的言谈举止和立身行事中。

《论语·卫灵公》云: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

”一个君子要将“义”作为他内在的人格操守,要以“礼”来约束、调节自己的外在行为,学会反思和自省,要以“谦逊”的方式与人言谈,要以“诚信”的态度与人相处。

只有做到了这几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