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实践者与思考者的足迹我的医学生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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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践者与思考者的足迹我的医学生涯
一个实践者与思考者的足迹:
我的医学生涯
发布:
2007-12-1310:
32|作者:
子曾曰过|来源:
汉传中医网
——在英国首届国际中医药大会上的书面发
湖南中医学院彭坚
尊敬的主席先生、秘书长先生、各位来宾:
感谢您们邀请我参加这样一次隆重的大会,并且给予我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作大会发言,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了解到中医目前在英国开展得很好,治病疗效突出,受到英国各界群众的欢迎,这与大家的勤奋努力分不开,我对各位同仁为传播中医药文化、实现“中医为人人”的崇高目标所付出的心血,表示由衷的钦佩。
同时,我也了解到很多接受中医治疗的人们仍然心存疑问:
中医是不是科学的?
中医为什么能治好病?
中医有哪些治疗优势?
为什么在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这么发达的今天,中医仍然有存在的必要?
要圆满地回答这些问题是极其困难的。
我从事中医临床和学术研究已经三十多年,从一个中医世家的学徒起步,到以中国医学史教授的身份登上讲坛,无时不刻在思考这些问题,可以说是“青衿矢志,皓首穷经”,一直在试图找到开启中医神秘殿堂之门的钥匙。
直到最近,我在为自己的新著《彭坚临床经验集》写的《导论》中,出自于无法回避的理由,才以自己几十年来的亲身所历、所思,对这些难题作了一次初步的回答,答案是娓娓道出的,首先,我对我未来的读者们讲了一个真实的、漫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100多年以前,是从我的家族开始讲起的。
1.家学渊源
我出生于中医世家,却并非书香门第,祖上是农民,原籍湖南岳阳彭家大垸。
清朝道光年间,曾祖父彭银樵不满包办婚姻,从老家出走,一担青菜挑进长沙,成了城里的打工仔。
有一次,看到钉马掌的工匠在削马蹄皮,突发奇想,他将削下的马蹄皮放在新瓦上焙枯,调上冰片、麻油,试着用来治疗臁疮:
一种当时劳动群众最常见、最不易治愈的小腿胫部溃疡,俗称“烂脚杆子”病。
岂知真的有效,一炮打响,由此起家,俨然当起了“外科医生”,当然,按大清律例,现时标准,只能算作“江湖郎中”。
从此,彭氏医生的招牌在长沙市白马巷64号一挂就是70余年,直到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烧起为止。
祖父这一辈,有5人行医,业务涵盖了中医各科,以大伯祖父的名气最大。
他老人家专攻叶天士的学说,一部《临证指南医案》,读得滚瓜烂熟,用得出神入化。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湖南省zhengfu主席、军阀何键的父亲得了病,老爷子从乡里头次进城享福,不到半月,一病不起,高烧不退,群医束手。
伯祖父以上等高丽参一枝烧炭、加保和丸煎汤,一剂而热退身凉。
明明是一个消化不良引起的“滞烧,”用几分钱一帖的打滞药就可以解决问题,偏偏就难倒了众多名医,不知如何既能照顾到病情,又能照顾到大人物的面子,让善于玩“脑筋急转弯”的伯祖父捡了个便宜。
经何键一褒奖,伯祖父于是乎就“饮誉三湘”了。
我的父亲行四,学医的是二伯、三伯。
二伯彭崇让生于1902年,家境贫寒,只念了四年私塾,全靠博闻强记,苦读成才,青年时即医名鹊起。
五十年代初,本拟调中国中医研究院,恰逢得了肺结核,未能成行。
后来入聘湘雅医学院,担任中医顾问,教授,1959级西医学习中医班导师。
二伯曾为胡耀邦、叶剑英、王震、陶铸、杨得志等来湘的军政大员多次看病。
徐特立先生的夫人患有一种“癔病性昏厥症,”每次发作即昏不知人,任何药物无效,过几天就自动苏醒。
1964年初,徐夫人在长沙发病,二伯用黄芪一两、防风五钱,浓煎鼻饲,旋即苏醒。
徐老先生大为惊叹,问原因。
二伯回答:
这个病中医古有记载,名“尸厥”,《史记》扁鹊传中,晋国大夫赵简子得的就是这种病,扁鹊凭脉断定三日后复苏,未尝用药;《旧唐书》许胤宗传中,柳太后得此病,御医用黄芪、防风煎汤数斛,置于床下,熏蒸而醒;我不过是依样画葫芦、新瓶子装旧酒而已。
听得徐老先生感慨不已,不久,亲自提名二伯为第三届省政协常委。
对于先人的这些轶闻趣事,虽然从小耳熟能详,但到后来从事医学史研究时,我还是正经八板地考证了一番。
结果发现:
用马蹄皮焙枯治臁疮,方书未载;人参烧炭消滞,经传无考;即使是将赵简子、柳太后、徐夫人,千年故事一锅勺,也似乎有马嘴驴唇、移花接木之嫌,不那么绝对科学严谨的。
我这几位可敬的先辈,除了敢于实践、胆识过人之外,还有一股子灵性,也就是中医常讲的悟性,所谓“医者,意也”,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与诗品中的心有灵犀、画论中的形神兼备、文章中的妙手偶得、佛学中的境由心生等等,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
但悟性这东西,用讲究实证的现代科学方法,大概找不着形态,它却是渗透于中国古代文化各门学科的灵魂,而一个缺少悟性的中医,永远只能在低层次的临床实践中徘徊。
2.入门之阶
最初跨进中医这个门槛,远没有听故事那么开心浪漫。
我开始为徒学医,已过弱冠之年,背书的“童子功”自然是没有了,对中医的了解,也近乎一张白纸。
二伯递给我一本张仲景《伤寒论》,嘱咐不许看注解,以免受干扰,要把原文反复读熟,仔细体会,直至倒背如流,全部刺进脑子里,溶进血液中。
二伯是有名的伤寒大家,平日里说起《伤寒论》来,口若悬河,纵横千古,这时节却来了个“沉默是金”,把我打入冷宫,令我独学无友。
莫可奈何,我整日在《伤寒论》中遨游爬疏,苦思遐想,围绕着这本小册子,搬来一大堆中基、方剂、中药、内科著作,象无头苍蝇一样,瞎冲乱撞。
王国维讲的读书三境界: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是我当年啃这397条简牍的真实写照。
大约半年后,当我还在这两层境界中熬煎度日时,二伯把我带上了临床,一经点化,全盘皆活,我逐渐明白了《伤寒论》的价值,享受到思维的乐趣。
当然,到蓦然回首,见灯火阑珊、佳人俏立时,己经在很多年以后了。
至今为止,没有哪本书读得象这本书这么苦,也没有哪本书象这本书那样使我获益终生。
3.最后一课
就这样,白天抄方看病,晚上读书讲经,我在伯父身边度过了五年典型的中医师徒相授的学习生涯。
二伯最后一次教我,是临终前的一刻。
那是1978年1月17日,春寒料峭,二伯病危,等我赶到他身边时,经过他的学生们的抢救,能坐起来了,面色潮红,精神尚好,大家松了一口气,二伯一会儿嚷着肚子饿,要吃荷包蛋下面,一会儿喊我接尿,我刚把尿壶凑上去,忽然抓住我的手,叫我摸他背上的汗,连声问:
“摸到没有?
摸到没有?
这就是绝汗,绝汗如油啊!
”话音刚落,气绝而亡。
二伯用他生命迸发的最后一闪火花,为我上了最后一堂课。
这是怎样的一堂课啊,刻骨锥心,终生难忘!
4.医学箴言
作为湖南著名的中医临床家,二伯始终没有公开出版过著作。
他为1959级西医学习中医班的学生们授课时,编写过中医内科、伤寒、金匮等教材,也为我和表姐郭先岱、表哥彭尚武留下一部手写的临床笔记,但都没有刊行。
每当问及著述一事,二伯总是宣称:
“我治病能有所疗效,不过是勤读古人的书,善用古人的方,拾古人的余唾而已,我本人并没有什么创造性的成就,不值得留言后世。
只要善于把古人千百年来积累的成果,灵活地转用于自己的临床,就能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医生,不可奢谈创新与突破。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观点难免有清高和守旧之嫌,但是相对于中医这样一门特殊的学科而言,谁都知道:
至今这仍不失为一句实话。
亲情加师徒的特殊关系,使得二伯可以对我直抒胸臆,表达他对人生、对学中医的看法。
他的许多教诲,不管在旁人看来,是对也罢,错也罢,在我的医学生涯中,确实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使我少走了很多弯路,甚至决定了我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
“为什么一开始学医,我就让你苦读《伤寒论》?
清末陆九芝说过:
‘学医从《伤寒》入手,始则难,继而大易,从杂症入手,始则易,继而大难。
’学习任何一门新知识,总是最初接触的东西印象最深,这叫先入为主。
《伤寒论》是中医的临床圣典,言简意赅,朴实无华,不奢谈理论,紧扣临床实践,把一个疾病从开始到完结的全部过程,有序地展示出来,以错综复杂的文字,归纳了疾病千变万化的各个方面,完美地、灵动地、全方位地表达了辨证论治的思想,是中医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临床著作,是中医临床思维科学的典范。
中医的生命,不在于做学问,在于能看病;看病的本领,不在于记住了多少方子,在于会辩证。
‘认证无差’,是遣方用药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医临床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先让《伤寒论》占据了你的思维空间,让辨证论治在你脑海中深深扎下根来,就牢牢掌握了中医的核心和灵魂。
但是,历代注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妨甩开他们,直面仲景,感受原文,直接领会和吸取他的原始思想,这将受益终身。
学中医可以从《医学三字经》、《汤头歌诀》等启蒙书入手,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也可以从《伤寒论》入手,先难后易,高屋建瓴。
循序渐进,是培养一般人才的方法,高屋建瓴,才是造就临床高手的途径。
对你,我取其后者。
至于《黄帝内经》,涉及的知识过于庞杂,又不能直接用于临床看病,不可读得太早,以免陷了进去,迷失方向。
到四十岁以后,有了比较丰富的临床经验和人生阅历,才能真正读懂。
学医要从一家之言,取百家之长。
例如,清初的三大国医:
叶天士,张石顽,吴谦,皆有煌煌大著,都是临床高手。
《临证指南医案》、《张氏医通》、《医宗金鉴》,任选一种,‘执一部书可治天下病’。
叶书难读,因为全是医案,要一个个揣摩研习,但叶氏临床经验之丰,古今无人企及;张书深邃,病无巨细,都能找到治法,并且规矩井然,可备案头参考;吴书通俗,一病一方,疗效可靠,平易稳妥,最适合作家传师授的教材。
此外,妇科有《傅青主女科》,儿科有《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外科有《外科正宗》、《外科证治全生集》,眼科有《审视瑶函》,针灸有《针灸大成》,都是本学科的杰出著作,可师可法。
其它如张景岳、徐灵胎、陈修园、陈士铎、吴鞠通、王清任、程钟龄、唐容川、张锡纯等医家,都对临床作出了突出贡献,其著作不可不流览,然而,要从中选择一、两家,读细、读精、用熟,以作为自己临床的‘安身立命’之本,再旁采诸家,以弥补一家之偏。
切切不可博览群书而终无依托,泛舟学海而流散无穷。
学医要善于‘夺人之长’。
夺谁的长?
古人、今人,古今名医已经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
中医有个特点,就是间接经验比直接经验有时更重要。
一名医生个人的智慧、阅历、生命毕竞有限,治病完全靠自己在临床中摸索总结,几十年也熬不出头,要学会把别人的经验拿来,为我所用,最终变成自己的经验。
中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古今名医写下了大量总结临床经验的文献,这是学西医的人所没有的优势,学中医的人有书读,要读书,还要有一双‘慧眼’,识得真货,更要有一份胆识,看准了就用。
古今名医著作中介绍的效方,大部分是可靠的,但有时也难免掺杂水份,或有夸大不实之辞,拿来用过,有效,成我囊中宝物,无效,弃之亦不可惜,久而久之,就积累了一大批宝贵的经验。
总之,只要怀着谦虚之心,好学之志,偷学的本事,实施的勇气,多读书,勤实践,善将别人的间接经验转化成自己的直接经验,就能打破常规,很快成才。
学医要抓住方剂这个核心。
中医的理、法、方、药四个环节,方是中心,是灵魂。
一首好的方剂,往往组方严密,层次井然,充满了辨证法,充满了结构美。
象阳和汤的刚柔相济,六味地黄汤的动静得宜,使你不得不由衷佩服古人构方的技巧。
张仲景的200余首经方,至今效如桴鼓,古今数十万首方剂,无不凝聚着创方者的心血。
学方要潜心领会其风骨精神,用方要尽量使用原方,决不能自以为聪明,画蛇添足,随意加减,否则,必将破坏原方的疗效。
打个比喻,一首古代名方,犹如一首优美的古诗,一幅千古名画,更象一座古代建筑,如果你不能领略其中的情趣,信手涂鸦,还自鸣得意,固属浅薄;倘若随意拆梁换柱,增损加减,则原有建筑的风格与功能也就不复存在了。
你能怪古方没有疗效吗?
经方、时方、当代名医之方固然要学,单方、验方,甚至江湖医生用之有效的方法,也要掌握一些。
俗话说:
‘单方气死好郎中’,有时辨证论治走到山穷水尽,改用个单方却起死回生,古今都不乏这样的例子。
决不要以为学会了辨证论治、背诵了几百首汤头,就掌握了一切,须知在民间还蕴藏养着丰富的中医学成就,象《验方新编》、《串雅》等总结民间经验与江湖医生经验的书,其价值,不下于其它名著,应常备案头,随时参阅。
治病要抓主证,解决主要矛盾,所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古方为什么讲究君臣佐使?
就是针对疾病的主要矛盾而设。
用药要单纯,处方宜精当,切不可面面俱到,面面俱到的结果是一面也顾不到,喜开大方的医生,古人讥讽为‘广络原野,希冀一、二’,其实是心无定见,靠碰运气。
初次诊治的病人,如果病情复杂,宜先投石问路,从一点切入,静观病情的变化。
倘若病势有所好转,则可得寸进尺,步步跟进,争取一环一环解开;倘若病势有所加重,也不必惊慌失措,但须改弦更张,转换思路,而从其反面论治,往往有效,因为疾病的性质是非阴即阳、非表即里、非寒即热、非虚即实,懂得这个辩证关系,就能沉着应战;倘若病势不进不退,则应调整角度,重新选点,也可能是药力未到,须守方不变。
而要做到心中有数,其前提是必须用药单纯,紧扣主要矛盾,才能把握好全局。
当医生是一门高尚而艰辛的职业,而中医更是一种可以寄托终生的事业。
守着这个事业,一辈子不一定会轰轰烈烈,但可以过得很充实,很丰富,也很平静。
你不要入党,不要当官,不要谋财,换句话说,一旦咬定这个目标,就不要轻易舍弃,还要准备为之付出毕生的精力和才华。
这是值得的,古今中外,多少仁人志士为实现济世救民的梦想而屡屡受挫,留憾终生,唯独当医生,特别是当中医,不必受社会环境的制约,不怕横遭厄运,无须借助于任何物质条件,三个指头、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仅凭自己的一技之长,低标准则可赖以糊口谋生,高标准则可藉以实施‘仁者爱人’的远大志向。
惟其高尚,一个有良心的医生,不应当把谋财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惟其艰辛,一个有责任心的医生,应当淡化入党作官这些世俗的观念,倾注全力于自己的事业中,精力的投入越多,对病人、对自己就越有好处。
中医是真正的长春藤,当人生进入老龄的时候,从事过任何骄人职业的人,几乎都免不了烈士暮年的悲哀,唯独一个从事中医临床的人,才开始步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相对于一般老年人而言,一个名符其实的老中医专家,肯定会多几分精神的充实,少几分身体的苦痛。
能够与中医事业相伴始终,是人生的一种机遇,一种福气。
”
岁月如河,一晃流过去二十多年了,我的脑海中始终铭刻着二伯临终前的情景,耳边始终回响着二伯平时所吐露的学医箴言。
5.史峰回眸
二伯去世后的第二年,1979年,我考取了研究生,从家传师授的传统型中医行列中脱颖而出,步入中外医学史的研究殿堂,从此流连于临床与教研之间,几十年来,成为中医这块麦田的忠实守望者。
学徒阶段打下的扎实基础,使我在临床上很快站稳脚跟,不断取得进展,对我而言,不存在怀疑中医是否有疗效的问题,长期的历炼所获,令我对古人的贡献充满了敬意和感激;研究生阶段开始的学习和研究,更使我能够登上医学发展的高峰,近观远眺,从世界舞台的角度来考察中医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其中,我考虑得最多的,是中医这门学科的性质,中医能够存在的理由。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其实可能不止这些。
英国的李约瑟先生提出,中国古代至少有100多项发明走在世界前列。
尽管很多人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但近代科学产生之后,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科学成就都被淘汰,成了明日黄花,只能在历史博物馆里,无声地诉说昔日的辉煌,数字的多少,显然不是太重要了。
当然,同样陨落的,还有古希腊、古罗马、阿拉伯这些盛极一时的文明。
从全世界自然科学领域来看,唯一没有被淘汰并且保存得相当完整的,只有中医,包括汉、藏、蒙医。
它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自然科学仅存的熊猫,活的化石,它具有古代自然科学的一切本质特征,它完全未受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完全不依赖现代科学成就和手段,可以无视现代医学的存在,全部凭借自身在几千年中创造的方法和积累的经验,就能很好地认识疾病,治疗疾病。
在现代科学成就及其方法占据了人类全部生活和思维空间的今天,中医的存在,不亚于是一种异端,这种异端,不仅在中国的群众中视作平常,享有崇高的威信,而且逐渐发展到欧美。
我想,相对于英国这样的有着用草药治病传统的欧洲古老国家来说,应当不会也把中医视作异端,大约只会说一声:
“久违了,老朋友。
”或者说:
“稀客来了,请进吧!
”
因为现代医学的起源,是在古老的欧洲,西方古代名医希波克拉底、盖伦所采用的地水火风四元素学说,血液、粘液、黑胆汁、黄胆汁四体液学说,与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痰瘀学说没有本质的不同,都属于古代的自然哲学,而使用自然疗法和天然药物治病,则与中医完全一致。
但是,自从1543年,即哥白尼发表日心说的同一年,意大利的维萨里出版了《人体之构造》这部巨著,近代医学与近代自然科学同步开始,西方医学与自己的传统彻底决裂,重新从人体解剖起步。
17世纪英国的哈维将数学和实验的方法引进生理学研究,从而发现了血液循环。
18世纪意大利的莫干尼发表《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从形态学上寻找疾病的原因;这种思维方法至今仍然影响巨大,各种理化检测、CT扫描、核磁共振等,都是为了寻找病灶,也就是确定疾病的位置和原因。
19世纪上半叶在显微镜下发现了细胞,下半叶建立了细菌学。
20世纪大量涌现的医学成果十分突出,上半叶发现基因的双螺旋结构,世纪末则绘制出人类基因图谱,高度精密的人体检测仪器,显微外科手术,器官移植,遗传工程等等,这些依靠现代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微观方面的进步所取得的医学成就,使传统医学望尘莫及。
然而,令人尴尬的是:
检测技术与服药治疗的效果形成强烈反差,对已经检查出来的许多病(当然不是所有的病),要么无药可治,要么药物的毒副作用很大,旧病未好,新病又起。
还有相当一部分病,既查不出原因,又找不到合适的治疗方法。
实事求是地说,现代医学在治疗上取得真正的突破,其实只有半个多世纪,磺胺药和青霉素的发明,被认为是现代医学开始的里程碑。
一系列抗生素的发明,使得许多过去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感染性疾病得以控制和治愈,人类的平均寿命猛增20多岁。
这一伟大的成就在开始获得时,曾令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医生们激动不已,在美国甚至全世界都享有盛名的医学家兼科普作家刘易斯·托马斯(1913~1994),在他的名著《水母与蜗牛》(1979)中,动情地描绘了当时自己欢呼雀跃的心情,严厉地责怪西方过去上千年的所有治疗都是“荒谬的错误”,然后,他高瞻远瞩地告诉美国人民:
现在,细菌可以用抗生素杀死,病毒可以用疫苗预防,癌证不久即将攻克,美国人所面临的只是如何对付慢性病的折磨,和考虑人生百年之后怎样无疾而终的问题了。
刘易斯先生实在乐观得稍微早了一点,就在他将一系列精彩文章集结成册、把美国人民撩拨得心花怒放的第二年,即1980年,美国发现了第一例爱滋病,如今,爱滋病的蔓延几乎成了不可阻挡之势,而三十余种新老传染病的肆虐,使联合国卫生组织不得不在1997年世界卫生日发出:
“正在出现传染病,全球警惕,全球应战”的号召。
抗生素在开始阶段对细菌有强大的杀伤力,然而,几十年过去后,却效果越来越差,副作用越来越大,有效期越来越短,人类只好不断地发明各种新的抗生素,从而价格也越来越昂贵。
“你想杀我我会躲,你能变化我也能”,细菌拧着劲儿同医生对着干,人与病菌的这场竞赛还胜负未明,了无止境。
人们早就心存疑问:
现代医学到底怎么了?
出了什么毛病?
没有人坦诚相告。
据说,被化学合成药物折腾得早已失去耐性的法国人,早在1980年代就发出这样的呼声:
“回到希波克拉底那里去”,他们向往过去用天然药物治疗的时代。
当然,想回是回不去了,心情可以理解,历史无法倒转。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近代医学已经同传统彻底决裂,形成了几百年的断崖,哪里还能找到古人的足迹?
终于,西方人发现东方尚有一块古老的、完整的医学绿地,就象哥伦布当年发现了美洲大陆一样。
——于是,中医来到了欧洲。
6.叩问中医
我用了一个很文雅的词“叩问”,来形容人们最初对中医的怀疑。
欧美人是有理由怀疑的,因为他们很少接触这样的治疗方法。
从中医在欧美这些年的境遇来看,我感觉到西方科学家崇尚科学精神,但更讲究实际,更看重实用价值。
西方接触中医,最早是针灸。
对于针灸治病的原理、十二条经络及其腧穴的实质,西方人至今无法用当代科学方法予以合理的解释,甚至无法用当代科学手段证实它的存在,怀疑虽有,但并没有人因此断言它不科学而抛弃它,相反,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在美国的41个州,都已经相继立法,允许用中医、针灸治病,科学的确需要这种宽容精神。
倒是在中国国内,有些人远不是用“叩问”这种客气的态度来对待中医的,中医是科学吗?
他们的答案:
不是!
他们认为,科学是能够“实证”的,医疗的价值须具“可检验性”,有效的方药应当经得起“重复”。
而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无法用解剖所见予以实证,中医的治疗经验经不起重复和统计学处理,中医没有科学实验,中医逻辑概念混乱、诊断标准难以客观化。
换句话说,如果中医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就应该可以用通用的自然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它的概念、命题、诊治方法、技术手段,应该可以被公认的科学标准和研究程序加以检验,而现代医学则可以成为衡量中医的“金标准”。
几十年来,人们用西医这把金尺子把中医量来量去,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合格。
有一篇题为《医学是最年轻的科学》的文章,对中医的抨击尤为激烈,作者认为:
针灸、草药都属于旁道医疗;把中华民族的人口繁衍不衰归功于中医,是出于缺乏生物学常识的一种主观臆断;科学是一元的,医学也毫不例外,真正科学的东西在现代不可能由于“歧视与偏见”长期被科学界所拒斥,只有中医这样的伪科学,才局限于狭隘的范围里要求“权威”承认和政策支持;中医在中国特别泛滥,应归于传统的文化和近半个世纪中国zhengfu对中医无批判的保护和发展政策;世界卫生组织提倡传统医学的政策也是有问题的,它除了维护官僚zhengfu的无能之外,于大众健康实际无补;如今再把医学分成西方医学和东方医学是不适当的,一切地域的传统医学,如果其中存在积极的因素,最终必将汇入现代医学,在此之前,不能称为科学(祖述宪,医学与哲学,1997年第1期)。
需要特别申明的是:
我这里引用的全部是原文,除了文章中的“中医”、“中国zhengfu”两个字眼儿之外,一字未改。
毕竟在一个有影响的公开发行的杂志上,指着鼻子呵斥中医和中国zhengfu,还是有失风度的,所以作者在关键词上,来了点“春秋笔法”。
最妙的是,作者还请来了一位“尊神”——刘易斯·托马斯,这篇文章不过是应译者之请,为刘易斯·托马斯的遗著中文译本写的一篇序言而已。
提起这位我在前文中介绍过的美国杰出的医学家、教育家,大家对他失去准头的伟大预言一定还会记忆犹新、哑然失笑的,作者大约并非真心推崇这位过了时、过了气的老前辈,只不过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罢了,因为上述文字没有一句出自刘先生之口,摆明了是作者在借题发挥。
这显然不是叩问,而是把当代医学当作戒律来拷问中医了。
叩问,是轻轻地打,拷问,是重重地捶。
虽然都是一边敲打一边问,但态度上的谦虚与傲慢之分,还是能让人感觉到的。
我倒是认为,要激励人们思考问题,重捶当然比轻打有效;我反而觉得,大部分严辞拷问中医的人,是出自一种社会良心和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心,或是出自对中医的不了解。
毕竟我们偌大一个国家,有这么多人用中医药治病,有这么多学生读中医,毕竟在我们这个行列中,确实有不少打着中医旗号、败坏中医名声的骗子。
作为一个从事中医的医生或教师,怎么能够长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怎么能够让自己所钟爱的事业长期蒙羞?
几十年来,不用别人旁敲侧击,我也不断在拷打自己的灵魂,逼迫自己作出明确的回答:
中医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
7.中医的科学方法
我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
中医是科学,它有自身独到的科学研究方法,中医科学方法的典范是《伤寒论》,而不是人们惯常认为的《黄帝内经》。
中医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或人文科学,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文化的、人文的色彩和技术的功用,只是它的两种属性。
但是,它与我们经常接触到的、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决定性影响的当代科学截然不同!
因而难免引起人们的疑惑。
中医是一门古代自然科学,或者说,它可以称作后现代科学,更准确地说,它应当是一门复杂科学,它研究人体生命活动和治疗疾病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信息论,而不是当代科学(包括当代医学)所惯常采用的还原论。
因此,不能用研究当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医,不能用当代科学原理来衡量中医,从而决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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