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东亚近现代历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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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东亚近现代历史
第十讲东亚跨世纪变革与重新崛起
第一节“东亚”传统文明与近代的衰落
一东亚传统文明的特点
“东亚”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两个部分在内。
地理上指受崇岭和大漠阻隔的东部亚洲地区,文化上主要指渊源于古代中国的传统文明圈,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在内。
因为它位于太平洋西岸,所以又被称为“太平洋亚洲”(PacificAsia)。
这里历来有众多民族聚集,儒、道、佛、伊斯兰等多种文化、宗教交汇,16世纪以来又增添了基督教和西方各国的影响,可以说充满异质性、多样性。
然而,放在世界历史的大版图上,无论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还是就其在现代经济政治发展和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来看,“东亚”相对于其他区域的特性、东亚自身的整体性、同一性还是十分鲜明的。
古代东亚对人类文明有独特的贡献。
早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晨曦时代,东亚已经独立发育出了区别于南亚、西亚文化的本土文化。
东亚流行的汉字以及后来的汉字变形体在世界文字史上独树一帜。
到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中国与印度、希腊、巴勒斯坦、伊朗等地区分别而又几乎同时发生精神的觉醒或曰文化的突破,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富有生命力的文明形态。
从那时以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这一支文化向东、向南、向北发展并与当地土生的文化融合,逐渐成为东亚文化的主流,形成以汉字和儒学为象征的东亚古典文明——华夏文明或称“中华文明”。
正如费正清所概括的:
“可以说东亚就是‘中华文化圈’”。
东亚传统文明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各种宗教文明,其突出特点是世俗性:
她有各家各派的完备的“心性之学”而无系统的神学。
对“天”人的区分与“天人合一”互为表里,“天意”不离人心。
穷究于天人之际的文化负载者、文化符号解释者不是宗教僧侣,而是“无恒产而有恒心”的世俗文化人——“士”。
他们信奉“未知生焉知死”,保持“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所关注的主要是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原则,诸如忠、信、孝、悌、礼、义、廉、耻、智、仁、勇等等,而缺少对来世的关怀。
东亚文明的特点之二是内陆型的农业经济与社会。
东亚与中东、中美洲同为农业发源地,但在后来的发展演变中,惟有东亚形成了高度发达、历史悠久且持续无间断的农业文明。
相比于古代地中海周围频繁的海洋活动、欧洲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特点和西亚伊斯兰文明重视商业活动的特色,东亚尽管也有海上活动,但只限于边缘地区,在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环境下,商品交换只是少量的。
长期的精耕细作和定居生存方式造成的心理定势是“重本(农业)轻末(工商业)”和对“耕读传家”的崇尚。
社会政治组织的构造是由家而国,最后形成父家长制的家国“天下”。
对付游牧地区“蛮狄羌夷”入侵的基本方式则是筑城、墙(长城)以自保,“严华夷之大防”。
特点之三是它函盖范围广大。
汉字和儒家文化的泽被范围超出“中央帝国”而到达北边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南边中印半岛的安南、占城等地。
中国的哲学思想、皇权官僚制度、艺术、文体、建筑乃至服饰样式都成为学习效仿的对象。
“中华”成为华夏文明影响范围内共有的观念。
历史上的朝鲜、日本、越南都曾“各自认为自身是保持中华正统的国家”。
20世纪80-90年代建立在东亚“奇迹”基础上、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亚洲价值观”,其基本内容无论是在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还是在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人居多的马来西亚,都打有儒家文化的印记。
儒家思想甚至被认为是“亚洲价值观”的核心。
以儒学为代表、兼容和吸收其他而形成的“东亚文化”,成为东亚区域文明和东亚地区整体性的重要象征。
除了上述特点,不断的民族混合和人口移动也对东亚文明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并构成其另一重要特色。
华人中占绝大多数的汉族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境内各民族长期融合的结果。
大批华人移居南洋,对东南亚的开发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带去了汉字文化,传播了华夏文明。
在东北亚,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之间的人口移动从未间断。
与东亚大陆“一衣带水”的日本也是如此:
到9世纪初,从朝鲜到日本的移民已经相当稳定。
公元815年日本编撰的宗谱录收入1182名贵族。
其中,1/3强的家族声称有朝鲜人血统或者是汉代移居朝鲜的中国人的后代。
历史上的“朝贡贸易体系”和由此体系而形成的“亚洲区域经贸圈”、“前现代亚洲市场”,是将东亚连为一体的又一重要环节。
“朝贡”体制是“国内基本统治关系即地方分权在对外关系上的延续和应用。
将中央--各省的关系延续到外国和周边,将中央-各省-藩部(土司、土官)-朝贡诸国-互市诸国作为连续的中心-周边关系的总体来看待,并将其整体作为一个有机的体制来把握。
”它的前提是朝贡国(地区、部族)接受中国“天子”——皇帝对当地国王(首领)的承认并加以册封,各国、各地区、各部族则定期向皇帝朝贡。
朝贡不限于各个“藩属”与中国之间,还有各藩属国间次一级的朝贡关系。
例如江户时代初期的日本一面向明朝政府请求赐予“堪合符”以重建宗藩关系,一面迫使明朝的属国琉球暗中向日本纳贡;拉玛一世时的泰国一面继续向中国纳贡,一面将柬埔寨、老挝的诸小国以及马来半岛上的一些苏丹土邦收为藩属。
朝贡体制也是一种贸易体系,以进贡之名行贸易之实。
日本征服琉球后,以宗主自居的萨摩藩强使琉球请求增加向明朝进贡的次数。
获准以后,萨摩藩积极投资琉球的每次朝贡活动,为此不惜向京都和大阪商人借贷。
东亚朝贡体系不是一个只许中国与周边各国(地区)单边往来的垄断贸易体,体系内同时存在次级贸易网(如暹罗——日本——华南贸易网)和多边贸易关系。
此外,朝贡贸易体系还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排斥体系内国家与体系外地区的往来,雍正年间苏禄和暹罗国王给清朝皇帝的贡品中就都有来自西洋的物品。
东亚朝贡体系在明朝建国以后曾经函盖了广袤的东亚大陆和海上区域,包括中国、朝鲜、日本、琉球、越南(安南、占城)、柬埔寨(真腊)、泰国(暹罗)、马来半岛(满剌加)、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菲律宾的苏禄国,甚至远及锡兰。
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东亚贸易曾经空前繁荣。
朝贡贸易体系对东亚地区的文化传播、对东亚区域经济的形成和东亚文明圈的延续起过巨大作用,其形成和长期延续均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朝贡体制的核心是“华夷秩序”。
费正清等人观察到:
早在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之前、甚至在伊斯兰教徒和阿拉伯商人之前,中国人已有实力从事印度洋与东南亚的远洋贸易与海外扩张,但是并没有去做。
对于这一令西方人感到困惑不解的现象,他们称之为“早期东亚历史的神秘性之一”。
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引述东汉大儒何休所谓“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并进一步论证:
以朝贡为媒介而建立的华夷秩序以慕化(慕夏)和“不治”为基本理念,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条约体系”下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的世界秩序——包罗宇宙的普天下的秩序。
这一类论述还有很多。
他们分别指出了华夷秩序以和平交往为主流、以诚信相交为原则的“和天下”的特点,反映出华夏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和平的文明。
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一建立在儒学“天下”观(天下帝国唯我独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上的东亚世界体系是农耕时代自然经济的产物,是一种以“中华”为中心、宗藩之间形同君臣、父子关系的不平等体系。
“中华”的优势地位一旦丧失,这一体系也将随之解体。
西方殖民主义东来以前,东亚“边缘”与“核心”之间的战争多是间断性的或局部的冲突,变故之大如满清从东北入主中原,其结果也还只是体系内关系的调整和对体系的修复,而非体系的破坏。
“华夷秩序”的真正崩坏,是工业化的西方到来和近代日本崛起以后才发生的。
以华夏文明为标志的前现代东亚,无论思想文化、科学技术还是政治制度、贸易、经济的发展,都曾经在人类发展史上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从而给世界以巨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早期的西方思想界。
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都曾经出现“中国热”。
德国哲学之父莱布尼茨甚至将疗救“人与人相互为狼”一类人类恶性的希望寄托在中国文化身上。
华夏文化深深渗入欧洲文明。
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经历了世界大战的空前灾难之后,有见识的欧洲学者又一次面向东方,谈论起东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
然而,令人感叹的是:
恰恰与此同时,东西方都开始发生史无前例的大变化,相互间关系迅速逆转。
二近代东亚的衰落
从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上半叶,东亚绝大多数地区跌入落后挨打的深渊。
18世纪中叶以后,率先走上工业化并以工业化带动向全球扩张的欧洲,对东亚形成史无前例的真正强大挑战。
西方对亚洲的大规模殖民侵略几乎与工业革命同时开始。
英国在18世纪后半叶征服南亚,随后移师东南亚,通过连续三次侵略战争占领缅甸,并将新加坡、马六甲、文莱、沙捞越、北婆罗州等地掠为殖民地。
印度尼西亚在经英、法、荷反复争夺后,在1816年成为荷兰殖民地。
法国从1858年起逐渐兼并印度支那三国。
这样,加上被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占据的菲律宾,整个东南亚除了泰国,几乎全部沦为西方的殖民地。
在东北亚,除了日本经由维新改革成为新兴的东方强国,其余各国也纷纷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随着中国清王朝的衰落,维系东亚传统整体性的“华夷秩序”和朝贡贸易体系迅速解体。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百余年间,先有西方列强以各项不平等条约将东亚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之成为西方中心的另一个边缘地区。
继有日本帝国主义以“东亚经济同盟”、“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等为旗号,用刺刀建立强迫各国屈从于日本的东亚新体系。
百余年间东亚经受了巨大的创痛,也激起了东亚各国空前未有的大变革。
灾难中的东亚如同涅磐的凤凰。
传统的东亚共同体在蜕变为现代的新兴工业化共同体之前,经受了痛苦的血与火的洗礼。
第二节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曲折道路
一前现代的中国
有史以来,中华民族生于斯、长于斯的东亚大陆,纵横万里,地域寥廓,而四周由许多自然障区包围,将它与世界其他区域隔断:
北有无边的戈壁沙漠,干燥而且寒冷,不适于定居与农耕;西部西南部是崇山峻岭,“世界屋脊”;东部、东南部濒临浩瀚的太平洋——这一地理环境特点,促成了古代中国人独特的“天圆地方”、“四维八极”的“天下”观念。
东亚又是地球上最大的内陆季风气候地带:
一年中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普遍湿热然而降雨又严重不均。
而流贯东亚大陆的最大两条河流——黄河、长江因受季风和地理控制,冬季缺水,上游常干旱,夏季则洪水暴涨,危及中下游两岸。
从而造成或“旱魃为虐”(《诗经》),或“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孟子·滕文公下》)。
旱涝在不同地方同时发生,全“天下”则两种灾荒连年不断。
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谈到:
如果我们再研究一下黄河下游的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发现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
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以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
汤因比试图以“挑战和应战”的形象说明揭示:
古代中国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一样,都是生物因素和地理环境两者间交互作用的结果。
但他在这里并没有确切地指出,和其他地区居民没有什么差别的古代中国文明的祖先们,在如此严酷的挑战面前,发展出了怎样独特的文明形态。
我们在这里无意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做详细的论述,也不要重复叙述她的特点,而只是想要提出她的某些迄今仍有重要影响的基本要素。
这些要素有的相互一致、相互维护甚至相互强化,有的则相互矛盾:
一、“大一统”。
首先是“大”。
大江大河与无边无垠的大平原使组成庞大的社会共同体成为可能,而大农业为它提供了经济基础。
钱穆先生提出农业文化有大型小型之别,讲得很有道理。
他说:
古代埃及巴比仑等皆小型农国,内部发展易达饱和,外面又不易捍御强暴,因而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
独中国为古代唯一大型农国,其文化发展得捍御游牧文化之侵凌而绵延迄于四五千年之久,直到有新科学新工业装备的新的商业文化出现,才使之相形见拙。
总而言之,“独有中国文化,产生在特别大的地面上。
这是双方(中国较之埃及、巴比仑、印度——引者)最相异的一点。
”
其次是“一统”。
统一不仅是农耕文化防御强悍的北方游牧部落侵凌的需要,上述自然地理与气候条件造成的经年不断的水、旱强灾害,更早也更强烈地提出了江淮河汉大农耕区政治经济统一以大规模治水和有效赈灾的要求,因为真正实现所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孟子·梁惠王》),寡民小国能力终为有限。
黄河流域的先民们较早产生“平洪水定九州”、四海一家、结束诸侯割据“相伐”、相互间“以邻国为壑”状态的愿望,表现在史实,是“早封建、早集权”:
周初大规模“封邦建国”、“分土而治”,比之西欧中世纪封建制度早了一两千年。
以后经诸侯相互“以土地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孟子·尽心章句下》),到春秋时代大国相继称霸、率诸侯盟约“无曲防,无遏籴”,再到战国时期短暂的齐、魏“徐州相王”和齐、秦互相称帝双强对峙,终至秦国在七雄中脱颖而出,以“振救黔首周定四极”为号召,扫灭列强而一统天下,随后又“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并筑万里长城以防御北方游牧族南侵。
比之欧洲,中国周秦之间的宗法“封建”制自有特色而历时更久,“封建”结束以后的统一国家,较之欧亚大陆其他文明区域统一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多民族国家)的出现又早了千余年,而且一旦形成便在两千年间长期稳定下来,此后虽然间歇性出现分裂割据,但加起来不过数百年时间。
统一由“江山一统”及于社会、经济、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全国统一度量衡”。
历史上,“大一统”是维护和扩散华夏文明的必不可少条件。
16-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并东侵,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印度和东南亚,但却不能大规模侵入中国南大门。
与此同时,中国虽属被动地进入新兴的世界市场,但由于物产丰盈,所以能以丝、茶等农产品大量输出而掌握外贸主动权,这些都与“大一统”不无关系。
然而,正所谓“大有大的难处”。
与“大一统”相伴生的是延续两千年而不变的皇权专制主义和集权官僚制度。
“大一统”给以农耕为基础的华夏文明所造成的历史自然演进惯性、思想惰性和发达的皇权官僚政治制度的顽固性,使之在史无前例地遭遇到西来的新兴工业文明(钱穆称之为“商业文明”)之际进退失矩,行动困难。
“大一统”的这些不同层面都对中华文明的承续和发展影响巨大。
“大一统”的观念对中国乃至东亚文明的当代发展和未来走向,仍然会有重大影响。
二、包容与“变通”。
《易经》主“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孔子也讲过“君子和而不同”。
“和”意指“相辅相成”如八音克谐百鸟齐鸣。
这些都已经意含包容。
长时期中,儒学是中华文化的正统、华夏文明的象征或代表。
但是中华文化不限于儒家思想,还有法、道、墨、兵、农诸家和先后从外部传来的各宗各派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思想文化。
儒家思想传到后来也不再是孔学“原儒”,而是吸收了许多别的思想,于是有“道并行而不悖”、“儒表法里”、“法道互补”等种种说法。
中华原典强调“夷不乱华,裔不谋夏”和“以华变夷”,但是“华夏”本身所具有的自信和大气魄,使她能够如大海之收纳百川,吸收、融合甚至同化各种外来文化。
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禅宗,主张人只需在自性中求佛,这已经相当“在地(本土)化”、“中国化”,与儒、道两家主张天人合一的“心学”(庄子借孔子之口讲“心斋(内心的斋戒)”、“坐忘(静坐而物我两忘)”、孟子也讲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接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此外,中华文化也讲“变易”、“变通”,所谓“穷则变,变则通”、“功业见乎变”、“变而通之以尽利”。
“包容”和“变通”使两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能够走上“防卫性现代化”即办洋务学西方的“自强”之路。
当然,这种包容和变通都是有限度的。
两千年间由于“心学”被定于一尊,对于从本体上摆脱唯“心”论的倾向便难以包容,传统中国不能像同时期西欧那样致力于对物质世界的穷究、发展出自己的现代科学技术,不能说与此无关。
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在器物即“用”的层面“师夷长技”相对顺利,在制度和文化等“体”的层面学习、变革,则一波三折、步履蹒跚,也反映了“包容”和“变通”的有限性。
三、保守或曰因循守旧。
这是中华文化的另一要素。
千年不变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周而复始的王朝循环和治、乱更替,使人们难以产生“进步”、“进化”一类观念,而造成思想文化上的保守,好常恶变,重土难迁,崇尚古之盛世,笃信祖宗家法。
“保守”有维护一致和稳定以及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固本”的功能,因而与“包容”并不完全矛盾,与“大一统”则密切相关且相互强化。
同时,一味地向后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墨守成规、成法,以至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等等,必然形成禁锢,成为阻碍“变通”、反对革故鼎新的思维定势和思想武器。
应当说,因循保守是农耕文明的共同特点。
钱穆论定“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
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
”此说于史有征,言之有理。
但钱先生宣称“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将来文化大趋,亦仍必以各自给足的和平为目的”,认为作为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代表的中国,所缺不过“新科学新机械之装备与辅助”,并断定近代欧美文明只是外在的、物质方面的,因而可以传播到各地;而“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文明由文化产出,而文化只能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成。
这些观点本身恰恰证明,传统中国农耕文明培育了根深蒂固的唯“心”主义、文化本位主义等保守观念。
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影响既深且远。
近现代中国的现代化改革特别是较早阶段的改革,领导者或者主观上就是在传统文化思想能够允许的范围内做文章,如“自强”运动时期强调“中学为体”;或者不得不托古以说人,如康有为写《孔子改制考》。
文化主义、保守主义对未来中国和整个东亚文明的发展也会继续产生影响。
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其他要素还有很多,如“内圣外王”、“刚柔相济”、家族本位、道德本位等等,此处不能一一列举。
此外,她所包含的成就取向、对教育的重视、科举考官制度以及由科举制度、土地买卖、经商致富所带来的社会上下等级间流动,常常和他的世俗化倾向、中央集权下的官僚(科层)制度等等一起,被视为前现代中国传统文明中的“实践理性”或者“现代性”因素。
二大变革的前奏
但是,迨到19世纪,这个曾经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古老文明,却在西方新兴工业文明面前,一下子变得苍老,纵有如此多的“理性”、“现代性”因素,也不能挽救其颓势。
19世纪初以前,中国的疆域和传统的政治制度,以及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下的东亚经济贸易共同体都曾发展到极致。
“康乾盛世”的社会经济也有长足发展。
但由于满清政府的极端专制统治,特别是对文化思想的钳制,以及统治集团对正在兴起的西方世界的无知,闭关锁国,坐失良机,“盛世”之下,已经酝酿着严重的内、外危机。
明显的衰败首先发生在政治和社会经济领域。
18世纪后期,大清皇朝从极盛迅速走向衰败。
军队和官僚严重腐化。
漕运、治河、盐税三大要政溃败。
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激烈化。
边疆和内地民变蜂起。
与此同时,以1793年的马嘎尔尼使华事件为标志,现代西方挟坚船利炮和廉价商品大规模东侵的威胁已迫在眉睫。
面对此史无前例之变局,中国人开始冲破障碍发动变革,中华文明再次表现出她内在的顽强生命力。
大变革的先声是儒学当中“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
随即,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提倡了解和学习西方,“旁咨风俗,广览地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语)。
大变革在正统儒学意识形态和既有政治体制框架内部开始:
洋务派打“自强”的旗号,遵循的正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古训。
今天回头来看,在晚清至上而下的保守的现代化运动中,戊戌维新仅短短百余日,清末“立宪”则迟迟不立。
相形之下,洋务运动虽然也是问题重重,但持续最久且声势最大,因而关于它的争议也最多。
评价从“无一成效可睹”(梁启超)到“近代中国前进历程的重要一步”,讨论热烈、持久而仍无定论。
这又说明它影响之深远。
推动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的社会力量大体有二:
一是不在庙堂的先进知识分子。
鸦片战争以前,满清政府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对外以“天朝”自居,闭关自守,盲目自大;官僚士大夫则普遍醉心于八股饾饤无用的文字游戏或者藏身逃避于考据学。
但是也有少数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预见到清廷正在衰落,希望找到一条使中国重新兴旺发达的道路。
著名的如龚自珍(1792-1841)提出“学以经世”主张,开大胆批评时政之先河;魏源(1794-1857)更进一步,针对清朝统治者对世界情况懵懂无知的情况(道光皇帝不知英国“方圆几许,属国若干”,询问“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
平素有无往来”),力主立译馆、翻夷书、刺夷事,并编著《海国图志》,还要求当局为师夷长技而延揽天下人才。
今天回头来看,对魏源的《海国图志》实应当从东亚区域性、国际性意义上给以评价。
因为它所表达的思想,不啻反映了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变革,而且在邻国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日本成为东亚第一个新兴强国,有过启蒙和推动之功。
其二是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
如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钦差禁烟大臣两广总督林则徐,编著《瀛寰志略》详述欧美列强地理人事并公开赞赏华盛顿“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主政同文馆而在近代首倡“兼容并包智周无外”的“部院大中丞”徐继畲,以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被顽固派骂为“鬼子六”的恭亲王奕忻等人。
曾、左、李是湘、鄂、淮地方士绅地主军阀势力的核心,原来多是士大夫知识分子,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战争中崛起。
其头号代表人物曾国藩曾被青年毛泽东目为近人中唯一得学问之“大本大源”者,他一生遵奉程朱理学,而又特别推崇以反对宦官权贵、提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著称的顾炎武。
左宗棠则鄙薄八股而注重农学,曾通过亲身实践写成《农书》一部。
以曾、左、李为代表的洋务派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既忧心清王朝衰败(表现在严厉镇压人民起义),也深恐中国被列强吞噬,因而力主“新政”,改弦更张以谋求“自强”。
如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提出:
面对挟坚船利炮而来“论势不论理”的西方列强,不能以“成法”、“古方”制之: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曾、左、李、张等开始办洋务,由新式军工开始,先后设立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福建马尾船政局等。
第二阶段办起一些民用企业如上海的轮船招商局,河北的开滦煤矿,设在天津等地的电报局、织布局等。
其中,招商局以募股招商官督商办的方式开设。
在这些企业中出现了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从此而逐渐形成其规模的。
应当承认,洋务运动所推行的“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革故鼎新的第一步。
但是,仅有这一步而不继续前进则变革必然受挫。
1893年上海织布局遭火焚毁,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再无后续之力。
甲午战争对于曾经长期居于朝贡体系边缘地位的日本是“以小搏大”。
但是,这是经过明治维新,完成了政治经济制度变革的生气勃勃的新日本,对手则虽经“同光中兴”,骨子里仍在继续腐朽衰败。
“中兴”重臣亦即洋务派诸大员一方面受制于中央政府中腐败、顽固势力的牵制,另一方面为自身地方势力代表、“外臣”的地位所限,洋务活动声势大而成效小。
有识者开始思考进一步的政治经济制度上的改革。
如郭嵩焘注意到日本人在英国学兵法者甚少。
他在从伦敦给李鸿章的信中已经认识到“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
三从衰败走向革命
以曾、左、李和湘军、淮军、鄂军为代表的中国地方军事实力兴起,源于清王朝“中央军”的腐败。
1784年乾隆皇帝杭州阅兵,八旗兵将箭箭虚发,有人甚至从马上掉下来。
正规军基本丧失作战能力,面对白莲教起义、天理会起义等规模越来越大的农民斗争,清廷只好允许地方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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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东亚近现代历史 第六 东亚 现代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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